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博士为本书作序
夏谜重猜-----中国埃及说
作为传播论的中国文化外来说与作为演化论的本土起源说相比不乏创意，并非完全無中生有、空隙来风。先后流行过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亦可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早在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柯切爾(A．Kircher)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禮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十八世纪（1758）法国漢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漢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入手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 。[1]这是十八世纪想象力最丰富的宏论之一，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简称埃及说俱成一家之言。
十九、二十世纪埃及说被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取代而逐渐被人遗亡。哈里斯主编《埃及的遗产》系统论述了埃及文化传统及其对欧洲和西亚的贡獻，只字未提对东亚的影响。[2]大批埃及人进入东亚的可能性不大，但埃及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中国考古学已相当成熟，证实了商朝的历史，但证明不了夏朝的存在。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仍然是未解之迷。金声玉振二里头，扑朔迷离夏王朝。国外学者普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肯定地宣称商朝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考古学家也不能证明仰韶、龙山、红山、良渚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疑似夏文化，其来源仍然不清楚。夏，仍然是待解之谜。
本书作者并没有受过正规埃及学或中国学训练，没有读过柯切爾的书，甚至没有听说过德经的名字，憑直觉重新发现了古代埃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专家学者受专业的局限，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欧洲和东亚均是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组成部分，分别继承了埃及文化传统。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如下问题：
1、从民族动物学探讨古代埃及和中国的文化联系。蒙古野驴和西藏野驴不可驯化，家驴源于非洲，东亚家驴经中亚、西亚来自埃及[3]。狮子和狮身人面像是埃及文化的标志，中国狮和狮文化源于埃及。家貓、鸭、鹅、蜜蜂等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传播过程。
2、从民族植物学探讨古代埃及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古代埃及人最早种植棉花，现在中国是棉花棉制品生产大国，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值得探讨。古埃及人廣泛种植萝卜、香菜、白菜、生菜、芹菜、黄瓜、西瓜、甜瓜、洋葱、韭葱、大蒜、豆子、生菜、小扁豆、卷心菜等，绝大多数都传播到了中国。
3、古代埃及医学已相当发达：西方继承了解剖学或外科手术传统，东方继承了药物学或内科脉学传统。医学史或医学人类学可以揭示古代埃及医学的传播史，阐明中国医药学的源头。
4、古代埃及的天文历法已成体系，数学亦相当发达，直接影响了古代希腊罗马，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值得专门探讨。这是考古天文学或天文历法与数学史研究的好课题。
5、机械史研究亦可揭示古代埃及与中国的联系。连枷（flail）可谓最古老的农业机械，在古代埃及备受推崇；春秋战国时代传入中国，漢代已普遍使用。埃及5000年前就已使用天平，中国权衡或杆称可能源于埃及。
6、古代埃及人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一直未有定论。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古代埃及人与东亚人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有待进一步确实。
7、考古学大有用武之地。夏鼐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对埃及的珠子进行了研究，现在可以确定珠子及相关的玻璃制造技术传播到了中国。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与古埃及极为相似的权杖头，可以早到公元前三千纪。方尖碑、漢穆拉比法典碑到突厥碑铭、漢唐墓志，中国树碑立传源自埃及。
8、在科学技术史和考古研究基础，重构中国埃及史。
本书作者根据形象资料和文獻记载，重新提出了美妙的猜测，异彩纷呈。书中提供的知识超越了许多专家的见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材料。希望此书的出版能重新激发人们探索古代埃及与中国关系的兴趣，重视考古和科学研究，不久的将来有人能阐明古代埃及与中国的关系，写出类似《中国伊朗编》的《中国埃及编》，或类似于《埃及的遗产》的《东亚的埃及遗产》（The Egyptian Legacy in East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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