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130)：
漢武帝并没有执行罢黜百家，漢唐宋明都崇道教，中国不是儒教专制两千年
有了前边的铺垫，我们要逐渐开始涉及更深的核心内容了。
有了前边的铺垫，我们要逐渐开始涉及更深的核心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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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儒教毁灭华夏上古文明之后从思想上钳制了华夏儿女，但是道不远人，而且我们华夏儿女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两千年来我们对儒教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
道不远人，这两千多年来，我们也创造了举世無双的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到满清以前，科技都保持在世界最前列。
虽然我们被割裂了上古的记忆，但是，我们身体里有来自上古祖先神仙的基因，追求自由与真理是我们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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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邪恶，与恶者同，
道家先祖早告诉我们这个。
道家先祖没一个让我们所谓“胸怀廣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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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如何上位，已经是一幢历史疑案，如今已经很难考证，已经被人有意隐瞒。
（1）我们必须看到各类历史记载上。
漢武帝从来没有为“罢黜百家”烧过一本书，杀过一个人。漢武帝不仅没有实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而后来把要求漢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给罢黜了。
史书铁证钉钉
《漢书·董仲舒传》：“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災异”。
漢武帝只是曾经一度比较崇尚儒学而已。而且漢武帝后来走入道家修炼的行列。《漢武帝内传》：“漢武帝好仙道，西王母七夕降九华殿，以五桃与帝” 这时漢武帝更不会“独尊儒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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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满族后清的历史书里，哪个皇帝求仙求道想修炼了，立刻被扣上昏庸迷信的大帽子。其实满族后清的犹太無神论本身才是真正的迷信！但是满族后清真的把这个东西灌输给了许多中国人。
皇帝求仙求道是这个皇帝有修道之心，是珍贵的，決不是什么满族后清所宣称的“荒谬思想”。最有做为的皇帝都是访道求仙的皇帝！
而且即使漢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真的，又怎么能推导出“中国之后儒教专制两千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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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禮，令老先、孔次、末后释”。
唐太宗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唐李氏乃太上老君后代，太上老君是祖宗，道教是唐朝的国教。
唐太宗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
宋真宗是有道号的“崇文廣武仪天尊道寶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宋徽宗号“道君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注《道德经》，要求大明子民家家诵读《道德经》，曰：“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寶”。
……
这些皇帝，谁独尊儒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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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古代从来都是自由的，甚至到了宋朝皇帝即位时都必须先发誓不杀士大夫文人言官才能即位。满族后清老说中国古代如何黑暗专制，恰恰它才是最黑暗最专制的。别人说它专制黑暗它就拿被它篡改了的历史说中国从来就是这樣。其实这才是欺世的天大谎言。
可是满族后清几十年的洗脑欺骗，中国大陆理论界都把“漢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儒教专制了两千年”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的论文中被廣泛征引。甚至在国外也是如此。实是悲哉！
一邦言官，天天进言监督皇帝，
还有一邦宦官，时不时的幕后来一下。
究竟我们中国古代皇帝怎么专制独裁了
把整个漢族的古代史说成是专制独裁的，
就为满清专制独裁找到了最佳的附体避风港。
你一批满清专制独裁，立刻满清就说那也是你们漢人皇帝的。
这么会转嫁矛盾转移目光找替罪羊呀。
我们不能不说满清的阴谋是远远在漢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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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漢武帝，下面再看看我们历代漢家帝王是如何崇尚道教，反对儒教佛教等蜥蜴人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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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
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葉”，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
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
“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漢，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況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無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葉。”⑾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
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
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
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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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強大的唐朝是老君子孙治世，唐皇室尊老子为始祖。
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
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邦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
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
《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武德三年（620）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
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禮，令老先、孔次、末后释。”⑨明确规定道教在儒教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
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⑩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卻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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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李治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
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
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葉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壽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無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⒀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⒁高宗李治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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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著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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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著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⒃但中宗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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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玄宗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寶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寶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载再次尊为 “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樣，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園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夢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⒄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寶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寶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無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寶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寶符濳应年号，改元“天寶”，又改桃林县为“灵寶县”，晉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寶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卻大加赞赏。
玄宗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決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寶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寶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禮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禮。
玄宗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⒆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寶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禮醮祭制度。
玄宗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減《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制”：“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⒇天寶元年二月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为通玄真人、沖虚真人和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并规定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
玄宗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自为之作注，颁示天下。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二十三年又修《義疏》。天寶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禮。为了突出《道德经》的地位，天寶四载十月下诏规定：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寶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義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
第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观主史崇玄及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沈佺期、员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经音義》及《妙门由起》等共约150卷，玄宗亲自为《一切道经音義》作序。开元中，又发使搜求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谓五千七百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编纂的《道藏》。为了使道经廣为流布，天寶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馆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太一观持诵。天寶十载又命写《一切道经》五本（部），颁赐诸观。
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旧唐书·禮仪志》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迹，滋于岁月。
因为玄宗崇尚斋醮，故特别爱好各种斋醮乐曲，并组织创作。
据《新唐书·禮乐志》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及天寶四载，他还先后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宫。天寶十载还在内道场亲自教诸道士步虚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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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太子宾客贺知章清为道士，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所之多。王公大臣对他的“尊道教”，“表贺無虚月”，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
安史之乱一度波及“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许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尽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动摇。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無不继续尊祖崇本采取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继续发展。
武宗李炎在藩时即颇好道术。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玄坛受法箓，以归真为师。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一作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廣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三年夏，作望仙观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罗浮道士邓元起（一作超），复造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武宗会昌灭佛。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武宗宰相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大唐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大力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M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葉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園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占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
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隸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無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
在廣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憲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啟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
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無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