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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227)：新华文摘 《庄子》三大版本及其异同
（《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0期转载）
张远山
弁言 湮灭两千多年的《庄子》初始本
2008年出版的拙著《庄子奥義》，预告了下一部拙著是《庄子复原本注译》。很多读者以为我欲复原的是亡佚一千多年的《庄子》大全本，其实我欲复原的是湮灭两千多年的《庄子》初始本。
在此之前，学界仅知《庄子》两大版本：其一，“十余万言”（《史记》）、“五十二篇”（《漢书》）的《庄子》大全本。其二，六万余言、三十三篇的郭象版《庄子》。
大多数学者，对郭象版《庄子》持盲信态度，不知其为《庄子》大全本的删残篡改本，更不知《庄子》大全本“外杂篇”中原先大量存在庄殁之后的战国、秦漢史实，在郭象版《庄子》中业已消失殆尽，遂被郭象误导，以为“外杂篇”均为庄撰。
极少数学者，对郭象版《庄子》不持盲信态度，追溯研究《庄子》大全本，然而一切论断無不深陷误区。误区之一，视为郭象之前的唯一版本。误区之二，认为成书时间在司马迁之后。误区之三，认为编纂者是司马迁之后的刘向。
深陷认识误区的原因，是不知成书于西漢的《庄子》大全本之前，更有成书于战国的《庄子》初始本。
本文选取后于庄子的先秦三子之书，即《荀子》、《韩非子》、《吕览》，列举其大量钞引《庄子》之史实，考定《庄子》初始本之存在。进而列举庄殁之后的战国、秦漢史实，考定《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编纂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考定《庄子》大全本成书于西漢，编纂者是先于司马迁的淮南王刘安。最后列举先于郭象的崔譔、向秀所注诸多“外篇”，被郭象移至“杂篇”等史实，综述《庄子》三大版本的重大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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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荀子》明斥、暗引《庄子》初始本
《庄子·内篇·齐物论》：“圣人和之以是非。是不是，然不然。”《荀子·性恶》不点名隐斥：“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1]
《庄子·内篇·大宗师》：“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荀子·天论》不点名隐斥：“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荀子·解蔽》点名明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況把庄子视为头号论敌，正如孟轲把杨朱视为头号论敌。孟轲贬斥杨朱是“無君無父”的“禽兽”，荀況也贬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庄子、魏牟“禽兽行”。《荀子·非十二子》贬斥二人一组的六组论敌，第一组是：“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性恶》又不点名隐斥：“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禮義者，为小人。”全部先秦文獻仅此一见的“它嚣”，既然被荀況列为头号论敌，必定影响极大，声名不逊杨朱，不可能是当时無人提及、后世無人知晓的泛泛之辈。荀況列于庄子再传弟子“魏牟”之前的“它嚣”，只能是“庄周”的代号。
荀況尽管视庄子为头号论敌，仍然一再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仅因不愿明引，遂致后人难辨其源。
《荀子·正论》：“语曰：浅不可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暗引《庄子·外篇·秋水》魏牟对公孙龙所言“坎井之蛙”寓言。“语曰”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赵人荀況（前313－前238），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中山人魏牟（前320－前240），是同时代人，均比宋人庄子（前369－前286）小四五十岁。荀況必知《秋水》非庄所撰，进而可能推知《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均为庄撰，《庄子》初始本之“外篇”均非庄撰，甚至可能推知《庄子》初始本的编纂者正是魏牟。这或许是荀況以“它嚣”代“庄周”、直点“魏牟”之名的原因，因为“魏牟”是头号论敌“庄周”影响最大的当代传人，荀況的直接论敌。
隐去论敌之名，或用代号攻击论敌，实为荀況之惯技。《荀子》频频攻击“惠施邓析”，也以“邓析”代“公孙”，所以把战国“惠施”列于春秋“邓析”之前。《荀子·不苟》：“山渊平，天地比，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既以“邓析”代“公孙”，又暗引《庄子·外篇·惠施》[2]：“惠施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下之辨者（桓团、公孙龙）相与乐之：卵有毛。”“卵有毛”等辩者二十一事，多为公孙龙首创，不可能出自先于孔子的邓析。由于公孙龙是赵相平原君赵胜极其崇敬、长期供养的著名门客，荀況为免得罪平原君，断绝出仕母邦之路，所以不愿明攻公孙龙，而以“邓析”代“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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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榮辱》：“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暗引《庄子·外篇·达生》“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故曰”也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荀子·不苟》：“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化用《庄子·外篇·盗跖》[3]：“申徒狄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
《荀子·成相》：“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化用《庄子·外篇·让王》：“汤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又让务光”。
《荀子·宥坐》：“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化用《庄子·外篇·让王》“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4]
《荀子·哀公》之“东野毕驭车”章，化用《庄子·外篇·达生》之“东野稷御车”章。
知道《荀子》明斥“庄子”者多，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少，故予详引。综上所举，《荀子》之《性恶》、《天论》、《解蔽》、《非十二子》四篇，至少明斥、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二篇五条。《正论》、《榮辱》、《哀公》、《宥坐》、《不苟》、《成相》六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六篇七条。总计《荀子》之十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八篇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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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韩非子》隐斥、暗引《庄子》初始本
荀況至少明斥庄子一次，其弟子韩非卻从不明斥庄子，因为韩非敌视庄子远过其师。
《庄子·内篇·逍遥游》：“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内篇·人间世》：“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外篇·让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均为大反庙堂名教的先秦独家之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点名判決：“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
《韩非子·五蠹》也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上智之所难知也，非民务也。”《韩非子·忠孝》又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恍惚之言，恬淡之学，無用之教也，無法之言也，天下之惑术也。”
韩非之前的“微妙之言”、“恍惚之言”、“恬淡之学”，仅有老、庄二家。“上智”如韩非，十分明白《老子》是庙堂的统战对象，于是《解老》、《喻老》，篡改原文，反注其義，经过韩非的系统“思想改造”，韩非版《老子》变成了庙堂的愚民工具。因此韩非不点名隐斥的，必为《庄子》。“上智”如韩非，更加明白《庄子》难以“思想改造”，無法成为庙堂的统战对象和愚民工具，于是杀气腾腾地必欲“除之”，“以为首诛”。
韩非尽管极端敌视庄子，仍然大量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仅因不愿提及“庄子”，遂致后人难辨其源。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暗引《庄子·外篇·山木》“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韩非所言之《书》，正是《庄子》初始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暗引《庄子·外篇·庚桑楚》“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惑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無所逃矣”。韩非所称“宋人”，正是宋人庄子。“语曰”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無常仪的也。”化用《庄子·外篇·徐無鬼》：“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可乎？”此处韩非隐去“庄子”。
《韩非子·内储说上》：“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化用《庄子·外篇·外物》：“庄子曰：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此处韩非又隐去“庄子”。
《韩非子·说林下》：“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暗引《庄子·外篇·山木》：“庄子曰：腾猿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此处韩非以“惠子”代“庄子”，仿效其师荀況以“它嚣”代“庄周”、以“邓析”代“公孙”之故伎。
顺便一提，《韩非子》频频嘲笑“宋人”，如《说难》之宋人智子疑邻，《喻老》之宋人獻玉遭拒、宋人雕刻楮葉费时，《外储说左上》之宋人棘刻母猴無功，《外储说右上》之宋人狗猛酒酸，《五蠹》之宋人守株待兔，均与韩非极端敌视的宋人庄子有关。[5]
韩非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都一再点明“宋人”，足证他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或许荀況没把关于魏牟的前代学界常识传给韩非。“上智”如韩非，恐怕無法回答如下质疑：倘若“外篇”均为庄撰，那么所有“外篇”的全文均属庄子之言，庄子有何必要仅对其中几篇几句标明“庄子曰”？[6]把“外杂篇”全都视为庄撰的后世学者，也必须回答这一质疑。
《韩非子》从不明斥“庄子”，导致知道《韩非子》钞引《庄子》者，比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更少。其实《韩非子》钞引《庄子》甚多，以上仅举暗藏引用标志或改头换面的五例，其他皆略。据我统计，《韩非子》之《外储说右上》、《五蠹》、《忠孝》、《说林上》、《解老》五篇，至少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四篇四条。《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难三》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七篇十三条。另有《十过》、《说林下》、《难一》、《难势》四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三条四次。总计《韩非子》之十二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一篇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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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吕览》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韩师徒如此敌视庄子，暗引《庄子》初始本，尚且如此之多。吕不韦及其门客并不敌视庄子，《吕览》又是杂钞之书，所以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堪称先秦之冠。
《吕览·必己》“庄子行于山中”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山木》，并且照钞“庄子”二字，毫無荀、韩师徒的心理障碍。
《吕览·去尤》：“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明引《庄子·外篇·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此处“庄子”，若是书名，即指《庄子》初始本。若是人名，则与韩非相同，也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
《吕览·有度》“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庚桑楚》。《吕览·贵公》“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暗引《庄子》初始本之佚文“大勇不斗，大兵不寇”。两处“故曰”，都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知道《吕览》钞引《庄子》者极多，以上仅举具有引用标志的四例。刘文典、高亨、王叔岷、崔大华、刘笑敢、方勇等现当代学者，均曾统计《吕览》钞引《庄子》，因尺度宽严不同，或者有所遗漏，而数量各异。据我统计，《吕览》之《至忠》、《别类》、《求人》、《听言》、《精通》、《期贤》、《召类》、《禁塞》、《下贤》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八条。《当务》、《长利》、《去尤》、《必己》、《适威》、《精谕》、《有度》、《听言》、《应同》、《召类》、《贵公》、《贵生》、《审为》、《离俗》、《观世》、《慎人》、《诚廉》十七篇，至少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十二篇二十六条。《博志》、《精谕》、《用民》、《季春》、《贵公》五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五条[7]。总计《吕览》之二十七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
综上所列，先秦三书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十五条、“外篇”十五篇五十四条[8]，总计涉及、涉及“内篇”、“外篇”二十篇七十二条。足证成书于西漢的《庄子》大全本之前，更有成书于战国的《庄子》初始本。
根据先秦三书的成书时间和撰者生卒年，即可考定《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
先秦三书唯一确知成书时间的是《吕览》，即前239年。此后五年，三子尽殁。前238年，荀況死于楚国兰陵，《荀子》必成书于此前。前235年，吕不韦自杀于河南封邑。前233年，韩非被李斯毒死于秦狱，《韩非子》必成书于此前。《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必在《吕览》成书的前239年之前。此前一年，正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前320－前240）之卒年。因此包含庄子所撰“内篇”、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的《庄子》初始本，必为魏牟编纂，成书时间必在魏牟死去的前240年之前[9]。上限是前256年，因为《秋水》著录的魏牟面斥公孙龙，《盗跖》涉及的秦灭周，均在此年；下限是前240年，即魏牟卒年。上下限之间，仅有十六年。
《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即使取其上限，距《吕览》成书也仅有十七年，距韩非死去也仅有二十三年。而荀況先在赵国、后在楚国，韩非在韩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秦国，無不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足证《庄子》初始本在成书以后的极短时间之内，传播范围即已甚廣。秦漢之际传播范围更廣，漢初士人陆贾、贾谊等人笔下，均已充满《庄子》独有的名相[10]，成为《庄子》大全本于稍后问世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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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吕览》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韩师徒如此敌视庄子，暗引《庄子》初始本，尚且如此之多。吕不韦及其门客并不敌视庄子，《吕览》又是杂钞之书，所以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堪称先秦之冠。
《吕览·必己》“庄子行于山中”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山木》，并且照钞“庄子”二字，毫無荀、韩师徒的心理障碍。
《吕览·去尤》：“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明引《庄子·外篇·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此处“庄子”，若是书名，即指《庄子》初始本。若是人名，则与韩非相同，也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
《吕览·有度》“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庚桑楚》。《吕览·贵公》“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暗引《庄子》初始本之佚文“大勇不斗，大兵不寇”。两处“故曰”，都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知道《吕览》钞引《庄子》者极多，以上仅举具有引用标志的四例。刘文典、高亨、王叔岷、崔大华、刘笑敢、方勇等现当代学者，均曾统计《吕览》钞引《庄子》，因尺度宽严不同，或者有所遗漏，而数量各异。据我统计，《吕览》之《至忠》、《别类》、《求人》、《听言》、《精通》、《期贤》、《召类》、《禁塞》、《下贤》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八条。《当务》、《长利》、《去尤》、《必己》、《适威》、《精谕》、《有度》、《听言》、《应同》、《召类》、《贵公》、《贵生》、《审为》、《离俗》、《观世》、《慎人》、《诚廉》十七篇，至少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十二篇二十六条。《博志》、《精谕》、《用民》、《季春》、《贵公》五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五条[7]。总计《吕览》之二十七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
综上所列，先秦三书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十五条、“外篇”十五篇五十四条[8]，总计涉及、涉及“内篇”、“外篇”二十篇七十二条。足证成书于西漢的《庄子》大全本之前，更有成书于战国的《庄子》初始本。
根据先秦三书的成书时间和撰者生卒年，即可考定《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
先秦三书唯一确知成书时间的是《吕览》，即前239年。此后五年，三子尽殁。前238年，荀況死于楚国兰陵，《荀子》必成书于此前。前235年，吕不韦自杀于河南封邑。前233年，韩非被李斯毒死于秦狱，《韩非子》必成书于此前。《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必在《吕览》成书的前239年之前。此前一年，正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前320－前240）之卒年。因此包含庄子所撰“内篇”、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的《庄子》初始本，必为魏牟编纂，成书时间必在魏牟死去的前240年之前[9]。上限是前256年，因为《秋水》著录的魏牟面斥公孙龙，《盗跖》涉及的秦灭周，均在此年；下限是前240年，即魏牟卒年。上下限之间，仅有十六年。
《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即使取其上限，距《吕览》成书也仅有十七年，距韩非死去也仅有二十三年。而荀況先在赵国、后在楚国，韩非在韩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秦国，無不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足证《庄子》初始本在成书以后的极短时间之内，传播范围即已甚廣。秦漢之际传播范围更廣，漢初士人陆贾、贾谊等人笔下，均已充满《庄子》独有的名相[10]，成为《庄子》大全本于稍后问世的时代氛围。
四 三大版本涉及史实之异同
根据涉及史实之异同，即可考定《庄子》大本全的编纂者，必为先于司马迁的淮南王刘安。
三大版本共有的“内七篇”，無一庄殁之后史实，必为庄撰。三大版本分类构成不同、篇目原文大异的“外杂篇”，多有庄殁之后史实，必非庄撰。
由于魏牟版、刘安版编纂时间相距百年，“外杂篇”的庄殁之后史实，又可分为二类：庄殁之后、魏殁之前的甲类史实，魏殁之后、刘殁之前的乙类史实。
魏牟版“外篇”，仅有甲类史实，没有乙类史实。如《列御寇》之“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可证此篇撰于前286年庄殁之后。又如《胠箧》之“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可证此篇撰于田齐第十二世齐王建前264年即位之后，庄殁至少22年。高亨等人认为《胠箧》撰于前221年秦灭齐之后，与钞引《胠箧》的《吕览》成书于前239年牴牾。又如《秋水》之魏牟面斥公孙龙，可证此篇撰于前256年秦围赵都邯郸失败、魏牟离秦至赵会见公孙龙之后，庄殁至少30年。又如《盗跖》之“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可证此篇撰于前256年秦灭周之后，庄殁至少30年。
刘安只做加法，所以刘安版“外篇”、“杂篇”、“解说”，除了新增不少甲类史实，又出现了魏牟版不可能有的乙类史实。
刘安保留魏牟版“外篇”约二十二篇，增补符合刘安思想、融合儒道名法的《在宥》、《天道》等“新外篇六”，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新外篇六”。假如大谈“有天道，有人道”、“上無为，下有为”的“新外篇六”，原先已在魏牟版“外篇”，《荀子》贬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难以理解，《韩非子》必欲“除之”、“以为首诛”也十分奇怪，同樣融合儒道名法的《吕览》一字不引就更不合理。也有乙类史实，如《天道》之“十二经”、漢语史首见之“素王”。[11]
刘安版新增“杂篇十四”，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杂篇十四”。又如《说剑》之“赵文王”，可证此篇撰于前266年赵王何殁后得谥“惠文”之后（别無谥“文”之赵王），庄殁至少20年。也有乙类史实，如佚文之“荆轲”、“燕太子丹”、“田光”，可证佚篇撰于前227年荆轲刺秦之后，庄殁至少59年，魏殁至少13年。又如佚文之“卢敖”，即替秦始皇求仙药的秦博士“卢生”，后与侯生等四百余人同被坑杀，可证佚篇撰于前212年秦始皇坑儒之后，庄殁至少74年，魏殁至少28年。
刘安版附录“解说三”，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解说三”。也有乙类史实，如“解说三”均为刘安或及门客所撰，其中两篇《庄子略要》、《庄子后解》，见于李善《文选注》转引司马彪《庄子注》。总之，《庄子》大全本既有魏殁之后史实，又無刘殁之后史实，更有刘安所撰之篇，足证编纂者必为刘安。
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同时稍后的司马迁、刘向等人可能心知肚明，仅因刘安被漢武帝诬为谋反而自杀，遂避讳不言。刘安所撰“解说三”，同时收入刘安自著的《淮南子·外篇》，原本是考定《庄子》大全本编纂者的重要证据。由于《淮南子·外篇》很快亡佚，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之史实，遂长期隐入历史忘川。[12]
郭象只做減法。甲类史实在郭象版中大量消失，仅有少量遗漏，因为“田齐十二世”、“赵文王”、“秦灭周”、“魏牟面斥公孙龙”等庄殁之后的甲类史实极为隐晦，郭象不易删尽。乙类史实在郭象版中消失殆尽，因为“荆轲”、“卢敖”等庄殁之后的乙类史实极为明显，郭象极易删尽。
郭象竭力删去庄殁之后史实，是后世不知魏牟版《庄子》初始本、误以为“外杂篇”均为庄撰的根本原因。庄学研究从此被引入歧途，深陷“外杂篇”是否庄撰、有無庄撰的泥淖，一切论断皆失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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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大版本分类构成之异同
现将《庄子》三大版本之重大异同，尤其是分类构成之异同，综述如下。
版本一，《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末年，编纂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包括庄子所撰“内篇七”，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约二十二篇。魏牟版《庄子》初始本，篇数总计约二十九篇，字数总计约六万，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
后于魏牟（前320－前240）的荀況（前313－前238）、吕不韦（前290－前235）、韩非（前280－前233）等先秦士人，先于刘安（前179-前122）的陆贾（前240－前170）、贾谊（前200－前168）等漢初士人，所见、所引、所论都是魏牟版《庄子》初始本。
版本二，《庄子》大全本，成书于西漢初年，编纂者是淮南王刘安。对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予保留，仅做加法。约增补慕庄后学所撰“新外篇六”《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在宥》、《天道》，湊成七的四倍，合为“外篇二十八”。新增慕庄后学所撰“杂篇”《说剑》、《渔父》等，湊成七的两倍，是为“杂篇十四”。刘安为了湊数而降低标准，在“新外篇六”、“杂篇十四”中编入不少劣篇，意在把内外杂的总数，湊成七的七倍，即四十九篇。加上作为附录的刘安所撰“解说三”，刘安版《庄子》大全本，篇数总计五十二篇，字数总计十余万，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13]
后于刘安（前179-前122）的司马迁（前145-前90）、刘向（前77-前6）、扬雄（前53－后18）等西漢士人，班固（32-92）、高诱（160-212）等东漢士人，先于郭象（252-312）的阮籍（210－263）、嵇康（224－263）、司马彪（？-306）、孟氏（生卒不详）、崔譔（略先向秀）、向秀（227-272）等魏晉士人，所见、所论、所注都是刘安版《庄子》大全本。
魏晉之际，何晏、王弼大谈老庄，嵇康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宣称“以庄周为模则”[14]，《庄子》遂成显学。先于郭象的司马彪、孟氏等魏晉士人，全注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包括仅是附录的“解说三”。先于郭象的崔譔、向秀等魏晉士人，选注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全注“内篇七”，选注“外篇二十八”之二十篇左右，全都不注质量低劣的“杂篇十四”，全都不注仅是附录的“解说三”。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称之为“有外無杂”。
版本三，《庄子》删改本，成书于西晉初年，编纂者是儒生郭象。对《庄子》大全本大做減法，又予大肆篡改。删改“内篇七”关键字句，改造成符合郭象義理、违背庄学義理的郭象版“内篇七”。删去“外篇二十八”之四篇，又把魏牟版、刘安版的九篇“外篇”《庚桑楚》、《徐無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列御寇》、《天下》，移至“杂篇”，再删改剩下的十五篇，改造成符合郭象義理、违背庄学義理的郭象版“外篇十五”——刘安版“新外篇六”均在其中。删去“杂篇十四”之十二篇，保留《说剑》、《渔父》两篇，与移外入杂、已被删改的“新杂篇九”混在一起，改造成符合郭象義理、违背庄学義理的郭象版“杂篇十一”。全删“解说三”。郭象版《庄子》删改本，篇数总计三十三篇，字数总计六万六，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
郭象“移外入杂”九篇的证据之一是，先秦三书钞引了其中七篇，弃而不钞的两篇，是专论内七篇的《寓言》、大反庙堂名教的《则阳》。证据之二是，其中八篇（包括《寓言》、《则阳》）之下，唐人陆德明均引先于郭象、“有外無杂”的崔譔注、向秀注，仅有《让王》之下未引，因为崔、向均未选注《让王》。《让王》是先秦三书钞引最多之篇，《荀子》、《韩非子》各化用二章，《吕览》钞引十四章，必在魏牟版“外篇”，刘安版承之。郭象把极其重要的“外篇”九篇移至“杂篇”，意在贬低其重要性，炮制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
郭象版“杂篇十一”，仅有《说剑》、《渔父》原属刘安版“杂篇十四”。证据是唐人陆德明未引先于郭象、“有外無杂”的崔譔注、向秀注，仅引后于郭象、以郭象版为底本的李颐注。
后于郭象的西晉李颐、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等無数士人，以及一千七百年来的無数读者，所见、所论、所注都是郭象版《庄子》删改本。
结语 真庄学与伪庄学
魏牟版和刘安版，篇数、字数相差很多，但是魏牟版之全部，均被刘安版保留，基本倾向并未逆转。因此魏牟版的先秦读者荀況、韩非，均知《庄子》是大反庙堂名教的“反书”。刘安版的两漢读者之中，司马迁认为“庄周诋詈孔子之徒”，刘向认为“庄周滑稽乱法”，扬雄认为“庄周罔君臣之義”，班固认为“庄周”、“魏牟”均属第六等“中下”之人，又撰写《难庄论》[15]，仍然均知《庄子》是大反庙堂名教的“反书”。
魏牟版和郭象版，篇数、字数相差不多，但是篇目原文、分类构成大为不同，基本倾向徹底逆转。针对魏晉时代“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的庙堂意识形态危机[16]，郭象起而反击，炮制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删残篡改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反注其義，认为《庄子》的主旨是“名教即自然”。经过郭象的系统“思想改造”，大反庙堂名教、贬孔斥儒的魏牟版、刘安版真《庄子》，变成了拥护庙堂名教、尊孔尊儒的郭象版伪《庄子》。与韩非版《老子》、王弼版《老子》一樣，郭象版《庄子》也变成了庙堂的统战对象和愚民工具，
若有二人争论《金瓶梅》是否“黄书”，而二人所读都是《金瓶梅》全本，那么仅是观点不同。倘若一人所读是全本，一人所读是“洁本”，那么“观点不同”就是伪命题。伪命题的根源是：二人所读《金瓶梅》，原文详略不同。
若有三人争论武松是否“好漢”，而一据《水浒》，一据取资《水浒》的《金瓶梅》，一据反《水浒》的《荡寇志》，那就不仅是原文详略不同，而是原文毫不相干，宗旨完全相反。
对刘安版《庄子》而言，郭象版《庄子》不仅是原文不全的“洁本”，删残的原文也被篡改成了伪原文。对魏牟版《庄子》而言，郭象版《庄子》是反《庄子》的伪《庄子》。
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早已发现，盲从郭象義理，不可能得庄真義，所以不断对郭象義理提出修正。然而一切郭象義理的修正主義，都是据《金瓶梅》“洁本”论《金瓶梅》是否“黄书”，据《金瓶梅》、《荡寇志》论武松是否“好漢”。郭象修正主義的“学术进步”，常比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更加符合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
为了使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更符合郭象義理，郭象追随者又反复删改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甚至反复删改郭注。据宋人陈景元《庄子阙误》统计，三十三篇伪原文有65923字，然而据我统计，清人郭庆藩《庄子集解》的三十三篇伪原文減至65181字，少了742字，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的三十三篇伪原文又減至65149字，少了774字。足证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中，郭象追随者不断删改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清除难以自圆的障碍，炮制越来越多的伪证，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遂成难以撼动的庄学至高权威。
既知郭象版《庄子》之伪、郭象義理之反庄学以后，郭象版伪《庄子》和郭象義理仍然大有研究价值。因为郭象版伪《庄子》和郭象義理，流传中国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流传世界也有数百年之久，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世界之中国观的负面影响之大，鲜有及者。
唯有复原魏牟版《庄子》初始本的本来面目，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之圣经的《庄子》，才有可能正本清源，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隐秘内涵，才有可能不失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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