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以贯之的造假传统
回避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
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应当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也造就了国人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这便是“春秋笔法”－－“曲笔”－－篡改历史以迎合自身需要一说的历史渊源。同时这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比如后世的“血统论证”李渊是混血儿，李世民是混血儿，，，乾隆也是混血儿，，，混血儿何其多矣。更可笑的是到了宋朝这简直就是直接“异族禅让”了，真个是“异族蠢人”将儒学发扬光大了。我估计要不是元朝历史太短，以及把全国人分为“四个等级”这事太浅白，说不定那个元朝皇帝一不小心也就成了混血儿了。。。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管用，同时也更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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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蚕o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
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愧疚。
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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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揭开儒家历史体系谎言的是1700多年前的考古文献是《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公元281），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竹书纪年》凡13篇。《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儒家经典大异，但有的却与甲骨文、金文符合，足见其真实性。
《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精心编造的古代历史体系。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但禅让却是孔子编造的。
《竹书纪年》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舜，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除了凭空编造历史事实，儒家还树立了许多虚伪的政治榜样。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便是其中之一。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 ，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
但在儒家伪造的史料中，故事变成了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礼记·缁衣》）。”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成了大公�茖p的圣人。
如果说儒家谎言只是混淆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视听，那也就罢了，随着包括《睡虎地秦简》在内的考古文献的出土，历史真实面目早晚要显露出来。关键是，靠谎言支撑的儒家成为中国正统治国理念后，华夏文明便衰落了。
相关的原文为：
以 为 尧 之 末 年 ， 德 衰 ， 为 舜 所 囚。
舜 既 囚 尧 ， 偃 塞 丹 朱 於 此 ， 使 不 得见 。
放 帝 丹 朱 于 丹 水 。
… … 仲 壬 崩 ， 伊 尹 放 大 甲 于 桐， 乃 自 立 也 。 伊 尹 即 位 ， 放 大 甲 七 年 ， 大 甲 潜 出 自 桐 ，杀 伊 尹 ， 乃 立 其 子 伊 陟 、 伊 奋 ， 命 复 其 父 之 田 宅 而 中 分之 。
这才是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被儒家掩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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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到宋代竟亡佚了，《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
“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蚨�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
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附：司马迁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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