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季羡林了。
根据季羡林先生在这篇很经典的论文里面考证，“佛”这个字，要比“佛陀”还来得早。那这就更怪了。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先有“佛”这个翻译，后来才不知道为什么又帮它加个“陀”呢？这“陀”又是个什么意思呢？这整件事就变得很古怪了，对不对？于是季先生这在这里展现出他的学术功力了。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的《浮屠与佛》这篇论文之后，他另一篇论文，叫做《再谈浮屠与佛》，数十年后从新写的一篇论文里面，他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包括他对各种西域古语文、对梵文各种的理解。他考证的很仔细，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原来“浮屠”这个翻译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从西亚、西域一些古文翻译过来的。那么从哪些地方翻译过来呢？分别是从大夏文，摩尼教安息文这些不同的文字里面翻译出来。
他翻译出来的时候发现，“浮屠”这种翻译方法，是某种西域语文，而“佛”也是某种西域语文。先传到中文来就是“浮屠”，后来才出“佛”。而“佛陀”这个翻译又是更晚出的了。而这些翻译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
这样一个文字考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作用。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发现，原来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印度来的。而是从印度经过西域、中亚的一些国家辗转的传进来。而这个翻译，也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而是从中亚的各种古语文里面辗转的译成中文的。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我们描述那个现象。也就是说，“佛”是比“佛陀”早出的翻译法。
好，做了很多的考据功夫，展现这种学术功力，季先生也做了一些很独特的学术贡献。我想在其它语文品种里面，他都是比较早去探讨的。比如佛教跟商人的关系。他注意到一个很好玩儿的东西，就是说佛，当年释迦牟尼一觉悟之后，首先供养他的就是两个商人。而佛教在印度早期发展跟商人关系很好的。
佛教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是属于一个躲在山里头清修的宗教。相反的，它是在城市里面的宗教。那么为什么商人跟佛教的关系会那么密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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