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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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公告

前言

绪论

1. 共產主義是魔鬼,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2. 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3.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4. 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5. 魔鬼的多個面目
6.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7. 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8. 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9. 回歸神,恢復傳統,走出魔鬼的安排


第一章 共產主義魔鬼毀滅人類大勢鳥瞰──魔鬼毀人之三十六計

第二章 歐洲發端

第三章 東方殺戮

第四章 輸出革命
第五章 滲透西方

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讓人反神、排神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

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第十一章 艺术篇:從赞美神到亵渎神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
第十三章 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第十四章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篇:魔鬼的狂歡
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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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九评》编辑部公告推出新书,告诉世人:魔鬼在统治著我们的世界!


【大紀元2018年05月18日訊】公告

繼《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之後,《九評》編輯部即將推出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並授權大紀元網站首先發表。原定出版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世界篇)》將取消。特此公告。

《九評》編輯部
2018年5月17日




(人民报)
形势到了!《九评》编辑部将发表这部新书(图)

【人民报消息】5月18日,大纪元刊登《九评》编辑部的公告,说即将推出新书。

公告说:继《共产主義的终极目的》之后,《九评》编辑部即将推出新书《魔鬼在统治著我们的世界──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著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并授权大纪元网站首先发表。原定出版的《共产主
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将取消。特此公告。

2017年11月18日,《九评》编辑部预告,继《九评共产党》之后将出版又一巨著《共产主
的终极目的》,并于当天发表序言。 预告说,该书分上下两部刊出:上部《共产主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的终极目的(世界篇)》。

读者一直期待的「世界篇」在过了整整半年,5月18日这一天,终于有了消息,取消「世界篇」,给予新书一个更加一目了然的名字:魔鬼在统治著我们的世界──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著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我们曾得知,现在是一个前無古人、后無来者的时代,过去易经可以准确的推算出人的命运,是因为易经是根据银河系里的定位来推算的。但现在不行,宇宙中发生了大淘汰,好的生命留下,坏的生命去掉,银河系已经不是过去的银河系,地球人与天上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不变的对应因此现在再用易经去推算,是不可能准确的。

我们还得知,现在的每个人都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生命的未来,因为每个人未来的每一天都是过去没有的,都得用自己的行为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貝w著人生命的永远。

《九评》编辑部的这个预告,让我们感到,世界目前的严峻局势和危险走向是到了出这本新书的时辰了。也让我们感到,人类到了最后选择自己未来的时候了,其中包括各国政府里的首脑、官员、议员和各个媒体的制作人,还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各级官员。

好的留下,坏的淘汰!

我们从《九评》编辑部的这新书预告中接收到这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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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雖已瓦解,但共產主義邪靈並未隨之而消亡。相反,這個魔鬼已經在統治我們的世界了。人類絕不能樂觀!

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它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毀滅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讓人的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最終被淘汰。

共產邪靈詭計多端、千變萬化,有時會以屍山血海的暴力來恐嚇不肯追隨它的人;有時打著「科學」、「進步」的口號和勾畫出美好的藍圖欺騙人追隨它;有時以故作高深的學問讓人以為它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時則以「民主」、「平等」、「社會公正」等口號滲入到教育、媒體、藝術、法律等諸多領域中以潛移默化地將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時冠以「社會主義」、「進步主義」、「自由派」、「新馬克思主義」、各種左翼黨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稱;有時打著「和平反戰」、 「環保主義」、「全球化」、「政治正確」等貌似正義的旗幟;有時支持「先鋒藝術」、「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戀等放縱人的慾望還讓人誤以為是一種社會時尚──暴力或激進並不是唯一的表現形式,它有時也偽裝出心懷大眾福祉的嘴臉,但它的根本特徵是不擇手段地摧毀傳統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藝術、教育、法律等,讓人在道德淪喪中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個邪靈和它的各種變種,不但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止中國、古巴等國家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黨政權,就連被視為自由世界龍頭的美國也在共產邪靈的進攻下近乎全面淪陷,更遑論早已社會主義化的歐洲和共產黨勢力籠罩的非洲和拉丁美洲。這就是人類所面臨的觸目驚心的現實──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陰謀幾乎得逞了。

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會讓人想要逃避苦難,或想出人頭地,或建立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或只是為了享受生活等等。這些想法本無可厚非,但人類一旦遠離了神,這些念頭都會成為共產邪靈的把柄,被它激勵和放大,從而讓人落入它的掌控。而共產邪靈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圖謀通過權力、金錢、知識來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運和歷史的進程,並進而形成一種社會潮流。

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惡俱在。人如果棄惡揚善,就可以歸向神;反之則倒向魔,這一點全憑人的選擇。

我注:【人性】和【人的本性】是不同所指。
人性中善惡俱在,人性是神通过人在展现神与魔。人而的本性唯空,具有根性)
人神(  “而人性呢实质上也不是人的真实,人性是神穿上人皮的展示,是神利用人的方式。”)
人根(  人的本性,卻是唯空。 )

我們發現,許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產邪靈的代理人或成為被共產邪靈操縱的、列寧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癡」。雖然社會整體上已經在共產邪靈的誘惑下墮落到毀滅的邊緣,但真正心甘情願地把靈魂抵押給魔鬼、有意敗壞人類的人畢竟極少極少。對大多數人來說,人性中的善良還是給了人擺脫邪靈的機會──這就是我們撰寫這本書的目的,將這個複雜而艱深的問題儘量用淺白的語言和道理闡述出來,讓人看清共產邪靈的各種伎倆,更重要的是將神給人確立的道德、文化、藝術等傳統呈現出來,讓人在神和邪靈之間做出選擇。

人的善念一出,神就會幫助人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認清魔鬼的過程卻需要讀者深思明辨。我們將從一個全新的高度、廣闊的視角,重新審視幾百年來的歷史潮流及演變,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種面具、各種手段占領及操控了我們的世界的。我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寫歷史,我們更關注如何能不再讓魔鬼統治我們的世界。這有賴於人自身的覺醒、主動拋棄邪惡和走回神給人規定的傳統之路及生活方式。

神一定會戰勝魔鬼,而我們選擇站在哪一邊卻決定著我們生命永遠的歸宿。

(大紀元 2018年05月19日)



邪灵

人形皮   (内含主元神)的
人皮护法(师父的因素)--- 真正的有神/無神论将来是通过人皮来展现的

故而,这本书可以理解为是神的自救。师父给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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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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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產主義是魔鬼,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2. 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3.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4. 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5. 魔鬼的多個面目
6.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7. 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8. 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9. 回歸神,恢復傳統,走出魔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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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標誌著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兩大陣營間冷戰的結束,很多世人為此感到樂觀,以為共產主義的威脅已經成為過去。

而實際情況是,原教旨的和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思想仍然在全球肆虐,這既包括仍然固守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中國、朝鮮、古巴、越南,也有共產主義因素仍然囂張的前蘇聯東歐國家;既有打著民主或共和旗號實行社會主義的諸多非洲和南美國家,也有被共產主義因素嚴重侵蝕而不自知的歐洲和北美民主國家。

共產主義造成的戰爭、飢荒、屠殺、暴政雖然觸目驚心,但其危害卻絕不限於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與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是,共產主義與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為敵。在一個多世紀的實踐中,它建立了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一系列龐大的極權國家,造成了上億人的非正常死亡,奴役了幾十億人口,並曾經一度把世界帶到核戰爭的邊緣。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大面積的家庭解體、社會混亂、道德崩潰和整個人類文明的沉淪。

共產主義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它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共產主義為什麼似乎處處與人類為敵?人類的出路在哪裡?

1. 共產主義是魔鬼,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共產黨宣言》以「幽靈」做開場白,絕非馬克思一時的心血來潮。如本書前言所述,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底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共產邪靈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最終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被淘汰。

冷戰後,東歐和蘇聯的共產政權解體了,而共產主義並沒有解體,共產主義的幽靈未死,它的毒素不僅繼續危害前共產國家,而且早已通過各種形式滲透到了全球。魔鬼藉由掌控人的意識形態,滲透進人類社會的各行各業。共產邪靈所刻意灌輸給人類的各種變異觀念,不知不覺中已經在全球氾濫,迷失的人們甚至將其當成了自己的想法和願望,導致人類的是非、善惡標準大幅度地傾斜、顛倒。魔鬼的陰謀幾乎得逞!

當共產邪靈即將在獰笑中慶祝它的勝利時,絕大多數世人卻認為它走向了失敗。世人處於毀滅的邊緣,卻還蒙在鼓裡。還有比這更危險的境地嗎?

2. 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人是神造的,慈悲的神一直守護著他的子民。魔鬼深知,要想讓神不再管他創造的人類,唯有切斷人和神的聯繫。它為了毀滅人類,採用的最主要方式是破壞神傳給人的文化,並敗壞人的道德,把人變異到神難以挽救的程度。


——魔:切斷人和神的聯繫
神:神传文化也严重变异
是是非非难以尽言。但是站在人的是非正邪善恶立场来看待,也是必须的。人间的法也要圆融。


人是神性和魔性同在、既可道德墮落又可道德提升的生命。信神的人都知道,一個有道德追求的人,他的正念正行會得到神的眷顧,神會加持他的正念,神也會幫助他的正行,神更會為他創造奇蹟;同時,神會提高他的道德層次,使他成為更加高尚的人,直至回歸天國。然而,一個道德低下的人,一個充滿私慾、貪婪、愚昧、狂妄無知的人,他的惡念惡行不可能得到神的認可;相反,魔鬼會加強他的狂妄無知,加重的他的私慾、惡念,更會操縱利用他的惡行造業,貽害人間,使他道德持續下滑,直至墮落地獄。當人類社會的道德水準普遍下降,魔鬼就會推波助瀾,以各種方式肆意操控利用人們的惡念惡行,以徹底毀滅人類。


——人是混沌态。从神的立场看,抑恶扬善。从根的立场看,善恶不二。


18世紀以來,歐洲歷史進入劇烈動盪時期,人類道德的整體滑坡給魔鬼造成了可乘之機。它有步驟地顛覆善惡是非標準,灌輸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等邪說。它選定了信奉邪教的馬克思作為其人間代理人,於1848年推出《共產黨宣言》,揚言用暴力消滅私有制、階級、國家、宗教和家庭。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第一次嘗試奪取政權。


——马克思是被邪灵和旧势力绑架的。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是“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关乎根性内涵的表达。神是不懂的。只有人能懂。共产党宣言是新宇宙大法。


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聲稱,政權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中心問題。我們如果了解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會發現政權問題對共產主義來說既重要又不重要。說它重要,是因為掌握政權是大面積敗壞人類的快捷方式,只有掌握了政權,共產黨才能用暴力和強制推廣其意識形態,在短時間內從根本上破壞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說它不重要,是因為即使沒有掌握政權,魔鬼依然可以用其它方式變異人的道德,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因此,在其實踐中,暴力不是唯一的方法,政權不是唯一的手段。事實上,共產主義這個魔鬼採用了極為靈活多變的手法,利用人類的一切弱點,使用欺詐和愚弄的手段,通過擾亂人類思想、顛覆正統文化、破壞社會秩序、製造社會動亂、分化撕裂社會等方式,全方位占領了世界。

3.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神給人類社會奠定了基於普世價值的豐富文化,鋪墊了人回歸天國之路,魔鬼的共產主義和神奠定的傳統文化是根本對立、水火不容的。

共產邪靈以無神論、唯物論為核心,集合了德國的哲學、法國的社會革命、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等元素,以一種世俗宗教取代了神和正教在社會及文化中的位置。共產主義把整個世界變成了它的教堂,把人的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納入了它的控制範圍。魔鬼占據了人們的思想,讓人們反神、排神,背離傳統;魔鬼在背後操控著人類一步步地走向毀滅。

魔鬼選定馬克思等人間代理人,在人間反對和破壞神給人類社會奠定的法則,宣揚階級鬥爭,廢除舊的社會制度。在東方它發動暴力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極權國家;在西方通過高稅收、高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搞漸進式的非暴力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進各個國家的政體,通過摧毀一切社會秩序的世界革命而達到消滅國家的目的,最後建立一個世界性統治機構取代所有國家和政府,讓魔鬼掌控世界權力。這便是共產主義許諾的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並且進行集體生產的社會,最終使人類社會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謂「人間天堂」。


——这是犹太邪灵的千年世界新秩序计划。不能忘记,共产邪灵 背后 是犹太邪灵
师父讲,“基于犹太邪灵的共产邪恶主義”,这才是全面的真相


共產主義以實現其世界大同、「人間天堂」的理念為綱領,推動無神論指導下的「社會進化」;用唯物論摧毀人的精神追求、信仰和宗教,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角落,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甚至宗教等等。如同意識形態中的癌細胞,共產主義不斷增殖,並排除一切其它意識形態,其中包括對神的信仰,進而毀滅國家主權、民族意識,最後消滅人類的道德和文化傳統,讓人類走向毀滅。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揚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共產主義近二百年來的實踐。


——马克思这句话从根性立场来理解,讲的是人的翻盘!人的徹底大解放。人的身上压著好几座大山,其中一座就是神山啊。呵呵。未来是人神互相圆融相亲相爱了,不许再出现神压迫人了。至于共产邪恶主義的实践,一方面它确实在割断人神联系,但这未必全是坏事,过去那种变异败坏的人神联系是需要打破的!另一方面共产邪恶主義放纵人作恶,这个倒真的是它的罪恶了!必须清算



道德來源於神,神規定道德標準永恆不變。道德標準從來不該是人來定的,也不會隨著人的權勢而變。而共產主義則要對任何一種道德「宣判死刑」,讓共產主義的信徒來重新定義道德。在否定道德的同時,共產主義用各種負面因素驅逐人類傳統中的正面因素,進而讓負面因素占領整個世界。

傳統的法律源於道德並維護道德,共產主義讓道德和法律分離,通過制定惡法、惡意曲解傳統的憲法和法律來摧毀道德。

神叫人行善,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提倡暴力和殺戮。


——叫没有自主力的生命去行善,就是让其自毁!这方面的教训太深了。共产邪恶是邪恶,神也变异。都有问题。


神給人奠定了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元,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的表現形式,揚言要消滅家庭。

神讓人有獲得財富的自由和生活的權利,而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財產、剝奪地產、提高稅收、壟斷信貸和資本,徹底掌控人的經濟生活。

神奠定人類社會的道德、政府、法律、社會和文化形態,而共產主義則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神傳給人正統藝術,是為了將神和天國世界的景象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傳遞給人,讓人回憶起天國的美好,升起敬神的信心,提升人的道德與修為。共產主義則讓人崇尚現代變異藝術,窒息人的神性,放縱魔性,操縱整個藝術界傳播擴散低、醜、怪、惡、頹廢的負面信息。

神讓人謙卑、敬天敬神,共產主義專門給人灌輸魔性和狂傲,讓人走向對神的悖逆、不服從。它放大人性中的惡,用所謂的「自由」讓人們隨心所欲,失去道德的約束並消除人的負罪感;以「平等」為口號煽動人的妒嫉心,並用各種手段刺激人的虛榮,讓人們被眼前的名利誘惑而跟從魔鬼。

二戰後,有形的共產主義陣營進一步擴大,共產黨社會和自由社會在世間對峙,開始了數十年的冷戰。共產主義學說成了共產黨國家的世俗宗教,成為課本上不可挑戰的「真理」。在其它國家,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4. 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魔鬼是一種超自然力量,理解共產邪靈的屬性是理解魔鬼製造的世間亂象的鑰匙。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它從人的恨當中汲取能量。
共產邪靈與撒旦為伍禍亂人間,不必試圖分清它們的所作所為。

魔鬼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各行各業同時布局,其力量時而分開,時而合一;聲東擊西、借力打力;不拘一格。

魔鬼是超限戰的始作俑者:宗教、家庭、政治、經濟、金融、軍事、教育、學術、藝術、媒體、娛樂、大眾文化、社會生活、國際關係,全都變成魔鬼毀滅人類的戰場。

魔鬼的黑色能量瞬間就從一個領域蔓延到另外一個領域,從一個團體轉移到另外一個團體,從一個運動擴展到另外一個運動。比如,上世紀70年代西方反越戰運動退潮後,魔鬼操控反叛青年轉而推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另外一部分則進入西方社會體制內,試圖從內部顛覆西方文明。

魔鬼能夠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做它的人間代理人,以偽善欺騙善良而單純的好人做它的代理人或辯護士。

魔鬼代理人遍布社會頂層、社會上層、社會中層、社會下層、社會底層,因此魔鬼的行動有時表現為自下而上的革命,有時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陰謀,有時表現為由中間層發起的改良。

魔鬼能夠變形、分體。它能夠調動另外空間的低靈為它服務。色情、毒癮都是魔,都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這些低靈爛鬼從人的負面情緒──仇恨、恐懼、絕望、狂妄、悖逆、妒嫉、淫邪、憤怒、發狂、怠惰等──當中吸取能量。

魔鬼隱祕而狡猾,它利用人的各種貪欲、邪念、魔性、陰暗與負面的東西。人符合了它的想法,它就會控制人。很多時候人以為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其實卻是邪惡在背後操控。


——共产邪灵来自小皮壳。魔入空壳。它就带有这樣的灵活多变性。


5. 魔鬼的多個面目

正如魔鬼有多個名字,共產主義也以不同的面目示人。魔鬼慣用相互對立的表現形式迷惑世人:或為強制極權,或鼓吹民主;或為計劃經濟,或為市場經濟;或是全面的言論管制,或是極端的言論自由;在一些國家反對同性戀,在另外一些國家推動同性戀合法化;有時大肆破壞環境,有時鼓譟環境保護,不一而足。它可以主張暴力革命,也可以信奉和平演變。它可以表現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也可以表現為藝術文化思潮。它可以表現為純粹的理想主義,也可以表現為冷血的陰謀權術。共產極權國家只是魔鬼的一種表現形態,絕非其唯一的表現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其歪理邪說的一部分,絕非其邪說的全部。

自從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以來,世人至少目睹了科學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人道的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馬列主義、毛主義等等諸多流派。這些流派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大類: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的共產主義。滲透和蠶食是非暴力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

魔鬼最具有欺騙性的招數之一,是在貌似對立的東西方兩大陣營裡同時布局。當魔鬼轟轟烈烈侵略東方的時候,同時也改頭換面潛入了西方。英國的費邊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法國的第二國際、美國的社會主義黨和其它為數眾多的社會主義團體,把毀滅的種子撒播到了西歐和北美國家。冷戰過程中,蘇聯和中國的大屠殺、集中營、大飢荒和大清洗,使一些西方人慶幸自己仍然擁有優裕的生活和自由的環境。某些社會主義者從人道主義出發,甚至公開譴責蘇聯的暴行,更讓很多人放鬆了警惕。

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使用了十分複雜多樣的面具,打著各種不同的旗號,讓人防不勝防。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反文化運動、和平反戰運動、性解放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社會公正、政治正確、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各種前衛藝術流派、多元文化運動等等,這些流派或運動,或來源於共產主義,或被共產主義所利用,來實現其邪惡目的。

6.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在西方社會裡,很多人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割開來,給社會主義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和空間。其實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地提出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的設想。恩格斯晚年,迫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利用選票獲取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理論家採納,成為今天世界上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政黨。列寧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出了明確界定。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共產主義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可見,社會主義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是國際共運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共產主義的前期準備。當今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或左翼學派,表面上好像與共產主義無關,其實,就是非暴力共產主義的具體體現。相對於暴力革命,西方的選票就是非暴力的革命手段;相對於公有制,西方的高稅收就是變相的公有制;相對於計劃經濟,西方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就是蠶食資本主義的變相體制。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許多左翼政黨把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在人們譴責共產主義的罪惡時,不應該只看到暴力和屠殺,更應該有能力識別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帶來的危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也正在以各種社會主義的名義招搖撞騙,蠱惑人心。認識共產主義,就不得不首先認清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因為共產主義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一個生命,它也有從小長大的過程,也是從初級階段發展起來的。

現在歐美的某些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的「共同富裕」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這些國家的人民尚能夠維持一定的政治自由,是因為其社會主義發展程度不高的緣故。但社會主義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社會主義國家以結果平等為最重要的目標,勢必不斷剝奪人的自由。社會主義必然會向共產主義過渡,也即個人自由會被不斷地剝奪。

如果一個自由國家一夜之間變成極權國家,宣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會使大部分民眾的心理無法適應,很多人會奮起反抗,至少是消極抵抗。這就造成了極權國家統治成本極高,當權者必須大規模殺戮以消除阻力。蘇聯和中國都在和平時期對本國民眾進行了大規模殺戮,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與極權國家不同,自由社會的社會主義以立法的方式,「溫水煮青蛙」式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剝奪民眾的自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持續幾十年、幾代人的時間,讓人逐漸地麻木、遺忘、適應,因此更具有欺騙性。就其本質與目的而言,這種漸進式的社會主義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並無實質的不同。

社會主義以立法的方式保證民眾的「平等權利」,實質是讓人在道德上向下拉齊,剝奪人向善的自由。在正常條件下,民眾的宗教信仰、道德水準、文化素養、教育程度、聰明才智、吃苦耐勞、認真負責、勇於進取、創新創業等各個方面都千差萬別,要保證平等,不可能把低水平的瞬間拔高,只可能人為地抑制水平較高的人群。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以「反歧視」、「反仇恨」、「價值中立」、「政治正確」為藉口,取消道德判斷,無異於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們才看到各種反神、瀆神的言行、性變態行為、魔性藝術、色情產業、賭博、毒品被法律保護、「合法化」、「常態化」了。這就構成了對信神的、道德高尚群體的反向歧視,最終是要把這些群體邊緣化、逐漸消滅掉。

7. 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至今仍然有不少西方人對共產主義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吃過苦頭,對共產主義的現實缺乏了解。

冷戰時期,很多西方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新聞記者、政客、青年學生到蘇聯、中國或者古巴參觀、訪問、旅遊。他們看到的情況和這些國家民眾的真實生活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共產黨國家把欺騙性的對外宣傳做到極致。參觀者看到的是特意給他們布置的樣板村、樣板工廠、樣板學校、樣板醫院、樣板幼兒園、樣板監獄等,所有接待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共產黨員或者「政治上可靠的」人,很多參觀都經過彩排。迎接參觀者的是鮮花、美酒、歌舞、宴會、天真爛漫的男女青年、笑容可掬的官員,他們看到的是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平等自由的交談、求知若渴的學生、海誓山盟的婚禮。他們看不到的是走過場的審判、草率的判決、公審大會、武鬥、批鬥、綁架、強制洗腦、關禁閉、古拉格的勞改營、集體屠殺;沒收土地、房屋和財產;飢荒、公共服務嚴重匱乏;沒有隱私權、普通公民被竊聽、盯梢;人人互相監視、告密;政權交接時的殘酷鬥爭、特權階級窮奢極侈、老百姓受苦遭罪。

參觀者把他們看到的假象當成共產黨國家的常態,通過寫書、寫文章、演講的方式傳播到社會上,至今仍然主導著西方人對共產黨國家的想像。少部分人看出了一些破綻,但卻掉進了另外一個陷阱:他們以共產主義「同路人」自居,覺得「家醜不可外揚」,「共產黨國家的殺戮、飢饉和壓迫是探索過程中的必然現象」,「雖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卻是光明的」,說出真相就會給「社會主義事業」抹黑,他們因此缺乏必要的誠實和勇氣講出真相,相反卻選擇了可恥的沉默。

共產主義宣稱,將建立一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每個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這樣的社會只在幻想中存在,是魔鬼欺騙人的誘餌。權力永遠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是少數人使用國家機器壓迫、奴役、剝削大眾的極權國家。因為時機未到,現在某些以社會主義體制自詡的國家還戴著溫情脈脈的面紗。只要條件成熟,「圖窮匕首見」,天真地憧憬著美好未來的社會主義者們悔之晚矣。

8. 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魔鬼在各個國家、各個領域都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帶領無知而輕信它的世人在毀滅的路上大踏步行進。

共產主義教人反神、排神,它一方面從宗教外部攻擊宗教,一方面操縱敗壞了的宗教痞子到宗教內部變異宗教。宗教被政治化、商業化、娛樂化,為數眾多的神職人員道德敗壞,胡亂解釋宗教經典,用歪理邪說造成信眾的思想混亂,甚至姦淫信眾,包括年幼的信徒。這些亂象造成了真誠的宗教信徒的困惑和絕望。僅僅一個多世紀以前,虔誠地信神是好人的代名詞。時至今日,信神、信仰宗教竟然成為愚昧、迷信的標籤,甚至是幾個私人朋友在一起,也不敢提起自己的宗教信仰,怕被人嘲笑。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重要目標,它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宣揚共產共妻。20世紀以來,它又掀起當代女權運動,鼓吹性解放,混淆性別角色,攻擊所謂「父權制」,削弱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改變婚姻定義,鼓吹同性戀合法化,鼓吹離婚權、墮胎權,用福利政策鼓勵單親家庭。這一切造成了家庭的解體和與之伴生的貧困及犯罪。這是過去幾十年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變化之一。

政治上,除了共產黨國家繼續實行專制以外,自由社會的政黨政治也出現全面危機。共產主義利用民主國家制度和法律上的漏洞,努力操控一個或者幾個主要政黨。為了在黨爭中勝出,政治家們競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向選民許諾無法兌現的好處。共產黨和受共產主義操控的政黨滲透政治的結果是,各個國家的政治光譜普遍向左偏移,紛紛採納強徵稅、高福利、大政府、干預主義的政策,並用法律把這些做法固定下來。政府行為對社會有很強的塑造作用。伴隨著政府左傾,整個社會都被左派意識形態滲透,再用教育給青少年洗腦,下一代人就只能選出更加左傾的領導人。

本該傳承人類智慧和文明精華的教育殿堂也遭到了駭人聽聞的顛覆。從上世紀初葉,共產邪靈就安排了人類教育的系統破壞。在文化傳統深厚的中國,為了切斷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的聯繫,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共產主義就操縱了「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思想道德、語言文學進行惡毒的攻擊。「白話文運動」、「簡化漢字運動」切斷了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的聯繫。中共建政之後,迅速完成了教育的國有化,把共產黨文化作為教科書的基本內容,把幾代中國人培養成了好勇鬥狠的狼崽子。

在西方,邪靈打著科學、進步、民主的旗號,發起「進步主義教育運動」,通過控制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研究,一步步控制教育學院,對教師和教育管理者進行洗腦。在中小學教育方面,把正統理念、傳統道德逐漸逐出教材和課堂,同時降低教學難度,使很多學生得不到足夠的讀寫算術能力以及常識和判斷力。學生被以各種方法灌輸了大量的無神論、進化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以來,「政治正確」成為新的思想警察,強制教師灌輸各種變異思想。年輕人從學校畢業,沒有道德,不懂文化,缺乏常識和責任感,只能隨波逐流,加速社會的整體下滑。

社會上毒品氾濫,犯罪猖獗,媒體上充斥著性和暴力,藝術以醜為美,各種邪教和巫術橫行,青少年沉迷於追星、電腦遊戲、社交媒體,精神萎靡不振。恐怖主義以針對無辜民眾的無理性暴力,突破了一切傳統政治規則的底線,更讓人惶惶不安,有朝不保夕之慮。

9. 回歸神,恢復傳統,走出魔鬼的安排

人類文明是神傳給人的。中國文明曾經出現過漢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藝復興中期達到頂峰。如果人能保持神傳給人的文明,當神再來的時候,人能夠接續與神的聯繫,聽懂神傳給人的法。如果人破壞了這個文化傳統,道德墮落,當神再來的時候,人會因為罪業太大與思維變異而聽不懂神的教誨,這對於人類來說就是最危險的。

這是一個絕望和希望並存的時代。不信神的人在感官享樂中得過且過,信神的人在困惑不安中等待著神的歸來。

共產主義禍亂人間,意欲最終毀滅全人類,其安排細緻而具體。它們的圖謀是如此的「成功」,其中絕大部分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魔鬼正在統治我們的世界!

人類古老的智慧告訴我們:一正壓百邪;佛性一出,震動十方世界。魔鬼看似強大,在神的面前卻不堪一擊。假如人能保持真誠、善良、慈悲、寬容、忍讓的本性,就一定會得到神的護佑,魔鬼就會無能為力。

創世主慈悲無限,給了所有生命走出劫難的機會。如果人類能恢復傳統,提升道德,聽懂創世主的慈悲呼喚和解救人類的天法,就能衝破魔鬼的毀滅性安排,走上得救之路,走向未來。

(大纪元2018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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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8-5-25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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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產主義魔鬼毀滅人類大勢鳥瞰──魔鬼毀人之三十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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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變亂人類思想
【第一計】詭稱無神
【第二計】妄言唯物
【第三計】邪說進化
【第四計】迷信科學
【第五計】鬥爭哲學
【第六計】眾聲喧譁
【第七計】變亂語言

2. 顛覆正統文化
【第八計】腐蝕教育
【第九計】魔變藝術
【第十計】控制媒體
【第十一計】推黃賭毒
【第十二計】變異各業

3. 破壞社會秩序
【第十三計】侵蝕教會
【第十四計】解體家庭
【第十五計】東方極權
【第十六計】西方滲透
【第十七計】邪變法律
【第十八計】操控貨幣
【第十九計】超級政府

4. 操縱社會運動,製造社會動盪
【第二十計】發動戰爭
【第二十一計】煽動革命
【第二十二計】經濟危機
【第二十三計】離土斷根
【第二十四計】綁架運動
【第二十五計】恐怖主義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第二十六計】殺戮異己
【第二十七計】拉攏精英
【第二十八計】愚化大眾
【第二十九計】製造暴民
【第三十計】加速淘汰
【第三十一計】肢解社會

6. 掩蓋和防範
【第三十二計】瞞天過海
【第三十三計】聲東擊西
【第三十四計】妖化論敵
【第三十五計】轉移視線
【第三十六計】把握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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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末劫時毀滅人類,魔鬼做了一系列細緻的安排。要想看清魔鬼毀滅人類的大趨勢、大圖像、大脈絡,就必須跳出人世間紛繁複雜的表象,從超越人類社會的高度,審視幾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同時,「魔鬼往往存在於細節當中」。在具有宏觀視野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魔鬼在很多具體事件、群體、部門、過程中,以其慣有的狡猾,安排了很多誘人落入陷阱的陰謀詭計。

1. 變亂人類思想

魔鬼要毀滅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顛倒人的善惡、好壞、是非觀念。它要把壞的說成好的,惡的說成善的。它要把歪理邪說偽裝成「科學公理」,把強盜邏輯詭辯為「社會公正」,把思想箝制宣稱為「政治正確」,把容忍罪惡美化為「價值中立」。

【第一計】詭稱無神

人是神造的,如果人能保持對神的正信,神會一直保護著人。故而欲毀滅人,必先離間神人關係。於是魔鬼派遣其人間代理人散布無神論,一步一步變亂人的思想。19世紀初葉,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聲稱「上帝不過是人的內在本性的投射」。共產主義的《國際歌》宣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人的倫理道德、文化形式、社會結構、理性思維等等皆來源於神。在不斷遷流變化的歷史長河中,對神的信仰就像是一根堅固的纜繩,沒有它,人類社會這艘小船就會隨波飄蕩,不知駛向何方。詭稱無神之後,狂妄的人被誘導著扮演神,試圖左右他人和社會的命運。正如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言:「凡人假扮上帝,就會如魔鬼般行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往往是這些試圖假扮上帝之人。詭稱無神,是魔鬼一切騙術的第一步,也是其一切罪惡的基礎。

【第二計】妄言唯物

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為根本原理,殊不知精神物質是一性的。無神論出現時適逢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加重了人對物質和技術的崇拜和依賴。本著實證科學的理念,人們開始否定神言、神蹟,系統地排斥對神的信仰。魔鬼散布唯物論不是要進行哲學探討,而是以唯物論為武器,顛覆人的精神信仰。唯物論是無神論的必然推論,也是此後一系列形形色色思想流派的總根源。

【第三計】邪說進化

達爾文的進化論原是沒有根據的假說,其立論之魯莽滅裂、推理之粗糙荒謬有目共睹。魔鬼要切斷人與神的聯繫,把神造的人貶損成動物,並進一步使人喪失自尊,推廣進化論邪說。到20世紀以後,進化論一步步占領學術和教育領域,把神創論排斥出學校教育,形成壟斷局面;另一方面,把達爾文主義推演成「社會達爾文主義」,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邪說,加劇了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把國際社會變成叢林世界。

【第四計】迷信科學

宣揚實證科學、唯科學主義、科學至上學說,用「科學理性」取代人的理性,讓人「眼見為實」,凡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才相信,看不見摸不著的就不相信,以此加強無神論。現有科學體系不能解釋的現象一概歸為迷信或乾脆視而不見,用科學的大棒打擊信仰和道德,把科學變成一種排他性的宗教,壟斷教育和學術。

【第五計】鬥爭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的辯證法學說,究其實質,無非是邏輯思維的一般規律,在中國先秦思想裡早有精要的闡明。馬克思主義片面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學說,並無限誇大矛盾雙方的對立和鬥爭。共產主義的目的不是統一矛盾或解決矛盾,而是「使世界的矛盾,儘量擴大,使人類的鬥爭,永無止境」(蔣介石語)。在實踐中,共產邪靈在人群當中煽動仇恨,製造和擴大矛盾,最後在混亂中趁機發動革命或者政變掌權。這種模式已經重複了無數次。

【第六計】眾聲喧譁

在無神論、唯物論基礎上創造、傳播大量哲學流派、思潮,比如馬克思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社會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功利主義、唯美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一方面製造意識形態的對立,另一方面讓哲學家和學者陷入大量繁瑣無聊、貌似高深的理論問題之中,對真正重大的問題無暇顧及。學者群體集中了人類社會的才智之士,但過去一百多年中,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魔鬼推廣其意識形態的工具,或只能用扭曲變異的思維解讀這個世界。

【第七計】變亂語言

就像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裡大洋國的「新話」一樣,魔鬼也操縱其人間的代理人製造出大量的新語詞,或者對原有的語詞進行重新定義。在魔鬼的詞典裡,自由變成了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傳統約束的極端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均等」等變成了片面的結果平等,也就是絕對平均主義;「仁者愛人」或者「愛鄰如己」之博愛變成了沒有原則的所謂「寬容」;理性變成了狹隘的實證科學的工具理性;「正義」變成了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公正」。語言是思想的工具,魔鬼搶占了定義語詞的制高點,就等於掌握了人思想的範圍和走向,人們被限制、誘導,只能得出魔鬼允許他們得出的結論。

2. 顛覆正統文化

人類的正統文化來源於神的系統傳授,除了能夠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行以外,神傳的文化更重要的作用在於,在末劫來臨時,使人類能夠聽懂神傳的法,從而能夠得救,免於淘汰。神傳授的文化自然具有對魔鬼意識形態和陰謀詭計的防範和抵制作用,因此魔鬼必然用各種方式引誘人、逼迫人破壞傳統文化。推出諸多吸引不同團體和個人奮鬥的「遠大目標」,代替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人去終身奮鬥,甚至為其不惜生命。

【第八計】腐蝕教育

教育的作用在人類社會舉足輕重。幾千年來,傳統教育傳承人類優秀文化,引導人向善,成為道德高尚並掌握一定技能的好人和公民。從19世紀起,歐美各國開始建立義務教育制度和公立教育系統。進入20世紀後,公立學校越來越多地向學生灌輸反傳統的理念,信仰和道德被排斥,進化論成為必修內容,各個學科的教科書慢慢被無神論、唯物論、階級鬥爭學說滲透。魔鬼控制教科書的編寫,把不符合魔鬼意識形態的內容,包括傳統文化和偉大經典,摒棄在外。聰明而有思想的學生被引導到魔鬼的意識形態上去,或者是讓他們的聰明才智消耗到無關緊要的問題當中,使其無暇顧及關係人生與社會的重要問題。延長學生在校時間,儘早地把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把學生和家庭影響隔離,以便其從小就接受魔鬼意識形態的灌輸。以「獨立思考」為名,引導學生遠離傳統,培養學生對老師、家長的敵意,鼓勵學生反傳統、反權威。逐漸降低教學難度,使學生的讀寫算術能力越來越差;教給他們各種變異觀念和以「政治正確」名義篡改的歷史,使很多學生喪失思考複雜深刻問題的能力,使其沉溺於膚淺低俗刺激性的娛樂,既沒有思考問題的習慣,也沒有思考問題的能力。

在魔鬼掌權的國家,從幼兒園一直到博士班,在一個幾乎全封閉的環境裡對學生大劑量、長時間、高強度地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即使學生畢業以後接觸到真實的社會,也只能以扭曲的思維方式得出變異的結論。

【第九計】魔變藝術

人類的正統藝術來源於神,最早出現在神殿、教堂和廟宇中,是神與人溝通的重要方式,也是維持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文化形式。正統藝術表現真和善、美好和光明。變異文學藝術是魔鬼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類道德的重要一環。魔鬼以「表現現實」為藉口,在藝術領域引入印象主義,在文學領域引入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又以「創新」、「批判現實」等為藉口,引入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等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對崇高的嗤之荒謬,純潔的標上無聊;下流的變成有趣,無恥的賞以成功。垃圾被擺上藝術的殿堂,大噪之音和靡靡之音被吹捧為藝術的新潮流,陰暗的繪畫表現的直接就是鬼的世界,充滿魔性的搖滾樂、行為藝術早就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線。很多青少年更是把外形醜惡、行為墮落的明星當成偶像,狂熱地追捧。

【第十計】控制媒體

為了蒙蔽人,魔鬼千方百計地控制人的信息來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眾媒體。在掌握了政權的國家裡,壟斷一切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起著替共產黨宣傳辯護的作用。在尚未掌握政權的國家裡,鼓吹極端的言論自由,讓謬誤和造謠、低俗和瑣碎淹沒一切嚴肅的探討和交流。利用經濟手段控制主要媒體,以它們為槓桿,操縱輿論走向。大部分民眾忙於生計,無法從浩如煙海的信息中找出真正重要的內容,只有少數人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看出魔鬼的陰謀,但其呼聲被淹沒在眾聲喧譁之中,難以左右大局。

【第十一計】推黃賭毒

鼓吹墮落的生活方式,鼓吹性亂、同性戀等變異性行為;推廣賭博、吸毒等,讓人上癮;讓青少年對電子產品尤其是帶有暴力、色情、靈異內容的電腦遊戲上癮。一旦形成強烈的癮好,此人就會被魔鬼操縱而無法自拔。

【第十二計】變異各業

人類社會的傳統行業是神有意安排傳給人的。如果人能守護傳統行業不失,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夠保留對神的記憶並保持與神的聯繫。魔鬼不能容忍人保留與神的紐帶,誓要用各種方式消滅傳統的行業。它讓萬魔出洞,把無數光鮮亮麗的時尚亂象改頭換面拋向各行各業,變異、敗壞各行各業中的傳統精神和規範,迅速淘汰傳統行業,讓傳統手藝後繼無人。讓各行各業競相拋棄傳統,陷入所謂「創新」的怪圈。讓魔給追求名利之人以變異的「靈感」、敗壞的「創意」,讓世界變得光怪陸離,引導人們追隨潮流,放大慾望,沉迷享樂。這種亂本身就是成功──因為如果人不能遵循神給人安排的生活方式,沒有時間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義,就等於在把人引向魔鬼設定的毀滅之途。

3. 破壞社會秩序

就其人間的表現形式而言,共產黨具有流氓幫派和邪教的兩面性,邪教是其意識形態,流氓幫派是其組織形式。共產黨為了占領世界,必須選擇一些人間的代理人。在東方,其代理人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江澤民等黨魁及其追隨者;在西方,其組織形式和代理人就非常複雜。眾所周知,占領世界最快捷的方式是選擇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個人,所以魔鬼一定會選擇最有權力者實施其陰謀。而權力主要有三種形式:政權(軍權是政權的延伸)、金權、話語權。政權包括政府和政黨,金權包括財團和工商企業,話語權包括宗教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媒體和文藝娛樂。三種權力形式都是魔鬼急欲染指、控制的領域。

【第十三計】侵蝕教會

變異宗教,用社會宗教代替啟示宗教;派代理人進入教會內部改變教義甚至經書,炮製「解放神學」,把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引入宗教;敗壞神職人員道德,讓人對神的救度感到徹底幻滅。

【第十四計】解體家庭

神給人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結構,其中最重要的社會結構包括家庭、國家和教會。家庭是神傳給人的基本的社會單元,是守護信仰的堡壘、實踐道德的基本環境、社會穩定的基石、傳承文化的重要機構。魔鬼用女權主義、反對父權制、性解放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鼓勵同居、通姦、離婚、墮胎等方式顛覆破壞傳統家庭,混淆男女性別角色。這是魔鬼通過敗壞人的道德來毀滅人的重要步驟。

【第十五計】東方極權

魔鬼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被削弱的機會,煽動革命,首先逼迫沙皇退位,然後發動十月政變,奪取了政權。此後,蘇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建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美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分別於1919年、1921年成立,都是聽命於其蘇俄主子的共產黨支部。蘇共支持中共依靠暴力和謊言,也依靠二戰之後中國社會的特殊形勢,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蘇共和中共分別在和平年代針對自己本國人民,以極其殘忍的手段屠殺了幾千萬人。中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宣戰,破壞了五千年的傳統文明。上世紀80年代後,中共為了解決生存危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但政治領域絲毫沒有放鬆,又相繼進行了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和迫害法輪功精神信仰的運動,一直維持至今。

【第十六計】西方滲透

中華傳統皇朝、西方傳統的王權、美國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是神在不同時期根據人類社會的具體情況給人奠定的政體形式。魔鬼暫時無法通過革命的方式在西方國家掌權,於是採用「滲透」的方式,慢慢侵蝕西方國家的肌體,逐漸掌控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時至今日,除了不講暴力革命以外,西方國家實行的基本屬於變形的共產主義制度。

【第十七計】邪變法律

神的誡命是法律的來源,道德是法律的不變基礎。在重新定義了「道德」、「自由」等概念之後,魔鬼又進一步操控法律的制定權和解釋權。在東方共產國家魔鬼制定惡法,並隨意解釋法律;在西方民主國家裡,以滲透的方式任意解釋法律,以修改法律的方式重新界定人的行為,取消道德規定的善惡,用法律規定善惡;用法律來保護惡(如殺人、通姦、同性戀)、打擊善。

【第十八計】操控貨幣

廢除金本位,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製造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改變傳統的「量入為出」的理財觀念,讓政府和個人都陷入「高消費」、「超前消費」的習慣不能自拔。鼓勵各個國家借債,籍此削弱這些國家的主權。鼓勵百姓借錢消費,這樣他們必須依賴銀行、政府,成為終生的債務奴隸。

【第十九計】超級政府

利用經濟全球化趨勢,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民族國家讓渡自己的主權。魔鬼用「軟」和「硬」兩手,即一方面用「國際聯盟」、「聯合國」、「地區一體化」、「世界政府」等「美好願景」為誘餌,同時對各國政府和政客威逼利誘,以武力、戰爭和動盪來使人類失去安全感,逐漸把世界納入超級極權政府的計劃,以對全人類進行最嚴厲的人口管制、行政管制、思想管制。

4. 操縱社會運動,製造社會動盪

為了徹底顛覆傳統人類社會,魔鬼製造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社會運動和社會動盪,其過程令人驚心動魄,歷時至少幾百年。

【第二十計】發動戰爭

戰爭是魔鬼實現其目的的利器。它能打破原有國際秩序,摧毀傳統的堡壘,加速傳播魔鬼的意識形態。許多戰爭的背後都有魔鬼操縱。如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消滅歐洲幾大帝國,削弱沙皇俄國,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準備條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中共攫取政權準備條件,同時幫助蘇聯武力入侵東歐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陣營。二戰也造成前殖民地國家統治失序,蘇聯和中共趁機扶植各國共產黨,發動所謂「民族解放運動」,把亞非拉的很多國家置於其卵翼之下。

【第二十一計】煽動革命

掌握政權是魔鬼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只要有可能,魔鬼總是以掌握政權為第一選擇。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工人階級必須打破原有的國家機器,代之以自己的國家機器。政權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核心問題。煽動革命可以分為幾個步驟:第一步,煽動仇恨,分化人群;第二步,用謊言欺騙大眾,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第三步,對反抗力量各個擊破;第四步,用暴力製造恐怖氣氛和混亂局面;第五步,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第六步,鎮壓「反動派」,用革命的恐怖建立並維持新秩序。共產國家妄圖發動「世界革命」,成立共產國際,向全世界輸出革命,扶植各國左翼勢力,在各國製造亂局。

【第二十二計】經濟危機

製造、利用經濟危機,伺機發動革命,或者以救世主的面目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民主國家的政客「病急亂投醫」,只好一次次和魔鬼簽訂出賣靈魂的契約,一步步把國家引入大政府、高稅收的社會主義泥潭。美國新馬克思主義者說:「真正的行動藏身在敵人的反應之中」,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魔鬼的策略。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歐美國家走上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關鍵,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為政府的繼續左傾準備了條件。

【第二十三計】離土斷根

移民現象自古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但近代以來,出現了某些大規模的移民潮,包括國際間的和一國之內的移民潮,這是邪靈刻意操縱的結果。讓人們遠離自己的祖國和故鄉,可以達到多重目的:淡化民族意識、模糊國境線,削弱國家主權,也即削弱了各國維護其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的能力;使大面積人群失去文化的根,更容易被現代潮流裹挾;藉機挑起宗教和民族間的仇恨和矛盾;把立足未穩的新移民變成左派政黨的投票機器;使大面積的人群不適應新環境,為生計而疲於奔命,無暇顧及精神道德層面的事情,也沒有能力深度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從而方便了魔鬼的代理人竊取權力,左右社會走向。

【第二十四計】綁架運動

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原有的一些現象和趨勢,煽風點火,使事態升級,把某些正常的社會訴求擴大成聲勢浩大的運動,從而達到其攪亂社會、打擊政敵、搶奪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最終趁機奪權的目的。西方的和平反戰運動、環保主義運動等均屬此列。

【第二十五計】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革命以恐怖主義起家,共產國家實行國家的恐怖主義。前蘇聯、中共資助扶持國際恐怖主義,作為對抗西方自由世界的一支別動隊。以鬥爭哲學發展出的列寧主義為當代恐怖主義提供了理論溫床。魔鬼以各種方式分化人群,挑起仇恨,使個人怨恨擴展為對更大群體的仇恨,滋長各類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非理性的濫殺無辜,增強人的荒謬感、無助感,把社會變成一個無處可逃的所在。無處不在的暴力更容易使人變得反社會、抑鬱焦慮、憤世嫉俗,這就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肌體,使社會碎片化,達到了魔鬼對人「分而治之」的目的。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為了毀滅人類,魔鬼對不同的人採用了不同的態度,或殺戮,或收買,或控制,或愚弄,或把其變成殺人工具、發動革命和叛亂的暴民。

【第二十六計】殺戮異己

人的慧根不同,有人離神近、悟性好,不會輕易上魔鬼的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魔鬼的騙術不易奏效。因此中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殺戮了數以千萬計的傳統文化精英,迅速造成文化的斷層。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對於能夠認清魔鬼陰謀的智者和勇士,魔鬼不惜以各種方式消滅其肉體,包括政治運動、宗教迫害、羅織罪名肆意構陷,直至暗殺。

【第二十七計】拉攏精英

拉攏各國、各行各業的精英,使其為自己服務。為了讓精英為自己服務,魔鬼有針對性地施以利益,並以聽命於自己的程度來決定給予其大小不等的權力。對求權求名的各類精英,予之以名、權;對貪婪之士,誘之以利;對狂妄之徒,進一步助其自我膨脹;對無知者,充分利用其無知;對忠誠者,轉移其忠誠的對象;對痴迷者,加重其痴迷程度;對才智之士,用科學、唯物的幌子和話語權去引誘;對有遠大抱負和良好願望者,充分利用其善良和抱負。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總統、總理、學者、智囊、決策者、當權者、精英、領導人、財閥銀行巨頭、教授、專家、諾貝爾獎得主……讓他們有組織、有等級、有出人頭地的身分、有萬眾矚目的權勢、有取之不盡的財富。因勢利導,不拘一格,對症下藥,百試不爽。在魔鬼眼裡,那些上當受騙者統統是「無知的代理人」、「有用的傻瓜」。

【第二十八計】愚化大眾

控制大眾的信息通道,用錯誤的歷史觀(如馬克思的階級史觀)篡改歷史,愚化教育,控制媒體。靈活運用表面的安撫和膚淺的娛樂;讓大眾只關心切身利益、低俗娛樂、情色迷亂、體育比賽、花邊新聞。同時吹捧大眾,迎合選民,使其喪失警覺和判斷力。在共產極權國家裡,絕不許民眾參與政治;在民主國家裡,把關心公共事務的民眾的注意力吸引到瑣碎細小、無足輕重的政策問題上(比如變性人的權利),這是中國兵法中有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法。製造社會熱點,炒作轟動事件,甚至不惜發動恐怖攻擊和局部戰爭來掩蓋魔鬼的真實企圖。用現代意識俘獲大眾,用社會的大多數淹沒那些尚具有傳統觀念的人。利用哲學家討論各民族文化的陰暗面,以偏概全,培養民眾對傳統的反感。挑動年輕一代反權威,濫用「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從根源上障礙甚至杜絕他們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和智慧。

【第二十九計】製造暴民

在共產國家裡,把傳統文化精英殺戮殆盡之後,魔鬼力圖把殺不掉的人變成殺人不眨眼的「狼崽子」,尋找合適的時機讓他們把革命和暴亂輸出到其它國家和地區。中共在中國大陸攫取政權後,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成功」培育出一代「狼崽子」,他們在文革初期打砸搶燒,無惡不作,十幾歲的花季少女打死老師亦毫無悔意。現在活躍在中國各社交媒體上的「五毛黨」,動不動喊打喊殺,什麼「寧願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寧願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他們也是中共培養的預備殺手。在西方,共產黨直接吸取法國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每次革命和暴亂都以一群毫無顧忌也毫無廉恥、憐憫之心的暴徒為先鋒。

【第三十計】加速淘汰

加速代際更替,越來越快地淘汰老一輩人。讓老年人遠離決定社會走向的權力中心,用這種方式加速人類遠離傳統。不斷下調選舉權的年齡下限,在政治上和各行各業中增加年輕人的權重,把有傳統觀念的人、清醒的人邊緣化,直至淘汰出局。在文學藝術和流行文化中,吹捧年輕人的趣味和價值觀,鼓動人追逐時尚、符合潮流,否則就要被淘汰。加速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加快生活節奏,使老年人無法適應;加速移民、城市改造等,改變原有城鄉面貌,讓老年人產生疏離感;給中青年一代製造更大的生活壓力,使其沒有精力陪伴照顧父母,增加老年人的孤獨無助感。

【第三十一計】肢解社會

傳統的人類社會,人們守望相助,發生矛盾時,有宗教、道德、法律、民俗等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工具,社會結構具有極大的穩定性。魔鬼無法在短期內使這樣的有機社會分化瓦解、走向崩潰,因此必須把社會分成很小的單元,最好是每個人各自為戰,彼此不相往來,這樣就方便了魔鬼見縫插針、各個擊破。魔鬼千方百計地用不同標準把社會分成互相對立的團體,再煽動各團體之間的仇恨和鬥爭,比如階級、性別、種族、民族、教派等都可作為劃分依據;煽動有產者和無產者、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進步分子和「落後分子」、自由派和保守派等互相對立。另一方面,政府權力不斷擴大;原子化的、孤立的個人根本無法和掌握了一切資源的極權政府相抗衡。顯而易見,社會的碎片化和極權政府的權力集中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

6. 掩蓋和防範

就像犯罪分子在作案現場要抹去自己的指紋一樣,魔鬼也要千方百計地掩藏自己。其騙術登峰造極。

【第三十二計】瞞天過海

小的騙局往往發生在暗處,而魔鬼的天大騙局卻發生在明處,甚至表現得「合情、合理、合法」。普通人無法理解也無法想像如此邪惡、如此巨大的陰謀,所以即使有人揭露魔鬼陰謀的局部,也很難被人理解和接受。此外,魔鬼還故意以不同方式釋放出計劃的局部,引起人的猜疑和恐懼,增加混亂的因素。

【第三十三計】聲東擊西

冷戰時期,世界分為你死我活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但誰能想到,在似乎截然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之下,同一個魔變過程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發生著。西方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甚至公開表示不認同蘇聯或者中國模式,但他們所為之努力奮鬥的社會形式其實並無不同。易以言之,魔鬼在東方和西方、共產主義陣營和自由世界虛虛實實、聲東擊西,起著互為奧援、彼此掩護的作用。

【第三十四計】妖化論敵

把揭露魔鬼的人妖魔化,稱他們為「陰謀論者」、「極端主義者」、「極右翼」、「另類右翼」、「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戰爭販子」、「煽動仇恨者」、「納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將之打入社會和學術邊緣,成為另類,讓人對他們嗤之以鼻、懼而遠之,使他們的言論沒有市場、他們的存在不具影響力。我們不是要給這些詞代表的人或者現象「平反」,我們只是要指出,使用這些貶義、惡意的標籤是魔鬼的一個慣用伎倆。

【第三十五計】轉移視線

魔鬼把它們的計劃安在某個民族,或者某個群體或個人身上,讓人們去仇恨、猜忌、調查這個民族、群體或個人而忽略了魔鬼本身。

【第三十六計】把握多數

即使用盡以上所有詭計,仍會有人不斷發現魔鬼的祕密,這是些非常有智慧的人。但那時魔鬼已經掌握了絕大多數人,這是它們掩蓋自己的社會基礎。少數發現魔鬼祕密的人就像處身曠野,他們的吶喊不會得到任何呼應而歸於湮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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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毀人的手段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列舉三十六計,也只是取其成數而已。上述手段雖然已經十分駭人聽聞,卻遠非魔鬼邪惡的全部。人永遠只能低估魔鬼的惡,卻無法高估魔鬼的惡。限於體例與篇幅,這裡只能概括地說明這些魔鬼常用的策略,具體例證和剖析將在後續章節中逐漸展開。



(大纪元201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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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8-5-25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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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欧洲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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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2. 马克思主義出现的历史背景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義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義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5. 共产主義向世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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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许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预言,许多也都已应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宗教独有的现象,其它还有像法国诺查丹玛斯留下的《诸世纪》,以及秘鲁、韩国等的传世预言。而在中国,在漢、唐、宋、明代都有系统的预言,其准确性让人惊讶。[1]

预言现象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反而像是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其发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远年代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在历史的最后时刻(这一时刻也可能是新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始),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会来到人间。

在电影编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切为了高潮”。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编剧要设计许多人物和安排许多事件以促成这个高潮的到来。[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历史这个剧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显神迹之前的最后正邪大战,而许多事件都是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后的高潮,魔鬼在世间做了细密的安排以毁灭人类,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创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后关头唤醒迷失的人们、让人摆脱魔鬼的得救之路。这一切造成了人世间的复杂局面。

世界上许多正教都预言了最后创世主回到人间,也有很多宗教预言在此时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现,万魔出世,世间乱象丛生,人的道德也非常败坏。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人的这种败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無神论的盛行,并用欺骗性的理论来蒙蔽人们的头脑。这种欺骗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开始出现,而马克思是集各种欺骗之大成者,并形成了一个貌似包罗万象的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权暴政。简而言之,马克思就是为了最后干扰人使人不能认识创世主的魔鬼。他并不是一个無神论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论是魔鬼的代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马克思一生中出版过大量书籍,廣为人知的两部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共产主義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经过了一个魔变过程,使得他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马克思年少时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3]

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無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写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的亲人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的魔变。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

而马克思的儿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

马克思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在她小时候,马克思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Hans Röckle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無完结。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無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

马克思卖给魔鬼的不是玩偶,而是自己的灵魂,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成功。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有段奇异的自白:“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4]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其《马克思》一书中评论道:“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他用魔鬼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也具备了魔鬼的特性,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5]

马克思的灵魂走向邪恶、反对神的同时,他走向了与正教相反的邪教信仰。沃格林如此写道,“马克思知道他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灵。他不想成为受造物。他不想从受造物的生存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他想从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从神的立场来看世界。”[6]

《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表达了要摆脱神、要和神平起平坐的意愿。“带著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持邪教信仰的马克思从反叛的视角写道:“我一直想对造物主复仇。”“神的想法是一个变态文明的蓝图,一定要消灭它。”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著带子,面对著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真实的马克思不是無神论者。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伟大的人物,在度化众生的同时,也奠基了几大文明。如耶稣奠定了基督教文明;中国的历史上有老子,奠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道家思想;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这些伟大人物,尽管人们在研究他们的思想来自哪里,但耶稣几乎没有上过学;释迦牟尼和老子即使读过很多书,但他们的智慧卻是修炼开悟而来,并非人间的知识。

与上述那些文明初创时应运而生的觉者相比,在文明走向最后正邪大战的时候,也必有应劫而生的魔鬼代言人。马克思的知识虽然借鉴了一些前人的理论,但其最终来源卻是直接来自邪灵。他在《关于黑格爾》一诗中狂妄地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樣。”

马克思在邪灵的安排下来到人间创立共产邪教,以败坏人的道德为途径,最终达到让人背离神并最终被永远销毁到地狱中的目的。

2. 马克思主義出现的历史背景

邪灵为了马克思主義的传播,在世间做了种种理论准备,包括创造出某种社会形式以适应共产邪教的传播。在这两方面我们也稍作梳理分析。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深受黑格爾和费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响。费爾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认为宗教“不过是对于知觉的無限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对無限的认识中,有意识的主体以其自身本能的無限性作为认识的对象”[7]。如果我们把费爾巴哈的理论做更通俗的阐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是人通过想像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后的结果。

费爾巴哈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对共产主義的出现和泛滥有一种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随著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物质的丰富、医学的进步和给人提供的各种享受及娱乐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质基础也能追求到幸福。如果人仍然不满,还有一项阻碍就是社会形态的限制,因此人通过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这也正是共产邪教引导人败坏或相信其邪教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费爾巴哈并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里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和耶稣的神性。这樣追溯上去,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啟蒙运动甚至古希腊时期。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

尽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比达爾文的《物种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达爾文的进化论“假说”卻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依据。如果一切物种都是自然发生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人又是最高级的生命,那麽这里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进化论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处限于篇幅略去具体分析)。1860年1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物种起源》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9]

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和哲学领域的唯物论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两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论准备之外,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也经历著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出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欧洲从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农业的发展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来;自由贸易的发展,让产品可以行销各地;金融革命则为工业革命注入了资本,这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的兴起和人员、知识、观点的流动。在城市中,人们的关系不像农村那麽密切,即使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可以在某个城市安家立业,甚至著书立说。马克思,也就在被德国驱逐后,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来到伦敦并居住在贫民窟中。

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化学等相继出现。随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让通信也变得快捷方便。每次社会变动的时候,由于人类缺乏经验,因此会产生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为马克思指责社会形态充满罪恶、必须徹底砸碎的言论提供了传播的土壤。而同时,这些新的科技又增強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这里需要再次強调的是,与其说这些社会变动和理论准备导致了马克思主義的出现和传播,毋宁说是魔鬼为了马克思主義的出现和传播而提前创造了那些条件。毋庸赘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会现象,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義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其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推翻了传统的君主制,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开始了一场暴民的狂欢。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憑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0]

法国大革命后掌权的雅各宾派深谙此道,其领袖罗伯斯庇爾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而且杀死了多达7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無辜的。后人在罗伯斯庇爾的墓志铭上写道:“过往的行人,不要为我悲伤。如果我活著,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雅各宾派实行的三方面恐怖政策都与后来的共产党非常相似,包括政治恐怖、经济恐怖和宗教恐怖。

其政治恐怖的做法,一如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革命者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決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無套裤漢(即無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強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据该法令,取消了预审制和辩护人,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在审判中如缺乏物证,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決。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狱。[11]

其经济政策的做法,类似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義政策。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凡是囤积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损坏商品质量、将其隐藏起来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论处。凡违反该项法令者,除没收其商品外,并处以死刑。”[12]

其宗教政策,则以摧毁天主教为特征。法国原本是天主教会最大的支持者。但雅克•埃贝爾、皮埃爾•肖梅特和他们的支持者创立了一种無神论信仰,称为“理性崇拜”(即所谓“啟蒙时代”所高扬的“理性”),其目标在于消灭天主教。[13]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废除了基督教历,实行共和历。11月10日,巴黎圣母院被改为“理性庙”,由一个演员扮演“理性女神”供大家膜拜。一个新的基于無神论的“理性教”迅速在巴黎铺开,一周之内巴黎除了三座教堂外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宗教恐怖运动很快遍及全国,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处死。[14]

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做法上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借鉴,在思想上和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有内在的联系。

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空想社会主義者巴贝夫(Francois No[l Babeyf)已经具体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称许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義政党”的奠基人。法国在19世纪受社会主義思潮的影响很深,在巴贝夫思想的影响下,秘密社团“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兴起。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达巴黎后加入该社团,在其领导下,“流亡者同盟”于1836年更名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会上,“正義者同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产主義者同盟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组成了由两人领头的“共产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国际共运的基本文獻《共产党宣言》。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就陷入了极度的动荡,各地所谓的“革命”此起彼伏,从拿破仑掌权到被推翻,之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各地、德国、比利时、波兰等都被卷入这场大潮。到1848年时,革命和战争遍布欧洲。这种动荡成为共产主義思想迅速传播的媒介。

1864年马克思等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史称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马克思是实际上的领袖。马克思通过共产主義成为了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共产党宣言》大行其道。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是第一领导人,他一方面试图创建一个由纪律严格的革命者组成的核心,以煽动工人采取暴力行动;另一方面,他也要在这个新的组织中清洗掉那些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比如巴枯宁,他是第一个对革命感兴趣的俄国人,并狂热地宣传马克思主義,但由于他的领导力吸引了第一国际的许多成员,马克思于是指控巴枯宁为沙皇间谍,并将他从第一国际中开除。[15]

第一国际领导的最大的共产主義运动,当属其法国支部领导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義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巴黎公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尽管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但普鲁士人还是围困了巴黎。普鲁士人很快就撤走了,但战败的羞辱和长期以来积累的法国工人对政府的不满卻爆发了出来。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首脑梯也爾撤到了凡爾赛,由此在巴黎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

1871年,巴黎公社由社会底层的暴民和流氓领导的武装叛乱开始,其领导成员包括社会主義者、共产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有著马克思主義思想理论作为支撑,有著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直接参与,他们运用了無产者进行社会革命,毁坏了人类文明传统,要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毁掉了巴黎及城中的大量文物、古迹和艺术品,对法国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坏。一个工人曾发问:“那些我根本没钱买票进去的古迹、歌剧院、咖啡音乐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16]

当时的见证人表示,“巴黎公社是残忍、無情的,是1789年血腥革命的遗产。世界上看过最多的罪恶,是血腥和暴力的革命,参与的人是亡命徒、土匪、無神论者、疯子,他们被酒和血灌得大醉。”[17]

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说:“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著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18]

他们的信念部分来自于空想社会主義者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的仇恨,“国家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就会贫穷;而国家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则会富裕;死掉一个富人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氛围是“無产者像盗贼一樣准备夺取财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表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如果这不是共产主義,‘可能的’共产主義又是什么呢?”[19]

巴黎公社具有共产主義的典型特征,纪念法国英雄拿破仑的旺多姆圆柱被摧毁;公社没收教会财产,屠杀神职人员,禁止在学校中教授宗教内容,给神像穿上现代的衣服,叼上蝷獢]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国家以武力贯徹国家無神论,给宗教和传统信仰带来空前浩劫,何其相似);在当时的右翼人士看来,公社就是收集再分配富人财富搞共产的代名词。女权主義也大行其道,女人甚至教唆男人放火破坏艺术品。中国人张德彝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驉A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20]

由此看来,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疯狂举动不足为奇,1871年5月23日,公社当局在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之前,下令焚毁卢森堡宫(法国参议院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Palais Royal)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晚上7时,社员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多处纵火,曾经金碧辉煌的法国王宫杜伊勒里宫(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正宫)化为焦土。纵火者还打算把邻近的卢浮宫也烧了,幸而梯也爾部队及时赶到,扑灭了火情。[21]

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迅速地根据这个事件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对《共产党宣言》作的唯一“修改”,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5. 共产主義向世界扩散

共产主義由此变得更有破坏性,影响范围也更廣大。1889年,是马克思死后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十三年、法兰西大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一年“工人国际会”复活,马克思主義者们开始重新聚集,史称“第二国际”。在共产主義指导下,打著“人类的解放”“废除阶级”等旗号,19世纪末的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连的欧洲工人运动迅速成长。列宁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樣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魔鬼靠谎言和灌输把共产主義输入人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共产主義思想,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个社会党,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合作社社员达700万人以上。“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否同社会主義运动和工人运动存在政治上的联系,都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22]

与此同时,共产主義开始通过欧洲向俄国和东方扩散,1886~1890年间,俄国的列宁开始接触卡爾•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之后开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语。经过被监禁、放逐之后,列宁旅居西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成了推廣共产主義的便利工具:当尼古拉沙皇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最终被推翻时,列宁被困在瑞士,半年后,列宁在十月政变中获得了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共产主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基地。俄国,这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古老传统及大量人口和资源的当时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共产主義国家。

这时,共产主義依然在全球成长,苏联和东亚邻近,共产主義意识形态借著地利传入东亚,中国本土出现了共产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共产党在俄国篡夺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共产势力如洪水猛兽般地在欧亚大陆扩张。

苏共通过对世界局势的操控,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推行共产主義在全球的扩张。斯大林表示,“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23]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義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24]

在冷战期间,共产国家遍布四大洲,自由世界和共产阵营激烈对峙。整个世界
好比一个太极图,一半是冷的共产主義,一半是热的共产主義:自由世界的国家表面上不是共产国家,在实践著共产主義或者社会主義(即共产主義的初级阶段)。#


[1] 《伟大的时代──预言中的今天》,正见网,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4087。

[2] 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3] Richard Wurmbrand, Marx & Satan (Westchester, Illinois: Crossway Books,1986).

[4] Karl Marx, “Book of Verse Scenes from Oulanem,” Early Works of Karl Marx.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5] Robert Payne, Marx.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6] 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费爾巴哈著,U震华译:《基督教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文马克思主義文库。

[11]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I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280-281.

[12] Miguel A. Faria, Jr., “The Economic Terr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cienda Publishing, http://www.haciendapub.com/articles/economic-terror-french-revolution.

[13] Gregory Fremont-Barnes, Encyclopedia of the Ag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New Ideologies, 1760-1815 (Greenwood, 2007).

[14] William Henley Jervis, The Gallican Church and the Revolution, 239-241.

[15]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Izzard Ink Publishing,1958, 2014).

[16]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Basic Books).

[17]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Basic Books).

[18] [法] 奥古斯特•布朗基:《布朗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9]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 张德彝:《三述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1]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Massacre (Basic Books).

[22] Eric Hobsbaw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11).

[23] [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24] Winston Churchill, “Sinews of Peace” (Speech at Westminster College, Fulton, MO March 5, 1946).



(大纪元201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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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方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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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1)蘇共上位
    2)中共篡權
2. 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2)中共亦步亦趨
3. 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1)蘇共暴行
        (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2)製造饑荒殺人
        (3)大清洗殺自己人
    2)中共暴行
        (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4. 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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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在蘇俄奪取政權開始,共產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國國會記錄顯示共產主義殘殺了至少一億人,[1]《共產主義黑皮書》詳實記敘其殺人歷史及事實。[2]從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後解密的檔案、中共黨史研究室公開的歷次運動死傷人數記錄、國際法庭公審前柬埔寨共產黨魁的殺人罪行,到當下的朝鮮金氏極權暴政,人們對共產暴政嗜殺的本性有著相當程度的認識。

曾有很多學者比較共產黨極權與納粹極權政體的不同。這些比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有一點卻通常為學者所忽略。納粹屠殺猶太人只是以屠殺本身為目的,但共產黨殺人的本身卻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死亡,靈魂還是會進入天國或輪迴轉生。而共產黨以屠殺的方式,在人們心中植入恐懼,強迫人們接受它的邪說,最終讓人類的靈魂在道德的敗壞中走向地獄。它不僅要毀掉人的肉體,更要毀滅人的靈魂。

共產黨殺人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強化內部成員的凶殘,篩選最邪惡者來進行掌控。許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產黨為什麽要不斷在內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見,既沒有反黨,也沒有反對黨的領袖,但卻遭到殘酷無情的清洗,乃至株連九族。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黨由於與神和人為敵,罪惡彌天,因此時時感受到生存的危機。為此,共產黨需要找到最沒有是非善惡觀念的人來做它的中堅力量。屠殺的過程就是在篩選最心狠手辣的邪惡分子,這樣共產邪靈才能放心地將權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證這個暴政的延續。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黨員都被清洗,由此選出了一個最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了中共的繼任領袖。江澤民後來又選擇了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最凶殘的羅干和周永康相繼進入最高領導層,其原因也是如此。

這種殺人有時候還需要全民的參與,如「文革」,讓全民手上都沾了血,與黨共同犯罪後就容易成為這個罪惡體制的維護者。至今那些打砸搶的紅衛兵中,還有很多人高喊著「青春無悔」,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除此之外,共產邪教通過屠殺來消滅被製造出來的敵人,並讓旁觀者在恐懼和戰慄中放棄對共產黨的一切質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們不難解釋一個現象:在人類歷史中,無論是戰爭還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敵人才去殺人。而共產黨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殺而去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來殺。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持久和大規模的殺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為傳統的中國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積累的文化底蘊、思想內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納仇視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產主義,因此共產邪說必須靠暴力來移植和維繫。在此之前,則是在蘇聯進行預演。

1. 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共產主義是個邪靈,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從馬克思的「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毀掉擁有人世間最輝煌藝術的巴黎城;從蘇聯共產黨陰謀加暴力奪權,到中共暴力加詭計篡位,皆是如此。

1)蘇共上位

1917年2月,當時俄國產業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廠環境惡化而發動罷工。其後,動亂蔓延至俄羅斯其他地區,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國臨時政府建立。列寧聽聞動亂後想立即從瑞士趕回俄羅斯,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正酣,中間經過的都是敵對國。2007年底,德國《明鏡周刊》證實了一個長達九十年的猜測。[3]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與俄羅斯是交戰國,他認識到列寧能夠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性結果,於是允許列寧取道德國到達瑞典,再經芬蘭回到俄羅斯。不僅如此德皇給了列寧大量的金錢和武器支持,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國外交部就給了列寧2600萬馬克。邱吉爾在評價德國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寧送回俄羅斯時說:「他們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種用在了俄羅斯。他們把列寧像鼠疫桿菌那樣裝在一輛密封卡車裡運了回去。」[4]列寧利用俄羅斯的這一動亂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發動政變(即十月政變),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建立首個共產政權。

但在其後的俄國立憲會議選舉中(1918年1月5日),俄國社會革命黨以明顯的選票優勢擊敗執政黨,即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4440萬以上的選民投票後,布爾什維克得票率只有24%,社會革命黨得票率有40%,布爾什維克最終敗選。

面對這一結果,列寧撕毀承諾,宣布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與此同時,早已準備充分的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召開當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後以強制手段解散了立憲會議,導致1月5日的選舉最終失效。蘇俄十月政變是20世紀國際共產暴力運動的始因,它觸發了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在全球範圍的擴張,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自此殺戮不斷。

2)中共篡權

1917年,蘇俄剛剛建立,便利用中國是共產第三國際成員國的機會「輸出革命」,派遣維京斯基到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再通過鮑羅廷讓國民黨接受「聯俄容共」政策,以讓中共滲透國民黨促進其實力的迅速增強。國民黨政府軍與侵華日軍八年艱苦對決中,中共趁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從幾乎被消滅的3萬紅軍重新坐大成為擁有正規軍132萬、民兵260萬的軍事集團。隨著日本戰敗,中共一邊和國民黨假裝和談,一邊武力擴張,慫恿美、蘇放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政府軍,於1949年暴力篡權,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國家。

此時的共產陣營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積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蘇、中兩大國,幾乎「紅」遍歐亞大陸,占據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圖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東南亞許多國家也倒向蘇共或中共。二戰中無數世人浴血奮戰的結果,卻養虎為患,讓共產極權坐大,實出世人所料。

2. 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從共產鼻祖馬克思到共產極權國家都在口頭上大講依靠工人農民、無產階級,代表著工人農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實際行動證明了最後吃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1918年,隨著立憲會議被列寧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來反抗,成為第一個在暴力機器前流血的階層。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發生了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參加者多達數萬人。布爾什維克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俄國最大的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許多工會紛紛支持。但罷工很快被蘇共用武力殘暴鎮壓。全俄鐵總和其它非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從此俄國工會逐漸被蘇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國很多城市也多次發生工人罷工。饑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士兵相同的糧食定量,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結果,所有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殘酷方式鎮壓下去。

1918年夏天,俄國因內戰而斷糧。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里津,因為那裡是俄國的傳統糧倉。列寧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體大屠殺。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農民。斯大林給列寧的電報中說:「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被押運至莫斯科。

蘇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農民反抗。1918年8月,奔薩地區的農民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蘇共派出軍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列寧當時給奔薩地區發送的電報如下:「1. 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  公布他們的名字。3. 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4. 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5]

坦波夫省十月政變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為了強行將糧食收繳上來,蘇俄政府組織了很多「徵糧隊」進入坦波夫省。為了抵抗強行徵糧,5萬多農民組成了自衛軍,同「武裝徵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

為鎮壓坦波夫農民的反抗,1921年6月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圖哈切夫斯基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區的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在鎮壓坦波夫州農民起義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殺死。

蘇俄血腥殺戮的預演為之後中共迫害中國工人、農民做了充分的鋪墊。

2)中共亦步亦趨

中國有著經過五千年奠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敬天信神的傳統已經融入到一代代中國人的骨子裡。共產邪靈只靠欺騙、變異、滲透等手段想改變這五千年的傳統談何容易?為此共產邪靈有計劃地用暴力殘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階層,摧毀傳統文化中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割斷神人聯繫;同時建立邪惡的「黨文化」以代替傳統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被殺掉的世人,特別是年輕人,把他們變成忘恩負義的「狼崽子」,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毀滅人類的工具。

中共剛剛篡奪政權後,馬上開始製造敵人,把屠刀首先揮向精英階層,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也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

中共進行的所謂「土地改革」,許諾把土地分給農民,先給農民一點甜頭,挑動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殺地主、殺富農,支持共產黨新政權。可是完成了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後,卻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沒有自己的土地,繼續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集中殺害鄉村中的地主、富農階層。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最少在500萬人以上,占當時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殺完了農村的地主、富農,中共接下來又用「三反五反」運動來屠殺城市中有資產的人士。僅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據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876人,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人一起自殺。

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而是緊接著整治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把他們的財富搶為中共所有,其結果是廣大工人、農民照樣貧窮。

3. 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1)蘇共暴行

(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1918年9月5日,列寧下令在索洛維茨基群島組建了第一個特別勞改集中營。這是為了關押、折磨和屠殺反對十月政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異見人士。此後,蘇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即是斯大林時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簡稱。斯大林時代,伴隨著接連不斷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斷加劇,「古拉格集中營」在蘇聯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全蘇聯共有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作者索爾仁尼琴一共列舉了31種刑訊方法,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由於祕密警察往往數刑並用,在生理上耗盡犯人的體力,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其僥倖心理,其結果是需要什麼口供,就能得到什麼口供。[6]

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進行十二到十六小時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大批大批的勞改者死於非命。許多人全家都被送進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歲高齡的老人也不放過。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軍隊高級將領,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囊括了所有的階層。

很多世人都以為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產物,其實蘇俄的勞改營不只是其它共產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當年也派出蓋世太保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保守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統被關閉。2013年,俄羅斯官方媒體網站顯示,有超過1500萬人因獲刑被關進古拉格改造營;在那裡,共有超過150萬人於釋放前死亡。

(2)製造饑荒殺人

饑荒也被共產政權用來殺人。1932至19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滅絕。事件背景是,蘇共在烏克蘭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遇到了當地農民的抵抗。於是,蘇共把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劃為「富農」,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蘇聯政府中斷。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任何人無法逃離。起初,烏克蘭人依靠家中貯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饑。可是,蘇俄政府動用了徵糧隊,把各家各戶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搶走。很快,大批農民陸續餓死,許多地方出現了吃人肉的慘劇,還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食用。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很多人餓死在鐵軌上和鐵路旁。

大饑荒過後,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無家可歸的孩子,只好去各個城市乞討謀生。斯大林政府認為,龐大的兒童乞丐損害了蘇聯的光輝形象,於是簽署命令,對12歲以上的兒童「予以槍決」。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50萬至480萬人死於大饑荒。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克夫市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

(3)大清洗殺自己人

共產邪靈毀滅全人類的目的中也包括毀滅它們自己人。所以共產黨對自己人從未有過半點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時代,恐怖殺戮行動愈演愈烈。從1928年開始,斯大林導演了一場持續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鎮壓。其中所謂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殺戮共黨自己人的運動。據歷史學家研究,在大清洗運動中,出席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39人,其中80%的委員被逮捕,並且全都被處死。列寧在世時的最後一屆7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將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20人遇害。貝利亞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帶來一個人,我就能給你找出他的罪証。」

這次清洗沒有漏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對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知識分子的鎮壓甚至比對軍政界的鎮壓更早一些,而且,事實上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價更大的是普通的蘇聯人民。

那麼斯大林搞的大清洗總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鎮壓的。曾在蘇聯和葉利欽時代主持過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說,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7]

2)中共暴行

從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幾年中,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及其所造成的大飢荒,使幾千萬中華子民死於非命。隨著血腥的黨內鬥爭的需要,隨著新一批接受無神論、黨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長成,為摧毀幾千年奠基的中華傳統文化,共產邪靈開始了更瘋狂的殺戮和破壞。

(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中共一直矇蔽世人謊稱是自然災害所致。其實,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只吃光了庫存的糧食,搞得土地沒有收成,還硬逼各級從省市到城鄉虛報糧產量,並按照虛報的數量超額徵收。結果導致農民把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上繳後仍然無法達到虛報的數量。中共各級組織逼糧團對快要餓死的農民吊打、刑訊、鬥爭以拿到農民們自己保命的最後一粒糧食。同時中共也學著蘇共的做法斷絕農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無數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餓死。人吃人的現象屢有發生,路旁餓死者的屍體隨處可見,慘不忍睹。當農民為了活命而去奪糧食時,又被殘忍地鎮壓殺害。上繳來的糧食被用來大規模購買蘇聯的武器、用來出口換黃金、用來還債,但中共卻罔顧本國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這場滅絕人性的以饑荒殺人的大屠殺,使數以千萬計的中華子民喪失了生命。

(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還要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產極權國家是如何的殘忍、嗜殺成性,而無法理解作為人怎會如此喪失人性、慘無人道。其實這正是源於共產邪靈是由「恨」及低層敗壞物質等組成的,同時利用爛鬼、低靈行惡,其非人性的表現就是其根本魔性所決定的。

整個文革時期,死於非命的人難以統計,多數研究估計超過二百萬,甚至更多。

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魯密爾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773萬人。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0年8月21至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小平於是舉了一個經典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康生命令公安部長謝富治把趙健民當場抓起來,投入大牢。僅趙健民一案就共牽連了138萬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了1493人,打殘了9661人。

(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幾十年中共的暴力殺戮、強力洗腦、黨文化的灌輸和教育,不信神的人們道德標準早已遠遠低於神給人規定的最低水準,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對神真正的信,而將中共敗壞後的宗教作為信神的形式。長此下去,世界上各個民族所預言的毀滅整個人類的大災難必將降臨。

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傳出了以信仰「真、善、忍」為本的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大法至簡至易,從祛病健身開始,僅短短幾年,經口耳相傳,全球就有上億人入道得法,帶動了整體社會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華。隨著大法洪傳,更多世人走進修煉,勢必讓人類走回正道,讓江山重歸清明。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世人道德來阻斷人得到創世主的救度,自然將法輪功視為第一大敵。

1999年7月,中共邪黨前黨魁江澤民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其修煉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澤民下令對法輪功要「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它們用謊言、欺騙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國人認同並追隨它們迫害法輪大法,反對「真、善、忍」,認同「假、惡、鬥」,讓人們道德敗壞,背叛神佛,走向法輪大法及「真、善、忍」的對立面。很多中國人在邪黨多年高壓、洗腦、殺戮中噤若寒蟬,變得麻木不仁,對迫害視而不見,甚至違心地參與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綁著走上毀滅之路。

共產邪靈還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捆綁自由世界國家,使他們無法制止中共對法輪大法及其信徒們喪心病狂的暴力殺戮和迫害,聽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無忌憚。

共產邪靈集古今中外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這一切手段之外,將法輪功學員作為活人器官庫,以每個器官數萬到十幾萬美元不等的價格,隨時殺死這些學員並販售他們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與加拿大前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首次發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報告以18種證據證明,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是真實存在的,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經國際調查員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殺」更新調查報告》發表。該報告以680頁的篇幅、近2400條參考資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實性質和駭人聽聞的規模。

2016年6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呼聲表決」(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過了343號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針對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強摘器官」行為。

活摘器官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能維持迫害,還吸引全世界的人為了活命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用錢買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器官,其實也在幫助中共殺人害命。這也是邪惡所要的,即進一步達到毀滅人的目的。

中共從篡政後從未放鬆對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對此問題本書將在第六章進一步展開論述。

4. 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在《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的緒論《共產主義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統計了共產政權在全球的罪惡行徑及導致的死亡人數,他估計共產政權導致的總死亡人數約為9,400萬。其中蘇聯2,000萬人、中國6,500萬人、越南100萬人、朝鮮200萬人、柬埔寨200萬人、東歐的共產政權100萬人、拉丁美洲15萬人(主要是古巴)、埃塞俄比亞170萬人、阿富汗150萬人,另有10,000人是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8]

根據不同學者的統計,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這段統治期間,在中共的直接干預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數大約在140萬到220萬之間,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口也不過700多萬人。柬埔寨在所有共產極權國家中表現最為極端,近1/3的人口死於非命。

朝鮮從1948到1987年間,強制勞動、處決和集中營勞改,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估計240,000到420,000人死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饑荒,1993年到2008年朝鮮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後,更是明目張膽地大肆殘殺,包括其高層政府首腦和親人,還不惜以核戰爭威脅世界。

從蘇俄建立第一個共產政權至今,短短一百年間,共產邪靈在共產政權國度裡竟殺戮了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還多的人。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史,每一頁都染著世人的血跡,都記載著共產邪靈百年來一路暴力嗜殺的惡行。


[1] 「Remembering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17/11/13/extensions-of-remarks-section/article/E1557-2

[2]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3] “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ät” (德皇陛下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

[4]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ume 5.

[5]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0), 365.

[6]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7] 中國社科院譯《雅科夫列夫訪談錄(1992—2005)》。

[8]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大纪元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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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輸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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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亞洲輸出革命
    1)朝鮮戰爭
    2)越南戰爭
    3)紅色高棉
    4)其它亞洲國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2)在非洲輸出革命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4. 冷戰終結
    1)「紅場」依然猩紅
    2)紅禍依舊氾濫

*****

共產邪教在全球的傳播依賴的是暴力和謊言。當一個大國在向小國輸出這種邪教意識形態的時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會如果不能夠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就會對其憑藉暴力或謊言(如所謂的「大外宣計劃」、「孔子學院」等形式)輸出邪惡意識形態掉以輕心。本章所關注的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共產主義對西歐和北美的滲透手法更加複雜,將在下一章專門論述。

1. 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1919年,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該計劃很快付諸實施,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5月在上海建立聯絡處,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在其後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蘇共的附庸。毛澤東那時每個月拿蘇俄160到170銀元的經費當工資,[1]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還跟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將中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支持的中共。杜魯門還做出了在二戰後撤出亞洲的決定。1948年,美國即從韓國撤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一週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這一政策,聲稱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2]雖然美國後來因為朝鮮入侵韓國導致聯合國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但是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創造了條件。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血本。除了訓練各國游擊隊、提供武器、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紀錄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7%。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註:即「大饑荒」期間]的時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期間,「對外援助」款額竟達23億6000萬元。[4]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餓死的3000萬百姓。因此,這些冤魂不僅是在為中共「大躍進」付出代價,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1)朝鮮戰爭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而力圖占領世界,因此它也會利用人對權位名利的慾望,誘惑人向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斯大林時,以比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更屈辱的條件,準備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幫助斯大林在歐洲建立霸權,以此換取蘇聯支持他控制朝鮮。[5]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韓國的戰爭,三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一個半月後幾乎占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毛澤東就在東北布置重兵,隨時準備入朝參戰。整個戰爭過程我們略過不提,由於杜魯門的綏靖,導致戰爭久拖不決。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還有一個險惡用心,就是把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送到前線當炮灰。[6]到戰爭結束時,中方傷亡也達百萬之多。

朝鮮戰爭的結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鮮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兩邊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訪華,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鐵時,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償建一條。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償為朝鮮建地鐵,將北京在建的地鐵停工,將一切設備和人員,包括鐵道兵兩個師、數萬人及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朝鮮不出一分錢、一個人,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結果平壤地鐵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最深處達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後,金日成又翻臉不認帳,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施工並完成了這項工程。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或要錢要物,並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鮮戰爭時留下的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士,殺的殺、關的關。中共賠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蘇共垮台之後,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餓殍遍野。2007年,韓國非政府組織「朝鮮逃北者聯合會」說,在金氏家族執政的六十年間,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8]這也是共產邪惡政權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其後,法國撤出越南,北越對南越的入侵和美國的介入遂使越南戰爭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美軍直接參戰時間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其軍事顧問團團長就是中共上將韋國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關押和處決,引發了北越的饑荒和農民暴動。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並發動了和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大規模援助越南。[9]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準備恢復經濟,讓毛澤東退居二線。而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於是悍然加入越戰,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面對開動的戰爭機器,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3年,毛澤東相繼派出羅瑞卿和林彪訪問越南,劉少奇向胡志明承諾中共將獨家承擔越戰費用,並表示「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成你們的後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動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隨後,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錢、出物資、出人。[11]根據陳憲輝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的數據,「毛的援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造成越南500萬平民死亡,遍地廢墟、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償援助中包括:足夠裝備陸海空軍200多萬人的武器彈藥和其它軍用品;100多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3億多米布匹;3萬多輛汽車;數百公里鐵路;500多萬噸糧食;200多萬噸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物資金錢援越之外,中共祕密派出30多萬解放軍換上北越的軍裝輪番進入參加了對南越軍、美軍作戰,為了保密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200億美元,[12]而中國1965年的GDP不過才704億人民幣(按當時官方匯率大約折合286億美元)。[13]

1973年,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分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從越南撤軍。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領西貢,南越滅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後的「鎮反」運動,南越大約兩百多萬人冒死逃亡,[14]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1976年,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紅色高棉

越戰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但這後來也成為中越交惡的導火索之一。中共為了輸出革命,以巨額援助為代價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國打下去,[15]而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這個會談將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後關係更加惡化,毛又聯美制蘇,邀請尼克松訪華。此時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不願繼續打下去,越南和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越南與中共漸行漸遠,向蘇聯靠近。

毛對越南極為不滿,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關係更加不和,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柬共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讓柬共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柬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錢和軍火。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17]等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當地政府根本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因此老撾和柬埔寨的政權在1975年都落入共產黨手中。

老撾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則由中共控制,建立紅色高棉。為了執行中共要教訓越南的政策,紅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統一的越南南部,屠殺柬越邊境居民,試圖攻占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時和中共關係不睦而和蘇聯交好,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開始進攻柬埔寨。[18]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後實行極端恐怖統治,宣布廢除貨幣,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並屠殺了所有的知識分子。三年多時間,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與柬埔寨開戰後,不堪忍受的百姓紛紛支持越南軍隊。僅僅一個月,紅色高棉全線崩潰,丟失了首都金邊,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到1997年波爾布特被捕,後在公審中被判處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加上其它因素,於是鄧小平打著「自衛反擊戰」的名義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4)其它亞洲國家

中共輸出革命,給各國華人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就是排華事件,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紀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扶植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有300萬共產黨員,加上一些附屬組織,高達2,200萬人。他們遍布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乏共產黨人。[19]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極力鼓動印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印共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於是準備發動政變。1965年9月30日,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最後與中國斷交,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這次清洗還跟周恩來有關,周恩來曾在一次共產國家的國際會議上,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中國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輸出共產主義,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盡顏色。」印尼的大規模排華由此展開。[20]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不久,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鼓勵華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像章和《毛主席語錄》上學,並和緬甸當局對峙。軍政府吳奈溫將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學習毛的著作,並關閉華僑學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致死,幾百人被打傷。1967年7月,中國官媒號召:「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大造奈溫政府的反。」隨後,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了軍事顧問團以及200多現役軍人加入緬共軍隊,又讓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緬共成員回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之後,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國庇護的緬共武裝從雲南攻入緬甸,擊潰政府軍,占領了撣邦的果敢(Kokang)地區,大約有一千多雲南知青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21]

文革前後,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為主,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但中共放棄「輸出革命」後,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流雲散,再也形不成氣候。馬來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準備以合法政黨身分參政。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因為彼時中共認為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這樣馬共的武裝鬥爭又延長了二十年。[22]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讓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並於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陽市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方言進行廣播。[23]文革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要求鄧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台和對印尼廣播的電台。那時中共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也需要國際社會支持,於是鄧小平接受了建議,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24]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中共還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里蘭卡、日本等地輸出革命,有的是提供軍事訓練,有的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後來成為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例如日本的「赤軍」,該組織臭名昭著的口號是「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時經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力量處於收縮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張,也就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這被中共稱為「修正主義」。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類似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對帝修反要和氣,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要少」。因此,毛澤東除了在亞洲輸出革命外,還和蘇聯競爭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中,宣稱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按照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文章將北美和西歐比作城市,而將亞、非、拉比作農村。以此推論,向亞非拉輸出革命就成了中共當時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特拉華大學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祕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鬥爭。此外,祕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話語。

古茲曼是祕魯共產黨(亦稱「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該組織被美、加、歐盟和祕魯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於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暉。而熊是中共內戰時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特務,以他為大使,蒐集情報(包括美國情報)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顯。就在熊向暉上任前一週,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這又是中共輸出革命的證據。[25]

古巴是拉美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為了拉攏古巴,同時和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中共在1960年11月國內已經餓殍遍野的時候,給了到訪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還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等到卡斯特羅在中蘇關係破裂後倒向蘇聯,中共則通過駐哈瓦那大使館向古巴幹部和平民大量郵寄小冊子,煽動顛覆卡斯特羅政權。[26]

2)在非洲輸出革命

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響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獨立後走何種道路: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一個叫作「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組織的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情況。他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和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類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觀察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項目。當時中共從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大量專家,援建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派出的負責人給援建項目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負責人一到坦桑尼亞就組織造反隊伍、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像和毛語錄,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27]

中共的輸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亞的不滿。後毛澤東決定援建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坦贊鐵路,將東非和中南非洲貫通起來。這條鐵路穿越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成群,有的路基、橋梁和隧道的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極為困難,光橋梁就修了320座,隧道22條。中國派出5萬勞工,付出了66條生命,耗費近百億人民幣,從1970到1976年耗時六年竣工。但由於坦贊兩國經營不善、管理層的大肆貪污,該鐵路已經破產。按照可比價格計算,這條鐵路的造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到上萬億人民幣。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外,在歐洲還傾力拉攏共產國家阿爾巴尼亞。早在赫魯曉夫做祕密報告之後,阿爾巴尼亞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共,讓毛澤東喜出望外,從此開始了不計血本的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新華社記者王洪起回憶說:「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的人口只有200多萬,相當於每人從中國獲得了4,000多元人民幣的「援助」,而當時中國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過200元人民幣。這中間還經過了三年「大饑荒」和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用當時極為寶貴的外匯,進口了一些糧食。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劉少奇一聲令下,讓剛剛從加拿大購買小麥的中國輪船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28]

阿爾巴尼亞對中共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肆意浪費。從中國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被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裡,常年風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中國幫助阿爾巴尼亞建立了紡織廠,但阿國沒有棉花,中國只好用外匯買進口棉花給他們。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當時的中共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提出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並提出不要中國的機器,而要用意大利的,中國只好用外匯從意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

這種所謂援助,只是助長了對方的懶惰和貪婪。1974年10月,阿國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當時處於文革後期,經濟近乎崩潰,權衡再三還是決定給10億。阿國大不滿意,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麼「絕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完全是由蘇聯輸入的。二戰結束以後,根據雅爾塔會議劃分的勢力範圍,東歐被交給了蘇聯。

1956年,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之後,首先起來反抗的就是波蘭。在經過工人抗議、鎮壓和政府道歉後,波蘭選出了對蘇聯持強硬態度的哥穆爾卡,並頂住了赫魯曉夫的干涉。

接下來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發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學生舉行集會,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隨後集會吸引了大批民眾參加,並和警察發生衝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蘇聯認為可以和新的反對派合作,於是任命卡達爾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納吉為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納吉上台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即類似北約的軍事集團,以蘇聯為領導),並進一步推動「自由化」。蘇聯不能容忍匈牙利這種變化,於是將坦克開到布達佩斯街頭,納吉被逮捕和處決。[29]

繼「匈牙利事件」之後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從赫魯曉夫祕密報告之後,捷克的管制逐步放鬆,到1967年春天,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在捷克已經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當選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書記,提出加強改革和「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口號。隨後杜布切克大規模地平反斯大林時代的冤假錯案,釋放異見分子,放鬆新聞管制,鼓勵學術自由,允許公民自由出國,放鬆對宗教的監控等,在黨內也實行有限度的民主。

蘇聯認為這些改革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還會讓其它國家效仿。於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與杜布切克舉行了五次高峰會談,企圖壓服他放棄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於是在1968年8月,蘇聯的6300輛坦克就開進了捷克!歷時八個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從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們可以看到,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蘇聯強行移植和用暴力維護的。當蘇聯放棄這種暴力的時候,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就在極短時間內迅速解體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椌滬侀礡C1989年10月6日,東德各城市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和警察發生衝突。此時,戈爾巴喬夫正在東柏林訪問,他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說「只有抓緊時機進行改革才有出路」。 隨後,東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旅行限制。這使大批人可以通過捷克投奔西德,柏林暀w經無法隔斷民眾的逃亡潮。11月9日,東德被迫放棄了邊界管制,數以萬計的東德人翻越柏林晲儦F西柏林,並搗毀了柏林晼C這座矗立了數十年的鐵幕的象徵就此消失。[31]

柏林棜侀簹1989年,是一個動蕩的年份。這一年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和東德都實現了自由化,在名義上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也是蘇聯放棄干涉它們的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中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曾經援助的國家達到110個,意識形態輸出是中共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而蘇聯對中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們上述列舉的那一點。因此本章內容只是舉例說明,「暴力移植」是共產邪靈在國際上擴充共產主義的重要手段。它占有的地區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毀滅起人類來才越得心應手。

4. 冷戰終結

冷戰的結束讓許多人都鬆了一個口氣,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持類似主張的暴政終於完結,但這只是魔鬼的一個伎倆而已。美蘇的對抗轉移了人們對中共的注意,為中共實施更邪惡和隱蔽的共產主義政策贏得了時間。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憑藉中共已經鍛煉成熟的鎮壓機器和謊言宣傳,繼續有系統地毀壞傳統文化、建立黨文化,以淪喪道德為方法培訓出反傳統、反道德的「狼崽子」,為其以後大規模迫害法輪功並最後毀滅人類做好充分準備。

在前共產陣營的國家中雖然共黨倒台,但是全世界範圍內對共產主義的清算、對其所犯罪行的審判從沒有進行過。俄國也從來沒有清除蘇共的影響及廢除特務機構克格勃,過去的克格勃首腦卻掌管著現在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產邪靈訓練成熟的共產分子還在,並滲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對共產主義有著深刻認識的老一代西方反共鬥士們隨著歲月流逝離開了人世,新一代人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殺戮、欺騙伎倆既沒有認識,也沒有願望去認識!因此原有的共產主義者仍按照激進的或漸進的共產主義理論行事,做著各種破壞本國意識形態、社會體制,乃至暴力顛覆這些國家政權的活動。

1) 「紅場」依然猩紅

在其它原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要求獨立的大潮衝擊下,前蘇聯內政不穩,外交孤立,經濟崩潰,民心思變。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民眾喊出心中積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時代強音,最終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六十九年的蘇聯從此正式解體。

但深深浸透到俄羅斯人頭腦裡的共產意識,怎會輕易退出?雖然葉利欽在俄羅斯剛剛成立時,也掀起了一股「去蘇聯化」運動,當時列寧像被推倒,焚燒了一些蘇聯書籍,一些曾經在蘇聯政府工作過的員工被解僱,很多與蘇聯有關的物品都被砸、被燒。但共產邪靈這個本質的東西卻沒有觸及。當年在二戰結束後,全球在去納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徹底。從對納粹戰犯公審、判刑,到對納粹思想徹底清掃,讓世人們看到、聽到納粹兩字都感到恥辱。時至今日對漏網的納粹分子仍不放過,直至將其繩之以法。

但是很遺憾,在共產勢力仍很猖獗的俄羅斯,去共不及時、不徹底,勢必養虎為患。很快共產勢力便組織反撲。1993年10月,數萬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廣場集會遊行,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頭要求獨立和民主,但這次卻是共產勢力要求恢復蘇聯體制,其中還有一些軍隊、警察參與,使得局勢更加對抗。在關鍵時刻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將領支持了葉利欽,葉利欽派出精銳坦克部隊平息了這一危機。但是共產勢力仍在並組建了俄羅斯共產黨,成為當時俄羅斯第一大黨,直到普京的執政黨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成為第一大黨。

時至最近幾年,一些社會調查顯示(如莫斯科RBK電視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很多問卷回答者(約60%)依然認為「蘇聯應該重生」。2017年5月,在俄羅斯有很多人紀念蘇俄奪權一百周年。蘇聯時期成立的蘇聯共青團(Komsomol)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在列寧遺體前,舉行青年人入團宣誓。俄羅斯共產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會上還號稱最近時期有6萬新人加入俄羅斯共產黨,共產黨繼續生存並發展。

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個列寧的紀念碑存在,紅場的列寧遺體仍在吸引者各式遊客和信仰追隨者,紅場依然猩紅,共產邪靈在俄羅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從來沒有被徹底揭露和被世人唾棄,持有共產主義理念的大有人在!

2)紅禍依舊氾濫

根據現有數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4個:中國、越南、古巴、老撾。朝鮮表面上放棄了馬列共產主義,但實際上仍是共產極權國家。冷戰前共有27個過去共產黨執政的共產黨國家。現在共產黨仍可參政的國家有13個,現有共產黨注冊的國家約120個。共產黨政權在過去近百年已經消亡的約有120個國家。

到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各類共產主義政黨,包括共產黨和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有50多個,黨員總數約100萬(其中古巴共產黨約占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蘇在亞非拉熱點地區展開激烈爭奪。隨著東歐及蘇聯解體,共產勢力逐漸減弱。以暴力為主,如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強力推行共產制度及暴力行動的國家越來越少,大部分國家都改頭換面以社會主義變種形式出現。他們將原來的共產政黨稱號變成諸如民主社會黨、人民社會黨等等。中美洲十幾個共產政黨改名去掉共產黨,但繼續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形式上卻更有欺騙性。

拉美33個獨立國家,除古巴是共產黨執政外,共產黨多是「合法」政黨。委內瑞拉、智利、烏拉圭等國的共產黨與執政黨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並加入了政府,是參政黨,其它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政治身分是在野黨。

雖然在西方及其它地區一些國家中,共產邪靈並沒有採取東方殺戮的暴力手段,但它們以各種變異的手段,潛移默化的滲透已然達到了它們毀壞人類道德、毀壞神傳給人的文化、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制度等所設的目標。共產邪靈事實上已經侵吞、占領了全世界。共產邪靈達到其最後毀滅全人類這一終極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遙。

[1] 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2]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On Formosa,」 January 5, 1950, https://china.usc.edu/harry-s-truman-%E2%80%9Cstatement-formosa%E2%80%9D-january-5-1950; US Enters the Korean Conflict, 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korean-conflict.

[3]錢亞平:〈60年來中國的對外援助:最多時占國家財政支出7%〉,《人民日報》網站。

[4] 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歷年國家決算報告。

[5]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38章,https://china20.weebly.com/。

[6] 同上。

[7]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8]〈解密時刻:逃離朝鮮 亡命中國〉,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m-escaping-north-korea-20121007/1522169.html。

[9]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0]何立波:〈援越工作中的劉少奇〉,《人民日報》網站黨史頻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40381.html。

[11] 同上。

[12]舒雲:〈建國初期,我國實施過多少超出國力的對外援助?〉,人民網黨史頻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398916.html。

[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41230102wm6t.html

[14]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 • 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王賢根:《援越抗美實錄》(濟南:濟南出版社)。

[18]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6章。

[19]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0]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1]〈說古論今:緬甸的中國衝擊波〉,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icle-2012024-burma-china-factors-iv-140343173/812128.html。

[22]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2-2012-01-05-15-35-10.html。

[23]陳益南:〈設在中國的馬共電台〉,《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24]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5]寒山:〈今是昨非:熊向暉和中共在拉美輸出革命的歷史〉,自由亞洲電台,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istory/china_cccp-20051117.html。

[26]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27]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8]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炎黃春秋》。

[29]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章,(華盛頓特區:觀察編輯部,2007)。

[30]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七章。

[31]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七十八章。

(大纪元201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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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部
第五章 滲透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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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10. 我們為什麼會上魔鬼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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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別是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新西蘭政論家翠弗•勞敦(Trevor Loudon)製作了紀錄片《陷於重圍:2017美國內戰》(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說上面一番話的。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2]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富於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布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裡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局限在美國一國,在其它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裡,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裡──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分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分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祕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它軍事技術祕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祕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梁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分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個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裡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分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機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史的分水嶺。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東方到西方席捲全球。與中共主導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國的反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一個多中心或者說無中心的運動。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間,參加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於不同的動機,有著不同的訴求。其中有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有人反對父權、爭取女權,有人爭取同性戀者權利。其間混雜著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性解放和享樂主義,推動使用毒品、搖滾樂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毀掉正統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這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球文化現象,根本上來源於共產主義。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所謂「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

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流派。1923年,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經考慮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名字,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為中性的「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有一句「名言」:「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馬爾庫塞對這一句話做了如下發揮:「西方針對每一個它所接觸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美國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戀的集合地。美國社會是壓迫人的、邪惡的,不值得為其效忠。」顯而易見,法蘭克福學派以西方的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敵人,意欲通過毀滅文化最終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

1935年法蘭克福學派遷到美國,掛靠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之下。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本土的左派知識分子一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腐蝕了其後幾代美國青少年。

馬爾庫塞的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思想,主張解放文明對性的壓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馬爾庫塞認為,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本能的過度壓抑,為此,必須反對一切傳統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權威,把社會變成一個可以無度享樂且不需工作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的代表作品《愛欲與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龐大著作群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這本書裡,馬爾庫塞完成了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結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變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這本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青年讀者之間的橋梁,把反抗哲學直接轉化為上世紀60年代的反抗運動。[22]

馬爾庫塞說:「(反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因為抗議針對的是整個文化體制,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有一點確鑿無疑:傳統的革命觀念和革命策略已經終結。這些概念太過老套……我們必須用分散的方式使這個體系分崩離析。」[23]

能夠讀懂法蘭克福學派晦澀艱深理論的造反青年寥寥無幾,但馬爾庫塞的思想主旨卻簡單明了:反傳統、反權威、反道德,性、毒品、搖滾樂應有盡有,「要做愛,不要戰爭」。只要對一切權威和規範說「不」,就算參加了「高尚的革命事業」,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革命多麼廉價和簡便易行!難怪當時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很多造反青年出於自發,但最激進、處於運動最前列的很多學生領袖是受國際共產主義培訓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訓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學生領袖;學生抗議活動是共產主義團體直接組織推動的結果。從「爭取社會民主學生組織」分化出去的極左翼團體「氣象員」(Weathermen)1969年發表的聲明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的話。[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顛覆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第一,它使很多邊緣文化、底層文化、變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搖滾樂迅速侵蝕青少年的道德觀,把他們培養成反神、反傳統、反社會的潛在腐蝕力量。第二,創造了街頭革命的先例,培養了廣泛的反社會、反美國的思維方式,為後來的街頭革命開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輕人街頭革命受挫之後,進入大學、研究所,完成博士碩士學業,然後進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教育界、媒體、政界、工商界,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帶到體制內,發動了一場席捲美國社會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要的媒體、高校、好萊塢大多成為左派的大本營。里根總統在位時,在政界稍微扭轉了向左轉的勢頭,但90年代以後,政策再度左轉,到近年達於頂峰。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和平部,這個部門的職責是發動戰爭。看似諧謔的命名其實大有深意──在實力不如人時,最好的策略是宣稱愛好和平;在意欲發動戰爭時,最好的掩蓋也是高舉橄欖枝。不僅蘇聯和其它共產國家把這套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國際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仍然不時祭出這面旗幟,作為滲透西方、麻痺和打擊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於1948年,首任主席約里奧•居里是法國物理學家、法共黨員。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只有美國成功研製出了原子彈,蘇聯大力推廣「世界和平」作為緩解戰爭壓力的韜晦之計。世界和平理事會由蘇聯共產黨下屬的蘇維埃和平委員會直接管控,在世界範圍內,吹噓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稱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戰爭販子、和平的大敵。蘇聯扶植了數量眾多的組織團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青年聯合會、國際婦女聯合會、國際新聞記者協會、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等,與世界和平理事會相呼應,「世界和平」成了共產主義針對自由世界的輿論戰的前沿陣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會其實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

1961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每天都應該有更多人被捲入要求和平的鬥爭當中……和平的旗幟使我們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高舉這面旗幟,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利。」美共書記霍爾立刻響應:「有必要擴大要求和平的鬥爭,使它升級,涉及更多人,使它成為每個社區、每個人民團體、每個工會、每個教會、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群眾集會地的熱點問題……」[25]

冷戰時期和平反戰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60、70年代越戰期間。根據投奔自由的前蘇聯格魯烏(GRU,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簡稱)最高階官員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證詞,越南戰爭中,蘇聯在西方國家的反戰宣傳上投入的金錢是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支援的兩倍。他說:「格魯烏和克格勃資助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反戰運動和反戰團體。」[26]

在反越戰運動中曾經很活躍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羅納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承認,反戰運動的「真實意圖從來就不是結束戰爭,而是利用反戰情緒在美國國內製造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27]

第三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80年代初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武器時。歐洲的和平、反核武運動雖然要求蘇聯和美國同時限制核武器,但蘇聯從來沒有信守過任何國際條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5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成立後的38年當中,蘇聯與全世界各個國家簽訂了近千項雙邊或多邊條約,而它幾乎違背了所有條約中的承諾。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如此缺乏誠信,蘇聯恐怕屬於首例。[28]因此反核武運動針對的其實只是美國。

翠弗•勞敦指出,20世紀80年代新西蘭的反核武器運動就是蘇聯通過培訓特工,裡應外合實現的,結果是新西蘭退出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軍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萬的新西蘭直接暴露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29]

9.11事件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和抗議。積極推動這些抗議的同樣是與共產主義組織密切相關的組織。[30]

在很多歷史書上得到正面評價的美國民權運動背後也有共產主義的幢幢鬼影。美國思想家G. 愛德華•格里芬在比較了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發現美國的民權運動具有與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個階段,把民眾分成敵對的不同的人群;第二個階段,建立統一戰線,製造一種運動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個階段,打擊反對派;第四個階段,煽動暴力;第五個階段,「上演」一場革命,實際是發動政變,伺機奪權。[31]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共產主義的美國工人黨(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就發現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潛力。他們號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蘇維埃黑人共和國。[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產主義宣傳手冊《蘇維埃美國的黑人》主張把南方黑人的種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33]

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到了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參加美共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的黑人倫納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後,舉證黑人的暴動、騷亂受到了蘇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總書記霍爾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訓。[3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也是在中共「輸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57年以後,中共的外交思想漸趨激進,1965年的時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號,號召「廣大農村」(亞非拉)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權運動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組織,如「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義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響。「革命行動運動」主張暴力革命,被主流社會看成是危險的極端主義組織,1969年後解體。黑豹黨從形式到內容全是學習中共,提出的口號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所有權力歸人民」,《毛主席語錄》是必讀書。像中共一樣,黑豹黨主張暴力革命。其領導人克利弗在1968年預測說:「大屠殺即將到來。黑人解放的暴力階段來臨了,它將廣泛傳播。在射擊與鮮血中,美國將被染紅。死屍將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擊戰甚至恐怖主義。在很多黑人集會上,參加者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會議現場是一片紅的海洋,和同時期的中國「交相輝映」。[35]

民權運動的很多訴求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激進的黑人革命組織並沒有消失,近年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重新浮現。[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濫觴於幾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紀以來也有一些富於遠見和愛心的人物為了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敵意而奔走操勞。由於歷史原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民眾為消除種族歧視所做的教育、宣傳甚至抗爭都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存在的思想動向和矛盾摩擦,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製造暴力,欺騙和裹挾了很多最初並無惡意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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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Interview with Trevor Loudon,」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cle/an-interview-with-trevor-loudon/. 工人世界黨成立於1959年,致力於「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發起社會主義革命」,近年參與了很多搗毀各地歷史雕像的極端抗議活動。參見: 「Who are the Workers World Party, the group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Durham Confederate statue toppling,」 http://abc11.com/politics/who-are-the-workers-world-party-and-why-durham/2314577/.

[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4]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5] 關於費邊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影響,參見Rose L. Martin, Fabian Freeway: High Road to Socialism in the U.S.A., 1884-1966 (Bosto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66), Part II 「The United States」 ; 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6]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7]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Garden City,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28), 470.

[8] 引自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e Congress, 1st sessio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eavenlybanner/aclu.

[9]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8-145.

[10] M. Stanton Evans and Herbert Romerstein, Stalin’s Secret Agents: The Subversion of Roosevelt’s Government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2), 「Introduction.」

[11] 同上。

[12]  Thomas Schuman, Love Letter to America (Los Angeles: 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21-46.

[13]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J.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6.

[14] 關於麥卡錫主義,參見 M. Stanton Evans,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15] Ann Coulter, 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292.

[16] 王曾才:《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324-329。

[17] Dinesh D’Souza, 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 (Chicago: Regnery Publishing 2017), Chapter 7.

[18] Jim Powell, FDR’s Follies: How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 Prolong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back cover.

[19] G. Edward Griffin, More Deadly than W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a1foc5IXI.

[20] Nicholas Eberstadt, 「The Great Society at 50」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the-great-society-at-50/. 探討美國高福利政策的後果,還可以參考同一作者的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Templeton Press, 2012).

[21] 關於這一段話的作者有不同說法,一說作者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我們引用這句話是因其意思可取。

[22] William L. Lind, Chapter VI 「Further Readings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5-6.

[23] Raymond V. Raehn, Chapter I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10.

[24] 沈漢、黃鳳祝編著:《反叛的一代──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頁136。

[25] Jeffrey G. Barlow, 「Moscow and the Peace Movement,」 The Background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82), 5.

[2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8), 170.

[27] 引自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389.

[28] Anthony C. Sutton, The Best Enemy You Can Buy (Dauphin Publications, 2014),  「Conclusions.」

[29]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5-14.

[30] 「AIM Report: Communists Run Anti-War Movement,」 Accuracy in Media (February 19, 2003), https://www.aim.org/aim-report/aim-report-communists-run-anti-war-movement/.

[31] G. Edward Griffin, Anarchy U.S. A.: In the Name of Civil Rights (DVD). John Birch Society.

[32] John Pepper (Joseph Pogani), American Negro Problem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28), https://www.marxistsfr.org/history/usa/parties/cpusa/1928/nomonth/0000-pepper-negroproblems.pdf.

[33] James W. Ford and James Allen, The Negroes in a Soviet America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4), 24-30.

[34] Leonard Patterson, 「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

[35] 于展:〈美國民權運動中的中國因素〉,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027.html.

[36] Thurston Powers, 「How Black Lives Matter Is Bringing Back Traditional Marxism,」 The Federalist,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9/28/black-lives-matter-bringing-back-traditional-marxism/.

(大纪元2018年5月25日)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幼稚、真誠和理想主義不屑一顧。他說:「如果長頭髮對交流造成障礙,那就把長頭髮剪掉。」這個人就是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過著書立說、培訓學生、親身實踐,成為最近幾十年來影響最大、最壞的變種共產主義者。

除了崇拜列寧、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對魔鬼撒旦也讚美有加。在他流傳最廣的著作《激進分子的守則》(1971)一書的題詞裡,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fic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後有知,他會毫無保留地選擇去地獄,並且開始組織那裡的無產者,「因為它們是我的同類」。[1]

之所以稱他為「變種共產主義者」,是因為與上世紀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絕正面說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辭地表示,世界上存在著有產者(the have)、少產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無產者(the have-nots)。他號召無產者對有產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搶奪財富和權力,實現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他強調可以不擇手段地奪取權力,同時摧毀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學者稱他為「後共產主義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寧」和「軍師」。[2]

在發表於1971年的《激進分子的守則》(Rules for Radicals)一書中,阿林斯基系統闡述了「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論和方法。這些守則包括:「速戰速決;對敵人保持強大壓力;威脅比打擊更可怕;諷刺是最強大的武器;分化敵人、孤立目標,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等。[3]規則的實質,就是為了目標、為了攫取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這些看似乾巴巴的「社區組織規則」,在實際運用當中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1972年越戰仍在進行,當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前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演講。反戰學生向阿林斯基尋求建議。阿林斯基回覆說,公開抗議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議者被開除,不如穿上3K黨的裝束,每次布什為越戰辯護的時候,都起立喝采,揮舞寫有「3K黨支持布什」標語的牌子。學生依計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聲勢。[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策劃的另外兩次抗議活動。1964年,為了脅迫芝加哥市當局接受其條件,阿林斯基策劃了一個陰損的抗議計劃。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阿林斯基設想,如果在機場外面抗議,即使組織幾千人也無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長時間占據機場內的廁所,將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芝加哥市當局將成為國際醜聞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進行了實地考察,發現實施其計劃,大概需要2500人。在實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給芝加哥市當局,當局只好乖乖地請他們前去談判。[5]

為了脅迫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當局增加僱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設想了一個同樣陰損的招數。羅切斯特愛樂樂團的演出是當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視這一傳統。如果能夠打亂樂團的演出,讓羅切斯特市成為全國人的笑柄,那會逼迫市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阿林斯基策劃的行動是這樣的:僱一百個黑人,給每個人買一張音樂會票,演出之前,為他們提供一頓免費晚餐,只有一種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這些僱來的觀眾肯定會不斷放屁,這就把一個高雅的文化活動毀了。消息傳出,市政當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條件。[6]

閱讀阿林斯基的書,給人一種陰險冷酷的印象,讓人不寒而慄。他倡導的所謂「社區組織」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頭換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論和實踐」有這樣幾個特點。[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辭上還有一層「理想主義」色彩,阿林斯基剝除了任何「理想主義」的外衣,把革命變成赤裸裸的權力爭奪。他在進行「社區組織」培訓的時候,會例行問學員:「你們為何進行『社區組織』?」有人會說是為了幫助他人。這時阿林斯基會朝他們吼道:「你們是為了權力而組織!」他的培訓手冊這樣寫道:「我們不因不要權力而富有美德,卻會因不要權力而變成懦夫。」「有權是好的,無權是惡的。」其追隨者的培訓手冊上竟然說:「把你們教會和團體裡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調地反政府、反社會,對此阿林斯基不以為然。他強調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進入體制之內,甚至表現出一種合作的姿態,伺機等待或製造顛覆的機會。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終目標是毀滅和顛覆,而不是給任何人群帶來好處,因此在實施其計劃時,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阿林斯基說:「在任何革命性變革發生之前,群眾對變革本身的態度都必須是被動的、肯定的、不對立的。」「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個深受阿林斯基影響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頭目一語道破了激進抗議行動的實質:「問題的意義不在於問題本身,問題永遠是革命。」60年代後的激進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響,他們「創造性地」把一切社會問題引向對當局和體制的不滿,任何社會議題在他們手裡都變成了推進革命的墊腳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變成一場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游擊戰爭和全面戰爭。在說明其「社區組織」策略的時候,阿林斯基告訴其追隨者,要讓抗議行動作用於敵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個組織人數足夠多,就到光天化日下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讓敵人看見;如果人數不夠多,就躲在暗處大肆鼓譟,使敵人聽到,感到震懾和驚疑;如果人數太少,連吶喊鼓譟都做不到,就把那塊地方變得臭不可聞。

第五,在其政治行動中,阿林斯基強調利用人性最邪惡的部分,包括好逸惡勞、貪得無厭、妒嫉、仇恨等等。有時他領導的行動會為參加者爭取到一些蠅頭小利,但這只會使其更加見利忘義、鮮廉寡恥。為了顛覆自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淪喪人的道德;一旦掌權,他也絕不會顧惜從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這是一個簡單的推論。

幾十年後美國政界兩個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響,把顛覆美國、文明和傳統價值觀的靜悄悄的革命帶進了體制內。與此同時,阿林斯基倡導的無底線的、游擊戰和超限戰式的抗議,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美國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vomit-in(抗議者吃一種催吐藥,然後集體在廣場或會議中心嘔吐)、「占領華爾街」、「安提法」(Antifa)運動等等,都是顯例。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首先提出「體制內長征」的是意大利共產黨黨魁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葛蘭西發現,有信仰的人不會輕易被煽動發動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製造革命,就要製造一大批不信神、反傳統、不講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從顛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紀60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後,很多造反派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後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發起了「體制內的長征」,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繫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60年代以後的美國,就像一個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經無法具體指明,到底病灶在什麼地方。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深入美國社會機體,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

在眾多「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裡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社會學家提出的「克勞德-畢汶」(Cloward-Piven)策略獨樹一幟,可操作性強,被「成功」試用。

克勞德-畢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國政府的政策,有資格領取福利救濟的人口數遠遠大於實際領取救濟金者的數量。只要把這些人找出來,鼓勵或者組織他們去領取救濟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資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體實施這個策略的是一個黑人活動家創立的「全國福利權組織」(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4年,領取福利的單親家庭數量從430萬激增至1080萬,翻了一番還多。1970年,紐約市年度預算的28%用於各項福利支出,平均每兩個人工作,就有一個人領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紐約市領取福利的人數從20萬增長到110萬。1975年,紐約市幾乎破產了。[8]

克勞德-畢汶策略是一種製造危機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論的一種應用。阿林斯基的規則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敵人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則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從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共產黨就擅長陰謀詭計,憑藉極少的人數,製造出聲勢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機」。以美國政治為例。現在美國有的左翼政黨綱領的激進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範圍。為什麼這些號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的人,似乎只代表極端小眾(比如跨性人)的呼聲,反而棄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而不顧?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並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寧曾經說過,工會是「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共產主義分子發現,只要控制住工會,就控制了一大批選票;只要控制了選票,就可以讓「民選官員」、「民意代表」言聽計從。因此,共產主義分子取得工會的控制權,進而控制大批議員和「民選官員」,把其顛覆性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揭示,共產黨的45個目標之一是「俘獲美國的一個或者兩個政黨」,[10]就是通過這樣非常複雜的運作實現的。普通工人為了維護基本權益,不得已加入工會,成為工會的棋子,這和向黑社會交保護費是一個道理。

對共產黨綁架民主國家的政策的機制,翠弗•勞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勞敦把這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政策的制訂。冷戰當中,蘇聯及其盟國制訂了針對各個民主國家的政策,目的是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瓦解、和平演變。第二個階段,灌輸和培訓(indoctrination)。冷戰時期,每年有數千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培訓,培訓的重點是如何利用本國的勞工運動、和平運動、教會和民間團體,影響本國的左翼政黨。第三個階段,實施。[11]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本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

上世紀70、80年代以後,大量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美國人進入社會主流,他們或者從政,或者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或者進入媒體,或者進入數以百計的民間團體,他們用幾代人積累的「經驗」改造美國,美國幾乎全面淪陷。

民主國家的制度本來就是給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設計的,對於處心積慮想幹壞事的人來說,這個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顛覆自由社會制度,有很多條道路可供選擇。中國有句俗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共產主義分子和被他們欺騙的無知的代理人處心積慮地顛覆自由社會的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籌劃和運作,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社會都已經被蠶食得千瘡百孔,共產主義思想、因素已經深度侵蝕進了美國的肌體。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產黨國家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實行最嚴厲的管制,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的言論思想管制,這個打著「政治正確」旗號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橫行於教育、媒體和社會各界,成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論的工具。儘管很多人已經感到它的邪惡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識形態根源。

「政治正確」一詞和「進步」、「團結」(solidarity)等詞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黨話,其最表層的含義是指不要使用對少數族裔、婦女、殘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比如要稱呼「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稱呼印第安人為「美洲本土人」,稱呼非法移民為「沒有身分證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確」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把人群按照「受壓迫」程度分成等級,「受壓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禮遇。這種不問個人品行和才能、只問人群歸屬的「唯成分論」被稱為「身分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這種邏輯,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同時占有了被壓迫種族、被壓迫性別和被壓迫性取向三重身分,因此在「政治正確」的排行榜上居於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象。這和共產黨國家把人按照財產分成階級、「紅五類」、「黑五類」,消滅打壓地主資本家,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歌頌「貧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出一轍。

某些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包括社會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絕非一句「被壓迫」就可以簡單概括。「政治正確」人為地給思想劃定界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斷地給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者」、「伊斯蘭恐懼者」的帽子,使本應該有自由研討之風的大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場所,使全社會噤若寒蟬,無法嚴肅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課題。某些團體以「政治正確」為名,進一步擠壓傳統宗教的空間。更有甚者,很多國家就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或者擴大原有的「仇恨言論」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固定下來,逼迫學校、媒體、互聯網公司和個人就範。這是向共產黨國家對言論嚴厲管制邁出的一大步。

2016年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發的遊行以外,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頻頻出現。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應邀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演講,安提法(Antifa)組織揚言要挑起暴力衝突。伯克利警方嚴陣以待,出動三架警用直升機,當晚的安全保衛支出就超過60萬美元。[12]記者問一位前來抗議的年輕學生,「你怎麼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位學生脫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過時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4年學生運動開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如今時過境遷,左派搶占了話語權,就開始剝奪其他人的正當的聲音。

2017年3月,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應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遭暴力襲擊,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傷。2018年3月,賓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維克斯(Amy Wax)因發表了所謂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停職。[13]還有某些打著法律幌子的團體以反對「仇恨言論」的名義,給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貼上「仇恨組織」的標籤。此外還發生了多起保守派學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動被威脅停辦的事例。[14]

左派對言論自由的干擾絕不是民眾之間的正常論爭,而是共產邪靈在利用具有壞思想的人並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扼殺正義的、至少是正常的聲音。政治正確的實質是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起源於1889年恩格斯創立的第二國際。當第二國際成立之時,全球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超過100個,而作為執政黨角色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66個。如今的「社會黨國際」名稱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51年,由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工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組成。

歐洲遍地都是第二國際留下的社會主義政黨,很多還是所處國家的執政黨。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和主張漸進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會黨國際」中,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同義,都主張或標榜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目前「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和組織約160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政黨組織。

活動於歐洲議會的歐洲社會黨也是「社會黨國際」的聯盟組織之一,其成員是歐盟及周邊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也是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體,於1992年成立,其成員分布在絕大多數歐洲機構內,包括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目前擁有來自25個歐盟國家和挪威的32個政黨成員、8個准會員和5個觀察員,共45個政黨,可見其活動範圍之廣。歐洲社會黨自己宣稱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同時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係。簡單來說就是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瑞典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指導。在其執政的數十年中,主張平等與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其黨史展覽室裡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

英國工黨的指導思想直接來源於「費邊社會主義」。如前文所述,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強調以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折,同樣是鼓吹高稅收、高福利等社會主義理念。英國工黨最近幾十年來屢次成為英國執政黨,也一直在推行著費邊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英國共產黨也一直積極參與、影響英國政局,並有自己的黨報《晨星》。英共建立於1920年,在英共鼎盛時期也曾經有共產黨議員通過競選進入英國下議院。最近的英國大選一開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為首的英國工黨競選。

一位工黨重要人物四十餘年如一日地「主張國有化,主張社會主義」。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壓倒性優勢當選工黨黨魁。他長期高調參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等社團權益的活動。當被BBC記者問到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時,他說:「他(馬克思)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覽廣讀,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的經濟思想家」。

法國的社會黨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法國最大的中左翼政黨,還是社會黨國際、歐洲社會黨成員。該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被選為法國總統。法國2017年的新選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坦承自己是毛主義者,張口閉口毛澤東、鄧小平語錄,革命、長征、文化革命等詞隨手拈來。

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於德國。

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占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並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什麼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裡,講述了眾多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聖者。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成批地湧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聖者們歸來之後,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讚美社會主義制度。[15]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飢荒和暴政。問題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心甘情願地幫助這個魔鬼散布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分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裡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分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16]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並非對事件的客觀報導,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談話就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蒙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並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17]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什麼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於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衝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於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識分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分子虛偽、獨斷專行,並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分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19]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各有見地,但我們想指出知識分子容易受騙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它不屬於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文化,由於其有違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發推演出來,只能從外部灌輸。在無神論、唯物論的影響下,現代社會的學術界和教育界普遍背離了對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學和人的所謂「理性」,輕易地成為魔鬼意識形態的俘虜。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開始大規模入侵美國教育,加上左派媒體的狂轟濫炸、教育的白痴化及很多年輕人沉迷於電視、電腦、網絡、社交媒體、電腦遊戲,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輕一代很多人變成了知識貧乏、視野狹窄、缺乏責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經過幾代人的灌輸,被徹底洗腦的人,即使見到、聽到真相,也會用扭曲變異的思想進行分析。換句話說,共產黨謊言形成了一層起隔離作用的薄膜,讓這些人與真相絕緣。

魔鬼為了欺騙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無知、自私、貪婪、輕信這些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這是最可悲的。其實,共產黨國家並不像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樣羅曼蒂克,如果他們到共產黨國家真實地生活一段時間,而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遊,他們自己就會發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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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魔鬼對西方的滲透呈現出極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只有從具體現象上超脫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實面目和真實目的。

魔鬼能夠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遠離了對神的信仰,放鬆了道德的約束。只有回歸對神的信仰,淨化心靈,昇華道德,才能擺脫魔鬼的控制。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回歸傳統,魔鬼將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1]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DL_Adams/Playboy_Interview_with_Saul_Alinsky/.

[2]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6, 16.

[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4]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42-43.

[5]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6] 同上。

[7] 以下分析參考了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8] David Horowitz and Richard Poe, The Shadow Party  (Nashville, Tennessee: Nelson Current, 2006), Chapter 6 「Strategy for Regime Change.」

[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1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11]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1-5.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9/15/antifa-protests-mean-high-security-costs-for-berkeley-free-speech-week-but-who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law-professor-upenn-loses-teaching-duties-article-1.3876057.

[14] 「Campus Chaos: Daily Shout-Downs for a Week,」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12,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campus-chaos-daily-shout-downs-week-free-speech-charles-murray/.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約翰遜指出,法國共產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是一個「登峰造極的利己主義者」。參見: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


(大纪元2018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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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讓人反神、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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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3)迫害宗教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1)滲透宗教
    2)限制宗教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4. 宗教亂象

*****

引言

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其遠古的神話、傳說,告訴世人當初該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該民族的人,並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給信神的人留下一條回歸天國的路。在東方及西方,有女媧造人、耶和華造人等記載和傳說。神也清楚地告誡人們,人必須遵守神的誡命,否則神會懲罰人。當人類出現大面積的道德敗壞時,神也會出手毀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純潔。全世界諸多民族都有關於大洪水毀滅文明的傳說,有的十分詳實。

為了維繫人的道德,有時會有覺者或先知下世,重新歸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毀滅,同時帶領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穌,東方的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都是如此。人類的歷史與文化讓人們了解什麼是佛、道、神;什麼是信仰、修煉及其不同法門;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怎樣辨真偽、識善惡,最終等待末劫時創世主重來世間時能得救,重返天國。

人一旦割斷了和造這個民族的神的聯繫,道德就會迅速敗壞。一些民族就這樣消失了,比如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間葬身海底。

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信仰藉助傳統文化而根植在人們心中。因此純用謊言難以欺騙中國人接受其無神論,共產邪靈為了拔掉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殺戮承載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再用謊言欺騙一代代的年輕人。在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區,宗教信仰是維繫神人聯繫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準的重要基石。共產邪靈雖沒能在這些國度裡建立共產暴政,但靠欺騙、變異、滲透的伎倆仍然達到了它們毀滅正教、敗壞世人的目的。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共產黨宣言》揚言要消滅家庭、教會和國家。可見,消滅、顛覆宗教是共產黨的重要目標之一。

從信神開始到與撒旦為伍,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義很難被人,特別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宣揚無神論,宣稱「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等等。人並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蝕並占據人的心靈,並最終將人拖入地獄。這就是共產邪黨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馬克思是在理論上詆毀宗教、正神,當列寧1917年攫取政權後,就有條件利用國家機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壓打擊正教、正信,迫使世人離開神。

1919年,列寧以禁止宣傳舊思想之名,對宗教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圍剿。1922年,列寧要求通過一項「關於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決議」,聲言「要趁此機會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時間大量教會財產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大批神職人員被逮捕,數千名東正教神職人員被處死。

列寧死後,斯大林繼承衣缽,於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了極其殘酷的大清洗,除了共產黨員之外,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國宣布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在完成這個計劃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

據保守估計,在大清洗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達42,000餘人。到1939年,整個蘇聯只有一百多座東正教教堂對外開放,而在蘇俄奪取政權前則有40,400多座。全蘇聯境內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天主教同東正教一樣遭到滅頂之災。這一時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被槍殺。

二戰期間,斯大林為了利用教會財力、人力抵抗德國的進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對東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並重新恢復了這些宗教。其背後有更卑鄙的目的,即嚴格控制被恢復的東正教及天主教,把它們作為破壞正教的工具。

前蘇聯的阿列克謝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為東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為大主教;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成為莫斯科大牧首。在蘇聯解體後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檔案中,他為克格勃工作的祕密經歷得以披露。其後,他也承認對蘇聯政府做出過妥協。他公開對這些妥協表示懺悔。「為了保護一個事物,就有必要放棄另一些。又有哪些不僅身負自己,還有其他千萬人的命運的人或者組織,在蘇聯統治的那些歲月中,沒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僅對上帝,對於那些以往在教會的默許下,被迫妥協,被消聲,無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誠,而造成痛苦的,我請求他們的原諒、理解與祈禱。」[2]宗教已經成為共產邪靈控制下的洗腦、騙人工具。

蘇共並沒有把魔變宗教限制在本國境內,它有計劃地將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雖然不像其它國家那樣有單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國人一樣有對神佛的堅定信仰。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現象,與長期存在宗教衝突的其它地區不同,在中國,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夠和平共處。這些信仰鋪墊了底蘊極其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

在造成人類毀滅的那場大洪水中,中國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後中華民族繼續發展,保留了連續不斷的五千年信史記載,創造出萬邦來朝的輝煌盛世,被尊為「天朝上國」,其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形成了大中華文化圈。而絲綢之路的開闢和四大發明的西傳則推進了世界文明,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格局。

這輝煌的文化與信仰經過五千年溶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也成了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的目標。但靠簡單的欺騙、引誘想讓神州子民放棄幾千年傳統文化及信仰,接受西來共產主義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邪招使盡,以暴力殘殺開始,破壞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識分子,再從器物層面(如建築廟宇、文物古蹟、字畫古玩等)摧毀中華傳統文化,割斷神人聯繫,達到其毀滅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的目的。

在毀壞傳統文化的同時,共產邪黨還有計劃地、系統地建立了邪惡的「黨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殺掉的世人,把他們變成破壞傳統文化的工具,有的則跟從共產邪靈直接參與殺戮。

中共深諳怎樣利用世間一切經濟利益、政治洗腦等手段讓世人就範,聽從其擺布。一次一次的運動、鎮壓、殺戮,使它們對這些手段越用越僂禲A也為其在人間最後的正邪大戰中做最後一搏做好充分準備。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中國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階層及城市中的商賈、士大夫階層,他們是傳統文化的精英,負有承傳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並毀掉承傳傳統文化的精英階層。

同時,中共對高等院校中的知識分子通過所謂「院系調整」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並通過唯物主義、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對學生系統地洗腦,灌輸對傳統文化的仇視。又通過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將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全部發配勞改,打入社會最底層,讓這些過去掌握話語權、主導社會輿論的「士大夫」成為被鄙視和嘲弄的對象。

隨著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輕一代也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里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了沒有傳統文化的一代。

「反右」運動之後,無論在家庭、學校裡,還是在社會上,都已經聽不到獨立的聲音。但中共對此並不滿意,畢竟年歲稍大的人還保留著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文物古蹟等傳統文化的載體也隨處可見,傳統的價值仍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播。

1966年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破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後洗過腦的學生,利用他們青春期騷動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名,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開始後,「破四舊」的邪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被毀壞殆盡。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了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掉即無法還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餘座古廟、寺院;中國幾千個城鎮,每個城鎮都有城牆、廟宇、寺院,文化古蹟處處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蹟,兩尺、三尺、二十尺,歷代古蹟,數不勝數。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之後,所有這些幾乎全部被毀。

「破四舊」不止是毀壞了信徒們禱告、修煉的場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築,更把人們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傳統正念一起毀掉了。世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覺得與我無關,但無論你認為是否有關,當人們因此而割斷了和神的聯繫,那就會失去神的呵護,走向危險的深淵,只是腳步快慢和時間遲早的問題。

除此之外,為了切斷人和神、祖先的聯繫,共產黨還帶頭咒罵中華民族的祖先,詆毀、摒棄中華傳統文化。世界各國普遍地對他們的偉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視他們的傳統。同樣道理,中國的聖哲先賢留下了輝煌的文化,是中國與世界的寶貴財富,理應受到後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人被共產邪黨帶領著反神、滅祖,毀滅文化,走在一條極其危險的不歸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交相輝映,經久不衰。很多其它西方教派也都有緣在中國演繹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奪取政權後,同蘇俄一樣,一手在思想領域宣傳無神論,攻擊有神論;一手利用高壓暴力手段,在歷次運動中,拉攏打擊、迫害、取締宗教,殺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殘酷迫害法輪功,對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後,中共就著手展開了大規模的宗教迫害和對「會道門」的取締。中共焚毀了大量《聖經》和其它很多宗教派別的經書,還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及幫派成員要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一定予以嚴懲」。1951年,中共還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趕出廟門返家還俗勞動生產;天主教徒、外國神父多數進了監獄,並受嚴刑拷打;中國神父坐監,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勞動改造;基督教牧師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們同樣的迫害。

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五千多名中國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關或被殺,最後只剩數百人,而那些在華的外國籍神父部分被殺,其餘全部被趕出了中國。有1萬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建政的最初幾年中,有近300萬各種教眾及宗教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和蘇俄共產黨一樣,中共為了加強所謂對宗教的領導,成立了相應的管理各教派的機構,如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等。針對天主教,中共還成立了由其任命並管理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有的宗教協會都要按黨的意志對教徒進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時利用它們做中共邪靈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從正教內部擾亂、敗壞正教。

中共對藏傳佛教也不放過。中共於1950年派兵占領了西藏,開始強力迫害藏傳佛教。十四世達賴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認作「叛亂」。1962年5月,十世班禪向中共國務院遞交了《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其中列舉大量事實,講述了中共對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壞:「(中共)掀起了一個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姿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發後,大批喇嘛被強制還俗,大批珍貴經書被焚毀。截至1976年,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院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時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華古國,道家修煉源遠流長。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經》,是道家修煉的經典。《道德經》不光在東方國度裡廣為流傳,很多西方國家也將其翻譯成本國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為虛偽,《道德經》則被稱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義、禮、智、信」,孔子給後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規範。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領紅衛兵到曲阜,大肆破壞、燒毀古書,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儒家入世為人的傳統思想、道德準則,在人們心中變得一錢不值。

更慘絕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迫害,甚至邪惡至極地活摘大法修煉者的器官,犯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道德觀念、修煉信仰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被中共幾乎毀壞殆盡。隨之而來的是,世人不信神、背離神,精神空虛、道德敗壞,世風日下。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世界上其它非共產極權國家宗教信仰的破壞也有其系統的安排。共產邪靈通過蘇共、中共以宗教交流為名,用金錢和特務滲透這些國家的宗教機構,變異正教信仰,或直接打擊、顛覆傳統正教,甚至直接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引入宗教,讓民眾信奉被共產主義變異後的邪教。

1)滲透宗教

紀錄片《蠶食美國》(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製片人柯提斯•鮑爾斯揭露說,他發現了一份1953年國會的證詞,作證的曼寧•詹森是一個頂級的共產黨人。詹森說:「共產黨發現要想毀滅宗教,一條捷徑是對教會進行滲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須把共產黨特工集中在神學院裡。在這些學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響未來的教士。策略是把人們的關注中心從精神引向物質。」

共產邪靈確實是如此實施的。如一些改頭換面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滲透美國的基督教會,從八九十年前就開始進入美國的神學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變異了的神甫、牧師,讓他們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宗教界。

保加利亞歷史學家門契兒•麥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戰時期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歷史資料後,揭示了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情報系統和共產黨宗教委員會密切合作,影響和滲透國際宗教組織的事實。[3]

在世界範圍內被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大規模滲透的宗教組織當屬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又稱普世教會協會、世界基督教協會或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縮寫為WCC),簡稱普世教協。這是一個創立於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組織,其會員包括了基督教各種主流派系的教會。該組織的宗旨為促進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協會將其自身描述為一個具有348個全球性、地區、地區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會的團體,尋求統一、共同見證以及為基督教服務。作為普世教協成員的基督教派系總共擁有大約5億9千萬信徒,覆蓋了大約150個國家,是一個世界宗教界舉足輕重的國際組織。

但它卻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冷戰時期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及其附屬國──為會員的國際教會組織,並接受它們的經費支持。

共產主義對普世教協滲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協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東歐共產主義代理人撒貝夫(Sabev)則自1979年至1993年長期擔任普世教協的副總書記。歷史學家麥托蒂弗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領導了滲透行動,而保加利亞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會主教盤克拉提(Pankratii)則在保加利亞配合這一行動。[4]

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根據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檔案指出,在冷戰時期,普世教協中來自蘇聯東正教會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為克格勃工作,他們對普世教協的政策及運作施加影響。根據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檔案,經過克格勃在東正教安排進入普世教協的高級代表成功地讓普世教協採納蘇共社會主義的滲透計劃,其中有8條放在了普世教協公共聲明中,3條被用在普世教協的通訊中。[5] 蘇共通過東正教對普世教協的滲透可見一斑。前面所說的為蘇聯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謝二世也曾代表蘇聯東正教直接參與普世教協的運作。

如果我們了解這些東歐共產主義滲透、操縱教會的事實,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普世教協1980年1月不顧成員抗議,堅持向津巴布韋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撥款,而後者是以殺害傳教士、擊落民航客機而臭名昭著的共產主義游擊隊。

此外,普世教協也被中共滲透並影響。中國基督教協會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為共產中國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協。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普世教協對中共百依百順,一再阿諛奉承中共。普世教協的總幹事還在2018年初正式訪問了中國並會晤數個中共官方基督教組織,包括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在中國,非官方基督教團體(地下教會)人數遠遠多於官方團體的人數,但普世教協代表團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沒有安排與非官方基督教團體的會晤。

2)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西方的滲透是全方位的。各種變種共產主義詆毀神的思想行為也都在衝擊著宗教,如「政教分離」、「政治正確」等,都被用來限制和破壞正教。

美國的立國之本在於信神。美國歷屆總統宣誓就職時,都會手按《聖經》宣誓就職,並請「上帝保佑美國」。而如今,當人們批評國家、政府及世人背離神的行為、思想、舉止、政策,對墮胎和同性戀等不被神所允許的行為進行抵制時,那些共產主義者、美國共產黨人或左派激進人士等就用「政教分離」來限制並反擊他們,即用「宗教不能過問政治」來限制神的旨意、訓誡及其對人的約束。

幾千年來,神一直和信神的世人們保持著聯繫。為數眾多的正教信仰者們對維繫社會道德起到了相當大的正面作用。但是現在人們只能在宗教教堂內談論神的旨意,在教堂之外就不能批評、抵制那些敗壞神所制定的為人準則的一切行動,使宗教幾乎完全失去了維繫道德的功能,使美國社會道德迅速下滑。

近年來特別流行的「政治正確」被用到極致,致使美國人在這個信奉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裡不敢說「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因為有人會說其政治上不正確,會傷害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們。當人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對正神的信仰或對上帝禱告等,就會被制止,因為這會「歧視信其它宗教的人們」。事實上,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神的敬仰,並不存在誰歧視誰的問題。

在學校裡,事關正教信仰和傳統價值的課程不能教,神創論不能說,理由是科學不能證實。而同樣不能被科學證實的無神論、進化論卻能堂而皇之地在學校裡被傳授。反神、排神、罵神、詆毀神都沒有問題,還要受到保護,美其名曰「要保護言論自由」。

邪靈在文化、教育、藝術、法律等很多領域裡的限制、滲透和變異宗教,是一個相當複雜也相當系統化的問題,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詳細討論。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上個世紀,隨著整個世界宗教界受共產主義思潮的衝擊與影響,加之那些打入正教的變異神職人員潛移默化地魔變正教,肆意解釋、歪曲正教覺者所傳的正法及正教經典,各種變異的神學理論風行一時。特別是60年代活躍的、浸透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革命神學」、「希望神學」、「政治神學」等很多變異神學理論把宗教界攪得非常混亂。

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甫們在上世紀中接受了歐洲神學院的教育,受這些被共產主義思潮變異的新神學理論影響很深。「解放神學」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拉丁美洲十分活躍,其主要代表人物為祕魯神甫古鐵雷斯(Custavo Gutierrez)。該神學理論就直接將階級鬥爭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引進宗教修煉中來,把神對人類的慈悲解釋為窮人應該得到解放,所以要求宗教信徒們應該參加階級鬥爭,讓窮人得到平等地位,借耶和華讓摩西引領猶太人走出埃及作為他們認為的基督教應該解放窮人的理論根據。

這個強調階級鬥爭、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興神學得到了古巴共產黨黨魁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大肆吹捧。傳統天主教會雖然抵制這些所謂新興神學的氾濫,但2013年上任的羅馬教宗卻特意邀請解放神學代表人物古鐵雷斯,於2015年5月12日以主賓的身分出席了梵蒂岡的一場新聞發布會,表示了新教宗對解放神學的默許和支持。

「解放神學」傳遍了南美,其後也傳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現了很多近似解放神學的新興神學,諸如黑人神學、婦女神學、上帝之死神學、自由主義神學,甚至是倡導同性戀的同志神學等。這些變異的神學極大地擾亂了世界各地天主教、基督教等正教信仰。

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臭名昭著的人民聖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簡稱 Peoples Temple),其教主自稱列寧轉世,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奉為人民聖殿教教義。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殺害調查對該教派指控的美國眾議員里奧•瑞恩後,自知罪責難逃,遂殘忍地強迫跟隨他的信徒集體自殺。他還殺害那些不願隨他自殺的教眾,最後共有九百多人自殺或被殺。抹黑正教、干擾世人對宗教的正信,該教給世人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4. 宗教亂象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列舉了45個共產主義摧毀美國的目標。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其中絕大部分都已經成為事實。其中第27條是這樣寫的:「滲透教會。用『社會的』宗教替代『天啟宗教』,詆毀《聖經》」。[6]環顧當今宗教界,特別是三大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合稱天啟宗教)被共產邪靈魔變、限制,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原宗教的功能。由各種變種的共產主義理念所建立或魔變的新教派更是直接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宗教是維持西方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基石,卻已經被共產邪靈破壞得不成樣子了。

當今世界各種宗教的教會裡,很多披著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父們一邊傳播著變異的神學思想,一邊腐化墮落、姦淫信徒,醜聞不斷。很多信徒們把去教堂僅僅當作一種文明舉動,或者把其當作娛樂場所,到那裡進行娛樂及社交活動,並不實修。宗教從內部被敗壞了。其結果是使得世人對宗教,對佛、道、神失去正信,轉而放棄信仰。如果人不信神,神也就無法再管人,最後將導致人類被毀滅的結局。

2017年6月29日,澳洲維多利亞警察局召開了簡短的記者會,表示「因為被多名原告控訴」,澳洲樞機主教佩爾(George Pell)將面臨多項與性犯罪有關的指控。佩爾在1996年成為墨爾本大主教,並在2003年成為樞機主教。2014年7月,佩爾受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指派,負責監督梵蒂岡內所有的金融交易,在梵蒂岡具有極大權力,是梵蒂岡的第三號人物。

2002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一個名為「聚焦」的欄目組於該年1月6日到12月14日,對神父褻童事件進行了一系列報導,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美國犯下的性侵兒童的罪行。經過調查,他們發現,在過去幾十年中,波士頓竟然有將近250名神父曾做過猥褻兒童的事情。教會為了防止事情曝光,將神職人員進行大洗牌,從這個教區換到那個教區,這些神職人員又在新教區繼續猥褻兒童的惡行,使更多人成為受害者。

類似事件很快蔓延到全美國。隨後,更蔓延到了其它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地。其它教派也開始公開指責天主教會的墮落。

最終在全球輿論壓力下,天主教宗保羅二世(Saint John Paul II)被迫在梵蒂岡召開美國紅衣大主教大會,承認性侵兒童是犯罪,並決定改革教會管理體制,而且將把性侵兒童的神父從教會中驅逐出去。最後,相關犯人均被判刑入獄,教會在虐童事件上繳納的罰款高達20多億美元。

宗教中借宗教名義斂財更是司空見慣。如中國的各種教會通過信眾對佛、道、神的信仰,大肆斂財、貪污、將宗教商業化;開光收錢,上香收錢,「頭炷香」竟高達10萬元。教堂、寺院蓋得越來越多、越來越輝煌,可是對神的正信卻越來越少,真正實修以達到神的要求的信徒也越來越少。很多寺院、教堂變成了邪靈爛鬼聚集的地方。中國很多寺廟變成商業旅遊點,和尚拿工資上班,方丈當上了首席執行官(CEO)。

在最近所謂學習中共十九大會議報告的風潮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在參加一次「十九大精神培訓班」時聲言,「十九大報告就是當代的佛經,我已經手抄了三遍」,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世佛菩薩,十九大報告就是中國當代的佛經,閃耀著共產黨信仰的光芒」。還有人號召佛教徒可以「像他一樣,效法抄經的方式,以恭敬心手抄十九大報告,抄一遍有一遍的體悟和收穫」等等。海南南海佛學院發表該報導後,引來很大爭議,最後只好刪除該報導,但網路上此篇報導廣為流傳。這件事折射出當今政治和尚如此之多,佛教協會根本不是修煉團體,只是中共的統戰工具而已。

上千年來,天主教各地區主教都是梵蒂岡教廷直接任命或認可的。先前梵蒂岡認可的三十多名中國地區主教均不被中共所承認。同樣梵蒂岡和中國廣大教眾(特別是「地下教眾」)也不承認中共任命的「共產黨」主教。但在中共不斷的威逼利誘下,最近梵蒂岡新教宗竟不可思議地和中共做起交易,以承認中共任命的主教為交換條件,並讓先前教廷任命的主教讓位給中共任命的主教,以換來中共承認梵蒂岡任命主教的發言權。

教會是信仰團體,目的是讓信眾修煉回昇,重返天國。當和反神的邪靈在人間做起交易,允許主教按照共產邪靈安排、任命,掌管中國上千萬天主教信眾信仰之事,上帝將如何看待?上千萬的中國天主教信眾的未來將會怎樣?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地系統安排了在有著深厚的東方傳統文化的國度裡,依靠暴力手段強行毀滅傳統文化,剿滅正教,殺戮世人肉身的同時更敗壞世人的道德,割斷人與神的聯繫而徹底毀掉世人;在西方及世界其它地區則實施欺騙、滲透伎倆魔變正教,迷亂世人及教眾,讓世人放棄正信遠離神,而最後毀掉世人。無論其手法、形式有何不同,都是為了同一個終極目的──毀滅整個人類。

[1] 〈致維•米•莫洛托夫〉,《列寧全集》第五十二卷,第372條(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頁346。

[2] 「Patriarch Alexy II: – I Take upon Myself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at Happened,」 an interview of Patriarch Alexy II,Izvestia, No. 137,June 10,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Nathaniel Davis, A Long Walk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89.

[3] Momchil Metodiev, Between Faith and Compromise: The 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4-1989) (Sofia: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the Recent Past/Ciela, 2010).

[4] 同上。

[5] Christopher Andrew, 「KGB Foreign Intelligence from Brezhnev to the Coup,」 In Wesley K. Wark (ed), Espionage: Past, Present,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52.

[6]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大纪元201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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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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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1)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混淆性別角色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6)鼓吹變異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

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竄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裡,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裡,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裡,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捨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裡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 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週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祕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而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裡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詞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偽裝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daadchU_)。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沒有性經驗的大學生只占總人數的12%。莫斯科勞動大學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當時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占15.7%,在女學生中,占44.8%。反之,帶有短期的關係及混交關係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資料顯示,1924年到1927年間的離婚率從5%激增到20%,其中,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的占到33%。莫斯科還出現了裸體遊行、數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會強姦案件時有發生。[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⑵fdcnhZ_c)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1)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祕》,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祕》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的,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祕〉的出籠》。他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20世紀50年代,一直是個斯大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為左翼工人運動報刊寫作,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核物理學家的情婦。[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續)

[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ev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rhode-island-school-district-bans-father-daughter-mother-son-events-article-1.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105-documents-web/week11/Owen1826.html.

[6] ⑴aZ`gUcYf AZarc^mZc`d, ⑶Za^`Uu d`huVfrg`Uu gZ`giUarcUu fZWdatl^u,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2] 同上。

[13] ⑴aZ`gUcYf AZarc^mZc`d, ⑶Za^`Uu d`huVfrg`Uu gZ`giUarcUu fZWdatl^u,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5] 中央檔案館等:《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6] 楊寧:〈八路軍為何大量購買治花柳病的藥品?〉,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賽報告學術造假的眾多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是萊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評價其工作說:「朱蒂•萊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毀了兩個金賽報告的基礎。」(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erintuitive-trends-in-the-link-between-premarital-sex-and-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大纪元2018年5月29日)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混淆性別角色

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裡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裡為什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占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分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裡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裡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占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分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嘆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註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象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里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裡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占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竄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分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分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象,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週。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比如文革中鄧拓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裡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4]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鑒》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man-to-become-ny-firefighter-despite-failing-cru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feed/these-female-firefighters-don-t-want-a-g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4/the-d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the-mother-of-the-homosexual-movement-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ollection/2015/6/11/who-were-the-apa-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ormer-president-of-apa-says-organization-controlled-by-g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a6e738b-305b-4553-b03b-3c71382f102c/love-marriage-and-the-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ree-simple-rules-poor-teens-should-follow-to-join-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逄先知、金}及:《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Y出版社,2003)。


(大紀元2018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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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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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3)紛繁法律爲極權鋪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6. 左派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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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之害認識得很清楚,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各國政府卻普遍採用了馬克思的主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觸目驚心。

作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主義的燈塔、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惡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第一次出現了公開表態為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並距問鼎總統寶座僅半步之遙;而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竟然將近半數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1]在歐洲,社會主義早已大行其道。歐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說:「現在,社會主義結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國家制度,而且我覺得,歐洲的絕大部分民眾都支持這些東西──如果英國的托利黨人膽敢觸動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肯定會落得斬首的下場。」[2]

在共產國家,邪靈直接掌控國家政權,利用政府機器,暴力殺戮人民、強力摧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煉者,以最後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雖然解體,但共產主義思想並未肅清。在幾十年冷戰對抗、間諜破壞、共產主義思想意識滲透之後,共產邪靈實質上猖獗於整個歐洲。

在西方,共產邪靈想直接掌控國家政權的企圖雖然沒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掌控國家政權,積極推動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策,變異法律,鼓動暴力,變異道德,搞亂社會,以最終魔變西方世界,達成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基於美國在自由社會的重要性,本章在展開論述中將以美國為重點。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共產主義政治」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是一個魔鬼,它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壞思想的壞人和無知而輕信的人,做它在人間的代理人,推進它的目標。因此,在西方自由國家,共產邪靈操縱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另類形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在東方多國直接篡奪了政權。有了政權,它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那裡,邪靈的一切政治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同時擴大其影響力,無論是對民眾的殺害、共黨內部的爭鬥和清洗,對外部世界的欺騙、滲透,都是如此。因為政權在手,它可以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乃至教育機構、媒體等,舉傾國之力殺戮迫害本國人民,敗壞人的道德。

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蘇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內部的所謂「十次政治路線內鬥」、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的屠殺,特別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動用舉國至少四分之一的財力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等等,這一切都是在共產極權控制下所為,也都圍繞著維持其暴力政權的統治而達到其毀人的目的。

共產黨人深知,政權問題實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問題。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就強調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亦深諳此道,第一個用暴力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極權。斯大林、毛澤東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倆、陰謀、陽謀、槍桿子、筆桿子、殺戮、欺騙等,無所不用其極地篡奪、維護暴力政權。有了對政權的掌控,或殺戮或變異都可以得心應手地進行。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在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於歐洲非常狂熱的時候,其在美國的發展仍然很有限。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別寫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探討其原因。[3]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2016年,美國某主要左翼政黨總統參選人在其競選中就公開大談社會主義理念。在共產黨語彙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本來在自由國家,共產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數美國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這位競選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許多人,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就非常、非常緊張」,但他卻不避諱引入社會主義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競選中成為一主要政黨的兩名領先候選人之一。

2016年競選後期的民調中顯示,在其中一個主要的左派政黨中,56%的人稱自己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4]這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調查中就有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民眾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人只有47%。[5]這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左移、左派對社會主義的鼓吹以及年輕一代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有密切關係。

其實,目前西方人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與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輕人(包括中國、蘇聯和西方)對共產黨的幻想極其相似。年輕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缺乏深入了解,對表面上看似溫和的社會主義沒有抵抗能力,歷史上人們對共產主義在輕信中受騙的一幕又在重演。

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欺騙性,他們幻想可以過北歐國家那樣的高福利社會主義生活。其實,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經造成了種種社會問題。然而一旦有人要對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動,習慣享有高福利的民眾一定會群起抵制,使其落選。這時候能夠勝出的是那些主張繼續擴大稅收、擴大政府干預、用寅支卯糧的辦法解決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的:「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這樣,往往目標是崇高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6]

通過高福利社會主義,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讓人用選票「主動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產邪靈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北歐模式」從民主走向極權也不過一步之遙。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社會主義階段完成,政治頭領們馬上就會推動向共產主義過渡,私有財產、民主競選機制馬上就會被廢除,國家就會迅速走向極權,高福利制度將被箝制人民思想與喉嚨的枷鎖取代。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國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東方國家那樣直接掌控政權,並非易事,所以它們勢必要採用各種政治手段,迂迴地、間接地讓西方國家政府變成邪靈掌控的機器,以售其奸。

美國是以兩黨為主的多黨制,共產主義要想進入美國政治主流,必然試圖控制兩大黨中的一黨甚至兩黨。控制政黨之後,下一步就是控制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讓自己的候選人占據政府或者法院裡的關鍵職位。從美國被共產邪靈滲透的情況,人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嚴重性。

在美國,左派黨一直挑動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對立以爭取選票,也同時著手爭取越來越多的移民,及所謂「弱勢群體」如同性戀(LGBT)、婦女、少數族裔等讓他們成為左派黨穩固的票倉。為了贏得這些選票,他們鼓吹共產主義理念,拋棄做人的底線,放棄神為人定下的道德規範,極盡討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讓他們為左派黨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黨的億萬富翁斥巨資贊助左派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及重要公職,想辦法把更多左派黨人士送入華盛頓掌控國家機構及權力。由於各州州務卿負責選舉相關事務,在選舉發生爭議時,州務卿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兩撥千斤」,造成「一錘定音」的效果,因此該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務卿的競選。[7]

有非法移民在美國犯罪後,還有某些左派官員為他們開脫,庇護城市也讓他們難以被制裁。前任左派總統當政時,曾試圖讓500萬非法移民身分合法化,最後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擱置而未得逞。[8]

左派政黨力爭讓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動機未必是為了非法移民或社會大眾的利益,而是為該黨爭取更多的票源。美國東部一城市於2017年9月12日就非公民參與地區選舉投票的議案進行投票,投票結果為4比3,雖然沒有達到通過需要的6票,但是,這個議案對美國未來走向帶來的潛在效應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議案指出,不僅公民能參加地區投票,綠卡持有者、學生簽證者、工作簽證者甚至無證居民都可以參加投票。[9]

為了拉選票、控制政權,左派黨在共產邪靈的控制下,不擇手段,令人對美國的未來充滿憂心。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學者研究發現,前任左派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嚴重滲透,支持前任總統的團體中有很多都和社會主義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任左派總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索爾•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後,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還要罰款,同時頒布法令讓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變性人可以參軍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議會,有的左派議員試圖取消共產主義者不能參政的禁令,後來在越南裔的強烈反對下撤回。

該屆政府制訂的某些政策甚至敗壞人倫。2016年時任總統簽署的「跨性別廁所令」,就是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即使一個人的性徵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稱認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進入女廁所。而且,這個「跨性別廁所令」推行到全國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的州將被停止許多聯邦撥款。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的政治體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長歲月裡,神給了君主在人間治理的權柄,「君權神授」,皇帝或國王成為溝通人與神之間的神聖角色。

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民主制。民主實際上並不完全就是民眾做主,而是民眾選出一個人來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選出了總統,這個過程是個民主的過程,但一旦選出來,總統就有權來替民眾做很多決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民主並不能保證好人當選,當社會道德普遍下滑的時候,被大多數人推選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於吹噓、煽動、鑽營的人,是壞人,而不是好人,這對社會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規定的道德為約束,民主的弊端就會出現,走向被煽動和操縱的暴民政治,使社會走向分裂和動盪。

我們在這裡並不想具體分析哪種政體更好或更壞,而是想指出道德問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治不過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產主義指導的中共政權實行的是一種邪教的「政教合一」政體。它以邪教意識形態統一人的思想、敗壞人的道德,以黑幫的方式來控制社會,最終的目的是毀滅人。

常有人將中共極權比作君主專制,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君主並不定義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規定的道德的約束;而中共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因此無論做了多少壞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來自於神的誡命,而不來自於某個政黨的政策。因此當一個政黨壟斷道德的解釋權,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產黨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徵:

• 共產黨把馬克思奉為精神「上帝」,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宇宙真理」,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其宗教特徵包括:編造教義,消滅異己;崇拜教主,唯我獨尊;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等。

• 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有著個人崇拜的傳統,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們是各國共產邪教的「教主」,擁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釋權。無論他們是殺人,還是撒謊,都仍然是對的,因為他們可以解釋說其出發點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測地說「是在下很大一盤棋」。在這樣的國度裡生活的國民,被迫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被迫跟著黨說謊、作惡,心靈、精神上飽受摧殘。

• 傳統正教教人向善;共產邪教則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的。雖然共產黨也談到「愛」,但這個「愛」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譬如無產者之所以有階級友愛,那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在中國,表現愛國的方式是「恨美國」、「恨法國」、「恨日本」、「恨韓國」、「恨台灣」、恨海外那些一心為國但卻批評共產邪黨的人。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目前成為了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歷史時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標籤,有時稱自己為自由主義,有時稱自己為進步主義。兩者理念的核心並無明顯差別。

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有終極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類似,即鼓吹所謂人類的「自由」與「進步」,並把它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神聖化,任何與之不同的理念都會被其批判或打擊。

它的道德基礎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是無神論、進化論、科學主義。它用人的自我與理性取代對神的信仰,把人自己當成了神。

它打擊的目標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現行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顛覆或改造現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他們認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於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謊言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

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準宗教特點,與其發端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

18世紀以來科學的進步,極大地加強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種「進步觀」。進步思想的先驅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稱,理性將人類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進步思想越到後來越狂妄,開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壇。

進步主義思想讓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進而認為人並不需要通過造物主的拯救,可憑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掃除一切貪婪、恐懼、嫉妒等等惡念,認為人終究可在人間建立天國,對神可以不屑一顧。19世紀法國政治家、藝術評論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說的一段話典型地表現了進步主義的狂妄心態: 「在我被逐出的那個神的園子旁邊,我要建立一個新的伊甸園。……我要讓『進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讓他手執燃燒的長劍,對上帝說:『不准你進來。』於是人開始建立人類的社會。」[10]

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會激發出要掌控人類命運、操縱人類未來的幻想──也就是說,人要扮演上帝──要締造一個沒有上帝的烏托邦、一個「人間天堂」,實質上與共產主義思路一脈相承。正是這份企圖「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熱,註定要在人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風。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從個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要求立憲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政府則是公民立約所建,其職責僅限於保護公民。政教分離的目的在於讓政府無權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當代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藉「自由」的名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滲透和反叛,一方面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極度放縱人的慾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規矩;另一方面強調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舉例來說,就財富的再分配而言,他們的重點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納稅人的權利;涉及糾正歧視政策時,他們站在歷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立場,而無視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們以避免懲罰無辜者為由,而無視對罪犯懲罰的必要;在教育中他們以支持低學術能力、弱勢家庭為由,而不顧資質出眾的學生的發展;在管制淫穢出版物方面他們以自由表達為藉口取消對道德墮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離上他們強調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人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應該得到什麼,如此等等。

當代自由主義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悄從「自由」演化為「平等」,但卻不願改稱「平等主義」,因為這樣馬上就會被人識別出其共產主義實質。

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本是一種美德,但共產邪靈利用當代自由主義,把寬容作為實現其變異道德的手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先驅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對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概念的論述可以看出,寬容的主體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政權的政府寬容對待個人信仰。對於每個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國的真理之路,其正確與謬誤的裁決權在於神。人的靈魂屬於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強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麽。

當代自由主義忘卻了寬容的真正目的,把寬容等同於不做價值評判,由此發展出所謂「價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對所有價值不做評判,一視同仁。價值中立其實就是沒有價值,把壞與好、罪惡與美德混為一談。這實際上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和顛覆。它用美麗的詞語給魔鬼開了一扇門,打著「自由」的旗號把反道德和反傳統的行為合理化。同性戀的標誌彩虹旗就是這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寫照。如果正義的力量和聲音介入,當代自由主義就用危害個人自由、平等、歧視弱勢群體等等藉口進行反擊。

當代自由主義荒謬到連性別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過了AB196法案:任何一個商業雇主或非盈利機構拒絕僱用變性人或者異性裝扮者可以被罰款,最高為15萬美元。[11]州參議院不但通過,而且將性別定義為「自我性別認定、表現或者行為」,「不管其表現和行為是不是和該人在出生時的性別相一致。」[12]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當代進步主義思想是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領域的直接運用,其後果是以「進步」的名義造成傳統道德不斷偏移並發生變異。

人類在傳統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理智,通過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時使社會越來越富裕文明,這本來無可厚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進步時代」,政府的某些改革舉措糾正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義。

共產主義入侵美國之後,綁架了「進步」一詞,也綁架了「進步主義」這個概念,強行向裡面注入了共產主義的邪惡內涵。它催生了「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等,直到今天,讓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代進步主義的本質是不認同神留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中,善惡、是非的衡量標準來自於神。在進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視傳統道德為進步的障礙,而要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觀。他們否認絕對的道德,而是以社會、文化、歷史的現狀來建立其道德體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變成了相對概念。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社會中隨著進步革命而影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是道德相對主義的典型,認為符合了無產階級利益(實質是統治階級)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來約束「無產階級」的,而是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打擊敵人的武器。

由於兩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產主義綁架進步主義似乎「順理成章」,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在西方仍然打著進步主義的旗號,大搖大擺地繼續行騙。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是對美國憲法和立國之本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其本質是要改變(實質是摧毀)一切傳統的信仰、道德價值以及現存的西方社會制度。進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標與後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從內部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列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十大舉措。我們看到,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這些舉措在美國都已經一定程度地實現了。不妨列舉如下:

•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 徵收高額累進稅

• 廢除繼承權(作者按:美國1916年開徵遺產稅)

•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1913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就是中央銀行)

•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美國有各種監管機構,有國有郵局和國營的鐵路)

•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按:1935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保障局,還有勞工部;平權法案要求婦女可以從事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包括當兵)

•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進步並不為過,但當那些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思潮,取代、排斥傳統道德與信仰的時候,就成了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人、引領人走向墮落和滅亡之深淵的工具。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靈,它主要是由「恨」構成的。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播撒仇恨,挑起鬥爭。在煽動仇恨過程中,敗壞人類道德;與此同時造成人群撕裂,共產主義政治力量則趁機奪權,建立極權統治。煽動人們互相鬥爭是共產主義奪權的主要手段。

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劃分人群,然後挑起仇恨,製造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開篇即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3]把本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對立的階級,然後挑動他們之間的互相鬥爭,這是共產黨奪權的「法寶」之一。

共產主義挑起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種各樣的因人心敗壞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並表明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這個社會體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著某種壓迫,人們必須找到這個壓迫者,並與之鬥爭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共產主義政治挑動的仇恨鬥爭不限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古巴共產主義頭目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敵」: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敗」以及大種植園主的「壓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產主義許諾推翻他們的「壓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會」,從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間的仇恨、鬥爭,為共產極權鋪路;在中國毛澤東的「發明」是向農民許諾「分田地」,向工人許諾做工廠「主人」,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和平、民主」,讓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和國民政府鬥得你死我活,共產黨趁亂奪權;在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頭目本貝拉(Ben Bella)發現挑起宗教爭端、民族仇恨是獲取共產政權的捷徑,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仇殺,貝拉則由此建立了共產政權。[14]

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國父們以憲法立國,每個公民都效忠於憲法,社會通過家庭、教會、社區結成強韌的紐帶,因此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薄弱,傳統階級鬥爭方法難以奏效。於是共產主義邪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從社會生活各方面來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員工和雇主,通過工會擴大員工和雇主之間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亞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權而鼓動少數族裔和白人之間的鬥爭;分化不同性別:如鼓動女權運動挑戰傳統父權;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戀權利運動即以共產邪靈為其主要背後推手,甚至為強化鬥爭造出新的性別人群,如酷兒(Queer,同性戀等的泛稱)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義」挑戰傳統西方文化和歷史;分化不同國籍人群,如通過鼓動支持外來非法移民「權利」造成「外來者」和「本國人」衝突;分化平民和政府執法人員,以「自由」的名義挑動人群和警察對抗、非法移民和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對抗、州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對抗等等。人群被劃分得越來越細碎,造成任何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體,甚至引發一場衝突鬥爭。把鬥爭變成社會常態,把仇恨播撒入每個人的心中──這正是共產主義的險惡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進行的。列寧早就寫道:「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應當而且必須通過語言在大眾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視。」[15]

共產邪靈在現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機會,通過各種各樣形式的「社會正義」渲染和煽動仇恨,並使衝突不斷放大升級。

1935年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發生騷亂,起因是社區誤傳一個黑人小孩偷盜商店的東西被打死。美國共產黨馬上利用這件事情組織黑人民眾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在華盛頓DC組織大規模抗議的美國共產黨員倫納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國共產黨之後披露了自己當年受命組織抗議的經歷。[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羅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奸兩位白人女子,此案引發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嚴重對立。美國共產黨馬上大肆鼓譟黑人抗議,利用此案扮演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包括後來成為一左派總統導師的弗蘭克•馬歇爾•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產黨的。美國學者保羅•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這場案件中美國共產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吸引大批美國黑人,以及各種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正義」鬥士加入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藉此把美國醜化成一個不公正的、種族歧視的國家,宣稱類似這樣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產主義和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才能夠把美國從「邪惡」和人民被「壓迫」的「病態」系統中拯救出來。[17]

當代美國的每次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中,都少不了共產主義團體在其中煽風點火。1992年洛杉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駕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毆打的錄像在電視新聞中公布。案件判決後原本和平的抗議人群正要散去時,突然有人用金屬廣告牌砸向一輛過路的汽車,於是抗議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燒砸搶騷亂。洛杉磯縣警長(Sherman Block)在被問到共產黨黨徒在騷亂中的參與時說:「毫無疑問,這幫人在其中燒、砸、搶。」騷亂數天中,校園和街上到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國共產黨(CPUSA)等各種共產主義團體派發的傳單。其中一張寫道:「為金的判決復仇!……戰士們把槍口調轉過來!士兵和工人聯合起來!……」一位洛杉磯警察透露,「在判決宣布之前這些混蛋們就在發傳單了。」[18]

列寧早就指示共產黨徒:「騷亂—抗議—街頭戰鬥—獨立的革命隊伍,這是大眾起義的發展階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黨員派特森也披露共產黨徒如何專門受訓,按照列寧指示的方法在衝突中煽風點火,把抗議變成暴力騷亂,最後發展到街頭戰鬥;甚至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不惜故意製造衝突。[20]

今天西方社會煽動騷亂、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可能自稱「團結一致」、「安提法」、「終結父權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絕法西斯主義」(「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儘管名稱不同,其實都是共產黨徒或者共產主義同路人。激進、暴力的組織「安提法」(Antifa)由各類共產主義變種組織或共產黨同路人組成,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拒絕法西斯主義」(Refuse Fascism)是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創立,它實際上是個左派激進組織,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目的是推翻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21]

他們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在西方社會不斷挑動各種衝突鬥爭。要想理解他們的真實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國會報告披露的美國共產黨給其成員發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線的組織必須持續羞辱、抹黑、貶低批評我們的人。如果反對者太麻煩,給他們貼上法西斯或者納粹或者反猶太標籤……不斷把反對者和臭名昭著的標籤聯繫起來。經過不斷的足夠重複,這種聯繫就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事實』。」[22]

[1]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15/why-so-many-millennials-are-socialists/.

[2] Steven Erlanger,  “What’s a Socialist?”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7/01/sunday-review/whats-a-socialist.html.

[3] [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明璐譯: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Harold Meyerson, “Why Are There Suddenly Millions of Socialists in America? ” The Guardian, February 1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feb/29/why-are-there-suddenly-millions-of-socialists-in-america.

[5]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15/why-so-many-millennials-are-socialists/.

[6]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7] Matthew Vadum, “Soros Election-Rigging Scheme Collaps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roject’s death is a victory for conservatives,”  FrontPage Magazine, July 30, 2012, https://www.frontpagemag.com/fpm/139026/soros-election-rigging-scheme-collapses-matthew-vadum.

[8] Ariane de Vogue and Tal Kopan, “Deadlocked Supreme Court deals big blow to Obama immigration plan,”  CNN, June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6/23/politics/immigration-supreme-court/index.html/.

[9] Spencer S. Hsu, “Measure to let noncitizens vote actually faile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md-politics/measure-to-let-noncitizens-vote-actually-failed-college-park-md-announces-with-considerable-embarrassment/2017/09/16/2f973582-9ae9-11e7-b569-3360011663b4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cc8078ea7a5c.

[10] 羅秉祥:〈西方人本主義倫理與基督教思想〉,《輔仁宗教研究》,第十五期(2007 年夏),頁75-126。

[11] Brad Stetson, Joseph G. Conti, 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the Culture Wars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16.

[12] “ ‘Gender’  means sex, and includes a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related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whether or not stereo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s assigned sex at birth.”  California Penal Code 422.56(c).

[13]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4]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5] Bilveer Singh,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Communist Subversion and Militancy i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5).

[16]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7] 同上。

[18] William F. Jasper, “Anarchy in Los Angeles: Who Fanned the Flames, and Why?”  The New American, June 15, 1992, https://www.thenewamerican.com/usnews/crime/item/15807-anarchy-in-los-angeles-who-fanned-the-flames-and-why. Chuck Diaz, “Stirring Up Trouble: Communist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Riots,”  Speak up America, http://www.suanews.com/uncategorized/the-watts-riots-ferguson-and-the-communist-party.html.

[19] V. I. Lenin,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jul/10.htm.

[20] Leonard Patterson,“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t=1668s.

[21] “Refuse Fascis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fuse_Fascism.

[22] 1956 Repor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Volume 1, 347), quoted from John F. McManus , “The Story Behind the Unwarranted Attack o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The John Birch Society Bulletin (March 1992), https://www.jbs.org/jbs-news/commentary/item/15784-the-story-behind-the-unwarranted-attack-on-the-john-birch-society.


(大紀元2018年05月31日发表,6月1日更新)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產黨的教義裡,為了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任何手段都不過分。共產黨公開宣稱,要把暴力和謊言作為取得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工具。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徒殺人、放火、綁票、欺騙,無所不用其極,邪惡駭人聽聞,而且絕大多數當事人毫無悔意。

共產邪靈編造的謊言,有「小謊」、「中謊」和「大謊」之分。這個分類對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國家同樣適用。一個謠言、一則假新聞、一次對政治對手的栽贓陷害,這類謊言雖然性質惡劣,但只是「小謊」;在一段時間內,通過複雜的運作和多方面的配合,製造出來的具有一定規模和體系的一系列謊言,可以稱為「中謊」,例如中共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於2001年炮製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最難以識破的是共產邪靈編製的「大謊」,因為「大謊」幾乎等同於整個魔鬼的意識形態,它的規模如此之大,層次如此之多,歷時如此之長,涉及方面如此之廣,參與的人如此眾多,參與其間的人如此之「真誠」、「投入」,以至於人們極難看清謊言的全貌和真貌。共產邪靈歷史上編造的「大同社會」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由於無法在局部或短時間內進行檢驗,就屬於「大謊」的例子。上文分析過的被共產主義綁架的「進步主義」概念,也屬於「大謊」的範疇。過去幾十年來共產主義劫持某些社會運動,把群眾引導向邪靈想要的動盪和革命,比如環保運動等,亦屬此列。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他們(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只能通過暴力革命。」[2]共產黨在奪權過程中,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俄國革命,或是中共煽動的工農運動,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婦幼,燒殺搶掠,手段之惡毒,駭人聽聞。共產黨的暴力統治犯下的罪惡更是罄竹難書。

共產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謊言來維持權力。謊言是暴力的潤滑劑,也成為另一種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間和使用暴力的間隙,謊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時暫緩,但謊言卻是常態。共產黨什麼都可以許諾,但從不考慮兌現其承諾;而且為了需要,可以隨便地改變說法,改變形式,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無恥到極點。

共產黨說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從一開始就到處散播彌天大謊,製造了無數「人間地獄」。

中國的毛澤東、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奪權之前都聲稱絕不搞共產極權。但掌握政權之後,都立刻開始高壓極權,大規模清洗同黨,迫害異己與社會大眾。

共產黨還狡猾地歪曲語言本身。這是共產邪教欺騙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變語言的語義,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來。語言不斷地重複,讓變異的語義深植於人的頭腦中,比如「神」等於「迷信」;「傳統」等於「落後」、「愚昧」、「封建」;「西方社會」等於「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物質上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國有資產的主人」;大眾儘管沒有任何權力,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指出社會不公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產邪教毒害的人談話時,會發現雙方往往缺乏溝通的基礎,因為同樣的話,説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而聽者用共產黨的語義理解所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產邪教不只自己撒謊,還利用全民政治學習、全民政治表態和全民政治過關來讓全民撒謊,敗壞人的道德。「摩西十誡」告誡人「不可做假見證」,孔子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人知道共產邪教在造假,也會以假話來應付。共產邪教知道你在説假話,但說謊本身説明你已經寧可説假話也不堅持真理,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標志。我們多次説過,中共最希望做到的還不只是殺死人的肉體,而是為了讓人的道德墮落到地獄中去,至少在這個層面上,中共已經部分達到了它的目的。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共產邪靈由「恨」等低層敗壞物質構成,它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帶著恨的特點。其宣揚階級鬥爭,把問題的根源都歸結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歸結到有錢人對窮人的「剝削」,煽動窮人對有錢人的妒忌與仇恨,並由此轉化為暴力行動。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張,共產邪靈的操縱,暴力與謊言在西方社會也隨處可見,陷入仇恨和戰爭狀態。

除了共產主義政黨普遍宣傳赤裸裸的暴力之外,還有形形色色受共產邪靈操縱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國備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幫,後來成為左派的「軍師」。他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手段顯示,他毫無疑問跟共產黨是一路貨色。

阿林斯基的《激進分子的守則》被美國的街頭運動作為教科書。他毫不掩飾他的書是給「一無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要把權力不擇手段地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把美國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他表面上強調「漸進、滲透、辯證的過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實質上,他對暴力非常欣賞,只不過是使用了更隱蔽的方式。美國社會主義組織黑豹黨信奉毛主義,以毛澤東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為口號。阿林斯基嘲笑說:當敵人掌握了所有的槍桿子的時候,再用槍桿子裡出政權當口號就幼稚了,這時候應該聲稱相信選票和民主過程,有槍桿子時再用武力不遲。因此他的主張實質跟中共的「韜光養晦」、最後「亮劍」如出一轍。他的一個「規則」,就是鼓動激進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採用各種流氓手段進行恐嚇,最後達到攪亂與破壞的目的。

深諳阿林斯基的專家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對現行制度毫無幻想,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這個制度,並把這個過程視為一場戰爭。[3]因此他們會不擇手段,並根據實際的需要來決定何時採用暴力,用何種暴力,以及使用何種謊言。

在美國社會,可以看到一些政黨在打擊政敵時不擇手段,造假、人身攻擊,和共產黨很相似,而且常訴諸暴力。暴力傾向越來越強,社會的對立與撕裂也越來越明顯。如今美國左右兩大黨之間的關係,簡直就是當年共產陣營和自由世界的對峙關係,互相之間已經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2016年自從新任總統當選以來,美國發生多起由「安提法」引發的暴力事端,目標針對新總統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點在支持新總統的集會或其它公共場所。「安提法」阻止人們發言,甚至進行身體的攻擊。

近年的難民潮給歐洲各國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出於「政治正確」支持移民的「精英」對反對難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責駡,稱之為「 「痞子(Pack)」、「碩鼠(Ratten)」、「無賴(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時,被另一黨派的支持者開槍射擊,幾乎喪命。一位來自中部的左派政黨官員甚至說,他很「高興」該人遭槍擊,此官員後來被解職。

這些暴力衝突的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因素,並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現衝突,但少數起核心作用的共產主義分子,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

受共產邪靈的影響,一些政黨與政客當其弱勢時,宣稱保護人們的民主權利,遵循民主規則程式;當其勢力足夠大時,就用各種手段壓制持不同意見的人,肆意剝奪別人的民主權利。2017年2月,當一名越南裔參議員在美國西部某州州議會批評對一名前反越戰參議員的讚譽時,她的麥克風被靜音,後來被強行帶走。[5]這種情形發展下去,最後必然會導致共產主義式的極權專制。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共產主義在西方聲名狼藉,所以謊言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必然選擇。

共產主義團體和左派常常打著「自由」、「進步」、「公眾利益」的幌子來爭取民意支持,實際上是要實施他們推動社會主義的計劃。這與共產主義用「人間天堂」的謊言騙人殊途同歸。某些政黨制定符合共產主義的政策,卻冠以其它名號,無共產主義之名,卻行共產主義之實。比如要搞社會主義的全民健保,不說是社會主義,而是說「公眾民意」,「所有人的醫療」;要搞最低工資,不說最低工資,而說「基本生活工資」(living wage)。結果西方政府越來越大,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干涉越來越多。

親共產主義的政客和團體為了選票做出空洞的許諾,做法與共產黨騙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們常常承諾給民眾提供高福利,甚至許諾要給每個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醫療保險,但這些錢從哪裡來,最後的後果會怎樣,沒人去關心,因為很多人本來也沒有想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美國西部一位國會議員參選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經加入一左派政黨多年,他們包括聯邦部長級官員、國會議員、聯邦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等曾經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制定了一個25年的計劃,想要通過操控不同層次的政府職位,未來競選總統。他發現本來宣稱要致力於幫助社區處理幫派暴力、青少年輟學、少女懷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問題的組織,卻始終在讓那些人依賴於政府。他把這稱為「奴役制」路線。

「當我對組織中的其他人提出質疑時,他們卻反問我三個問題。一,如果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下屆候選人還有什麼可去解決的呢?二,你知道因為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多少資金進入我們城市嗎?三,你知道這些問題創造了多少工作機會嗎?我當時在想,這些人是在明確告訴我要從社區人們的痛苦中、幫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殘殺等中賺錢?」

他表示,如果花時間,看看該黨的投票記錄就能發現,他們想讓人們失望、受到壓迫、陷入貧困,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牟利。這促使他後來離開了該黨。[6]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一個有40年歷史的自由主義團體「當前社區組織改革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簡稱ACORN)被揭露偽造了數千選民登記表。[7]

2009年這個團體再次傳出轟動全國的醜聞。該團體打著維護正義,捍衛低收入居民權益的口號,以協助低收入人群的醫療、住房、選舉等工作的名義,得到巨額政府資助金和聯邦抒困款。兩位調查者喬裝成「妓女」和「皮條客」到ACORN在全國幾個大城市的辦事處「尋求幫助」,並祕密錄像。錄像顯示,ACORN員工教他們如何用假公司、假身分來開設妓院,教他們如何洗錢、藏現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謊、逃稅漏稅等。儘管ACORN一再為自己辯解,但因為名聲已經太臭,影響太壞,最後喪失經費來源,一年後關門。[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來相當動人的政治許諾,但最終結果卻可能毀了民眾的未來,比如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研究發現的「柯利效應(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雜誌這樣概括柯利效應:「政客或政黨通過實施某些政策,扼殺和窒息經濟發展,從而使選票向自己一方傾斜,最終取得長期的主導權。與人們的直覺相反,使一個城市更貧窮反而會把一手製造貧窮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體而言,政客可以通過扭曲的(左傾的)財政與稅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論,比如給工會、政府項目和一些少數企業稅收優惠,而給其它企業和富人增稅,這樣,受益者(包括窮人和工會等)就會慢慢依賴給予他們優惠的政客或者政黨,從而在競選過程中通過選票和捐款給予該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來支持政府項目的高稅收迫使富人和企業離開這個城市,進而減少了該政客或政黨的反對者。這樣,政客或政黨地位長期穩固,但城市的稅收和工作機會卻逐年減少,甚至最終走向破產。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應的影響非常廣泛,包括美國十大最窮的、人口在25萬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傾政策影響。如今左派占官場絕大多數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實上也面臨同樣的危險。[11]

左派還重新定義語言。比如「平等」,保守主義者認爲是「機會的平等」,然後公平競爭,讓強者勝出,而左派則指的是「結果的平等」,即無論一個人是否努力,得到都應該和別人一樣。保守主義者認爲「寬容」是對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包容,在個人利益受到傷害時能夠寬和大度;而左派則將「寬容」理解為「對罪惡的容忍」。其它對於自由、正義等的理解雙方都存在很大差異。支持同性戀、男女同菕B大麻合法化等敗壞人倫的行徑被冠以「進步主義」的名號,仿佛真是道德的進步,事實卻是在破壞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這也是左派變異人道德觀念的手法,是共產邪靈的目的。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美國是自由社會的中堅,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但當今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國,高稅收高福利、「集體主義」、「大政府」、「社會民主」、「社會公平」等等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並付諸實踐,這跟共產邪靈的謊言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了解共產國家的殘暴歷史,一味嚮往、追求一個虛幻的理想,而被改頭換面後的變種共產主義所欺騙,在不知不覺中走上被毀的不歸路。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共產極權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毋庸贅言。非暴力共產主義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擴大政府權力,加大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最終將走向極權體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產極權的國家,人們也隨時可能失去各種自由,處境十分危險。更為可怕的是,現代極權主義利用科學技術,把對個人的監視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著神所確立的傳統價值生活,神還引領人發展出基於傳統價值的文化。這種文化是連接人與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礎上派生出一套社會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給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選擇權。人通過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政治後,對美國的自省,對邪惡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等方面非常讚賞, 他認為美國的偉大在於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12]

共產邪靈要的是極權政治,讓人反傳統反道德,扼殺人信神向善之路,讓人從神的子民不知不覺地變成魔鬼的子民,聽從魔鬼統治。在共產黨國家,政府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經濟、教育、媒體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須唯共產黨馬首是瞻,協從共產黨「假、惡、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將違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法律政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要麼淪為在最底層掙紮的「賤民」,要麼乾脆就是死路一條。

在自由社會中,政府也在向極權化發展,逐漸變成無所不包的大政府。通過國家計劃實現中央制定的方向並控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特徵之一。而現在西方政府通過國家財政、稅收、金融等宏觀手段干預和控制經濟以實現政府計劃的程度越來越強,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西方政府管理範圍擴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經濟、文化、能源、交通、通訊、旅行等等。從中央行政權力的擴大、到地方政府對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煙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對案件的判決,已經造成政府部門全方位的權力膨脹,對社會的強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強制全民購買健康保險,否則將被罰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和個人權利。

極權政府以「政治正確」為藉口,剝奪人的言論自由,規定人們哪些話可以説,哪些話不能說。有人公開否定邪惡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論」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對「政治正確」,輕則被孤立,重則被開除或解職,甚至遭到恐嚇和人身攻擊。

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再用法律、規章和輿論等強制執行,用強大的壓力在社會上製造出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從而扼殺人的自由意志,取締天賦的人向善的自由——這是極權主義政治的實質。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國家政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現象,無論哪個國家,哪個黨派,無論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政策方法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活在共產國家的人來到自由世界,都對西方社會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從小孩免費教育、醫療保險到養老都有國家資助,認為這裡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

十六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屆時瑪爾斯將統治世界,說是為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現在的福利社會,不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面搞的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嗎?只是不講暴力革命那一套。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過錯,但政府高福利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問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強徵稅為基礎的,而且福利本身就會造成諸多問題。

英國法學家迪塞觀察到,在1908 年以前,一個人不論貧富,是否為自己的健康保險,完全是每個人自由定奪的問題。他的選擇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還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樣,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國民保險法到頭來會給國家,也就是給納稅人帶來比英國選民們所預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責任。……失業保險……實際上是國家承認自己有責任使每一個人免受失業之苦……國民保險法正符合社會主義的理論」。[13]

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福利被世界很多國家認可並採納,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帶來繁榮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歐,整體稅務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世界最高,幾個國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論者指出,政府搞的社會主義醫療福利有六個致命問題:無法持續,免費的東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沒有獎懲,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只要不負法律責任,幹多幹少報酬都一樣;造成政府大量虧損;人們鑽制度的漏洞進行偷竊、濫用並進行地下經濟;國家通過醫療制度決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亂。[15]

2010年,一個叫約拿斯(Jonas)的人在北歐某國的一個急診室不得不自己給流血的傷口縫合。他首先去了門診,門診關門,到了急診室等了三個小時,傷口一直流血卻沒人處理。但他對自己採取的不得已的救護舉動最後又被醫院工作人員作為犯法而舉報。這只是一個小例子,真實的情況比這還惡劣。因為免費的醫療人人都想要,造成資源被濫用;「資源有限」與「免費」兩者造成大量需求無法匹配,供不應求造成排長龍現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於被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變相懲罰。

這還不只是效率問題。更大的危險在於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辦,看似是一種享受,換個角度看其實是對政府的全面依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這種程度,走向極權體制易如反掌。

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裡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溫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福利國家可謂其睿見的最佳註腳。[16]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極權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卻給惡留下了空間。人們想用法律來解決人作惡這個問題,正中魔鬼圈套。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國稅法有7萬多頁,健保法近2萬頁,連法官和律師都無法通曉這麼多法條,更遑論普通人。聯邦和全國各州市郡縣,平均每年通過超過四萬條新法律,可謂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觸犯法律,輕者罰款,重則坐牢。

美國西部某州頒布一項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據新規定那些達不到嚴格要求的大屏幕電視將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後院加個涼棚都要得到政府許可,等等。

過於繁瑣的法律會模糊人的道德觀念。由於法律太多,很多法律違背或遠離人的道德直覺,造成了現代社會這樣一種傾向,即當人們想做一件事時,只問合法與否,而不關心是否合乎道德。長此以往,共產邪靈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識形態制訂為法律,將變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難以約束人的心靈。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當惡的力量大行其道時,法律也無能為力。法律越訂越多,大政府通過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們忽略了社會問題是魔鬼放大人的惡造成的,反而覺得可能是法律出了問題,從而走入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惡性循環,一步一步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極權主義使用國家機器、祕密警察監控民眾,而現代科技把對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讓人不寒而慄。

《商業內幕》近日總結了中共監控公民的10個方式:[17]

1.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從茫茫人海當中抓到目標

2. 讓群聊管理者監聽人們

3. 強迫公民下載允許政府監控公民手機照片和視頻的應用程式

4. 觀察人們的網上購物

5. 警察戴著具有臉部識別功能的眼鏡在人潮洶湧的地方(比如街頭和火車站)搜尋目標

6. 在火車站安裝機器人警察,它可以掃描人們的臉部,並跟要抓捕的人比對

7.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抓出亂穿馬路者

8. 隨機截停行人,檢查他們的手機

9. 追蹤人們的社交媒體帖子,順藤摸瓜找到用戶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預測軟體匯總人們的資料,標出那些當局視為威脅性的人物

《金融時報》刊文指出中共社會信用系統的險惡用心:它不僅使用大數據來衡量信用得分,還要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文章說,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通過重新調校,產生「愛國」分數──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執政的共產黨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分數。[18]

隨著檔案機制和大數據化結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從或者分數低者會失去工作;銀行將終止他的房屋貸款;交通部門將吊銷他的駕駛執照;醫院可以直接拒絕為他提供治療。

今天,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監控系統。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和馬路上,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可以在7分鐘內從14億人中找到一個上了黑名單的人。手機上微信等監控軟件使得監控「登堂入室」,帶著手機的人毫無隱私可言,讓人無處可逃。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政府權勢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自由社會政府如果繼續左傾,民眾將面臨同樣可怕的被監控的命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由於共產邪靈的滲入,今天的美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動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對擁有傳統政治主張的人進行阻擊。這種狀態用「戰爭」來形容,可以說一點都不為過。

在近代美國,雖然也可能出現選舉期間言辭上的激烈對抗,但一旦大選完成,便開始療傷階段,彌補裂痕,開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縱觀今天的西方政界,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強烈的對抗與撕裂,政治秩序顯得畸形而令人擔憂。政壇人物、不同黨派間的互相指責甚至攻擊,政策上進行阻撓;民間遊行此起彼伏,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暴力趨勢明顯。

在政府內部,選舉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開始謀劃以不同標準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選舉結束後,左派陣營又開始發起訴訟,意圖奪回大選。新總統上台後,屬左派政黨的美國西部某州州長表示,現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總統的「龍捲風」。該左派政黨高層承認,一支憤怒的自由派大軍要求他們向新任總統發起一場「全面戰爭」,逢政府必反,務求以此重奪民心。[19]

左派試圖以各種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問題上,左派很多時候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正常情況下,不同黨派在具體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麼嚴重,不同黨派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證。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護邊界的建議遭到猛烈攻擊,甚至有個別州還通過了「庇護城市」法案。這些法案禁止聯邦執法人員查問移民身分,拒絕為聯邦執法人員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體輿論上,左派占主導的主流媒體在總統選舉前大量為左派候選人背書,因此選舉結果令很多人瞠目結舌。選舉結束後,主流媒體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種事件,把民眾的注意力放在對新任總統的打擊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聞擾亂民眾視線。對新任總統的各種政績,主流媒體幾乎視而不見;對有嚴重問題的左派候選人,主流媒體的態度則是輕描淡寫。

在正常社會裡,不同團體或黨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張,甚至可能發生衝突。但衝突是暫時的、局部的,最終雙方會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只有受共產邪靈的階級鬥爭思維支配,才會時時事事以戰爭心態進行鬥爭,認為與對手絕無和解與合作的可能,必須徹底打敗對手,全面推倒現行體制。

這種全面戰爭體現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與媒體輿論的全面對抗,帶來了深度的社會撕裂,極端行為與暴力行為數量上升、範圍與規模擴大。這正是共產邪靈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16年,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聯合創辦的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約85%受訪人認為國家比過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認為美國人在最重要的價值觀上意見大為分歧。[20]

一個國家的統一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或者文化,雖然各個宗教的教義不同,但是非善惡的標準是相近的,這使得即使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各個種族也可以和睦相處。然而當價值觀發生分裂的時候,國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結語

人往往有弱點和惡的一面,對權力、財富、名聲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惡,在各國內部造成了一個「魔鬼代理人」體系。國家如同人體,各個機構如同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職。如果國家的各個機構都滲透了有意或無意的魔鬼代理人時,就如同外來的意識代替了人的靈魂,或者說,外來的意識直接操縱了人體。

如果有人讓整個社會擺脫魔鬼控制時,這個系統很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抗,如運用媒體抹黑,搞人身攻擊;用誤導的信息混餚大眾視聽;讓各個職能部門不配合,使得政令成為空文;用大量資源去支持反對派,使社會陷入分裂和爭鬥;甚至用各種方式製造經濟和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動盪,讓不明真相者把矛頭指向反對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這個邪惡系統的締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們雖然可能做過壞事,但是並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

政治因為其掌控的國家力量、私人力量所無法匹敵的天量經濟資源及干預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為萬民造福;濫用之則會造下天大的罪業。本章的目的是為了揭示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邪靈因素,幫助人分清善惡,識破魔鬼的奸計,讓政治回歸正途。

美國前總統里根曾說:「我們往往認為社會太複雜,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時候,誰會有能力去管別人呢?」[21]美國總統川普說:「我們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權柄,需要回歸到以傳統價值為基石的正道。人類得到神的佑護,才能不被魔鬼操縱,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與被毀滅之路,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David Horowitz, 「Alinsky, Beck, Satan, and M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August 2009,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Articles/alinskybecksatanandmedh.html.

[4] 何清漣:〈民主國家新病症:精英與民眾分裂〉,美國之音,2016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democratic-countries-elite-people-20160703/3402923.html。

[5] Mike McPhate, 「After Lawmaker’s Silencing, More Cries of 『She Persisted』,」 California Today,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8/us/california-today-janet-nguyen-ejection.html.

[6] 姜琳達、劉菲:〈加州競選人:我為何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大紀元新聞網,2018年5月7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7/n10367953.htm。

[7] Bill Dolan, 「County Rejects Large Number of Invalid Voter Registrations,」 Northwest Indiana Times, October 2, 2008,  http://www.nwitimes.com/news/local/county-rejects-large-number-of-invalid-voter-registrations/article_6ecf9efd-c716-5872-a2ed-b3dbb95f965b.html.

[8]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sociation_of_Community_Organizations_for_Reform_Now.

[9] Edward L. Glaes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Curley Effect: The Economics of Shaping the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2005): 1-19. Doi:10.1093/jleo/ewi001.

[10] Mark Hendrickson, 「President Obama’s Wealth Destroying Goal: Taking The ‘Curley Effect’ Nationwide,」 Forbes, May 31, 2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rkhendrickson/2012/05/31/president-obamas-wealth-destroying-goal-taking-the-curley-effect-nationwide/#793869d63d75.

[11] 同上。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1, trans. Henry Reeve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3] A.V.迪塞(Albert. V. Dicey):《關於十九世紀英格蘭法律同輿論的關係的講演》,第2版。引自:[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14] Danish Ministry of Taxation, 「Skattetrykket,」 June 24, 2012.

[15] Paul B. Skousen, The Naked Socialist: Socialism Taught with The 5000 Year Leap Principles (Izzard Ink), Kindle Edition.

[1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17] Alexandra Ma, 「China Is Building a Vast Civilian Surveillance Network — Here Are 10 Ways It Could Be Feeding Its Creepy 『Social Credit Syste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9,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ow-china-is-watching-its-citizens-in-a-modern-surveillance-state-2018-4.

[18] 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 「China’s Social Credit Score System Is Doomed to Fail,」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6,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ba36896-75ad-356a-a768-47c53c652916.

[19] Jonathan Martin and Alexander Burns, 「Weakened Democrats Bow to Voters, Opting for Total War on Trum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3/us/democrats-dnc-chairman-trump-keith-ellison-tom-perez.html.

[20] 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New Survey Finds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ink the Country Is Divided over Values and Politics,」 August 1, 2016, http://apnorc.org/PDFs/Divided1/Divided%20America%20%20AP-NORC%20poll%20press%20release%20%20FINAL.pdf.

[21] Ronald Re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3130.

[22]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17 Values Voter Summit,」 October 13,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2017-values-voter-summit/.

(大紀元2018年6月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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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8-6-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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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部
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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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

引言

一百年多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 [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裡,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裡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裡,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占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占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占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 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 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分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它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新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自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占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占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裡,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裡,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裡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分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裡。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裡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 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裡,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象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處於貧困中的黑人孩子生活在單親「娃娃媽媽」(指少女懷孕生子)家庭裡。而高福利制度助紂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 「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它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分鬆綁,部分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 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拚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占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件和盜竊商業祕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裡美國的知識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氾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彌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裡,[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津巴布韋。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饑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津巴布韋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 。[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私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它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津巴布韋: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饑荒

津巴布韋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它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津巴布韋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津巴布韋的生產急劇下滑。津巴布韋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津巴布韋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津巴布韋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津巴布韋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


大纪元2018年6月5日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裡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厰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祕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厰,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裡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占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占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饑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匯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饑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占據GDP的176%,總債務占據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占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祕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占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象。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裡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裡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裡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裡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什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裡。有什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占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占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分,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象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僱傭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僱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裡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裡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什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分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饑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象,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傭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大纪元2018年6月5日、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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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部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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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與信仰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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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裡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抵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裡,法律都需要藉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裡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饑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淩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別跟我講良心。」[8]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麼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並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倖免於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聖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繫,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欲望為依歸,這讓背後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衝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於神的誡命,那麼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於是婚姻被視為自願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並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後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洩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於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於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干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台上刻意迴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幹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週就一口氣解僱了31名檢察官,呼籲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於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占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後,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

(1)禁止讚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並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後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 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於州法院圓形大廳裡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於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後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聖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彷彿一本打開的《聖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裡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迴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裡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並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讚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於「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後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麼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劃,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台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並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於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累累。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後,好萊塢在1966年從製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後,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裡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製品的「言論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當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廣泛批評的畫面,其記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畫面,並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裡。[23]

大麻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嚴格管制的毒品,濫用大麻會使人產生幻覺甚至威脅生命。在美國,1996年起加州允許大麻作為處方藥劑,許多州予以跟進。到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通過所謂「法律」,允許大麻用於「娛樂」(即「吸毒」),在這兩個州內,種植、生產、銷售大麻給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將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2018年7月1日實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給人的身體造成重大傷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賴。當毒癮發作時,人可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一切道德底線。但是,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只要大麻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就可以有效減少非法毒品的流通,並可以通過合法化來加強毒品的監管,抑制與毒品相關的犯罪率。

許多州通過大麻合法化,也期待著毒品能夠給政府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不難想像,當人依賴毒品而無心工作的時候,社會財富的創造必將大大減少,由此引發的健康問題大大增加,又何談增加政府的收入呢?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更何況,評價一件事情的對錯不該以經濟效益,而該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按傳統道德標準,人的身體是神聖的,西方宗教認為是「聖靈的殿」,東方認為只有人體才可修煉提升為佛、道,吸毒是敗壞、褻瀆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體,乃是墮落敗壞的行為。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美國,推動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進步主義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參議員致信美國國務院,要求調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會在其它國家推動「進步主義」,顛覆「保守主義」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進一步讓人喪失自我控制、遠離神,以及製造社會混亂並使經濟下滑,從而讓共產邪靈操控政治權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聖經•創世紀》中講述了索多瑪(Sodom)城的毀滅。其深重的罪惡之一就是同性戀。因此Sodom這個城的名字,已經演變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戀」行為。只要對《聖經》稍有常識,都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的。

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個自由派法官加上搖擺法官)、4票反對(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當時的總統隨後將白宮的推特圖像改為象徵同性戀的六彩顏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讓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個州都無法執行他們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羅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職員出於個人信仰原因,拒絕向同性婚姻雙方頒發結婚證書,並拒絕服從必須頒發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獄,被處以5天監禁。[27]這一裁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信仰自由權。司法裁決被擺到了比神的誡命更高的位置上。

當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後,前阿肯色州州長、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克•哈克比稱,這是一個「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麗列舉了9項法官對道德的侵蝕。它們是:1. 重寫憲法;2. 禁止讚美神;3. 重新定義婚姻;4. 侵蝕美國主權;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養女權主義;7. 強制執行殘疾人法案;8. 干涉選舉;9. 加稅。

截至2017年,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認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葡萄牙、比利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令人觸目驚心。[29]法律可以體現道德,反過來也影響大眾道德的走向。將有違傳統道德的行為合法化,等於是政府和法律教導人違背道德、違背神的誡命。

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正確」的影響下,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尤其信仰團體對社會亂象的批評被上升到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為被合法化後,評論與批評此事很容易被指控為違反法律,比如性別歧視。這樣的法律成為變相箝制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藉口,等於為同性戀張目,讓人無限度地放縱慾望,走向墮落。

(6)推卸個人責任

傳統的宗教都是重視個人責任的。《聖經•以西結書》以一個父親和兒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壞,他們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因為有父子關係而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這裡談到的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正如《聖經》中所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中國人相信善惡有報,道理類此。

「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個人有選擇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正義的原則。而自由派的法官們卻鼓勵人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把責任歸因於社會環境,比如以經濟、種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為說辭,讓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門刻意限制執法部門的正當權力,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共產邪靈的最終目的是以此造成國家機器的癱瘓,藉以製造社會動盪,為擴大政府權限製造藉口,或伺機發動政變或革命。

很多州通過了極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護州」法令。比如某「庇護州」禁止聯邦官員拘捕當地監獄裡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進行拘捕,並禁止地方執法機構與執行移民法的聯邦特工合作。

對犯罪分子的庇護令給公眾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槍手薩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該市保護令被三藩市監獄釋放,而聯邦移民官員則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將其驅逐出境。薩拉特當時已經在美國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搶劫、槍枝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護,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三藩市街頭。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時,三藩市警察局將他釋放,幾個小時後,他槍殺了一名在三藩市漁人碼頭散步的女子。

在對罪犯定罪的時候,對檢方要求極嚴,表面看是在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讓犯罪分子鑽法律的漏洞。特別是狡猾的、有權勢、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師出面辯護的,訴訟過程需要長年累月的時間、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將其繩之以法也非常困難。

隨著「性解放」思潮的擴散,法院引用所謂的生理學與性學研究結果,說明性侵害後果不嚴重甚至無害,以此輕判性侵害犯罪行為的案例數量相當驚人。[30]

還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釋放,名義上是經費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權利,但實質上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壞社會安定,為未來政府擴充權力埋下伏筆。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對罪大惡極之徒施以相應的懲罰,殺人償命是自古以來的通則,但有的國家、州卻以「人道」、「寬容」、「尊重生命」為名廢除死刑。

在變異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衝擊下,一些人總是熱衷於關注罪犯的「權益」,無論他們犯下多麼凶殘的罪惡,也要為其權利吶喊;而面對罪行的受害者,這些人反而默不作聲。如果一個凶徒無論如何殺人放火、謀財害命而不用償命,還可以由納稅人供養終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這對死去的冤魂、對那些受盡屈辱與痛苦的當事人和家人,又何來公正可言?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90年代魯賓(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二十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3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變異的法律對反道德行為極其寬容、放縱的同時,又對社會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極其嚴苛,如對家長管教孩子限制很嚴,弄得家長都不能管教孩子,實際上等於讓孩子從小沒有家教,放縱自己魔性的一面,以「愛護」之名毀掉很多孩子的未來。

將法律的「自由」內涵與強制性都推向極端,是魔鬼變異法律、毀掉法律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伎倆。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當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見的條文時,他們就轉而從外國的法律中找依據。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卻在憲法中找不到相應的條款,於是在勞倫斯訴得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國的「權威機構」的條款,稱其為「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人類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間性行為「自由」。[32]該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廢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間性行為的法律。

共產主義思潮以各種方式席捲全球,亞洲和歐洲社會主義化的傾向已經極為明顯,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嚴重,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都是沒有社會主義頭銜的社會主義國家。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

隨著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推廣,美國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國家綁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國際慣例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產主義的因素引入美國,而那些因素又會通過判例改變美國憲法精神,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違反美國憲法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龍頭,如果連美國都不能保守傳統底線,那麼全球都將沉入共產主義的泥淖中。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上述種種法律亂象的出現,說明法律已經遠遠偏離了對神的教誨的遵從、對道德信仰的遵從。那些匪夷所思的反傳統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過與執行,說明法律的傳統道德根基已經被魔鬼動搖,這個社會道德已經處於全面危機之中。反傳統的法律把惡的行為合法化和常態化,等於為邪惡大行其道打開了大門,甚至於是打開了罪惡大門而關閉了從善之門,把社會引向歧途,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沉淪和毀滅。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將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

變異的法律將繼續摧毀傳統信仰,其最終結果將會把社會引向極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社會,也只能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專制的體制才能將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將成為魔鬼敗壞人的強大武器,人類將無時無刻不在魔鬼的牢籠與枷鎖之中。面對此困境,人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進行反抗,拒絕執行法律;或者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順應變異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則法律形同虛設。正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34]同時社會出現抗爭、震盪與撕裂,而對法律的不同態度也將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爭鬥,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強。如果是後者,則會導致傳統道德被不斷拋棄,社會道德下滑,法律則會更加變異,甚至變成「惡法亦法」而無人察覺。

如果走到這一步,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反應,最終都將落入魔鬼的陷阱,難以逃脫。

《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曾列出了共產黨滲透美國的45個目標。我們將抽取與法律有關的條目,並一一比照現實。

第16條,用法庭的技術決定削弱美國的重要機構,稱其活動侵犯了民眾的權利。

第24條,廢除所有關於管治淫穢信息的法律,稱它們為「言論審查」,侵犯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第29條,質疑憲法,稱其不足、過時、無法適應現代需要、阻礙了世界上國家間的合作。

第33條,廢除所有干涉共產黨機構運作的法律法規。

第38條,將一些逮捕人的許可權從警察手中移交給社會機構。把所有的行為問題視作精神錯亂並只有精神病醫生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第39條,控制精神科職業,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強行控制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人。

第45條,廢除康納利保留權(Connally Reservation,也稱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國可以決定某個案子是否適用美國國內司法管轄權),使得美國無法阻止世界法庭擁有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司法管轄權。讓世界法庭管理美國國內事務。讓世界法庭管轄類似的國家和個人。

對照現實審視上述目標就會發現,這些目標幾乎已經或將要被一一實現。共產主義通過法律手段蠶食美國司法的現狀觸目驚心。

無論在原教旨共產黨國家裡基於仇恨的法律,還是不斷被漸進共產主義逐步蠶食的西方法律,都喪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傳統的道德。

如果我們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不能以神的誡命為最終善惡的標準,我們就只能在共產邪靈的侵蝕下喪失司法獨立和道德底線,並最終聽任被共產邪靈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擊善良和縱容邪惡,不知不覺中執行邪靈毀滅人類的最終圖謀。儘快擺脫邪靈的控制,刻不容緩。


(大纪元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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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艺术篇:從赞美神到亵渎神

目錄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結語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裡,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裡,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7]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紀錄片)藝術手法高超。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什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朝鮮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台,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稱:「藝術(主要指先鋒派)自動地對抗現存社會關係並加以否定和超越;傾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及普遍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ô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高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裡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富於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é 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裡,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馬塞爾•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弗•克萊恩(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念念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依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裡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紀錄片「北京鞦韆(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爾德馬•簡納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什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勛伯格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可卡因:「演奏勛伯格(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可卡因是毒藥,勛伯格就是可卡因。」[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勛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蕩蕩。」[22]

真正使勛伯格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勛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髒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鑑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汙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迪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局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象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佛洛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祕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汙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裡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藉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分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洩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

(大纪元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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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

目录
引言
    1. 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裡,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及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主要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幾乎都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提到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20世紀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裡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占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占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占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上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占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分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象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分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它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裡;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分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裡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裡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地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分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分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分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裡,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分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到,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劄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或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與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性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前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艣T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的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英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裡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裡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裡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裡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達(1,874次)。[24]兩人的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里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里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屐。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占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到,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里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欲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分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裡進行女性研究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搆「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的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的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是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的?」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鑒」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有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蹟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韋塔•門楚:印第安女人在危地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里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第安女子在危地馬拉的成長歷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極大地增強了對學生心理的影響;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分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裡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的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梁。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裡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它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作指導,充斥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的,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46]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47]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說,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48]

索卡後來撰文指出:「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得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9] 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分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它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50]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內猖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51]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氾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裡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的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52]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的「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渡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了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它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3]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分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4]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名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分(性別身分是指不同於生理身分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分)」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彙報給學校管理層。[55]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向校方提出抗議,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6]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上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裡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裡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里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裡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裡,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裡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r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係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誌《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裡,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乾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采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繫。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係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乾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繫。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裡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裡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藉口,越發淡化學校裡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藉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什麼、不學什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什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藉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分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繫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什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裡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藉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裡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裡,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裡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裡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裡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裡,「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採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裡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分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僱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分裡,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占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注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什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裡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ヾ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ゝ把對象孤立起來;ゞ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々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ぁ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什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台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誌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什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什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鬱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菸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菸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裡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注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 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 「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對此討論話題,教程中建議了各種肉體接觸和刺激慾望的方式。[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嘆「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慾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慾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氾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慾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注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裡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注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注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的「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之內,聯邦政府並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會和各州的事情。聯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於1979年。此後教育部的職權不斷擴大,時至今日,教育部對教育政策的操縱權、教育經費的劃撥等方面的權力都遠超從前。曾經對教育擁有很大發言權的家長、學區、州政府,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聽命於聯邦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家長和學區漸漸喪失了對教什麼、怎麼教的決定權。

必須指出的是,權力是中性的;權力的擁有者可以運用權力做壞事,也可以運用權力做好事。單純的權力集中不一定是壞事,還要考察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是如何運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達到什麼目標的。美國教育的權力集中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邪靈也千方百計地滲透進各級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面就會很大,並且少數清醒的個人很難與之抗衡。

教育集權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教育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其影響範圍。很多人的業務範圍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們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時間、精力、資源和勇氣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對政策表示質疑,但手裡沒有拼圖的其它部件,他們面對上級的時候除了唯唯聽命,很難有所作為。[46]每個人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分,他們不易看到自己的決策或者行為會給學生或者社會造成什麼後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當,邪靈此時正好乘虛而入,各個擊破。

此外,教師學院、出版社、教育認證機構、教師認證機構等部門都對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也成為魔鬼滲透的目標。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本書第九章討論了共產邪靈對工會的操縱和利用。美國的教師工會也成為教育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工會關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不把學生的成績與教師的業績掛鉤,而是成了獎勵失敗、保護不稱職雇員的職業組織,讓許許多多想要在教育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真正為學生付出的教師成了犧牲品。

特蕾西•貝利(Tracey Bailey)是佛羅里達一所高中的科學老師,1993年獲得總統頒發的年度國家教師獎。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說他很高興他的工會成員獲此殊榮。然而真相是貝利已經退出了工會。她相信大型的教師工會正是造成美國教育失敗的關鍵原因,工會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她說,工會只是保持現狀的特殊利益集團、獎勵平庸和無能的系統的一根支柱。[47]

美國的主要教師工會資金充足、影響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遊說團體之中。教師工會成為阻礙教育系統內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礙。以全國教育協會下屬的加州教師工會(CTA)為例,它有龐大的資金,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來實現其主張。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憲法中加入第174號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許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從而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結果CTA大力阻撓該提案。一家漢堡連鎖速食店曾為174號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強迫學校解除與該公司的商業合同。[48]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共產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從父母身邊帶走,由社區或者國家統一養育。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變通的辦法,悄悄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共產國家裡,邪靈鼓動學生與資產階級的父母斷絕關係,或者用應試教育延長學生在學校裡的時間,減少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在西方國家裡,排除家庭的影響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儘量延長學生的在校時間,降低兒童入學年齡,不讓學生把課本和學習材料拿回家,不鼓勵學生把有爭議的內容講給家長聽。

「澄清價值觀」類課程離間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比如一個參加「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的家長反映說,「好像家長永遠是被用負面的方式呈現的。故事有可能是關於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父親總是十分專橫、過於嚴厲,總是不公正。」這些課程的潛台詞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們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時由於法律規定,學生參加某些活動必須首先取得家長的同意,這時學校往往用一些誤導的、模稜兩可的語言讓家長難知其詳。如果家長抱怨,學校當局或學區有一整套辦法拖延、推諉、敷衍,比如說家長不具備教育的專業知識、別的學區都在做同樣的事、整個學區只有他們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長都沒有時間和資源與學校或學區耗下去,而且學校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過幾年長大也就離開這所學校了,家長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隱忍不發。況且孩子是學校的人質,家長不敢過分得罪學校當局,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當家長抗議學校的做法時,學校或者學區就給家長貼上「極端分子」、「搗亂者」、「宗教偏執狂」、「狂熱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標籤。這樣做可以嚇阻其他家長,使他們不敢發出反對的聲音。[50]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前文引用過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國弱智化》一書開篇就指出,針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退一步進兩步,必要時妥協,用間接方式達到目的等──引者注);漸進主義;語義欺騙,即重新定義語詞矇騙對方,使對方糊裡糊塗地接受不利於自己的條件。

施拉芙麗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在《教室內的兒童虐待》一書序言中說,心理治療式的課程使用了一種特殊術語,防止家長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術語包括:行為調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階批判式思維、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幾十年來,美國的教育工作者製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像「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學生—老師交互式教學(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單獨看來,有些概念不無道理,但聯繫語境考察使用這些術語的後果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抹黑傳統教育,推進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實質,它們都屬於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謂「伊索式語言」、「奧威爾式語言」。解讀這類語言的訣竅在於「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蓋連表面都不太理解;「終身學習」就是掩飾眼下的學習不太成功,其餘仿此。[52]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沒有人敢叫它叛國》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把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內容都綜合到一套教科書當中。這套書拋棄了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理念和編纂方式,貶低美國英雄和美國憲法,反宗教、鼓吹對個人生活的社會主義式控制。[53]

這套教材因為過於龐大而且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範圍而沒有受到各個學科專家的關注。很多年後,當公眾認識到問題起而反對時,已經有500萬學生學習了這套課本。現在美國的中小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civics)等變成一門「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後的思路是一樣的。

堅持原來的學科界限,使任何對教科書的修改都變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專家和家長的質疑和抵制。把原來的幾個學科混雜在一起,新編的教材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專家難以對超出自己專業的內容進行判斷,使教科書通過審核、被學區和社會接受變得相對容易很多。十幾年、二十年後,也許會有人發現這套教科書背後的陰謀,開始發聲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大成人,老師已經習慣於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經絕無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認識到教科書的嚴重缺陷,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社會大眾聽到,更不可能影響教育的決策過程。如果反對聲音很大,正好趁機發起下一輪改革,進一步稀釋傳統內容,塞進左派觀念,幾輪改革下來,新一代學生已經離傳統隔了好幾個層次,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美國教科書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說是因為知識的更新換代加快,但事實上中小學階段學習的基礎知識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那麼為什麼還要出那麼多不同的教科書、教科書還要不斷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競爭,為了追逐利潤,不讓學生多年重複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沒錢可賺,實際原因和學科重組的原因相似,都是為魔鬼變異教材提供便利條件。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像走馬燈一樣,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教育質量的提升。1981年美國學生的SAT成績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觸發了《民族在危機中》這個報告的出台,也觸發了教育的「重回基礎」運動。為了改變美國的教育窘狀,90年代之後的幾屆政府都相繼出台了規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緣木求魚、抱薪救火,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更難以解決的問題。[54]

我們相信,絕大部分參與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誠地想為學生和社會做一些好事,但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常常事與願違,很多這樣的改革從效果上都推進了魔鬼的計劃。正如魔鬼在其它領域的「改革」一樣,魔鬼滲透的教育改革並不期待「畢其功於一役」。改革的成功並不是它的目標,事實上,每一次改革從設計之初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好為下一次「改革」提供藉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層變異,直至徹底讓人遠離傳統。這就是魔鬼「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不要以為到那個時候,人們會為傳統的淪喪感到惋惜。不,當你提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人們只會天真地問:「傳統,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藉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採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分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覆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55]

隨後,中共在大學裡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併、取消原大學裡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56]這充分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什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被發動起來,砸碎一切和傳統文化沾邊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詳見本書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運動遙相呼應。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於1966年6月13日下發大學招生改革的通知,實施「糾偏行動」:取消大學入學考試,大量招收「工農兵」學生。文革中電影《決裂》反映了這種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貧農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夠,但憑兩手幹農活磨出硬繭而獲得入學資格。校長認為:「文化低,能怪我們嗎?不能!這筆帳只能算在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壓迫者)身上!」當代西方就有教授發表論文表示數學考試會導致種族歧視(因為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數學成績比白人學生低)。[57]也有教授發表論文說,按照男生更高的數學水平要求所有的學生,造成對女生的性別歧視。[58]憑硬繭上大學和將數學成績低歸罪為種族、性別歧視,都是魔鬼把學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從此「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中小學教育完全以高考為最終目的。大批學生在這種功利教育制度下成為只會考試的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傳統斷絕的學生的頭腦中,是非善惡完全按魔鬼的標準衡量。因此911恐怖襲擊之後,大批學生歡呼;小學生宣稱「長大要當貪官」;大學生賣淫、代孕成為各大學的新「風景線」。魔鬼已劫持了我們的下一代。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教育承載著一個國家、民族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是百年、千年大計。回顧百年來的美國教育,在共產邪靈的滲透和影響下,已經千瘡百孔,家長、老師被限制得無法給予學生很好的教養,本應讓學生們成才的學校成為放縱學生、把他們引入歧途的重要場所。學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各種惡習、亂象、反傳統與反社會的風潮讓全社會感到揪心。共產魔鬼正在吞噬人類的後代與未來。

出版於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列出的45個共產黨的目標中關於教育的目標是:「控制學校;把學校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弱化課程;控制教師聯合會;把黨的路線寫進教科書。」[59]放眼美國教育,這些目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且情況更加嚴重。由於美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國家仰慕和效仿的對象,大部分國家都以美國為楷模進行教育改革。美國的教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影響了很多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就等於改變了全世界的教育。

創世之初或人類文明敗壞時,會有覺者或聖人出世。這些覺者或聖人恰恰是一群被稱為「老師」的人,如古希臘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書中,耶穌也稱自己為老師;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其中一個是「天人之師」;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師。他們告訴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與人相處,提升道德。

這些被稱為「老師」的覺者和聖人,是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的言語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態,成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經典。他們所傳授的價值觀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讓每個個體達到心靈健康的大道。而心靈健康的個體,才是保證社會的健康的基本要素。無怪乎這些最偉大的教育家說出了相似的結論:教育是為了培養至善的品德。

曾被實踐幾千年的東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傳給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經驗和資源。根據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備是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人類教育回歸傳統的過程中,古典教育的寶藏值得我們去鍥而不捨地挖掘、學習。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這是美國國父們希望的社會形態。道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神的賜福,憑著勤勞和智慧獲得物質上的充裕和心靈的滿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讓社會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這是那些覺者和聖人──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對今天的人回歸傳統教育的啟示。

(大纪元7月1日、16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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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錄

前言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前言

在現代社會裡,媒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小到一個社區、族群,大到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人們的注意力無時不被媒體牽引著。隨著媒體的演變,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宣傳功效在傳播速度、傳播範圍、視覺、聽覺效果上大大增強,媒體對社會和大眾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

人們依賴媒體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裡,媒體就是大眾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腦。媒體影響到人們可以看到什麼信息、如何解讀信息,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決策與行動。因為對媒體的依賴、信任以及人們在認知上容易先入為主的觀念,媒體對人的影響有時會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社會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說,媒體報導就是民意的聚焦點、行動的信號彈,被媒體關注的問題會被高度重視,沒被報導的則被擱置淡忘。美國《獨立宣言》之父傑弗遜曾經說過:「假如讓我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無報紙的政府,還是有一個無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寧可選擇後者。」[1]媒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媒體可以是普世價值的捍衛者,也可能是邪惡的協從者。從根本上說,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它們的職責是公正、準確、及時地報導世間大事的真相,匡扶正義、抑惡揚善,其使命超越個人、公司與黨派私利。

在西方新聞界,媒體是真相與社會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具有「第四權」的崇高地位,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這是媒體人渴求的理想與精神寄託。

媒體大亨、著名的普利策獎創辦人約瑟夫•普利策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與她的新聞媒體興衰與共。一個勝任的、無私的、以公眾精神為基準的媒體,擁有訓練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氣擇善而行,這樣的媒體能維護政府賴以立身的公眾道德,無此公眾道德,任何政府不過是一個騙局和笑柄。憤世的、被收買的、蠱惑人心的媒體將同時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圖、被煽動的民眾。塑造共和國之未來的力量,就在未來媒體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裡,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凶。在西方社會裡,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裡,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後,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象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4]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5]

中共建政後,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後來的互聯網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淒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象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後,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6]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製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7]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8]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絡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絡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它以各種形形色色身分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鑑於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後,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讚歌,為暴政塗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於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前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於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紐約時報》的編輯,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於《時代》雜誌等等。他們藉助其大媒體記者身分來往於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9]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並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祕密警察部門的間諜。[10]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矢口否認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或惡意宣傳。」[11]對於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穫: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蒂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斯大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12]

美國電影業的大本營好萊塢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和左派思想的滲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從第三國際成員、共產黨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進入美國之後,就開始了把列寧發展電影製作的理念付諸實施、把電影作為媒體宣傳的工具。從吸引美國人到蘇聯學習電影製作,到受訓者可以公開參與電影業,到共產黨在美國電影業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國人自己在自由世界裡拍出歌頌共產制度的電影,蘇共對美國電影業的控制與影響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在很多電影業者的眼裡,蘇聯是他們的理想國。當時的著名劇作家甚至將納粹進攻蘇聯稱為「祖國受到攻擊」,[13]在當時的電影《莫斯科使團》(Mission to Moscow)中公開宣稱「蘇聯和傳統的美國沒有根本上的區別」。[14]

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裡的形象同樣大大得益於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象,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15]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從前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並為蘇聯收集情報。[16]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保守派。[17]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麼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麼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18]

該書還分析了由於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裡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製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19]由於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願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後也不願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裡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分子。

主流媒體並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麼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後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製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以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於民主黨,而保守派傾向於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21]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1,300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2家,發行量只有區區30來萬。[22]

為什麼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後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媒體、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裡,教授屬於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的薪水並不是很高,很多人願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鉆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製片人以其精良的製作和僂籅漪G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並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採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製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製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沒說真話」。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製片人直截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到,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23]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的製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註: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24]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係」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於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於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25]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上世紀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裡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複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分。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遊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裡,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倆沒有明天》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分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倆沒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後,好萊塢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髮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好萊塢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夥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R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如今電視融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們休閒、聊天、吃飯的一部分。而經常看電視會改變人的價值觀,人卻不自知。美國「媒體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越不傾向於堅守諸如誠實、可靠、公正等傳統價值觀;觀看電視越多的人,越傾向於對性道德方面的「開放」,更容易認同婚外性關係、墮胎、同性戀等等。雖然兩組人自稱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約85%),但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視宗教原則和遵循神的教誨。比如問卷選擇:「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從神定下的價值規範,還是遵循個人價值的同時結合神的道德規範?」看電視多的人容易傾向於後者。[48]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經常看電視能夠使人容易傾向於道德相對主義。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電視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除了情節引人入勝的電視劇和電影有同樣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效果之外, 脫口秀、情景劇甚至紀錄片等等也通過每天不斷重複,悄悄把各種變異理念灌輸進人的大腦。

以脫口秀為例,演播室為了收視率,特別樂於邀請那些觀點或行為與傳統價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賓,或者邀請「專家」討論一些有道德爭議的話題。這些嘉賓被鼓勵「勇敢」吐露個人生活中的「深刻複雜的問題」,然後主持人、專家或者現場觀眾會給出種種解決問題的「選項」。為了使節目受歡迎,節目中通常沒有任何道德評判。於是許多節目便成為敗壞、變異行為和觀點的展示場。人們逐漸認同,他們原本堅持的價值觀在某些「特別情形」下並不適用。這實際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

還有很多電視台晚間節目充斥下流、低級的內涵,不堪入目。一些節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說髒話為榮,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遜。不少節目是在人們極度放鬆的情況下,以娛樂的形式,灌輸低級品味、反文化、反傳統的內容,久而久之,人們見怪不怪,甚至認同、欣賞,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電視情景劇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變異價值觀、行為不斷重複呈現,使之「正常化」。

夏皮羅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風靡美國的情景劇《朋友》(Friends)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羅斯(Ross)的前妻卡羅(Carol)是個女同性戀,但她懷了羅斯的孩子。羅斯顯然對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感到困擾,這時菲碧(Phoebe)走過來安慰羅斯說:「我長大的時候,你知道我爸離開了我們,我媽去世了,繼父被關進了監獄,所以我幾乎沒辦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出生,就有三個家長在爭著誰能愛他/她更多一些。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嬰兒。」羅斯一下子釋然了,覺得很有道理。夏皮羅寫道:「一個懷孕的女同性戀和三個家長,不但被描繪成正常家庭,甚至還是令人羨慕的家庭。」[49]

醫學上發現,人的腦電波呈現出五種模式,其中兩種是人在清醒時的模式,稱之為α模式和β模式。當人處在緊張工作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β模式,此時人的分析能力加強,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個人正在辯論,其腦電波會呈現出高度β模式。換句話說,人處於這種狀態下時,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當受騙。但當人處於放鬆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的情感占據主導,分析能力下降。人們在看電影電視時,不是處於一個嚴肅的思考狀態,而是一個放鬆和容易被灌輸的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被影視劇裡的觀點說服。

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體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含有暴力情節,有誤導傾向的性內容也遍布電視和影片中。除了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年輕人把媒體列為他們有關性行為信息的第二重要來源。大量研究表明,媒體的暴力內容會造成年輕人對暴力脫敏,增加他們未來人生中產生攻擊行為的風險。媒體對年輕人的暴力傾向、少女懷孕、性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常看含性內容節目的少女在三年內懷孕的概率是少看此類節目的女孩的兩倍。媒體的性節目也增加強迫性侵害以及危險性行為的風險。[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內容直接對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進行衝擊,一位學者指出:「媒體充滿了性的內容,不要說孩子,就是批評家都難以抗拒,我認為媒體成了我們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體的影響,婚外性行為、通姦等等成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只要當事者你情我願,沒什麼不可以。

在《黃金時段的宣傳》一書中,夏皮羅總結上百個對美國影響很大的電視劇集。他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節目從肯定自由主義(Liberal),到推行無神論、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權主義、肯定同性戀和變性,到排斥道德,否定傳統的夫妻、家庭、親子關係,到極力推廣左派觀點,到樹立沒有同情心、殘暴的人為正面人物,其演變過程就是一個趨向越來越墮落的價值觀的過程,這種反傳統生活方式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52]

更有甚者,眾多所謂音樂電視節目毫無掩飾地向青年觀眾推銷軟色情,乃至變態性行為的色情。[53]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貼上「X」級標籤即可出品。隨著技術發展,這些淫穢節目從地下走到地上,在錄像出租店、付費有線電視頻道、旅館中隨時可得,不斷引誘人們走向墮落。

在電視節目上,魔鬼也沒有忽略對孩子的污染,形象醜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節目中隱藏的各種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比如以「多元主義」的名義灌輸同性戀觀念,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你」灌輸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與其道德行為無關,諸如此類。[54]

誠然,許多好萊塢節目製作人或許沒有一個成形的計劃,要把各種變異觀念灌輸給大眾,但如果節目製作者本身認同魔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那麼節目中「不自覺地」摻雜變異理念也是可以預料的。真正有慎密計劃的是魔鬼,而媒體人遠離了神就會成為被魔鬼操縱的棋子。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在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中,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進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傳統派候選人川普直言反對「政治正確」、提倡回歸傳統價值、法治秩序、減稅振興經濟與生活、復興人對神的崇敬與謙卑等將美國「向右拉回」的舉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對川普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在大選中,左傾媒體利用各種手法刻意醜化、集體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外來人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讓人生出鄙夷、不願與之為伍的心態,以左右大選導向。除少數幾個媒體外,幾乎95%的媒體都預言川普肯定會落選。但事與願違,川普最後贏得了大選。

通常來說,無論選戰如何激烈,選戰結束後,不同黨派、團體都應重歸正常運作。媒體更應秉持公正準則,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媒體中立的原則。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媒體並沒有從選戰時期走回國家正常運作之中,而是繼續選戰的仇恨,甚至抱定魚死網破的態度,哪怕自毀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體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績,如金融市場創歷史紀錄的股票行情、美國外交上的勝利、幾乎徹底消滅伊斯蘭國(ISIS)、美國失業率創18年歷史新低,使美國企業界重新煥發生機。不但如此,這些媒體盡一切可能捕風捉影、處處掣肘。比如所謂「通俄門」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迄今卻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國會的報告則更直接指出川普沒有通俄問題。[55]

為達到攻擊川普的目的,媒體還大量製造假新聞。2017年12月,一個美國電視新聞巨頭由於謊報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國共謀溝通的假新聞,不得不處罰該資深記者四個星期無薪停職,並以收回假新聞而收場。[56]最後,那兩位記者被迫離開了該電視台。那位記者的團隊以前可以說戰績輝煌,獲得過4次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獎(Emmy Award)等大獎,但假新聞令他們自毀名聲,黯然收場。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與母親試圖偷渡進入美國、遭到邊境巡邏隊攔下的哭泣照片,在媒體與網路上廣為流傳。媒體聲稱小女孩被強迫與母親分開,藉機大肆批評川普嚴守邊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隨後,某著名雜誌將小女孩的照片與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為雜誌封面,並在封面上加註一句「歡迎來到美國」,試圖藉此嘲諷川普。但小女孩的父親隨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小女孩並沒有與媽媽分開。[57]

根據「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兩年針對美國主要三大媒體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進行的研究發現,川普是這兩年三大電視台的報導重心,占三台晚間新聞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對川普負面報導的比率高達90%,正面報導卻只有10%。在2018年負面報導更高達91%。該報告說:毫無疑問,沒有一位總統像川普一樣在這樣長且持續的時間內受到這樣的敵對報導。[58]美國民眾也看出假新聞的端倪。根據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調,美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的比率,從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對媒體有很多或相當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個百分點。[60]無怪乎一位大媒體老闆痛心地說:「假新聞是我們時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國選舉的結果,支持和反對川普的幾乎各半,而媒體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面倒,這並非正常現象。對川普的妖魔化攻擊是因為他力主恢復傳統,他的理念與左傾的反傳統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體的抹黑如果能使人們對他失去信任,從而對抗他恢復傳統的努力,就達到了這種負面報導的目的──阻止社會向傳統回歸。

更令人憂心的是,大批媒體成為激進言論的放大器,激化社會矛盾,挑起仇恨對立,引發、加劇社會撕裂。其做法可以說到了不顧基本倫理、不計後果、不惜自毀的同歸於盡式的地步,把國家帶入十分混亂、危險的狀態。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還只是局部的滲透、侵占世間各個領域,那麼時至今日,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人類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經被魔鬼侵蝕。媒體對人類的巨大影響被共產邪靈有效地利用來進行洗腦、欺騙、敗壞世人道德,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變異而不知。

西方國家裡很多自由派媒體淪為共產邪靈掩蓋真相、誤導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體失去基本的職業操守,各種不擇手段的攻擊、謾駡、詆毀,不計媒體自身聲譽、不計社會後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追求名利、無知、懶惰、自私、被濫用的同情心、爭鬥心等等。有的人自以為是地把自己裝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傳統的價值,有的人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墮落的「大眾需求」,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而順從墮落的標準,有人出於妒嫉和敵意編造假新聞,有人由於無知和懶惰而聽信假新聞,有的人利用人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謂的社會正義,帶動整個社會往左轉,有的人為了政治、經濟目的而不擇手段……

媒體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們賴以獲取日常大眾信息的生命線,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承載著大眾的信任。客觀、公允是對媒體的基本倫理要求,是人們對其信賴的關鍵,但今天的媒體亂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媒體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體的使命、重現新聞業的輝煌,是媒體人的光榮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真。媒體對真相的報導是全面的,而且是出於誠意。很多媒體在報導社會現象時呈現的是局部的真實,往往帶有誤導性,有時比謊言更有害。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善。媒體的善並不是對同情的濫用,不是政治的正確,而是為了人類真正長遠的福祉。人類的出路不在於短期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更不是共產邪靈炮製的烏托邦,而是沿著神給人開創的傳統之路,提升道德水準,最後能返本歸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園。一個媒體讓社會重德才是根本的為善。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存的,傳播真相、揭露邪惡、抑惡揚善,是媒體的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更多地關注事關人類前途的大事。在人類最近一百多年裡,出現了自由社會與共產陣營的對峙。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對峙,實際上是正與邪、善與惡、生與死的交鋒。共產邪靈在全世界摧毀人類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在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其陰魂仍然未滅。

在中國這個文化古國,中共最近二十年發動了對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法輪功的迫害。這場迫害涉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迫害程度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都罕有其比,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信仰迫害。從根本上說,這不只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是對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迫害,對人類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體報導數量和力度與之相比遠遠不成比例。大多數主流媒體受中共政權威逼利誘,在報導上自我審查,對這場當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謠謊言,為邪惡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同時,人類也出現了反對共產邪惡主義、回歸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億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事,西方媒體卻罕有報導。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量,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對讀者和觀眾來說,在媒體道德下滑的時候,明辨是非,理性認知媒體的各種信息,從傳統出發判斷問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衡量社會現象,促成媒體回歸歷史使命,變得極其重要,這也是人們能夠遠離共產邪靈、走回傳統、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

(大纪元7月2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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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8-8-9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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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篇:魔鬼的狂歡

目錄

前言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1)嘻哈搖滾
    2)吸毒盛行
    3)色情氾濫
    4)電玩成風
    5)暴力文化
    6)變異時尚
結語


前言

神創造了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神給人奠定了正統的文化。各個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雖然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卻驚人地一致。東西方各個民族都重視真誠、善良、慷慨、正義、節制、謙遜、勇敢、無私等美德,在其經典中對自己民族的後人叮嚀周至,一再申說。貫穿於所有這些美德之中的,是對神的敬仰和對神的誡命的忠貞不渝,因為歸根結柢是神規定了人應有的文化和行為準則。這就是普世價值之所從來。

美國的建國之父極為重視人的道德禮儀。華盛頓總統早年親手抄錄了110條社交禮儀規則(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雖然其中某些具體事情和表面形式隨著時間的流逝可以斟酌損益,但其內涵卻具有普遍意義──談到神和有關神的事時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謙卑;智慧地給予不同的人與其身分相符的對待;注意公德,不傷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為舉止得體並適應場合;衣著整潔,體現美感;不用傷人或報復性的言語,不在背後毀謗他人;親近賢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蘭克林有著名的13條生活準則:節制、寡言、秩序、果斷、節儉、勤奮、誠實、公正、中庸、整潔、沉著、貞潔、謙虛,與華盛頓所重視的110條守則在精神上若合符節。[2]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的道德水準還能普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東西方各個國家的人民都還保留著相當一些做人應有的傳統。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儘管共產邪靈已經開始有步驟、有計劃地毀掉傳統、屠殺精英、敗壞道德,人們還保留了共產黨篡政前留下的一些傳統美德。

隨著共產陣營的擴張,共產邪靈進一步推行其計劃。尤其是60年代以後,東西方世人在道德敗壞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1966年自「破四舊」開始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運動」,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反傳統運動,都是共產邪靈在全世界範圍內以破壞傳統、變異人類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場運動給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開始,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基礎被徹底摧毀,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會裡,搖滾、吸毒、性解放、同性戀、嬉皮文化、精神頹廢等等,開始大面積流行,嚴重衝擊著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反文化運動中的年輕激進分子走向社會各階層之後,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著那場運動。與此同時,各種先鋒藝術和文學、各種現代思潮、變異觀念,匯集在一起,藉助電視、電腦、互聯網、手機各種大眾傳媒和現代通訊工具,讓整個人類快速偏離神給人規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變異和墮落的深淵。

放眼人間,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人類道德下滑,大眾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墮落,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中共通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徹底破壞掉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創造了一個邪惡的黨文化體系,年輕一代都是浸泡在黨文化當中長大的,對正統文化一無所知。除去西方國家主流社會還在固守著傳統,拒受邪靈引誘、滲透外,可以說共產邪靈幾乎成功地達到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敗壞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的目的。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走出國門,著實讓國際社會吃了一驚。有些西方人這時還保留著對傳統中國人的印象: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謙虛善良,勤勞儉樸。但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洗腦和改造,中國人徹底變了:他們變得舉止粗魯、說話粗聲大氣;在公共場合不排隊、大聲喧嘩;在不允許吸菸的地方吸菸;不講衛生、隨地吐痰丟垃圾;愛占小便宜,不為別人著想。近年來,有些中國遊客的行為更是震驚了世界:他們隨意攀爬破壞文物古蹟,在公共場合讓小孩大小便,用過廁所不沖水,哄搶免費商品,爭搶浪費自助餐廳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鬧機場造成飛機晚點……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中國那片土地發生了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把傳統的道德文明禮儀貼上「剝削階級」的標籤批倒批臭,把流氓無產者的生活習慣說成是革命的、好的,號召知識分子「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身上生了蝨子說成「革命蟲」。從黨魁到普通幹部都以說粗話為榮,唯有如此才可以顯示自己的「階級覺悟」、「革命性」、「和群眾打成一片」。人們被迫放棄優雅文明的生活習慣,接受流氓無產者的粗鄙生活方式。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變成了烏煙瘴氣的名利場、粗俗不堪的集中營、共產文化的展覽館。

中共的黨文化,可說是讓世人墮落的一大「發明」。

黨文化指的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黨文化的指導思想是無神論、唯物論,包括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共產理念;還包括各種變異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黨重新包裝、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後利用各種手段摧毀傳統文化,建立並加強黨文化,有效地利用黨文化對中國人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黨文化的滲透控制下,文學、藝術、教育等各行各業全面墮落。黨文化處處都表現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特徵:無神論和鬥爭哲學,不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不相信善惡有報,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中共給人灌輸一套邪惡的善惡標準和扭曲的思維方式,這種灌輸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國家暴力為後盾,另一方面更通過壟斷所有社會資源強迫人從記事或學語的第一天起即開始耳濡目染。灌輸手段包括使用宣傳機器,強制人們讀共產領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書、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等。

只用了幾十年的功夫,共產邪靈就使得中國人「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3]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光是唯利是圖、互相欺騙,而且做事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殭屍一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謊話、肆意流行的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時的紅衛兵一代在長時間黨文化的薰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黨文化惡習帶到這個年齡層。黨文化培養出來的少年兒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紀什麼壞事都懂。年輕一代不信神、無道德、狂妄自大,兩性道德全面崩潰。他們被挑動、教唆,具有巨大的潛在破壞力,共產邪靈利用他們做破壞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傳統根基的中國人又把西方反文化運動後產生的最不好的東西一股腦兒學了去。黨文化使當今的中國人遠離普世價值,讓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在家庭、社會、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偏離正常的人類狀態,思想和行為舉止往往與非共產社會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現在也談要恢復傳統文化,可是恢復的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而是徒有傳統外表、實為沒有對神的正信的黨文化。在這種黨文化思想指導下,連神都是可以用來發財的。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說在這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4]

現代中國也在搞所謂的復古運動,但在道德敗壞了的今天,回歸傳統談何容易?!很多文藝作品表現的雖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用的卻都是現代人敗壞了的思維觀念;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戲,想靠傳統文化藝術裝點門面,但卻更進一步地毀掉了傳統文化的真正內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宮鬥劇人氣高昂,其核心內容卻都是宮廷帳幔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把共產邪靈的兩大基因「鬥」和「恨」做最充分的發揮、詮釋。肆意改編的《西遊記》更讓孫悟空與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戀愛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的年輕人,自然地把這些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和變異後的、貫穿黨文化的現代或復古藝術、文藝、戲劇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黨文化造成人們不信神,誠信危機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坑蒙拐騙、假冒僞劣、有毒食品、貪污腐敗等等已成為了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中國大陸所謂的「山寨文化」就是誠信危機的一個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對知名或權威事物的冒充,特別是針對海外品牌和技術的拷貝,說白了就是盜竊加欺騙。這個詞如此流行,以至於《牛津漢英大詞典》將它作為一個新詞收入進去。[5]中國大陸的山寨行為不但假冒產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蘋果手機早已不是新聞,而蘋果專賣店被山寨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觀、淺色木製展示桌、蜿蜒的樓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蘋果產品的巨型海報,以及整齊有序的配件牆,印著白色蘋果標誌,員工均穿著帶有蘋果標識的深色T恤,連工作人員都堅持認為他們在一家真正的蘋果店工作。[6]在這種整體的社會氛圍之下,有些中國人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無惡不作,不怕善惡有報,撒謊作假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異類。

黨文化也直接敗壞著語言,好極端用詞。取個餐館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風上更是浮誇自大,動輒「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國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微信和網絡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這裡不妨摘取幾例:「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中國又獲一世界第一:親手打垮美國王牌企業,把蘋果懟到潰不成軍」「要出大事了,中國又一法寶讓美恐懼,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徹底怕了」「華為幹了一件事,世界沸騰了!」「中國又一領域世界第一!僅用30年就完成歷史巨變 美日韓都歎服」「華為宣布製造出了世界第一顆5G芯片,讓世界震撼!」……在電影「厲害了,我的國!」和專門的系列電視節目「了不起,我的國」裡,充斥著各種浮誇自大的口氣和語言,「一不留神又領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國的腳下。這些都和中共歷史上的大躍進、浮誇風、「超英趕美」、「畝產三十萬斤」的豪言壯語一脈相承。

這一波新的浮誇風,是共產黨文化的「假大空」在網絡時代的具體表現,其實質仍然是誠信問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變異的東西也都被引入中國,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戀、電腦遊戲等等;電視上的綜藝娛樂節目低俗不堪。整個社會都被帶動得如同充斥物慾情慾的魔窟一般。

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非人,把中國這個曾經文明、輝煌、美好的國度,變得國已不國。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稱,男子有紳士風度,女士有淑女儀範,人們坦誠以待、友愛共處。共產邪靈在西方社會也實施了一系列顛覆、破壞西方文明的安排。它雖然無法利用暴力、極權直接破壞西方文明及大眾文化,但同樣挑動人們負面的、反叛的思維、行為,以達到毀掉傳統、傷風敗俗、敗壞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國家二戰獲勝後,人們欣喜慶幸之時,已經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領域著手,借戰爭後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現來開始系統引領人們離開傳統,背離神靈。

在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了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戰後50年代美國的一群作家,他們首先搞起來一場敗壞世人的藝術和文學運動。這些人蔑視當時社會中的一些道德敗壞現象,卻由此得出反叛一切傳統道德、憤世嫉俗的結論。「垮掉的一代」的成員大多玩世不恭,他們鼓吹自由主義理念,放大自我觀念,拒絕傳統價值觀,迷戀神祕主義、毒品、犯罪,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批判的態度,恰好和共產邪靈的意識形態方向一致,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實際上他們中很多人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如該運動奠基人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誕生》,表達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7]該運動另一個代表人物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後來成為公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見本書第十一章)。他們的作品不遵守傳統創作的常規、結構,形式上也往往雜亂無章,語言粗糙甚至粗鄙。這群人的作品離經叛道,從思想到文化為其後60年代世界範圍的反文化運動做了鋪墊,對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

反文化運動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隨之更多的變異思潮出現,如嬉皮、龐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這些反傳統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裡大有市場,引誘一代代的年輕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裝異服、頹廢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該運動因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戰的不斷升級而達到高潮。1968年春,大約2000多名嬉皮士身著奇裝異服,連續幾晝夜聚集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用搖滾、演唱、詩歌甚至裸露等怪誕行為,表達對社會的反抗。1969年夏,約40多萬人以同樣方式聚集在紐約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愛、自由、和平」。隨著搖滾樂,幾十萬人放蕩、狂歡,無理智、無拘束,把人們捲入低俗、頹喪、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為其影響之大,被認為是整個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樂集會。紐約中央公園、舊金山金門公園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為美國反文化運動的象徵。

和美國反文化運動相配合,法國1968年發生了一場全國範圍的、上千萬人捲入的所謂「五月風暴」學生騷動,同樣是源於青年學生對傳統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當時學校對男女學生宿舍按照傳統實行嚴格的分離,禁止男女學生自由進出對方寢室。廢除這一規定並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權利」,成為「五月風暴」的直接目標。學生的反叛同時得到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輕一代通過騷動、反叛,直接毀壞人類古老的、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道德規範。

有一種說法,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中國的北京,其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法國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發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當時中國學生在遊行時還打出了支持法國學生運動的標語橫幅。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8]

日本上世紀60年代也開始了反文化運動。日本共產黨組建並領導的日本「全學聯」(Zengakuren,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総連合),一直在學生中有很大影響。他們受共產黨的控制、挑動,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遙相呼應,組織了多次反文化、反傳統的活動及遊行。「赤軍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鬥(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學生組織甚至以暴力威脅日本社會。[9]一些拉美國家也隨聲附和。受古巴共產黨的影響,墨西哥的「三文化廣場(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學生運動也風雲一時。當時的拉美學生還向法國巴黎學生發出了聲援電,支持他們的「五月風暴」運動。

人們也許覺得所有這些只是巧合,其實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傳統運動皆是邪靈全面毀滅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給人留下的道德傳統、普世價值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歷史,但在共產邪靈精心安排的全球運動的衝擊下,遭受了極大破壞,這場運動將整個世界攪得烏煙瘴氣,開始了人類道德急劇敗壞的潮流。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被當作「四舊」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毀殆盡。西方的搖滾、吸毒、性解放、墮胎、奇裝異服、先鋒藝術、背離正教信仰、同性戀等等大行其道,給整個西方社會帶來了深重而久遠的負面影響。神傳文化輝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傳統文化被顛覆後,變異文化和負面因素開始主導這個世界,亂象隨處可見。本節的內容以揭示美國的變異文化及社會亂象為主。但美國作為全球文化擴散的領頭羊,其變異文化實際已經波及全球。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連中國、日本這樣十分封閉且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國家也無法抵擋美國變異文化的侵略,照單全收。環顧世界,各種放蕩不羈、反叛、反社會、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頹廢行為和外在表現,可謂遍布全球。

1)嘻哈搖滾

傳統音樂強調的是教化人心、培養美德,讓人身心康泰,社會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樂,忌諱狂亂、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樂、歌舞出現駭人聽聞的墮落,嘻哈、搖滾成風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嘻哈現象(Hip Hop)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紐約興起的。它始自街頭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區,後來影響到拉美裔美國人和牙買加移民等。嘻哈音樂是出自對社會和政治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泄。在經濟較落後的這些社區,很多居民無所事事,連正經的樂器也買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現象及音樂,包括饒舌說唱(rap)、霹靂街舞(break dance)、塗鴉(graffiti)等可以說是貧窮、無聊的產物,而說唱的主要內容是暴力、槍枝、色情、淫穢、頹廢、種族主義、貧窮等,被當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傳唱。

幾十年來,饒舌、街舞等從紐約走出美國,已經席捲世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很多國家城市中,人們到處可見嘻哈現象。隨著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們的認可與推崇,這些本無高雅內涵、難登上流藝術殿堂,甚至是低級的、反文化變異的東西開始登堂入室,進入了世界頂級劇院。在《漢密爾頓》(Hamilton)劇裡,百老匯將美國建國初期的第一任財務部長的故事用饒舌說唱、配以搖滾樂在2015年搬上演藝舞台,一時轟動了美國演藝界,還得到了很多大獎。在華盛頓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個月期間,其票房火到要預先到網上排隊領號、排上萬人長的隊才有機會買到票。[10]

搖滾樂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搖滾樂很重視樂器的應用。不同於嘻哈用講話的節拍來保持節奏,搖滾樂靠的是吉他弄出節奏。搖滾樂與「垮掉的一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多後世的搖滾樂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啟發,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沒在各式各樣的搖滾場景中,甚至是合作夥伴。

進入60年代,搖滾成了反文化運動的音樂伴奏。它把人帶入一種無理性的癲狂之中。重金屬搖滾中那種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電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點,讓人放縱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慾望,丟棄理性的節制,放大正常狀態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給魔鬼和低靈控制。

影響更壞的是,搖滾唱的歌詞內容充滿虛無主義內容,鼓勵吸毒(所謂迷幻搖滾),鼓勵反叛、自殺,推崇暴力與革命,鼓勵同性戀,鼓勵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勵濫交和淫亂,很多都充滿了赤裸裸的淫穢歌詞或者性挑逗語言,甚至以推崇魔鬼、褻瀆神為樂。比如一些號稱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樂,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詞對未成年少女進行猥褻,灌輸給聽眾的是令人震驚的性侵文化。還有的歌詞充滿挑逗和殺氣:「嘿,我的名字叫做搗亂/我要吶喊和尖叫/我要殺掉國王,我要痛罵他所有的僕人。」(Street Fighting Man裡的歌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個迷幻搖滾專輯的名稱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還有一首叫「通往地獄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讓人心驚,「嘿撒旦,付了我的費用」,「我走在通往地獄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搖滾露骨地吹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如有一首極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戰聽眾去想像一個沒有天堂和地獄、沒有宗教、沒有國家、沒有財產權的共產社會。

就連宗教信仰也難抵禦搖滾樂極壞的影響。基督教的教堂音樂原是為讚美神而作的,搖滾樂被認為會縱容罪惡而被排斥。但在搖滾樂風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樂竟然也吸收了搖滾因素以吸引年輕人,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當代基督教音樂(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搖滾相伴的往往是亂性、暴力、頹喪、吸毒、墮落、反神排神,傳統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許的諸多敗壞行為都隨著搖滾發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氾濫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運動是毒品在西方社會大規模氾濫初期最大的禍首。反文化運動中,嬉皮士們力圖解構一切傳統,同時構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們許多人發現,各式各樣的迷幻藥(如大麻、LSD)、興奮劑(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經抑制劑(如海洛因)能帶領他們看到一個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觀。此外,反文化運動中不少年輕人對於東方的靈修有濃厚的興趣,而迷幻藥物為他們打開了一條捷徑,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煉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藥,就能在幻覺中感覺到似乎通靈的體驗。事實上,吸毒實質是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魔鬼、低靈控制,跟修煉沒有任何關係。可悲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卻吸引了一些對精神信仰有興趣的人,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導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搖滾歌手年紀輕輕,二三十歲、不到四十就死亡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其中很多都與過量吸毒有關。現代美國最長、最無法取勝的戰爭大概就是「對毒品的戰爭」了。儘管數十年的逮捕和鎖定、監督數百萬販毒嫌疑人及團夥,政治家們也一再敦促人們對毒品「說不」,但非法藥物仍然氾濫,甚至到今天出現了「毒品危機」。自2000年來,有超過30萬美國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總統宣布把「鴉片類藥物危機」當作「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要全力反擊。[12]

據全國青少年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報告,大麻在年輕學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級學生曾經吸食過大麻;37.1%的12年級學生在過去一年中曾經吸過大麻;71%的高年級學生認為經常吸食大麻是無害的。[13]

吃搖頭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輕人的「時尚」,而且還不斷有更新更強烈的毒品被開發出來,氾濫街頭。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個合成變種,毒性比海洛因強烈許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夠了。[14]芬太尼甚至被稱為化學武器。這種毒品卻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充斥著美國的街頭,它與任何其它鴉片類藥物相比,殺死了更多的人,包括處方藥和海洛因,因為過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國全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於芬太尼。[15]從中國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國的案件常常見諸報端,比如2018年7月當局在費城港進行例行檢查時,從中國的一批貨物中查獲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價值170萬美元。[16]

在中國,吸毒也成為社會的毒瘤。中國毒品日益氾濫,尤其合成藥物的生產和濫用現象嚴重。此外,利用互聯網販毒也相當猖獗。據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2015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實際吸毒人數超過1400萬。吸毒群體正向企業事業單位職工、自由職業者、演藝界人士甚至公務人員等人群擴散。[17]真實數據可能比這還要大得多。國家禁毒辦發布的《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禁毒部門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打掉製販毒團伙5534個,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6.9萬名,繳獲各類毒品89.2噸;查獲有吸毒行為的人員87萬人次,其中登記新發現的吸毒人員34萬人。[18]

吸毒讓人失去理智,極易上癮而難以解脫。很多人因為吸毒家破人亡,身敗名裂,鋌而走險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販毒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禍害無窮。用毒品來拖垮、毀滅世人是邪靈毀滅全人類的又一個有效手段。

3)色情氾濫

共產主義宣揚的各種革命中,實現得最徹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說奪取政權是外在的革命,那麼,性革命算是一種內在的革命。敗壞的色情現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稱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過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論給性解放提供了理論準備,口服避孕藥的出現為性愛與生殖脫鉤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傳統倫理,引發和促進了激進的女權、墮胎、婚前性行為甚至同性戀運動,對傳統家庭觀及神給世人規定的社會形態造成了巨大衝擊,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與「性消費」是「人的權利」的變異觀念,沖垮了傳統的「性倫理」,使性變成了一種「遊戲」和享樂方式,使「人」變成了性的「工具」,為色情滲透全社會打開了閘門。

上個世紀50年代發行的成人雜誌《花花公子》在性放縱中起過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它使得色情開始走向企業化。「要做愛,不要戰爭」,在所謂和平反戰的背景下,1969年出現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電影《藍色電影》(Blue Movie)。伴隨著迷幻搖滾的挑逗和反叛傳統的放蕩,西方開始了一個長達十五年(1969~1984)的號稱「色情時尚」(porno chic)的「黃金時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產業的規模,足以讓人觸目驚心。據估計,全球色情業的產值接近1000億美元,僅美國就有100至120億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現在專門的成人影院的銀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錄像機的普及將影片送進千家萬戶,大大地促進了色情影業的發展,90年代後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後來的智能手機,將成人錄像和各種色情圖片送到了人們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產業已經成為其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走進超市,整排雜誌架上幾乎有一半是以塑膠繩封住的成人雜誌和成人漫畫;打開電視,深夜綜藝中也經常出現AV(色情片)女優和男優的身影。AV女優被包裝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現在各大媒體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對整個亞洲都有很大影響。

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給色情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過去一個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觸到的色情製品的數量,現在一個小孩子在10分鐘內就可以輕鬆超越。過去孩子們課餘也許是在踢球、遊戲,現在不少孩子課餘的時間更多的是在玩色情遊戲。一名12歲的英國男孩在迷上互聯網上的色情作品後,多次強姦了他的妹妹。[20]公訴人說:「這種性質的案件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法庭面前,因為年輕人現在不得不接觸色情內容。」未成年人接觸色情內容帶來的後果包括:性行為成癮、更早開始性活動、更常見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墮落,認為性與婚姻、感情無關,不過是一種可交易的商品,認為色情視頻裡的那些極端的性行為很常見,對違反道德的亂性行為習以為常。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裡,性交易並不違法。在歐洲民眾看來,從娼也是一種工作。196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色情合法化的國家。丹麥的鄰居挪威,曾是歐洲對色情業績限制最嚴格的國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業合法化了。[21]在丹麥買春也能享有政府給予的福利,殘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請,經審查合格後,就可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買單」,稱這是為了保證他們「平等的權利」。[22]這恰恰是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傅里葉在19世紀提出的主張。

曾經全社會禁慾、談性色變的中國,可謂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開放中,最「成功」的莫過於性解放。如果要問中共什麼開放得最徹底?不是經濟,當然更不是政治,一個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從「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徹底轉型。中國可謂娼妓遍地,社會風氣是「笑貧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為官員們顯擺的資本,社會上下競相效仿,中華大地被搞得烏煙瘴氣。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其實中國輸出到世界各地的還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馬來西亞、中東、美國、歐洲甚至非洲,都有來自中國的龐大的妓女軍團。有報導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裡有13,000到18,500名來自中國的妓女。[23]

東南亞、南美各國也不能倖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遊(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雖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卻成了某些國家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指標。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蘇丹等伊斯蘭國家,被傳統風俗視為「洪水猛獸」的色情業也暗潮洶湧。

色情氾濫對社會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破壞家庭和婚姻,被稱為「寂靜的家庭殺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觀看色情內容導致人們對良好的家庭關係失去興趣。色情製品會導致人產生更大的性放縱,從而導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風險增加。[24]

在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吉爾曼寧博士分享了一些有關色情和婚姻關係的數據。她在研究中發現56%的離婚案件涉及一方對色情網站有著濃厚的興趣。[25]

201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觀看色情內容的比沒有觀看的同齡人更容易離婚,離婚率多了一倍。該研究顯示,丈夫看色情的,離婚率從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離婚率從6%增加到18%。還發現越年輕看色情,越容易離婚。[26]

上世紀50年代以前,無論東西方各國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檢點,違反神給人留下的訓誡。社會的壓力輿論都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旦年輕男女不檢點,有了孩子的話,就必須為孩子、大人及社會負責而成家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一個女子因為你而懷孕,就和她結婚。沒有其它選擇。」[27]做錯了事,就要承擔後果。但隨著人們的道德下滑,在性開放的帶動下,自60年代以來,非婚生育大幅上升。這都是在色情產業大發展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發達國家的非婚生育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國,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達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億新生兒中,大約15%或2100萬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離婚造成的單親家庭常常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些家庭又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

4)電玩成風

現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玩電玩遊戲,許多製造商們把遊戲做得越來越逼真、越來越動感、越來越暴力和色情、越來越吸引人、越來越讓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經成為家長、學校甚至政府很頭疼的事情。電玩遊戲成為了一種伴隨著人成長的大眾文化,可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是毀人的文化,和毒品無異。沉迷於電玩遊戲中的人根本無法冷靜客觀地看到電玩遊戲帶來的弊端,只覺得好玩、有趣、不贏不罷休。而且現在的電玩遊戲從畫面到情節幾乎都在鼓吹暴力與廝殺,色情挑逗,晦暗冷血,傳導的信息也是魔性的。從畫面到內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東西。很多電玩遊戲讓人從殺戮、破壞、暴力、血腥和爭鬥中得到快感。有些讓孩子變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亂性甚至犯罪。

網絡化的電玩遊戲,或稱「網絡遊戲」,更容易使人上癮。過去遊戲是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時間而已,現在的網絡遊戲成為了一種主動參與的「體育運動」,要多人同時在線玩,也變相成為人們特別是孩子們的社交活動。因為是大量玩家互動,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過度投入,會投入大量精力還有金錢。不玩此類遊戲的孩子很可能沒有朋友而淪為心理怪癖的孤獨人,被同齡孩子看不起,於是,連家長都不得不放手讓孩子玩電玩遊戲,眼睜睜地看著孩子跳火坑。電玩遊戲占用了孩子們大量的學習時間、戶外活動時間、傳統的人際交往時間,使孩子們成為了電玩遊戲的俘虜。

一位學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12歲的兒子只能定量玩電玩遊戲,做完了作業才能在週末玩幾個小時。如果兒子能自己做主的話,他每天要玩23.5個小時的遊戲,很可能連澡都不洗,飯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電玩遊戲越來越多地占領了年輕人的娛樂時間,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輕人群通過電玩遊戲得到了幸福感,因此減少了他們去工作的時間。[29]這種現象在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都普遍存在。

這位學者看到的社會現象是,電玩遊戲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去工作,而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這樣下去的話,到這些年輕人為人父母時,電玩遊戲不能當飯吃,年輕時虛度的光陰不會幫助他們提升技術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連依賴父母的機會都沒有了。電玩遊戲已經達到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狀態的程度。

電玩遊戲就是「精神毒品」,與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國家禁止的,但是電玩遊戲卻被一些國家當作推動GDP的重大產業來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就是國家在製造毒品,用這樣的「精神毒品」來毀滅下一代,讓國家和人類沒有未來。

互聯網和手機的出現為電玩遊戲產業開闢了一個更廣大的市場。調研機構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遊戲市場報告預估,2018年全球遊戲市場營收將達1,37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3%。超過一半的遊戲收入來自手機用戶。數字遊戲占了全球市場的91%。該報告還預測,遊戲市場將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兩位數增長。在很多國家的GDP增長率在個位數的低端掙扎的時候,遊戲業卻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機遊戲,預計到2021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的水平。報告稱2018年全球市場中的前三名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和日本,中國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們應該知道,神造了人,也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娛樂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將在末世之時得到神的救度。當遠離神祗、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則只能被神拋棄、被魔鬼毀掉。傳統的遊戲、體育活動和其它戶外活動受自然、天氣、器材和體力的限制,很難讓人們成癮,而電玩遊戲基本不存在這些限制,可以讓人們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當人們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隱蔽其後的電玩遊戲等,那只能和魔鬼溝通,聽從魔鬼安排,不知不覺中走進魔鬼設計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國從1960年到2016年,總人口增長了1.8倍,而總犯罪事件增長2.7倍,暴力事件則增長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規模槍殺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規模槍殺案。從那以後惡性大規模槍殺事件愈演愈烈。[32]從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槍殺案,到2017年屠殺58人的拉斯維加斯槍殺案,每一次進入公眾視線的大規模槍殺案都讓人觸目驚心。

世界範圍內,每年恐怖主義事件從1970年的650起躍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從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恐怖攻擊事件增加了160%。[33]

現實世界的暴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一致: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暴力文化所包圍。不但激烈的搖滾重金屬音樂中充滿了暴力,大多數影視作品甚至電玩也以暴力為主題。許多影視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員和手法來刻畫黑社會、幫派、海盜形象,給這些負面形象賦予了魅力和光環,使得人們不但不反感,反而開始嚮往犯罪和黑幫。電子遊戲的出現又給人一條雙向互動的在遊戲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從影視作品的單方面的灌輸,到使得人們積極地從遊戲中得到暴力的體驗,遊戲中砍頭斷肢、血腥四濺的場景往往超過了電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從1985年到2012年之間出品的電影,結果發現從1985年至2012年間,PG-13賣座大片中槍枝暴力鏡頭數量增加了2倍。[34]後續研究中揭示這一趨勢持續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調查研究中發現97%的12到17歲的年輕人玩過電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內容的遊戲。[36]

面對社會中不斷增多的暴力問題,從專家、學者到社會公眾,人們不斷提出各種設想和解決方案,從更嚴的法律限制、更大的執法保護,到提供公眾心理諮詢。但是這些方案只不過相當於砍掉有毒的樹枝,卻沒有斬斷毒根。共產邪靈通過有意地帶動大眾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讓更多的人們接觸這類內容而見怪不怪,而部分人被這些內容帶動模仿,使得暴力變成社會現實。魔鬼通過敗壞傳統文化、變異人的道德、讓人遠離神而追尋無止境的物質和慾望的滿足,才是真正造成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6)變異時尚

今天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裝束、行為,乃至許多習以為常的大眾文化元素,表面看似個人的「自由選擇」或者「時尚潮流」,其實都不是偶然出現的。究其來源,有許多裝束、行為的背後往往都打著魔鬼的印記。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些元素自然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茲舉數例。

今天人們已經習慣的女性短髮(bob haircut),其實來源於上世紀20年代西方的「飛來波女郎」(flapper,或譯輕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權運動和「性愛自由運動」(見本書第七章)影響,她們穿短裙、剪短髮、聽爵士樂,畫濃妝、飲烈酒、性開放,短髮是她們蔑視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尋求女性「解放」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髮型開始流行之後,一位知名歌劇演員表示:「在我看來,剪掉長髮就是擺脫一個小鎖鏈,這是婦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擺脫的許多小鎖鏈中的一個。」[37]之後的30年代大蕭條中這種髮型逐漸沒落。而在反叛意識流行的60年代,各種短髮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歡迎。

而如今人們習慣的男人留披肩長髮,其實來源於「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雖然男子的長髮傳統可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戰之後男子一直剪短髮。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長髮視作對傳統的反叛符號,紛紛效仿。

在上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社會主流對青年男女這種反傳統性別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了,在進步主義看來,這是社會「寬容度」的增加。事實上在東西方傳統中,男女有別不僅僅體現在男女生理差別和家庭、社會角色的差別上,日常生活中還體現在服飾、髮型、言語、舉止等各方面。共產邪靈的計劃是讓社會「無階級差別」,也無性差別,讓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戀、女權運動用「平等」的口號從思想觀念上大大模糊了社會、家庭角色的性差別,反性別角色的「時尚」再從服飾打扮上進一步模糊、反向扭曲這種差別。這不僅為同性戀等變異觀念大規模滲入人心做準備,也是魔鬼敗壞傳統道德的一步棋。人類社會東西方的傳統道德,無論是西方的騎士精神、東方的君子風範還是淑女之賢德儀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別、陰陽各居其位的基礎上。魔鬼的伎倆是為了達到讓人類陰陽反背、敗壞道德,同時讓人在沒有傳統規範中不斷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變異服飾,表面上是「時尚」,其實都是魔鬼變異人類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褲(low-rise pants),追求時尚者認為很「性感」,實質是為更大面積敗壞人類性道德打基礎。低腰褲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褲(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通過嬉皮士大面積流行起來的,其後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廳裡流行,最後在90年代一位「時尚設計師」從這種低襠褲發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級低腰褲(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時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運動的副產品。60年代搖滾樂風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戀於搖滾歌星,追隨他們的演出,甚至組成粉絲團為歌星提供生活服務、性服務,乃至和歌星群交亂性狂歡。[40]她們成為「追星時尚」的濫觴。此外現代許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別裝扮的「明星」,如越來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氣質裝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過大眾文化敗壞人類、模糊性別觀念的伎倆。

很多「時尚」的來源和龐克(punk)亞文化有密切聯繫。類似於嬉皮士,龐克同樣推崇反傳統、虛無主義。嬉皮士大多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對傳統的反叛,龐克則屬於底層人士對社會傳統的反叛,所以很多龐克樂隊和社會主義有緊密聯繫。[41]為了表達更徹底的反傳統態度,龐克經常剃各種怪模怪樣的髮式,或者用支離破碎的材料製作衣服、服飾,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頭髮染成五顏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掛上裝飾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飾的身體部分;龐克在穿著上經常沒有性別區分,如果有的話,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諸如此類。龐克們為當前許多「時尚」提供了「創意靈感」。

龐克們崇尚享樂主義,一個流行的龐克口號是,「活得快,死得年輕,留下一具好看的屍體(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這充分體現失去對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誘掉進物質主義深淵的可悲,也應當引起被各種反傳統變異時尚吸引的現代人的警覺。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帶動下,人類社會出現了很多末世亂象,如流行的服飾上印著骷髏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選擇醜惡的形象作為紋身圖案;很多裝飾品、工藝品、小孩的玩具甚至節日飾物都越做越醜陋;以妖魔鬼怪、巫術魔法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大量出現,人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互聯網上各種魔性信息氾濫;足球場上觀眾大喊大叫,魔性大發;人們在娛樂時追求強烈的刺激等等,這一切都是魔鬼統治世界的表現。
結語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但這種追求必須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內進行。超過這個限度的過分追求必然給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災難和痛悔。

人類的正統文化並不排斥對慾望的合理滿足。但是傳統文化諄諄告誡人要節制慾望,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從事各種傳統的勞作、和睦的家庭關係、參與社會的自治和國家的管理,還有各種傳統的文學藝術、體育娛樂等,都能夠帶給人幸福感和滿足感,同時對個人的身心和社會都有益而無害。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其中一個必然的步驟是敗壞人的道德,使神無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權與否,邪靈都要全面掌控大眾文化,把大面積的人群導向邪惡的生活方式。在過去幾十年中,魔鬼在東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突然面對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誨和道德法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慾望,無度地追求享樂。自我中心、享樂主義、虛無主義成了流行時尚。變異文化在主導著這個世界,魔鬼在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狂歡。人類已經忘記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搖滾樂和電玩刺激並放大著人的慾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難和不如意之處,卻沒有想過,這些癮好只會給自己帶來片刻的滿足,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災難。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亂性破壞了家庭,使得人們失去了信任和溫情;電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長時間生活在虛幻的世界裡。沉迷於這些癮好當中的人覺得自己在狂歡,其實是魔鬼在利用著他們的身體狂歡,等待他們本人的是肉體的死滅和精神的沉淪。

整個社會和國家也是如此。當大面積的人群沉迷於慾望和享樂時,就是災難來臨的前夜。

神創造了人,也給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毀滅人類的最後關頭,人不應該濫用自由,繼續走在墮落的不歸路上;而應該善用自由,選擇重新走回傳統文化和傳統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關注著人、呵護著人。人能不能走回來,全看人自己的選擇。

(大纪元7月28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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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築世貿中心,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後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於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製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後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後,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後,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並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於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後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係。[3]俄國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裡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裡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麼,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它國家,或者出於在敵對國家製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衝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幫助反共陣營包括里根總統、撒切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後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查德•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里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僥幸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範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藉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複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也門、中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後,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並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祕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裡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並資助的巴解組織幹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牆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週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後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衝鋒槍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後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裡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並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後的「基地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互聯網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幹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後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麼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11]「當代聖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並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鉢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後基地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聖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後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後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聖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鬥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於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後,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於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後來條件變得寬鬆,並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聖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採取暴力的「聖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聖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於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並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聖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聖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後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願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聖戰,「解放」自己。

「怎麼辦?」庫特布從列寧那裡找到了答案。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熟悉馬列主義的學者在研究庫特布的著作時,常常會發現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鋒隊」(Vanguard)、國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用語。列寧在寫作《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時,面臨的局面和挑戰,與庫特布非常類似。列寧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先鋒隊(Proletarian vanguard),庫特布照搬了這套理論,只是把無產階級換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

列寧非常強調組織和先鋒隊的作用,他區分了自發性與自覺性,提出了「建黨理論」。他認為如僅僅依靠自發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漲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等膚淺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所謂「覺悟」。列寧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進分子」(往往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他們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條件)對工人進行煽動和灌輸,使他們認識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覺悟到「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了發揮這一部分「先進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把他們的生活全包下來,為他們創造祕密工作的條件,使他們成為全職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政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4]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儘管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聖戰主義思想家們沒有直接引用列寧作為其思想啟蒙,但二者的概念、邏輯,尤其是賽義德•庫特布泄露出其[列寧]影響。20世紀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庫特布肯定閱讀過列寧的作品。庫特布有兩個關鍵概念直接來自列寧: jama’a(先鋒隊)和manhaj(綱領)。」[25]

庫特布從列寧主義裡學到的「精髓」,就是要組織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鋒隊。庫特布的理想,幾乎就是列寧的理想。

羅賓遜教授闡述道:「庫特布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寧]一模一樣的論斷,大多數的穆斯林沉迷於腐化體系的非正義的和反伊斯蘭的統治,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起來拿起武器反抗,一個專業受訓的聖戰先鋒隊必須組織起來針對國家機器反抗。」[26]此外,「列寧堅持先鋒隊的核心,是有一個詳細與周密協調的綱領,然後具體實施革命。在庫特布的書中也有相似的伊斯蘭版本。」[27]

對庫特布來說,這一支他認為的「真正穆斯林」(極端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就要擔當其拯救伊斯蘭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鋒隊要去打擊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虛偽」,要按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去做,建立一個基於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新國家,並用暴力把伊斯蘭帶到全世界。

除了先鋒隊,庫特布的學說裡也有社會平等、消滅階級、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類」的內容。[28]這些內容,都會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

庫特布死後,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繼續出版塞義德•庫特布的書。在1993年出版的庫特布的書「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庫特布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源。該書第61頁中,庫特布直白表示,伊斯蘭教「是一個獨特的、建設性的、實證主義的教義,它是由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目標,並增加了它們的和諧、平衡和正義。」[29] (方括號內是本書作者加入的內容,便於讀者理解。)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在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時,有學者還指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在煽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把這種矛盾上升為不可調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伊斯蘭極端主義採用的也是這樣的策略。想想看,炸毀曼哈頓的世貿大樓就能實現庫特布的伊斯蘭大同世界了嗎?當然不會。極端主義為的是製造西方與穆斯林的矛盾,「加劇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對穆斯林的仇恨,然後用這種仇恨來煽動更多的穆斯林起來仇恨西方。[30]這就是與馬克思列寧宣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樣,一定要讓這個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狀態,才有機會發動革命。共產主義這麼想,受其影響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這麼想的。

不誇張地說,庫特布的學說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義。雖然從宗教上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吸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學者這樣指出恐怖主義的實質:和自由世界對抗的真正敵人還是共產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穿了件傳統伊斯蘭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運動使左派思想廣泛傳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傾向暴力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芬蘭政治歷史學者安特洛•萊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誕生於1966∼1967年,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把基於穆斯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極端伊斯蘭主義。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學生運動中,許多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來觀念帶回去,為恐怖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32]

開羅的美國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施萊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經見過後來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當時正在開羅大學學醫的扎瓦希里對施萊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在精英學院──醫學和工程學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萊弗對此並不奇怪,他回答說,在60年代,這些院系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據點。他指出,伊斯蘭主義運動只是(60年代)學生反叛的最新發展趨勢。施萊弗回憶說,「我說,『聽著,艾曼,我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你說話時,我覺得我回到了黨內。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和傳統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極端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聯繫起來,而出於某種理由不願提及共產主義根源。其實,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也沒有專門的宗教信仰基礎。從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全人類觀和宗教情結來說,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更為緊密。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庫特布的著作影響了許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學者、後來的基地組織創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闡述了庫特布對本•拉登的世界觀的影響,並直接將阿扎姆稱為庫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過他的著作和追隨者來傳遞影響,賽義德•庫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傳播者。穆罕穆德•庫特布後來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蘭的教授,同時也負責編輯、出版和推廣其兄長的學說。

本•拉登在學生時代就讀庫特布的書,本人也與穆罕穆德•庫特布熟悉,定期參加後者在一間大學裡的每週的公開講座。前中央情報局負責本•拉登小組的官員、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兒(Michael Scheuer)直接稱庫特布為本•拉登的導師。[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賽義德•庫特布的狂熱追隨者。[37]扎瓦希里少年時代就從他叔叔那裡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庫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監獄中忍受磨難的「偉大」。[38]庫特布死後,扎瓦希里在回憶錄中寫道:「納賽爾政權認為處決賽義德•庫特布及其同志們使[極端]伊斯蘭主義運動受到了致命打擊。」「但表面的看似寧靜卻隱藏了賽義德•庫特布思想的發酵以及埃及現代伊斯蘭聖戰運動核心的形成。」[39]庫特布被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參與組建了一個地下激進組織,決心「實現庫特布的理想」。[40]這一年他15歲。此後扎瓦希里參加了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後來成了本•拉登的導師和基地組織的重要成員。在本•拉登被擊斃後,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組織的頭目。

上文引述過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庫特布是最重要的強調暴力聖戰的思想家。[41]幾乎所有的遜尼派聖戰組織的概念和思想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庫特布的書中找到。[42]儘管存在不同類型的聖戰組織,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蘭旗號下通過暴力實現其政治綱領。[43]

1981年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組織蓋碼•伊斯蘭米亞(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紀90年代其針對政府官員、世俗知識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遊者發動襲擊)等都奉行庫特布主義。[44]

奉行庫特布主義的激進聖戰組織也被歸類為薩拉非聖戰組織。拉特洛布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將庫特布稱作薩拉非聖戰主義之父、伊斯蘭國的開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蘭國的大腦──ISIS及其哈里發意識形態》中寫道:「五十年過去了,賽義德•庫特布被處死刑成就了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傳統,成就了伊斯蘭國的思想。未來沒有里程碑了,我們已經到達地獄的入口。」[46]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持續的威脅──基地組織和其它薩拉非聖戰者》中概述了庫特布對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影響,同時列舉了40多個薩拉非聖戰主義組織,影響幾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縱觀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各種組織,它們之間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採用庫特布的主動進擊型「聖戰」去做鬥爭,成為了庫特布的衣鉢傳人,也成為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美國政府國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報告說:「在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案件的傷亡者中,過去五年內82%至97%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國國務院在2016年的報告中說,2016年發生了11,072起恐怖襲擊,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襲擊的肇事者)。雖然這些恐怖襲擊發生在104個國家,但它們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發生在5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49]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國家。

相比而言,恐怖襲擊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於2016年9月進行的一項研究,從1975年到2015年,外國出生的恐怖主義造成了大約3,024名美國人死亡(這一數字還包括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喪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約有74名美國人。

極端恐怖組織雖然最樂於打起伊斯蘭旗號,但最終被其傷害最大的實際上是穆斯林社會。對於恐怖主義背後的魔鬼來說,打什麼旗號都不重要,通過各種手段毀滅人類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已有幾十年歷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國認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導。人們知道本•拉登主導策劃劫持客機發動9·11襲擊,但劫持客機的首創者卻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阿拉法特從1959年籌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國,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種武裝組織的主要頭領。整個中東地區最得寵於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屬。他曾十四次造訪中國,幾乎會見了歷屆中共黨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深得中共賞識。其在恐怖襲擊中屢屢得手,又遊刃於國際政治外交舞台上,風光一時。

1964年,阿拉法特組建了法塔赫武裝恐怖組織「暴風」突擊隊後,馬上到北京與周恩來等進行了長時間會談。周恩來當時就指點他:要注意鬥爭策略,不要提諸如「把以色列趕入大海」之類的口號,因為這類口號不利於巴勒斯坦的鬥爭。[51]

中共對這個恐怖主義小老弟除軍火、經援之外,屢授機宜,指點其如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交戰,及如何擴展國際影響等,還特邀巴勒斯坦人員到中國學習、接受培訓。向中共老大哥「取經」回來後,1965年1月開始,阿拉法特就以游擊隊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對以色列開戰。1965年5月,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中共破格承認該辦事處享有外交機構待遇,並在國際外交各種場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決定建立巴勒斯坦國。中共立即予以承認,並於同年11月20日與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間,阿拉法特和中共黨魁江澤民互訪見面。期間巴以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以色列一再指責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的「幕後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國抗衡,使得中東地區戰火不斷。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從事各種公開的、地下的軍事恐怖行動,聲稱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園的唯一手段」,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一脈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產國家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它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員,也是「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觀察員」。

美國、以色列一直認為阿拉法特是中東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他所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組織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劃刺殺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侯賽因國王幸免於難。[53]同年9月,法塔赫連續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三民航客機並在電視攝像機前摧毀三架劫持的國際班機,在國際上造成轟動。恐怖分子稱:「我們劫持一架飛機遠比我們在戰鬥中殺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為其後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飛機開了先例。後幾十年裡劫持民航飛機成了恐怖分子的一個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屬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組織製造了一起進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而策劃、實施這一起恐襲事件的阿布•哈桑•薩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恐怖分子在德國慕尼黑正在舉行的夏季奧林匹克競賽的奧運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開槍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同時,還射殺了一名德國警察。[55]幾十年來,國際恐怖主義氾濫,濫殺無辜平民,阿拉法特對首開對平民的恐襲先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中共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由來已久,並一直和為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約300名軍事顧問到當時阿富汗聖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訓練基地外,還在新疆喀什及和闐增開軍事訓練營,教他們使用武器、爆破、戰鬥策略、宣傳技巧與間諜戰等。新疆成為訓練阿富汗聖戰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基地。到蘇聯撤出阿富汗的時候,中共軍隊至少訓練了幾千聖戰分子,為他們提供價值2億∼4億美金的機槍、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空導彈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後,包括其庇護本•拉登基地組織期間,中共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保持了密切關係。雖然基地組織對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海軍實施恐怖襲擊,而塔利班拒絕向聯合國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對聯合國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國用巡航導彈襲擊基地組織,中共花一千萬美元向基地組織購買未爆炸的美國導彈,以改進自身的巡航導彈能力。[57]同時,中共繼續向支持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提供敏感的軍事技術。[58]2000年底,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關閉本•拉登在其境內的恐怖分子訓練營,但中共投的是棄權票。在那之後,中共繼續與塔利班祕密商談,並達成協議由華為幫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廣泛的軍用通訊系統。[59]就在9·11恐怖襲擊的當天,中共與塔利班官員簽署了擴大經濟與科技合作的協議。[60]

更令人震驚的是,「9·11」發生後,兩個中共軍人被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戰》一書,裡面提到「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攻擊,對美國而言將會很棘手」,他們還明確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團組織這場攻擊行動」。[61]可以說,中共的「超限戰」理論是本•拉登發展恐怖襲擊這一手段的理論指導,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諸實踐。

9·11恐怖襲擊發生後,聯合國安理會對塔利班政權進行制裁時,中共不光投棄權票,而且在美軍開始空襲塔利班目標後,仍派出軍事人員幫助塔利班政權。9·11事件後,美國情報部門獲悉中共軍方的中興和華為在幫助塔利班軍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一個電話網路。[62]

2004年中,據透露,中共情報機構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上幫助本•拉登籌募運作所需的資金並洗錢。[63]

隨著柏林牆倒塌,暴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土崩瓦解,中共繼承前蘇聯的衣鉢,不得不獨立支撐面對自由世界的強大壓力。正當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譴責共產主義暴政時,「9·11」恐襲發生,世界格局隨之大變,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全方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其實,這正是共產邪靈為了轉移視線,讓中共殘喘並坐大的伎倆。在西方為反恐疲於奔波的時候,一場中美之間的財富大轉移悄悄發生了,共產邪靈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共產主義。

每當世界反共陣營開始圍剿世間共產勢力時,共產邪靈往往就會指使恐怖組織肇事,讓人們無暇顧及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邪黨及其毀滅人類的運作,忙於和恐怖組織交戰,並花大力氣反恐、防恐,卻把人世間正邪交戰的主要戰事擱置一邊不顧。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這是「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藝術品」,一位德國音樂家如是斷言。他評價的不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是9·11恐怖襲擊。[64]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西方的激進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在第一時間為恐怖分子歡呼、辯護和洗脫罪責。一位美國作家誇讚恐怖分子「絕頂聰明」,在他眼裡襲擊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歷史上做錯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別塔[指世貿中心大樓],因此大樓必須被摧毀」。一位意大利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華爾街]的投機者在其中打滾的經濟體每年用貧困殺害上千萬人,紐約就算死了兩萬人又怎樣?」[65]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難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魁之一)。[66]

為了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武,各種激進左派勢力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語言學家、激進左派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計劃在阿富汗發起「悄無聲息的群體滅絕(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於是發起「和平守夜」和抗議集會(teach-in)。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喬姆斯基到接近戰區的印度次大陸旅行了兩個星期,向上百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謠言。他說,美國計劃用飢餓的方式殺害三四百萬阿富汗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9·11」的凶惡和殘暴。[67]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說他希望美軍經歷「一百萬次摩加迪沙之戰」。[68]摩加迪沙之戰指的是1993年在索馬里發生的基地組織襲擊美軍的事件,18名美國士兵死於這一伏擊。激進左派發起的反戰運動針對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是在拉自由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後腿,客觀上成為了恐怖分子的內應。

在2003年2月,在美國進攻伊拉克一個月之前,本•拉登通過半島電視台發布了一段錄音,號召人們起來抵抗美軍,要在巷戰中重創美軍,裡面公開聲稱「穆斯林的利益與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在反戰上是一致的」,向反戰的左派組織發出動員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個反戰組織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這是一個典型的左派激進組織,成員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左派或者進步主義者。其主要組織者很多都與「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有關。「工人世界黨」是美國的一個極端的共產黨組織(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實是斯大林共產主義的一個前沿部隊。參加反戰的還有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產黨是和中共有聯繫的馬列主義政黨。[70]

除了積極為恐怖分子開脫、組織參與反戰運動以外,法律界的激進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對「9·11」之後不久國會通過的旨在增強美國反恐能力的《愛國者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聯邦調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羅里達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為恐怖分子提供資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歸案。如果有愛國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歸案,也許可以避免9·11襲擊。[71]

策劃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其辯護律師林•斯圖亞特(Lynne Stewart)藉著到監獄裡探望拉曼的機會,替後者傳遞信息給其中東的追隨者,告訴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斯圖亞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有罪判決之後,斯圖亞特反而成為左派的政治偶像,屢屢被邀請到大學、法學院及其它集會演講。[72]

美國學者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惡聯盟:激進伊斯蘭教與美國左翼》 ,揭示了伊斯蘭極端分子與美國激進左派之間危險的關聯。他通過分析指出,國際激進左翼已經成為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邊防戰士。[73]

為什麼西方激進左翼願意和恐怖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西方民主國家?西方激進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為了從內部摧毀西方文明不遺餘力,所有有助於實現其目標的力量都成為他們聯合的對象。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表面上和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冰炭不容,但由於兩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標,因此結成了危險的反對西方文明的聯盟。由於同樣原因,兩者都成了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得力工具。
結語

從巴黎公社、列寧的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把恐怖主義作為它的重要工具。不僅如此,在共產國家之外,共產邪靈在不同時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為其實現恐怖主義目的之工具,包括運用恐怖分子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勢或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隨著科技發展,沒有道德約束的恐怖分子越來越容易運用各種手段來製造恐怖,人類時刻處於他們的威脅之下。

恐怖主義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懼來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類普世價值的,要達到的目的是邪惡的。這些核心理念與共產主義同根同源。可以說,共產邪惡因素為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提供了深層的邪惡價值的支撐點,為他們提供了土壤和溫床。

恐怖主義最大的犧牲群體往往都是那些產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國家,雖然見諸報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對西方的襲擊,而被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殘殺的最大犧牲群體卻是穆斯林。這一點同共產主義殘殺的一億多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謂同出一轍。

恐怖主義帶來了暴力、仇恨、殘殺、恐懼、廢墟和悲劇,其受害者是全人類。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密不可分。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同時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義,因此,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恐怖主義相比,共產主義才是對人類的根本威脅。不把恐怖主義的毒根拔掉,世無寧日。認清共產邪靈是人世間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邊,走回神為人留下的傳統的正路,邪靈才無法利用人類達到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大纪元8月4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