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洪志评论(33)五胡乱华时的羯胡是不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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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评论(33)

古希伯来语“羯胡”的意思是“犹太”,JEW! 究竟五胡乱华时期的羯胡是不是犹太人?


移置犹太精神的黄色先知: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

杨鹏

洪秀全:让孔子、孟子痛哭

  当谈及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会简单认定,“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所在。“科学与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就嘲笑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但是,仅看到这一层,狾野1颇。西方文化中的犹太文化,对中国也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珣`常被人们忽视。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含科学、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腊—罗马文化,二是以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说近现代中国受到“科学与民主”影响,等于说中国受到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之战、天国降临为特征,是不是这樣的宗教精神要素对中国较少足夠影响呢?情況正好相反,近现代中国百年史,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沖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精神结构对近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比希腊-罗马文化“科学—民主”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这樣的说法,可能与常识有一定距离,但并非全無道理,因为从思想层面看,近现代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现代中国,有三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而他们都深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让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な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樣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義的D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義,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強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拿到此书之初,并没有开始阅读,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书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来访,拿起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己久的《劝世良言》,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当下打开翻阅。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決心皈依上帝,“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D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な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漢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从1851年太平军开始起義到1868年徹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这是前無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大规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作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無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顿在《文明沖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称,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以各文明体为边沖突边界线。但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来看,享廷顿过于相信各文明体的内部统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沖突,也可能不是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可能发生在各文明体内。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文明体内的沖突,可能才是文明沖突更通常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和改造出来,但它的基本思想要素,并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犹太文化支配了洪秀全,洪秀全支配了太平军,太平军影响了全中国。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突进,没有最终成功。成则王侯则者贼,太平天国失败了,就被文人们骂为邪教王国。成败之间,历史的偶然性太多。如果太平军成功了,结果会如何?

  
孙中山:打断白帝神像胳膊,把关公像扔进侧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死于南京。两年后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生于な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会学校上学,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并在美国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加入基督教的行为,受到哥哥孙眉反对,孙眉要求他多学国学。1883年夏,孙眉強行将孙中山送回国。但是,回到家乡后,孙中山疶O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进到村里的北帝庙,打断了北帝偶像的一只手,并毁掉的偶像三具,还对 前来围观人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樣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樣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 事后乡里大兴问罪之师,将孙中山逐出乡里。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热心于基督教传教工作。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来信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 。并令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又骂又打。但孙中山并不听话,他跑到孙眉书房,将悬在壁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来扔进了厕所。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 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 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须敬畏上帝。”

  曾经影响过洪秀全的犹太文化精神,再次影响了孙中山。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国政治变革再次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不排它的一神教。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它性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中国传统习俗,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表现出洪秀全那樣強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決绝的态度。刚建“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常在公开场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因此曾被同志们称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并没有继续他年轻时打断白帝神像胳膊和把关公像扔进侧所的那些举动。他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与洪秀全不同的态度,他尽可能地进行利用。他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各种大众熟悉的语词,如“天为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读。我们对他这樣的行为,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他吸取了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教训。谁都知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否定和摧毁儒教的徹底反对,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其二,他必须适应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话语熏陶的民众。他必须按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方法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处于这种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用旧概念装上新价值。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旧瓶子装上“三民主義”的新内容,即是如此。

  其三,“三民主義”主義以“民族、民生、民权”为内容,第一条就是“民族”。从孙中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讲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但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民族主義与民族传统文化应是一个什么樣的关系?对洪秀全和毛泽东来说,为了民族的利益,应首先应当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说,民族主義可以意味著消灭或改造民族文化。但是,从常理来说,一般民族主義者,应当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孙中山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強烈批判者,但显然也不是什么热爱者,他“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義者。对当时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的儒教,孙中山没有公开表达过多少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孙中山对儒教的真实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宋庆龄1937年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中猜测一二,那里面说:“孔子学说是徹头徹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如果孙中山对儒教有好感,恐怕宋庆龄不会如此直接地攻击儒教。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倒是曾经明确提出过他的文化政策,说是“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

  孙中山是坚決和顽強的,但在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有的忧郁。这种忧郁,大概是因为他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行动总处于不断的沖突之中。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媯孕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樣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樣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

  無论孙中山思想有多复杂,無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孔丘名高实粃糠

  说毛泽东受犹太文化影响,并不仅仅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義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通过马克思主義实现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死后要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崇敬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義者。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文化与马克思主義的内在统一性,我们就可以推断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我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決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挾菑W帝的任务,肩负著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

  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

  第四个要素——善恶決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決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U光。

  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決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琠笑痋C

  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反宗教的,它怎么会与上述这樣的犹太精神结构统一呢?其实,换一个视角,我们就能看出两者的统一性。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義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義)—历史规律选择了無产阶级—無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義。

  第一个要素——客观历史规律——马克思主義強调物质的绝对性,一切皆由物质世界的自身的运动规律所決定。客观规律是绝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世界有铁定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变化也一樣有铁定的历史规律。真理只有一个,人类只能顺应,不能违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还能记得几十年前的那首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在马克思主義中,犹太教的“上帝”概念被“物质”概念所替换,“上帝不可抗拒的意志”被“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替换了。“唯上帝论”与“唯物论”,需要有唯心与唯物的差别,但在绝对主義这个意義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要素——無产阶级——新时代的选民,新生产力的承悚怴A资本主義掘墓人,承挾蛜R毁资本主義建立共产主義的特殊使命。马克思主義中,犹太教的“选民”由“犹太人”变成了“無产阶级”。“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与“历史选择了無产阶级”,在选民意義上是同一的。直到今天,政府的文件里还习惯用“历史选择了”这樣的词语。

  第三个要素——無产阶级政党——共产主義的先知团队,新时代的救世主,领导人类推翻魔鬼资本主義的弥赛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無产阶级先锋队。《东方红》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海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四个要素——最后的斗争——大工业时代無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国际歌里唱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不。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

  第五个要素——共产主義——最后的斗争结束后,阶级消失,国家消失,人类进入人人平等的、自由的共产主義社会。这樣的情感,弥漫在《圣经》的诗篇之中。先知以赛亚唱颂道:“他(上帝)将各国争端消除。人们将铸剑犁,铸矛为镰。人间不再有战争,人们不再备战。”马克思強调,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阶级消灭的目标。人压迫人的现象,将徹底终止,人类进入無阶级沖突的共产主義。

  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義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 ——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 ——無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 ——共产党(無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 ——最后的斗争(無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決战)
天国降临大地 ——建立共产主義社会

马克思主義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表相上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義上,马克思主義,不过是以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是科学化的犹太教。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共产主義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多是犹太人。早期共产党的军队,依托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身上(奴び民族),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和宗教般的Y身精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義的根子,本来就在犹太教精神结构之中。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宗教团队。

以这“五大要素”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孙中山的思想中,并没有勾划清楚一个明晰的“天国境界”,缺少強烈的“选民意识”,对善恶斗争的不可妥协性強调不夠,大概这是孙中山理论在社会动员上力度相对不足的原因。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洪秀全和毛泽东,都更极端地接受了犹太教精神结构,五大要素齐全。在这樣的情況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了一种公开的否定和摧毁的态度。毛泽东说:“孔丘名高实粃糠。”临死前还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从洪秀全到毛泽东,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深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犹太—基督教的沖击和改造。犹太—基督教的内在精神结构,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先后复制出了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三位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犹太教精神进行中国化处理,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但精神结构仍是统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無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谁要想影响中国的未来进程,大概仍然离不开这樣的精神结构。百年中国,在犹太教这种内在的精神结构沖击下,从中国的儒释道中,都没有成长起能夠全面回应这种挑战的中国式精神结构。而中国老百姓,似乎并不排斥而且还欢迎这种犹太精神结构。同时,我们可以想见,犹太—基督教内在精神结构对中国心灵的改造运动,仍将以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下去,但是,今后它会以什么樣的特定的主流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今后会有哪些黑眼晴黄皮肤的犹太先知式的人物出现呢?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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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苛责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了,在当时满族人的统治下,不靠著点基督教,根本起不了事情,很多反清联络大举是在洋人保护下才成的。不管怎么樣,先建立起漢人的政权来,什么都好说。漢人不当政,就连发言权都没有。

基督教,毕竟比纯正的犹太教強,至少没有強制的割禮,呵呵,当年耶稣给废除了的。

——李洪志


無论什么意识形态,能拿来给本民族服务就行,不过就怕尾大不掉啊。

当年朱元璋以波斯明教起事,成事后镇压明教,千年而下,看谁还能再有这一手笔啊。

——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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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伯來語“羯胡”的意思是“猶太”,JEW! 究竟五胡亂華時期的羯胡是不是猶太人?


移置猶太精神的黃色先知: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

楊鵬

洪秀全:讓孔子、孟子痛哭


  當談及西方文化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時,人們往往會簡單認定,“五四”運動時期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所在。“科學與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影響深遠的一個方麵,毛澤東就嘲笑過“言必稱希臘”的現象。但是,僅看到這一層,卻有失偏頗。西方文化中的猶太文化,對中國也產生過更為深刻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卻常常被人們忽視。

  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文化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內含科學、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臘—羅馬文化,二是以猶太—基督教為代表的宗教文化。說近現代中國受到“科學與民主”影響,等於說中國受到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影響。猶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選民、救世主、善惡之戰、天國降臨為特征,是不是這樣的宗教精神要素對中國較少足夠影響呢?情況正好相反,近現代中國百年史,猶太—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的沖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於希臘—羅馬文化。也就是說,猶太—基督教精神結構對近現代中國現實政治的影響,可能要比希臘-羅馬文化“科學—民主”的影響還要深遠一些。這樣的說法,可能與常識有一定距離,但並非全無道理,因為從思想層麵看,近現代中國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猶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現代中國,有三位改變了曆史進程的人物,他們是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而他們都深受猶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響。我們先來看看讓孔子、孟子痛哭於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頭的洪秀全到廣州參加府試考秀才,遇到有人散發一本叫《勸世良言》的小冊子,洪秀全拿到一套。這本宣傳基督教的十餘萬字的小冊子,就這樣開始改變洪秀全的命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

  《勸世良言》是一本宣傳基督教教義的啟蒙通俗讀物,作者是一位叫梁發的中國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華人牧師。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寫了多種通俗性的布道讀物。《勸世良言》中的一半內容,摘錄的是當時的中譯本《聖經》(1824年出版的《神天聖書》)部分原文,另一半則是梁發針對中國的國情闡述的教義,內容涉及創世說、原罪和救贖說、天堂、地獄和末日審判說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學內容。梁發強調:“神天上帝獨真、獨尊、獨威的絕對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靈、偶像都屬於被清除的邪門歪道。若崇拜它們,便將獲罪於上帝。”《勸世良言》中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及民間宗教和巫術風水之類文化進行了抨擊。洪秀全拿到此書之初,並沒有開始閱讀,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書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來訪,拿起了那本在書架上擱置己久的《勸世良言》,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當下打開翻閱。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體悟,決心皈依上帝,“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為歡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啟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來消除人間妖孽,建立太平天國。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開始出門傳教,加入並改造了“拜上帝會”,並很快成為領袖。1847年,洪秀全到廣州,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習,得到全套《聖經》。“拜上帝會”公開宣稱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認同《聖經》,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國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頗有意思的看法,他認為,上帝是全人類的上帝,並不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國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傳統。秦漢以後,偏離上帝,走了邪路,曆朝曆代君王,皆為惡人妖邪。太平天國,是將中國曆史轉向上帝引領的正路而已。

  從1851年太平軍開始起義到1868年徹底失敗的17年間,太平軍軍鋒所及之處,掃地蕩盡遍布中國的孔廟。太平軍不僅砸孔廟和孔子牌位,毀燒儒教書籍,還編出不少“上帝罵孔子”的戲劇,到處演出。這是前無古人,但後有來者的大規模打倒孔家店的運動。

  因為太平天國失敗了,所以現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願承認洪秀全與基督教的內在關係。但從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軍所作所為看,太平天國的基本價值觀,毫無疑問是從基督教來的,是被中國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一書中稱,21世紀的世界政治格局,將以各文明體為邊沖突邊界線。但從太平天國的曆史來看,享廷頓過於相信各文明體的內部統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沖突,也可能不是發生在文明體之間,而可能發生在各文明體內。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滲透造成的文明體內的沖突,可能才是文明沖突更通常的表現形式。

  基督教從猶太教脫胎和改造出來,但它的基本思想要素,並沒有超越猶太教的範圍。因此我們可以說,猶太文化支配了洪秀全,洪秀全支配了太平軍,太平軍影響了全中國。我們可以說,太平天國,是猶太—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一次大規模突進,沒有最終成功。成則王侯則者賊,太平天國失敗了,就被文人們罵為邪教王國。成敗之間,曆史的偶然性太多。如果太平軍成功了,結果會如何?

  
孫中山:打斷白帝神像胳膊,把關公像扔進側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死於南京。兩年後的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從1897年至1892年,孫中山先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會學校上學,受基督教影響很深,並在美國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孫中山加入基督教的行為,受到哥哥孫眉反對,孫眉要求他多學國學。1883年夏,孫眉強行將孫中山送回國。但是,回到家鄉後,孫中山卻與好友陸皓東幹出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情,他們進到村堛漸_帝廟,打斷了北帝偶像的一隻手,並毀掉的偶像三具,還對 前來圍觀人說:“現在你們看見這樣的保護鄉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還照舊笑,這樣的神道來保護我們的鄉村?!” 事後鄉堣j興問罪之師,將孫中山逐出鄉堙C孫中山被迫離鄉赴香港,入香港拔萃書院讀書,熱心於基督教傳教工作。

  孫眉獲悉孫中山在鄉間破壞神像及熱心教會工作,來信斥責,揚言“苟不速與基督教割絕,絕不複寄銀資助之” 。並令孫中山再赴檀香山,兄弟倆在姑刺農場見麵,孫眉大發雷霆,又罵又打。但孫中山並不聽話,他跑到孫眉書房,將懸在壁上的關帝神像取下來扔進了廁所。莊政在《國文革命與洪門會黨》一書中說:興中會成立時,孫中山“率先宣誓,將左手置於開卷的《聖經》上,高舉右手,懇求上卷明鑒,以示矢誌革命,卒底於成”。 又據陸皓東之侄陸燦回憶,在一次興中會入會宣誓儀式上,“孫博士第一個宣誓,把他的手放在《聖經》上,請上帝為他的誓言作證,其他人旋即照辦。” 孫中山曾說:“建國之基礎在於心堙A要除舊更新,必須敬畏上帝。”

  曾經影響過洪秀全的猶太文化精神,再次影響了孫中山。由於孫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國政治變革再次與基督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沒有不排它的一神教。稍有基督教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它性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對中國傳統的儒釋道和中國傳統習俗,不會有什麼好感。但總的來說,孫中山一生中,並沒有表現出洪秀全那樣強烈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決絕的態度。剛建“立興中”會時,孫中山常在公開場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國的曆史,因此曾被同誌們稱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後的政治活動中,他並沒有繼續他年輕時打斷白帝神像胳膊和把關公像扔進側所的那些舉動。他對傳統文化采取了與洪秀全不同的態度,他盡可能地進行利用。他從中國文化中選取各種大眾熟悉的語詞,如“天為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讀。我們對他這樣的行為,我們大體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解釋,

  其一,他吸取了太平天國文化政策的教訓。誰都知道,以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為代表的讀書人對太平天國否定和摧毀儒教的徹底反對,是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

  其二,他必須適應受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和話語熏陶的民眾。他必須按中國民眾所習慣的方法來進行政治動員和組織。處於這種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辦法就是“舊瓶裝新酒”,用舊概念裝上新價值。孫中山將“天下為公”的舊瓶子裝上“三民主義”的新內容,即是如此。

  其三,“三民主義”主義以“民族、民生、民權”為內容,第一條就是“民族”。從孫中山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講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價值觀在民族關係上表現。但在具體政治活動中,民族主義與民族傳統文化應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對洪秀全和毛澤東來說,為了民族的利益,應首先應當摧毀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華。也就是說,民族主義可以意味著消滅或改造民族文化。但是,從常理來說,一般民族主義者,應當熱愛民族傳統文化。孫中山顯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批判者,但顯然也不是什麼熱愛者,他“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也就是說,孫中山不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對當時仍作為中華民族主流價值的儒教,孫中山沒有公開表達過多少正麵或負麵的評價。但孫中山對儒教的真實態度,我們也許可以從宋慶齡1937年發表的《儒教與現代中國》中猜測一二,那媊捋﹛G“孔子學說是徹頭徹尾地封建的、專製的。”如果孫中山對儒教有好感,恐怕宋慶齡不會如此直接地攻擊儒教。在《武昌日知會與耶教之關係》中,孫中山倒是曾經明確提出過他的文化政策,說是“要用基督教作為一個基礎,建築一個新的文化”。

  孫中山是堅決和頑強的,但在他的眼神中,有一種特有的憂鬱。這種憂鬱,大概是因為他的價值理想與政治行動總處於不斷的沖突之中。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臨終前,於病榻上口授了遺囑,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與魔鬼鬥爭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是奮鬥,更當信靠上帝。”

  孫中山以這樣的遺囑,注解了自己。麵對孫中山這樣的遺囑,我們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這句名言了。

  無論孫中山思想有多複雜,無論他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多深,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孫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內外中國人有一位基督教國父,這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還是第一次。


毛澤東:孔丘名高實粃糠


  說毛澤東受猶太文化影響,並不僅僅因為馬克思是猶太人,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精神結構,與猶太文化的內在精神結構是統一的。猶太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實現的。毛澤東曾對斯諾說,自己死後要去見馬克思。毛澤東對馬克思的崇敬是真實的,沒有人會否認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隻要我們能發現猶太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統一性,我們就可以推斷猶太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

  猶太教有內在的精神結構,我將其歸納為“五大要素”,即“上帝—選民—救世主—善惡決戰—天國降臨”。

  第一個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絕對的,隻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誌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後的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的一神論思想,都是從猶太教中生長出來的。

  第二個要素——選民——選民是猶太人。《聖經》上說,上帝與猶太民族簽約,猶太民族承擔著上帝的任務,肩負著神聖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選民。耶穌也說,人類的拯救,隻能來自猶太人。

  第三個要素——救世主——出自猶太人,彌賽亞將降臨人世,拯救人類,將人類引向上帝。猶太教堅持認為,彌賽亞還沒有降臨。基督教認為,彌賽亞已降臨,這就是救世主耶穌。

  第四個要素——善惡決戰——最後的審判之日,善惡決戰到來,惡者被消滅,跌入地獄,善者蒙上帝榮光。

  第五個要素——天國——最後的審判,善惡大決戰後,天國降臨,善者進入天國,享受永琠笑痋C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反宗教的,它怎麼會與上述這樣的猶太精神結構統一呢?其實,換一個視角,我們就能看出兩者的統一性。在政治學層麵,馬克思主義也具有五大要素,即“曆史的規律(曆史唯物主義)—曆史規律選擇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最後的鬥爭—共產主義。

  第一個要素——客觀曆史規律——馬克思主義強調物質的絕對性,一切皆由物質世界的自身的運動規律所決定。客觀規律是絕對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物質世界有鐵定的客觀規律,人類曆史變化也一樣有鐵定的曆史規律。真理隻有一個,人類隻能順應,不能違逆。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大概都還能記得幾十年前的那首歌——“曆史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在馬克思主義中,猶太教的“上帝”概念被“物質”概念所替換,“上帝不可抗拒的意誌”被“不可抗拒的曆史規律”所替換了。“唯上帝論”與“唯物論”,需要有唯心與唯物的差別,但在絕對主義這個意義上,它們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個要素——無產階級——新時代的選民,新生產力的承擔者,資本主義掘墓人,承擔著摧毀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的特殊使命。馬克思主義中,猶太教的“選民”由“猶太人”變成了“無產階級”。“上帝選擇了猶太人”與“曆史選擇了無產階級”,在選民意義上是同一的。直到今天,政府的文件媮椏葴D用“曆史選擇了”這樣的詞語。

  第三個要素——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的先知團隊,新時代的救世主,領導人類推翻魔鬼資本主義的彌賽亞,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先鋒隊。《東方紅》中唱到:“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海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四個要素——最後的鬥爭——大工業時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是人類的最後一次戰爭。國際歌堸菬魽G“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耶穌說:“不要以為我來,是給世界帶來和平,不。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劍。”

  第五個要素——共產主義——最後的鬥爭結束後,階級消失,國家消失,人類進入人人平等的、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情感,彌漫在《聖經》的詩篇之中。先知以賽亞唱頌道:“他(上帝)將各國爭端消除。人們將鑄劍犁,鑄矛為鐮。人間不再有戰爭,人們不再備戰。”馬克思強調,通過階級鬥爭,實現階級消滅的目標。人壓迫人的現象,將徹底終止,人類進入無階級沖突的共產主義。

  我們可以把猶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馬克思主義的“五大要素”對應排列起來,相信大家可以輕易地發現其中的對應關係。

上帝(上帝意誌) ——物質(客觀規律)
選民(猶太人) ——無產階級(工人階級)
救世主(彌賽亞) ——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
善惡之戰(最後審判) ——最後的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最後決戰)
天國降臨大地 ——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結構,與猶太教的內在結構完全統一。表相上的差異性,並不能掩蓋其深層結構上的一致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以科學理性的話語方式,再次展現了猶太教的內涵,是科學化的猶太教。大概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心理結構的原因,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領導人,多是猶太人。早期共產黨的軍隊,依托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身上(奴隸民族),表現出一種宗教般的狂熱和宗教般的獻身精神,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根子,本來就在猶太教精神結構之中。或者說,它本來就是一個宗教團隊。

以這“五大要素”為參照,我們會發現,孫中山的思想中,並沒有勾劃清楚一個明晰的“天國境界”,缺少強烈的“選民意識”,對善惡鬥爭的不可妥協性強調不夠,大概這是孫中山理論在社會動員上力度相對不足的原因。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洪秀全和毛澤東,都更極端地接受了猶太教精神結構,五大要素齊全。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都采取了一種公開的否定和摧毀的態度。毛澤東說:“孔丘名高實粃糠。”臨死前還發動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從洪秀全到毛澤東,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深處,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猶太—基督教的沖擊和改造。猶太—基督教的內在精神結構,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先後複製出了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這三位代表性的曆史人物。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將猶太教精神進行中國化處理,形式各異,程度不同,但精神結構仍是統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推論,無論是理論家還是政治家,誰要想影響中國的未來進程,大概仍然離不開這樣的精神結構。百年中國,在猶太教這種內在的精神結構沖擊下,從中國的儒釋道中,都沒有成長起能夠全麵回應這種挑戰的中國式精神結構。而中國老百姓,似乎並不排斥而且還歡迎這種猶太精神結構。同時,我們可以想見,猶太—基督教內在精神結構對中國心靈的改造運動,仍將以各種不同表現形式進行下去,但是,今後它會以什麼樣的特定的主流的形式表現出來呢?今後會有哪些黑眼晴黃皮膚的猶太先知式的人物出現呢?隻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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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苛責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了,在當時滿族人的統治下,不靠著點基督教,根本起不了事情,很多反清聯絡大舉是在洋人保護下才成的。不管怎麼樣,先建立起漢人的政權來,什麼都好說。漢人不當政,就連發言權都沒有。

基督教,畢竟比純正的猶太教強,至少沒有強製的割禮,嗬嗬,當年耶穌給廢除了的。

——李洪志


無論什麼意識形態,能拿來給本民族服務就行,不過就怕尾大不掉啊。

當年朱元璋以波斯明教起事,成事後鎮壓明教,千年而下,看誰還能再有這一手筆啊。

——李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