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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66)
（三）儒教讲君子不器，大烧科技书，科技大倒退。
要烧的“书”，因为只有“医药种树卜筮”不烧。那么烧的面相当廣，百家文獻、各国官方文獻（含刑书、史书、文告和档案文书等）、先秦各国史传的、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类图书、字书等。
孔子曾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即禁止讲究科学与技术的罪恶的政治主张。秦始皇尊孔崇儒，大搞愚民政策，必然要抑制科学技术等理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儒教弟子李斯《取缔“私学”令》所下令烧毁的“书”，必然是包括数学为主的科学技术类书、字书等理性文化读物，而決不仅仅是儒家的所谓 “《尚书》”。
（四）
与先秦古人的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联的科学技术书、字书等书籍。稍微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们也许知悉，数学、营造、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学（廣義），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五大带头学科。而前四项，即数学、营造、医药与天文历法，即与科学和技术有著不同程度的联系，尤其是数学和营造，与科学和技术更是关系密切。中国先秦素有手工业发达的称誉；发达的手工业，必然要与发达的数学和发达的营造工艺相联系。
有考古证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如《云纹禁》、《曾侯乙编钟》等，其制作技术，已采用了非常先进的“失腊法”，不仅领南北各国之先，而且挤身于当时世界上的一流行列。春秋末期《墨经》中的几何学、力学等的产生和形成，完全有赖于当时各国普遍开展的科学与技术的丰富实践。湖北张家山考古出土的楚国“《算数书》”这一先秦的数学著作，被当今权威学者证实为东漢《九章算术》的“母本”（沈康身《中国数学史大系》第2卷《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传世本战国《周髀算经》一书里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股定理。所有这些丰富的成熟的数学知识，既来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又指导著新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揭开《考工记》一书由漢儒刻意披上去的那一层神秘面纱，可以看到先秦的手工业，从造车到都城等营造工艺上的丰富的技术内涵，以及与数学知识等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数学与营造等科学技术类书籍，是春秋战国各国普遍流行的一般读物，这是由当时实用、理性与富于竞争的时代特征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儒家的神秘史观所決定的。此外，先秦各国还流行著“字书”和其他方面的读物，都属于“书”的范围。如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的1200余支战国楚国简书，内容包涵了“80余种先秦古籍”。（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386页，学苑出版社2003）据称，这些楚简书涉及到文字、教育、政论、音乐等方面。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简牍4000余片，属于“楚系文字”，“内容为记事性先秦古书”。（同前，第385页）而马王堆3号漢墓出土帛书26件12万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同前，第401页）这些考古事实表明，春秋战国流行的“书”，除了百家书和各国史传诗歌等以外，还流行著以数学、营造为主的各种科学技术类书、字书和一般各种记事书等。由此可见，李斯《取缔“私学” 令》中“诗、书”之“书”，所指当是这类以数学、营造为主的科学技术类书、字书和各种记事书等。
综合古文獻记载，儒家的“《诗经》”与“《尚书》”这二部书的书名，要延至西漢才出现。即是说，先秦根本就不存在儒家所谓“诗经”和“尚书”二部儒书。儒书的“诗三百”，歌颂周王的“武力”、鼓吹“天命”，只是儒家内部的读物，并不表示各国、各学派都能接受，在各国毫無影响力。秦始皇尊孔崇儒，继承 “周德”，“诗三百”更能符合其政治需要。因此，李斯《取缔“私学”令》中的“诗、书”，应确指先秦各国史传的诗歌，以及以数学为主的各种科学技术类图书、字书等。顺便一提，近几十年来国内新出版的《史记》、《漢书》等，把“诗、书”各加上书名号“《》”，变成“《诗》”、“《书》”，是一种附会穿凿之举，有误导读者之嫌，是完全不可取的。
烧科技书，使华夏科技大倒退，我们已经不知道秦皇陵中镀铬的寶剑和记忆金属都是怎么做的了，更不知道那些武器系统的流水线机械加工是怎樣的了，这个以后再详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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