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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山海经》《易经》是中国古人记载埃及金字塔的古籍
作者：赵自強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写这种开创性、革命性的超前论文，须要丰富的知识和探索的勇气，同樣，读这种论文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不然的话，人们就会用错误的过时的传统理论批判它是胡说八道，并把它当成垃圾而不顾。而事实上，它是一把啟迪智慧的钥匙，开卷有益，解谜释疑，引导人们通向未知世界。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大历史学成果！博主恭侯你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一）
我们从《史记》中知道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因他在《大宛列传》中明确的提到了它，并坦言：“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在书的结尾，还几次提到《易经》，但卻没有什么值得后人恭维的发现。
由于司马迁这位“伟人”仅仅读过，但没有认真的研究过《山海经》、《易经》。所以他不知道这两部古典文獻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古老、最神奇、最独特的文獻。司马迁之后，历代都有学者接著读这两部古籍，但都因历史和科学的局限，读不懂它。尽管今天大学众多，教授如云，研究者不可胜数；尽管今天的研究条件、研究资料、研究资金不知比古代好多少倍；尽管现在科学发达，眼界开扩，打开电脑可以从中国看到世界。但非常遗憾的是，学者们还戴著2100年前司马迁编织的“紧箍咒”——“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所以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比古人并不聪明多少，也没有几人真正读懂这两部古籍！这就使人们继续在黑暗中探索两书的千古奥秘，如从它们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内容和性质上研究。就这樣，经过多少代学者前仆后继，呕心沥血的努力，才初步接近和发现了真理！
而在谈论真理之前，我们还是先谈谈学术界现在研究《山海经》的大体情況。就众家通常研究的观点而论，从时间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从地域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记载中国山川地理的古籍；从内容上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具有历史地理和文化源流的性质，并杂记神怪。再说《易经》，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夏商时代的记载算命、卜巫和哲理的古籍。并且认为古人撰著这两部古籍，在时间上、地点上、内容上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学者们进一步认为：这两部古籍的性质、特点、内含完全不同。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这两部最最重要的古典文獻的基本认识！
（二）
然而，这些观点究竟是对？还是错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它呢？这标准又是什么呢？怎樣才能求得正确的答案呢？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是一片迷茫！但我认为，这个判断我们学术对错的标准，那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与中国历史文獻吻合的历史文物。我们只有把对映的文獻文物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象读图文并茂的“连环图”一樣读懂历史。
而历史这本“连环图”，不可缺少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文獻和文物，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料，历史这本“连环图”就叫人难于读懂！但非常糟糕的是，我看到中国上古历史学家写的书，大多数只有一个方面的资料，这就是中国历史文獻，而与这一文獻对应的文物卻不见。这就象一本“连环图”，只有文，没有图一樣，这书怎能真正反映历史事实呢？于是作者开动脑筋想，用想象和文字来代替或填补失缺的另一半文物，而这樣猜想出来的东西，往往与历史事实不符！
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白的，这就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另一半东面——文物，并非不存在，只是我们常常机械的按照传统陈见思考和研究问题，因而认为：中国的文獻就是中国的，外国的文物就是外国的，中外文獻文物毫無关系！因此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老死不相往来，都主观的孤立的在本国研究自己掌握的那一部分证据，这樣一来，历史资料就被人为的分割在异国他乡，联系不上！如果我们硬要用这种僵死的固定不变的思想来研究我们从未经历的上古历史，那無疑就是自设障碍，唯心的瞎猜！
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失误，我们的研究就必须打破司马迁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高瞻远瞩的不拘一格的重证据、重文物、重调查研究，而不是在“伟人”的“定论”中兜圈子。实际上，不论中外文物，只要它与中国上古文獻记载的事实吻合，那它就说明中国上古历史不是战国秦漢古人伪造的历史！
同时，也说明文物发现的地方就是中国古人曾经居住过的故乡之一！
（三）
我带著这种思考，不局限于中国寻找物证，同时也到外国资料中寻找物证，尤其到埃及考古资料中寻找物证。就这樣，我用了二十二年时间，把中埃两国文獻文物反复作了無数遍比较研究，这就发现了中国上古历史文獻记载的许许多多划时代的标志性的黄帝至夏代的历史文物，在埃及早就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因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黄帝至夏朝的历史文物为什么会在埃及出现呢？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呢？这与中国历史元典《山海经》、《易经》有什么关系呢？要破译这些重大历史之谜，我们就必须从《山海经》、《易经》的性质说起。
据《山海经》记载说：该书是我们伟大的巨人祖先一一夏朝古帝大禹和其臣子竖亥和太章等夏代学者，考察、测量世界上古历史地理之后，在埃及孟菲斯写的一部以埃及为中心，以埃塞俄比亚和中美洲为亚心的世界历史地理古籍；其中《五藏山经》记载的所谓之“山”，其实就是中国古帝在埃及所建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简称，所以其主要性质和内容是记载中国古帝葬于埃及金字塔里的“葬经”。
为什么说《山海经》是中国古帝的“葬经”呢？因为孟菲斯是黄帝战胜炎帝蚩尤之后，直到夏末，这1500年的中国国都所在地，所以这一阶段的中国古帝死后都葬在孟菲斯对面的金字塔帝陵里。
然而人们又要问了，这一学说有何为证呢？关于这一事实，其实《山海经·中山经》明确的记载说：“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历儿，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婴以吉玉。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婴用藻珪，瘞而不糈。藻珪者，藻玉也。（其山形皆）方其下而锐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这段文獻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甘棗山、历儿山、渠豬山、葱聋山、諉山、脫扈山、金星山、泰威山、橿谷山、吳林山、牛首山、霍山、合谷山、陰山、鼓镫山，这十五座象“山”一樣高大的帝陵，都是建在一条直线上的，它们绵延了六千六百七十里（当然这里的“里”，是远远小于我们今天的长度单位“里”的）。而在这些帝陵之中，最大的最值得古人纪念的是一座叫“历儿山”的帝陵，后帝祭祀它的祭品要用牛、羊、豬三牲，胸前还要悬挂用吉玉雕制的古帝的像章，这就象文革期间中国人都挂毛主席像章的意義是一樣的。因为这里的“婴”就是指古帝的头像，“悬婴”就是佩戴古帝的像章。而祭祀其它十三座帝陵，只要用一只羊和糈米就可以了，但胸前要悬挂用藻玉雕制的帝像。而这段话的关键在于：“方其下而锐其上”。这就十分准确的说明了这十五座所谓之“山”，都是下面四方，上面尖锥的形状，而这种“山”的特征，不就是埃及金字塔的特征吗？这段文獻最后说，这些金字塔帝陵的中间都穿了很多铁棍之类，以悬挂金铃。这恐怕就是中国高塔悬铃的文化源头吧！
（四）
当我们明白了这段文獻的重要意義之后，才会醒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西次三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尚书·禹贡》、《穆天子传》、《吕氏春秋·求人》、《庄子》、《洛水》、《尚书璇玑钤》、《文耀钩》、《史记·夏本纪》、《淮南子·地形训》、《水经注·河水》、《山海经图赞》、《涼州异物志》等十几部古典文獻中喋喋不休，反反复复的強调夏禹建筑的陵墓叫：“积石山”！原来这是教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夏朝、不要忘记祖先、不要忘记故乡！因而这种思古之幽情，在中国历史文獻中流传著！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流淌著！流淌著！直到千秋万代！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积石山”的“积石”一名，同时，在埃及人那里称为：“吉萨”，在《苏美爾王表》中写作：“基什”。而“积石”一“吉萨”一“基什”三名，都是标准的音训和音译关系，其意義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指夏禹，也就是胡夫建造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古名。因为《山海经》和《诗经》都称夏禹为：“武夫”。而“武夫”这个贬意词，即“胡夫”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所以“武夫”即“胡夫”，“积石山”即“金字塔”。这就把中国夏朝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秘密揭穿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积石山”，这一名字上看到，它十分形象的反映了埃及大金字塔由一块块巨石堆积起来的特征。
而这一铭刻在中国人心里的，象征故乡！象征祖先！象征夏朝的伟大历史文物！它不仅值得中国人永远纪念！埃及人永远纪念，巴比伦人永远纪念，其实它值得整个人类永远纪念！因为它是中国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以及整个人类共同的祖坟啊！所以，埃及人一中国人一巴比伦人都有相同的称乎和记载。尽管用字不同，但其音其意卻是相同的。这就是语言学和训诂学上的音训、音译法则！
（五）
而更重要的证据是，《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北逐荤粥”一句。从语言学和训诂学上讲，“荤粥”不就是“埃及”的音训，或标准音译吗？同时我还发现《史记·秦本纪·周本纪》记载了“盟津”和“茅津”两名。而“盟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盟津”就是周文王在这里和众诸侯结盟反殷而得名，“津”是“京”的同音假字，指首都，所以“盟津”就是埃及古都“孟菲斯”的古名。而“茅津”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因为夏帝在孟菲斯对面建的金字塔像尖茅一樣而得名。而禹的国号“夏”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因为国都附近建有许多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建筑物而得名。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文獻所载之事实，与埃及金字塔展示的上尖下方的形象，由巨石一块块堆积而成的特点，以及中埃两国相同的物名，甚至金字塔主人的名字，还有夏朝之国号的由来，都一一吻合了。由于胡夫金字塔即《山海经》记载的禹的“积石山”，这一史实被中埃两国文獻文物映证了，这就充分的说明了《山海经》的准确写作时间是公元前2600年一2500年之间，写作地点是在埃及孟菲斯，写作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埃及金字塔建在世界地理中的非洲，写作的性质主要是记载夏朝古帝建筑、装饰、保护和埋葬于金字塔帝陵里的“葬经”。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易经》。它是在那里写的书呢？什么时间写的呢？记载什么事物的古籍呢？要正确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个文物作为衡量的标准。我通过22年的研究发现，《易经》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用中国夏帝禹和太康的身世和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喻事，并带有祭悼古帝亡灵的性质。为什么如此看待这个问题呢？有什么物证为憑呢？我们都知道《易经》中有两幅著名的古图，名叫：“河图洛书”。而这两幅图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图呢？其实，它就是中国夏禹和太康建于国都孟菲斯对面的金字塔，以及两个皇族公墓的立体俯视图。
所以通过对《山海经》和《易经》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两部古籍准确的写作时间、地点、性质和内容是相同的，最关健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这两部古籍的深入研究，找到中国人的根和故乡在埃及的事实，发现埃及金字塔是中国古帝帝陵，埃及上古文明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以及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发源、迁徙过来的诸多史实！
（六）
而关于这一事实，宫玉海先生1995年在《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说：《山海经》记载了埃及金字塔，金字塔是大禹所建。后来陈宣红先生也有相同的说法。但遗憾的是，俩位先生受司马迁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影响太深，故一边说禹建造了金字塔，另一边又说埃及文化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就把本末弄颠倒了！
1996年北京大学和《科技智囊》杂志社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发表了题为《河图·洛书·易经与金字塔——一项千古之谜的重大突破进程》的长篇报道，内容说：八卦、河图洛书与埃及金字塔有著高度的对应的统一关系。
显然，这一不可思议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而据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河图洛书”和“六十四卦”，直接立体化、数字化，然后通过计算而创作了一个很像金字塔的立体模型。但可惜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为易学界所验证和接受。
在这一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柏宁先生，他在《“山海经”考》一文中的观点是：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而没有想到，正是中国古人开创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文明。
《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明明白白的写著，我们的“海内”就在古埃及。無论是黄帝、炎 帝、女娲、共工、颛顼、也無论是尧、舜、禹等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达到世界各地，他们的中心在古埃及地区，有的帝王就葬在那里。
对于这一深刻剖析中国上古历史和《山海经》的见解，我认为，值得学术界重视和称赞，因他不仅悟性和灵感都很好，关键是他的结论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真相！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研究过埃及文物和古文字，因而其结论缺乏埃及文物和古文字的证明。此外，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学者，那就是武钢党校的胡远鹏先生，他在1993年写的《“山海经”及其研究》一文中曾英明的预见到《山海经》研究的最终结果必“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文章说：
《山海经》的研究，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到今天，越来越显示出
它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山海经》不仅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历史的发
展，地理的沿革，文字的发展，神话的产生等等，而且，通过进一步
深入的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还可以证明世界历史的起点，
世界地理的变迁，世界文字的演变，世界宗教的源头等等。质言之，
《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述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況的书，
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況的著作。《山海
经》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
史。
可以说，他的这一预言是非常科学、非常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但遗憾的是，他的灵性略次，没有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起源于埃及的史实！我们还看到，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预言，是11年之后，即2004年，由苏三先生研究《圣经》发现中国文化是从埃及和西亚迁徙过来的。据于这一发现，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一书的“自序”中是这樣阐释她的预言和研究成果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运的时代，它不断开阔我们的眼界，使
我们有生之年可以认识到更多上帝那美丽奇妙的创作秘密。但同时我们
也是遗憾的，几百年前的问号依然挂在每个人的心里：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不仅属于生物学，而且属于地理学和历
史学。在相对了解人类的地理位置之后，我必须说，我们有关人类历史
的知识浅薄得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不相配。许多荒谬错误的信息充斥
在我们的社会，很少一部分可能是故意人为的，但绝大多数的荒谬与错
误是無奈的，因为历史需要考古资料，历史需要文獻，而人类具有语言
的时间卻远远短于人类生存的时间，更何況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留下记录
的习惯——谁会知道他们的用途呢？所以無论怎樣的高科技实际上都無
能为力于一份理想的历史资料收集。这就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难题。但也
正是因为这个挑战，它才留给我们当代人一个机遇：历史大发现很可能
将出现在本世纪。科技条件与前所未有的社会开放，以及人类总体的考
古积累，都给我们创造了历史大发现的便利条件，历史学的新局面假如
不是今天会是何时呢！至于读者，所需要的只是当初人类承认“日心
说”替代“地心说”的脑筋急转弯。
我们从这几位代表时代最強音的杰出学者的观点中看到，在研究《山海经》、《易经》和《圣经》的过程中，学者们多少都发现了这些古典文獻所载之真谛，即与埃及历史和金字塔有关，与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的史实有关。通过对这些文獻的研究，不仅可以给史学界开拓一条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新思路，并且还给史学界重新提出了“中国文化埃及起源说”的重大问题。所以研究《山海经》、《易经》和《圣经》不仅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最关键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最古典籍的研究，找到中国和人类文化起源于埃及的根！所以人们发现和预言到，对《山海经》、《易经》和《圣经》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这可谓很准确、很科学、很智慧的预言！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超越古人的宣言！而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些预言在他们发表两年和十三年之后，就被我写的《世界上古历史学革命》丛书证实了！
但十分遗憾的是，二十二年来，我通过用中埃两国文獻文物和古文字进行反复比较研究之后，卻意外的发现德国学者基爾什爾于1654年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是客观真理；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来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这就是说，中国和世界上古历史学中的许多“定论”，其实都是错误的必须推倒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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