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发生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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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7-1-9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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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发生在外国》

    作者:赵自強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写这种开创性、革命性的超前论文,须要丰富的知识和探索的勇气,同樣,读这种论文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不然的话,人们就会用错误的过时的传统理论批判它是胡说八道,并把它当成垃圾而不顾。而事实上,它是一把啟迪智慧的钥匙,开卷有益,解谜释疑,引导人们通向未知世界。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大历史学成果!博主恭侯你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一)

    我叫赵自強,江西南昌人,一个从事了二十二多年《山海经》、《易经》、《尚书》和《史记》研究的学者。从今日起,我准备每隔一两天,向学术界公布一些我研究世界上古历史学的引人入胜的石破天惊的学术成果。我希望大家一块来和我分享发现的快乐,也希望大家批评和讨论这些世界上最有趣的千古之谜。

    我从小爱读书,喜欢思考和钻研一些历史问题,尤其一些有品味的高难度的历史问题,在这方面不客气的说,我天生有那么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傻劲和钻劲,因为如此,我才能一古脑钻进《山海经》等中外文獻文物和古文字中研究二十二年,三次重病,一次电脑病毒,原稿全毁,后来重写五年。

    一般来说,有毅力投入一项事业者,往往多災多难。陈景润和杨乐,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都英年早逝了。不是老天爷厚爱我,而是我小时学过一点中医,能自治。所以我有机会把我知道,他人不知的中国上古历史上告诉大家和国家。这樣我们就有了今天近距离的对面!

    在这些年里,我认真的研究了無数遍《山海经》,也用功研究了《易经》、《尚书》、《诗经》、《国语》和《史记》等经典文獻,同时,我还研究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埃及人的《伊浦味陈词》,犹太人的《圣经》,伊拉克人的《苏美爾王表》,印度人的《佛经》,还读了一些专家们的研究论文。

    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了,你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为什么还去研究“外国人”写的古籍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我发现中外历史学家对“中华文化起源”问题早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一种是,司马迁在2100年前的《史记》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另一种是,1654年德国的“洋鬼子”,基爾什爾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后来还有一些“洋鬼子”,提出了:“中华文化巴比伦起源说”,以及“印度起源说”。由于这个问题,有如此多尖锐的矛盾,你想想,我们应不应该全面的研究各家的不同观点呢?

                                          (二)

     吴方先生在《闲话“比较”》一文中说:

        俗话说:“什么事儿就怕比”。比较能见高低、真伪,使人开阔视野,头
    脑清醒。《庄子、秋水》中写的那个河伯说,如果不见海之“难穷”,就不会
    望洋兴叹自家之可笑。《史记》中记载的那个夜郎的国王,只因鄙陋寡闻,才
    落下了“夜郎自大”的千古话柄。可见没有比较,难有真知。比,能比出积
    极,向上的力量,革命者因民族的落伍而呐喊奋起。比,能引发严肃的思索。
     比较,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茅盾先生在《谈独立思考》一文中说:

        只读正面的书,不读反面的书,和其它方面的书是不行的。《孙子兵法》
    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语。若只知一方的事情,而不知另一方的事情,
    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商业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之语。教条主義
    者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个敌人是个人崇拜。

        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从来没有感到独立思考的必
    要。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
    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恽逸群先生在《略谈“个人崇拜”》一文中说:

        任何一个有才能,有经验的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认识得
    很透徹。因此他提出的办法,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
    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精通各个方面的事物,就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也不可能
    都是最正确的。最符合客观情形的。有时外行的意见,会比内行高明得多。古
    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从几千年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把马克思宣扬成全知全能的超人,这是对科学和人类的愚弄!

                                      (三)

    有前人这么多真知灼见的指教,我们难道还不能聪明一点?基于这种经验的思考,就逼得我不能不同时研究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它们究竟是根据什么证据提出来的呢?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谁是谁非呢?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遗憾得很,我国历史学家只研究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的材料,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对“洋鬼子”提出来的另一个方面的材料,我国大多数学者看都没有看过,更谈不上研究。因为“洋鬼子”的“西来说”,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

    而糟糕的是,中国人翻译了那么多外国的“先进文化”进来“传教”,为什么偏偏没有“西来说”这种译本呢?这个问题不说,其实大家也能明白!因为那些极坏的“洋鬼子”,曾互相勾结组成八国联军,把清朝打得落花流水,还把鸦片弄进来毒害中国人,还逼得清朝政府割地赔歉,还把慈禧太后漂漂亮亮的圆明園烧掉了,还抢走了中国许许多多价值连城的文物,把中国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还说中国的老祖宗是从他们西方迁过来的,你说可恼不可恼?别说“洋鬼子”是胡说八道,就算“西来说”是真理,我们也坚決不承认!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跟“洋鬼子”同一个鼻孔出气呢?哪不是漢奸买国贼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搞历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谁敢越雷池一步,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哪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殊之,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简直就象搞反革命叛乱一樣可怕的“学问”,谁敢去研究呢?中国历史学家在这种強烈的“爱国”热情的支配下,自然而然的把“洋鬼子”的观点,当成了“帝国主義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抵制和蔑视。这就無形中使中国历史学家扮演了一个极不公正、极不客观,极不科学的角色!就这樣,历史学的公正和真实,也就与中国历史学家無缘了。

                                          (四)

    因为这一原因,就使司马迁的观点,没有了比较对象,如此长期以往,就使中国上古历史研究停留在《史记》中瞎转。现在问题出来了,为什么说没有比较对象就会停在原地瞎转呢?因为没有比较研究,就無法知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古人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些至理名言無论沧桑如何变化都是不会过时的,永远闪耀著真理的光辉!这就是说,比较研究应当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

    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简明道理,我国学者怎么就不明白呢?怎么就只研究司马迁的观点,不研究基爾什爾的观点呢?这樣做不反映了我国学者的武断,以及我国传统史学的弊端吗?其实聪明的学者面对两种对立的中华文化起源说,应当象一个公正的裁判员或法官一樣去“证实”或“证伪”,检验谁是真理,谁是谬误,可以说,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但实际问题是,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尽管我们读过《史记》,也知道我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情況,有识之士甚至知道我国上古历史学问题多多,漏洞百出,司马迁的观点只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支持!还缺乏夏朝以上的确凿物证,最关键是缺乏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的三百三十位古帝真正帝陵——这种不可缺少的过硬证据的支持!

    面对这种客观事实,我们要问:黄帝至夏朝,这段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呢?它是在那里发生的呢?文物证据在那里呢?关于这些基本问题,我国历史学家尽管研究了两千多年,但都局限在司马迁的观点里兜圈子,至今未有突破。而对基爾什爾的观点卻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表现了极大的敌意,自然就没有人去研究它;相反,还有人根据传统偏见不时的批评几句。

                                      (五)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恰恰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由于我们心安理得的沉浸在《史记》里,由于我们根本不把“洋鬼子”的话放在心上,这就完全不知司马迁把中华文化起源问题弄颠倒了,也完全不知基爾什爾的理论确实是真理!这就使那些“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中国历史学家都跟著司马迁走上了迷茫的困境!

    现在我们可能会想啊,那些愚夫子怎么就一根筋呢?一个问题久攻不克,苦苦搞了两千多年的研究还解決不了,为什么不从侧面、或反面考虑考虑呢?为什么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客观的设身处地的考虑古代和现代学者的具体处境。从历史上看,司马迁以来的古代学者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他们根本不可能解決中华文华起源问题。而我们虽有文物和科学的支持,但思想又被传统错误和敌对情绪所左右,特别是那个“文化大革命”,你想啊,当年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个个都有那么一股疯狂而愚蠢的蛮劲!个个都象著魔的宗教信徒!在那要命的当口,谁敢从侧面或反面研究历史呢?那不是找死嘛!那不是和德国“老特务”勾结嘛!那不是想做“叛徒”、“卖国贼”和“反革命”嘛!一顶大帽子就可把你砸死,如果四顶大帽子全给你戴上,别说公安局把你抓去,既使你活在世上,背著“四座大山”也得活活压死。面对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你还敢越轨“胡思乱想”吗?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思想,“在無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下”,也没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一改旧说,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才敢研究《山海经》,自然而然也就和基爾什爾想到一块去了。然而人们就要问啊,你怎么和“洋鬼子勾结上”的呢?这是因为我发现《山海经》就是中国夏人在埃及写的文獻,里面记载的“山”,其实就是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的代称,该书的主要内容记载了中国古帝埋葬于埃及金字塔里的事实。

                                       (六)

    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完整而系统的物证可以证明司马迁的观点,相反很多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仅不能使传统理论自圆其说,出人意料的是,往往还与先前的“定论”相左,这就逼得历史学家把原先的“定论”一改再改。反复修改多了,学者们也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学》不可靠,不真实,不科学!

    然而,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们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有问题。尽管历史和科学向前发展了两千多年,但我们卻还在按部就班,勤勤恳恳的照“史圣”的观点研究历史,而不知《史记》也有严重错误,也可以一分为二!由于我们固执和無知,今天还在继续充当“学术奴隸”,盲崇“伟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史圣”把我们带上了糟糕的学术死路,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学》研究的停止不前!

    但是,我们的学者決非饭桶!在困境中折腾多了,就使我们逐渐醒悟过来,发现原先的“定论”有误,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起源问题,于是政府在本世纪初,啟动了“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

    要知道,这可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中国学术界还未推倒司马迁这尊“代表真理的神圣偶像”,但总算勇敢的前进了一步,并用一种包含的口气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司马迁记载的“黄帝”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这种物证!

    但遗憾的是,我们用老办法在中国寻找“炎黄”至夏朝的物证,总是找不到,这就逼得我们另辟蹊径,到“洋鬼子”说的埃及、巴比伦、印度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当我们踏上新的征程,立刻就有喜气洋洋的新发现,因为“炎黄”至夏朝的历史文物,很快就在埃及找到了!

                                        (七)

    但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在这一研究中我使用的方法,恰恰是学术界从未用过的将中埃两国文獻文物和古文字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切实的实证方法,就使很多中埃文獻文物和古文字得到了相互映证和吻合,这就使我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源头,确实在埃及的事实!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它究竟是在那里起源的呢?又是怎樣发展和变化的呢?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根本问题,我从考古文物上看到,“炎黄”俩兄弟,确实存在过,但他们直接管辖的地方可不是司马迁想象的中国,而是我们意料之外的非洲。具体的说来,炎帝原本是建都埃及的古帝,黄帝是建都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建都于昆仑山的古帝,他们并且通过直系亲属,如儿子兄弟等人统治世界各地,是世界的共祖。

    现在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称“轩辕”呢?炎帝称“神农”呢?埃塞俄比亚称“昆仑山”呢?这是因为在很早的地质年代就有很多圆形火山从地下深处喷发出来,把东非高原“壮”开了一条大裂谷,它就是“东非大裂谷”,这条裂谷两边的山,就是《山海经》记载的“不周山”。这条裂谷正好穿过埃塞俄比亚,所以黄帝取名“轩辕”,埃塞俄比亚的高山,取名“昆仑山”。说到底,这是因为“辕”和“仑”都象火山圆圜而得名。再说埃及,《非洲》地理说它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黄帝弟弟建都于此,因而得名“炎帝”。同时,又因埃及土地肥沃,宜农耕,故又称:“神农”。

    但由于俩兄弟长期政见不和,屡有争执,积怨太深,最后产生了战争,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3113年。由于黄帝的势力強大,他就从埃塞俄比亚打到了埃及,所以《史记》有“黄帝北逐荦粥”之句。这里的“荦粥”就是埃及的古名和音译。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统一中国之后,就把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了埃及,直到夏末,这1500年,中国国都都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所有埃及金字塔都是黄帝至夏朝各代古帝的陵墓。

                                          (八)

    后来商汤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夏朝之后,建都埃及南方的底比斯。《山海经》称它“氐人国”,《史记》称它“亳”。商人后来就在这里和附近反复搬迁,建都了500年,64位商帝死后都葬于底比斯西面的帝王谷。而在众多商帝中,有一位微不足道的十八岁的小皇帝,名叫:图坦卡蒙。他的陵墓1922被英国的霍华德·卡特发掘了出来,因为他的地宫里藏满了眩目的珍寶,而使这位商皇一夜之间成了震惊世界的“名星”!

    再说夏朝残部,在末代皇帝“不出”的率领下,逃到地中海克里特岛,在这里经过十几代人,300多年的发奋图強,建立了“幽州国”。而这时的“戎狄”,看到“幽州人”过起了“小康生活”,就眼红起来。而这里的“戎”是谁呢?其实就是指埃及的商军,这里的“狄”又是谁呢?其实就是居住于希腊一带的共工后裔。他们先是讹钱讹物,后来要国要民,不给就打,结果把“幽州”打得国破城烂,“古公”实在寡不敌众,只好逃到耶路撒冷,即《史记》记载的“岐山”。

    公元前1000年,“古公”的后人文王在殷人的压迫下,和众诸侯在埃及孟菲斯结盟反殷,推翻了商朝,这就是中国的“西周”。而西周之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纪念其祖先在克里特岛的丰功伟绩而得名。因为“西”指克里特岛在岐山之西,“周”是“洲”的同音假字,指克里特岛。西周国都建于以色列之后,其国王死后多葬于耶路撒冷王室墓地。同时,《世界历史》又称西周为“亚述大帝国”。

    对殷作战胜利后,文王根据结盟协议把众诸侯按置于埃及。所以《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于河洛之间”。而这里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代;“河”指埃及尼罗河西边的“西河”,“洛”指围绕金字塔帝陵的环陵河。但当年的环陵河后来多被泥沙所塞,现在只有少数金字塔还座落于大湖中间。这就是说,中国上古古人主要是生活于埃及孟菲斯的。

                                          (九)

    公元前770年,西周最后一位昏庸無道的家伙,叫幽王,他愚蠢的废皇后和太子,激怒了申、缯、西夷和犬戎诸国,故组成联军,打破西周国都耶路撒冷,杀死了幽王。战乱后,众诸侯扶其子宜臼为平王,平王迁都巴比伦;幽王次子伯服迁都土耳其,西周一分为二,这就是中国的东周。所以东周国王的陵墓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

    然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是何时呢?那就是秦朝,它至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自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开始。秦人的国土在那里呢?其实就是指西亚和埃及。秦人经过56年征战,消灭了“诸戎”,建都埃及。秦人在埃及共建都330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秦”,秦人由于长期休养生息使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国。这就是《世界历史》中的“波斯大帝国”。于是秦獻公在強大经济和军事力量支持下,于公元前384年,从埃及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过12年征战,于公元前373年把9国诸侯打得退入中国,并建都中国咸阳。这就是说,从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31年,这42年,秦国的疆土是从埃及到中国的廣大地域。

    同时这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国都正式建于中国境内!换言之,中国5000年历史,其实有2700年是建都“外国”的。或者说,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世界上古历史。

    而在这部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中,最值得中国历史学家记住的是公元前331年,因为这一年秦人和七雄在中国打得难分难解,共工后裔亚历山大突然从希腊崛起,他趁秦军無力西顾之机,横扫西秦留守部队,并于这年占领秦之老巢埃及!

                                       (十)

    从此中国人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埃及去,中国古人遗留的文獻文物也就这樣被分开在中埃两地,埃及是黄帝至夏商的故国被历史遗忘了;金字塔是黄帝至夏帝的陵墓被历史遗忘了;底比斯神庙、帝王谷王陵是商人的神庙和王陵被历史遗忘了;埃及图画和象形文字是甲骨文金文的前身被历史遗忘了;克里特岛是夏朝残部,西周祖先故国被历史遗忘了;西周建都耶路撒冷被历史遗忘了;东周建都土耳其、巴比伦被历史遗忘了;西秦人老巢在埃及被历史遗忘了;中国上古历史被司马迁《史记》一改,面目全非!

    而这些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北京搞的“中华文化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所要解決的真正历史问题。同时,这也是《圣经》早就提出过的:“我们从那里来”的问题,并且也是埃及学家正在研究解決的“金字塔之谜”和“埃及文化突然中断之谜”。从这一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人类关心的所有重大历史之谜和文化之谜,其实都与中国上古历史有关。

    所以,一个不懂中国上古历史和文獻的外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不论他多么伟大,多么能思考,多么能写作;也不论他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摩爾根、汤因比;其实,只要他不懂中国上古古人保存的这些“人类祖谱”,他就象一个無户口、無祖籍、無祖先的孩子一樣,不知自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世界上一切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要想有所作为名副其实,他就必须到中国来“接受再教育”,只有如此,他才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学者,不然的话,他的学术理论就是無根無据的瞎猜!关于这一点,其实基爾什爾他们早在350年前就英明的预见到了,可我们还愚蠢的嘲笑人家胡说八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