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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写好了很久，但是不好发表。因为，它是我写的《揭开埃及金字塔即中国夏朝帝陵之谜》一书中的两个小章节里的内容。也就是该书第五章，《众帝台即埃及吉萨三座大金字塔考》中的第四、五节中的內容。这两个小题目是：四：《宮玉海发现“山海经”记载金字塔的功勋》，五：《宮玉海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失误》。
你想啊，如果我在这里突然发表这篇短文，而在前面又没有发表其它的一系列研究金字塔的文章作为铺垫，这樣，人们就不知道我手上掌握的证据，也不知我研究论证的过程，更不明白我论证的道理是否对。这樣一来，就会給人造成一种唐突的感觉，犹如《红楼夢》说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因为我有这个顾虑，所以我耐心等待著。
而就在这时，我发现固山韩扑先生发表了《宫玉海的名单》一文，这就激起我写了（《山海经》与《宫玉海的名单》）一文。但这篇短文并不能表述我对宫玉海思想的整个认识，也很难真正批到宫玉海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些原因，这就逼得我提前发表这篇短文，以填补上文的不足。而我在今后博客中要发表的文章还有很多，它们是：《揭开埃及金字塔即中国夏朝帝陵之谜》一書中的內容。
这部书的目录如下：
第一章：《山海经》所载众山即埃及金字塔考
一：诸家研究《山海经》的观点
二：《山海经》所载“山”即埃及金字塔
三；狄山务隅山苍梧山后稷山即众多帝陵之代表
四：“冢”是“众山”的注释
五：“祠之禮”即祭祖的祭品
六：“方其下，锐其上”即埃及金字塔的标志性特征
七：我们的错误思想是《史記》熏陶的结果
八：其他《山海经》专家与我相似的观点
九：夏朝国号由埃及金字塔得名
十：商都亳即埃及底比斯考
十一：夏殷墓葬形式是两代得名的原因
第二章：“息壤”即埃及大金字塔考
一：《山海经》《淮南子》记載的“息壤”
二：历代史家研究“息壤”的错误解释
三：面对学术困境的思考
四：另辟蹊径的历史性大发现
五：千古之谜，豁然开朗
六：禹用“息壤”建筑的“高山”即埃及大金字塔
七：涂山、三涂山即埃及吉萨三座大金字塔
八：湖中如山之陵和尧舜一举两得的水利工程
九：中埃文獻文物六个方面的互证
第三章：三茅山即埃及吉萨三座大金字塔考
一：禹陵异名概括了胡夫金字塔的特征
二：《茅君內传》是记载埃及金字塔的文獻
三：《茅君內传》关于西秦的问题
四：读《续博物志》的重要发現
五：《茅山记》也是记载埃及金字塔的文獻
六：《茅山记》关于非洲黑人的伟大意義
七：《史记》中一茅三脊和白茅即金字塔
八：《史記》所载盟津茅津即埃及孟菲斯
九：西周镐京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第四章：夏禹积石山即埃及胡夫大金字塔考
一：漢武帝司马迁造成昆仑山定名之误
二：吕思勉发现漢武帝司马迁的错误
三：《史记》记载河与昆仑的再次失误
四：司马迁把孔子屈原的疑谜变成错误定论
五：积石山是重新认识夏禹金字塔之物证
六：千头万绪解決问题从那里著手呢
七：金字塔里的尸体和随葬品那去了呢
八：中埃文獻文物比较后的重新诠释
九：史学家解放思想的新发现
十：史家积弊是只看中国文獻，不看外国文物
十一：中埃两国文獻文物五个吻合的地方
第五章：众帝台即埃及吉萨三座金字塔考
一：《山海经》、司马迁和“台”形文物
二：尧帝即埃及法老“乔赛爾”
三：“犹太”即“有邰”的标准音译
四：宮玉海发现《山海经》记载金字塔的功勋
五：宮玉海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失误
六：师承的必要和危害
七：《历史》是解开《山海经》之谜的钥匙
第六章：河图洛书即埃及金字塔立体俯视图考
第1节：伏羲与“河图洛书”
一：赫胥伏羲原是非洲黑人
二：伏義的国都建于埃及孟菲斯
三：伏羲八卦图即金字塔立体俯视图
第2节：众家观点与疑古派否定历史的災难
一：世界上只有中国保存有金字塔文獻
二：陈抟的“河图洛书”与漢代文物吻合
三：易學家猜想中的“河图洛书”
四：易學家产生诸多错误的原因
五：疑古派的错误和外国盛赞中国文化
六：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和原则
七：河图洛书资料与糟糕的研究现状
第3节：较对的河洛见解与历史学的重大错误
一：《河洛精蕴》与金字塔立体俯视图和主视图
二；邓球柏发现河图洛书为完全三角形数图
三：北大易家算出河图洛书与金字塔有对应关系
四：读懂文獻才能发现真理
五：诸家发现历史学有重大错误，非改不可
六：改革开放后的学术新思想
第4节：河图洛书即埃及大金字塔立体俯视图考
一：河图洛书《山海经》《三坟》《九丘》是同类图书
二：河图洛书、《周禮》与金字塔之互证
三：“封泰山，禅梁父，七十二家”的历史真相
四：“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都之差”与扎克里亚·斯特钦的研究成果吻合
五：中山王陵《兆域图》即五帝金字塔立体俯视图
六：河图洛书相关问题新释
第七章：后稷陵即莫伊利斯金字塔考
一：后稷即莫伊利斯的语言学证据
二：后稷陵在那里？
三：埃及史佐证后稷即莫伊利斯
四：后稷陵建在热带——埃及
五：《山海经》所载后稷陵的情況
六：《历史》记载的莫伊利斯的情況
七：莫伊利斯和后稷有八个方面相吻合
第八章：耶和华的伊甸園即重华的金字塔陵園
一：历史学家眼中的《圣经》
二：《圣经》——战国时代中国诸侯的史书
三：五帝三代三百位古帝的真陵在那里？
四：《旧约·创世纪》中的造人和立伊甸
五：中国历史和《圣经》十处吻合的地方
第九章：禹即俄赛里斯，涂山氏即伊西丝考
第十章：禹庙石船与金字塔太阳船考
十一章：《山海经》所载女祭女戚与金字塔文物考
第十二章：《山海经》中的巫即埃及制作木乃伊者
第十三章：天下万国指世界，中国上古古帝是世界共祖考
一：再说“有邰”、“犹太”与埃及历史的统一关系
二：《圣经》中的上帝，源于《尚书》和《诗经》
三：古帝统治的天下、万邦、万方、万国指全球
四：《史记》等文獻中的证据
五：王震中博士与何新的学术之争
六：上古相同文化说明上古人类是共祖关系
看完了我书写的整个题目之后，下面，我们就来看我今天要发表的內容。
四：宮玉海发现《山海经》记载金字塔的功勋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夏商两代历史转变的原因，以及夏都所在地理位置是埃及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才能真正了解“众帝台”，即埃及吉萨大金字塔文物群的历史事实。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真正了解埃及金字塔为什么又突然终止建筑的原因。
当人们了解了夏商这段历史，以及我的研究成果之后，再來看宫玉海、陈宣红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就会相信《山海经》记载的“众帝台”，与埃及金字塔文物群，确实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关系。
然而，众家为什么不能发现和突破这一点呢？据我猜想，这主要是众家特別相信司馬迁，并把他夸张成真理的化身，史学的“圣人”。由于众家对司馬迁有这種过份的盲目的夸张和依赖思想，而缺乏独立自主的研究辨别能力，这就使众家陷在《史記》的错误泥潭中不能自拨。因此众家也就找不到突破《山海经》的契机。然而，宫玉海为什么能超越众家呢？这是因为，他发现了“语言是活化石”的这个事实，这樣一來，他就进一步建立了“比较语言学”的观念，并成功运用这一发现，初步破解了一些《山海经》中的密秘。
請看，宫玉海先生在《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载……》一文中说：
迄今为止，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只有中国古籍《山海经》较为具体准确。
《山海经》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大体有以下几处：
（一）《大荒北经》：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山，其所欤所
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
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堙之，三仞三沮，乃以为
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二）《海内北经》：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
东北。
（三）《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
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
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
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沖南
方。以上几段记述有几个共同点：
1：“众帝之台”、说明数量之多，不是少数。
2：“各二台”，说明成双成对；“台四方”，应是金字塔的形状。
3：在地理位置上，皆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28）。
虽然宫玉海先生的这些话，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基本上否定了《五藏山经》內容多是记载埃及金字塔的事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宫先生仅仅发现了《山海经》记载金字塔的一部分“显性”史实，而未发现《山海经》更多记载金字塔的“隐性”资料。但尽管如此，宫先生的这一发现，还是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
因为宫玉海先生的学术突破，不是中国学者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取得的。你想啊，如果解決这个问题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中国历史学家就不会等待两千多年了，那司马迁早就发现解決了，还能轮到宮玉海去发现它吗？
而事实上，突破这一点，那是需要学者具备中外文獻文物的深厚功底的，还必须具有沖破传统观念，敢為人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勇气。如果不是这樣的話，既使一切良好的条件都具备了，甚至证据都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也未必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去发现真理！
从这个意義上来说，宫先生的这一伟大发现，無形中把“中埃兩国”历史文化中的文獻文物有机的联系了起来，真正开创了将《山海经》和埃及金字塔结合起来研究“中埃两国”上古历史之先河。
当我们这樣认识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宫先生的研究成果太重要了，太了不起了！它对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世界上古历史，有著难于估量的意義和价值！故他的功勋值得纪念！他的名字不可磨灭！
我想，大概是因这个“炸弹”的原因吧，所以宫先生认为自己有了霸道的资格和本钱。因而他以此发现做为底气，在全国《山海经》研究会上霸道的规定其他研究人员上台只能做三分钟的报告！然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很渺小，取得的成绩，仅仅只打开了一条研究《山海经》的门缝，而门后的大千世界，他还没有看清楚说明白呢！
五：宮玉海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失误
坦诚的说，宫玉海先生是我尊敬的神交已久的先生之一，他的学术思想给我很大的啟发！但是，我同时又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強不息，無拘無束，無师自通的人。所以，这种性格又使我很赞赏廖平先生的一句著名格言：即“吾爱吾师，更爱真理”（29）。
因为这種性格使然，所以我在研究《山海经》时，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问是非，盲目崇拜。而这種性格，就是一种探索的性格，一種無所畏惧的性格，有了它，我才能一分为二的发现宫玉海先生既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同时，又有很多错误缺点。
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发现的宫玉海写的《“山海经"于金字塔的记载，以及与古代非洲的关系》一文中的一些问题和四个重大失误。
例如，宫先生说：“伏羲氏时，赫胥居南，大体在今云贵高原，以及缅甸、印度一带。”
而事实上，“伏羲”这个人名，就是用他黑色的皮肤命名的人名。因为“伏羲”通“黑漆”。而一个人的皮肤象“黑漆”一樣，那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非洲黑人。而“伏羲”又和“赫胥”是嫡亲的祖孫关系。他们的故乡当然在非洲赤道上，也就是在今天的埃塞俄北亞和肯尼亚一带，而非我国的“云贵高原，以及缅甸、印度一带。”
又如，宫先生说：“顺便说一下：荷兰漢学家戴闻达曾经在讲学中提到：（1）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真正的了解始于漢朝；（2）也许中国人都是古埃及的移民；（3）西王母和非洲毫不相干等等。这些说法也许对于一些漢学和地理學家具有頗大的吸引力；而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山海经》的人，则会把这些拋诸脑后。”
而事实上，荷兰漢学家戴闻达說的話，半对半错。对的地方是，他说：“也许中国人都是古埃及的移民”。错的地方是，他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真正的了解始于漢朝，西王母和非洲毫不相干”。而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的祖先，就是非洲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第（129）篇博客，《古籍记载中国古帝古人是非洲黑人》一文中作了论证，这里就不再说了。至于說到西王母，她不仅和非洲有关，而且她的国家就在埃塞俄北亞，她居住的12栋用整座山切割雕凿成的石屋，现在已被考古學家发现了，并被联合国教課文组织选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其名称为：“独石教堂”。至于說到埃及人迁到现在中国来的问题。那是西秦皇帝秦獻公，于公元前384年，从埃及率兵东征，经过12年征战，将众多诸侯国打得退入中国，并迁都于中国咸阳。这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但很遗憾，宫先生未读懂这篇文獻。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第（81）篇博客，《答数据思维和奎峰先生书》一文中做了较祥细的阐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又如，宫先生说：“当然，我们从《山海经》里也会发现：在大禹之前就有共工在非洲存在，他还修建了一个‘共工之台|’；以至昆仑等地的居民‘不敢北向射’，起到了很大的威摄作用。”
而事实上，“共工”即“雷公”，也就是指身体高大的巨人。而“大禹”正是“共工”的后裔。所以“共工之台”，就是“大禹”祖先——颛顼、喾、尧、舜、丹朱等人建筑的帝陵。而这里的“昆仑山”，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因为这里有大量滚圆的火山而得名。因为巨大的火山口是“圆”形的，所以中国古人称火山为“环丘”和“员丘”。而“环”和“员”，都是“仑”的概念；再说，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处于赤道上的烈日之下，所以古人就称这里为“昆仑”。而“不敢北射”是说，未能与中央政府迁移的留在昆仑山上的居民，是不敢向天子进攻和挑畔的。
又如，宫先生说：“有一座金字塔，在共工的臣子相柳国的东面。台基四方形，它的一角有一条蛇的雕像，像老虎的花纹，头向著南方。这就是齐夫林金字塔；这条‘蛇’，就是人们所说的‘狮身人面像’。‘人面蛇身朱发’，是共工的图腾。如果是共工所建，当然是蛇身人面像，而不是‘狮身人面像’。那么，蛇身在什么地方？根据最近的发掘表明，有一条‘渠道’从金字塔的一角，直达人面像的基底。这不应该是渠道，而是蛇身，它由两壁及顶盖组成，形成一条暗道，从外观看，自然是一条蛇身了。如果有一天，考古者们竟然发现：人面像上面的头发，原来是红色的，那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帝衣著的规制是身穿龙袍，而埃及法老的规制是头戴蛇冠，身纹蛇图。为什么埃及法老头戴蛇冠、身纹蛇图呢？其实，中埃两国古帝的規制是相同的。因为中国古人常常把龙称为“古蛇”。关于这一点，古犹太人反复在《圣经•啟示录》上強调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而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山海经》里，我们看到，古人在《五藏山经》里把龙称为“大蛇”、“长蛇”、“鸣蛇”、“化蛇”、“肥遗蛇”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第（384）篇博客，《“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蛇’即‘蛟’之别名》一文中作了祥细考证，这里就不再说了。所以《山海经》里记载的“蛇身人面”，就是指帝王的塑像。所以齐夫林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其实就是大禹儿子啟的塑像。我们再从语言学、训诂学上来看，也可看到这一事实，因为“齐”通“啟”。至于宫说的：“有一条‘渠道’从金字塔的一角，直达人面像的基底。这不应该是渠道，而是蛇身，它由两壁及顶盖组成，形成一条暗道，从外观看，自然是一条蛇身了。”而事实上，考古學家根本未发现“这条暗道”。所以宫的这段话是：瞎編唬人，毫無考古根据。
又如，宫先生说：“‘众帝’包括颛顼台、尧台、舜台、丹朱台，以及先前修筑的共工台，和法老们修筑的塔。”
而事实上，颛顼、喾、尧、舜、丹朱、鲧、禹、啟等等中国古帝，他们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埃及法老。反过来说，我们今天说的埃及法老，他们其实就是指“炎黃”古帝和他们的儿孙——颛顼、窖、尧、舜、丹朱、鲧、禹、啟等等中国古帝。为什么这樣说呢？因为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国都是建在埃及的，并且他们的帝陵也建在那里，这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山”、“台”、“丘”，也就是我们今天称的埃及“金字塔”。至于中国国都从埃及整体搬到现在中国来，那是秦獻公于公元前372年做的事情。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宫先生把中国古帝和埃及法老严格区分开来说史，这正好说明，宫先生并未真正弄懂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又如，宫先生说：“黑水，即黑海。”
而事实上，《山海经》记载的“黑水”，并非“黑海”，而是指非洲或埃及，在干旱时节里因江河断流，江水里淤积的杂物在高温下腐烂发臭变黑的情景。所以古人称这种断流而腐臭变黑之河为“黑水”。事实上，这種现象已经在现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你看看，那些被工业废水污染的河流，不都是臭气熏天的“黑水”吗？
当我们讨论完了宫文的这些小问题之后，再來研究宫文的大错误，也就很好理解了。
第一：宫玉海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人去了非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立国殖民”（30）。然而，宫文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据我掌握的证据来看，客观史实恰恰与宫玉海先生的意料相反。这也就是说，宫先生的话，正好把中埃两国上古历史的本末关系弄颠倒了。因为考古学家在埃及南方古城希拉康坡力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有诸多历史文獻记载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那爾迈调色板》（31）、《战场调色板》、《纳爾迈权标头》（32）证明：“炎黃”古帝的国都是建于埃及的，埃及起码有5100年的国家级的统一历史。
然而，我们在中国发现的，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所能证明的国家级的历史，只有3500余年。而叫人迷惑不解的最大问题是，至今考古学家在中国，还未发现一座真正具有考古意義的黄帝至三代的帝陵，可以证明这段中国上古历史真正是起源于现在中国的。
相反，我们只要用“中埃两国”发现的，这些十分重要的国家级的历史文物做番比较，心里就会明白，在中国发现的上古国家级的历史文物，与在埃及发现的上古国家级的历史文物相比，起码要晚1500余年。
这就叫我们不能不问，宫玉海先生憑什么说中国历史比埃及历史更早更长呢？又憑什么说中国夏文化向西发展到了埃及呢？从考古學家在兩国发现的国家级的重要文物来看，显然，宮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化的传播方向，尤如高山流水，从早到晚，从先进到落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向四方传播和发展的！这一科学规律，岂能根据宫玉海先生的意志倒行逆施？这也就是说，宫先生的理论，只有在中国找到比埃及更早更确凿的国家级的历史文物证据之后，才能成立！否则，就不能成立！
第二：宫玉海先生认为：“埃及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把金字塔说成是法老的陵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陵墓群，卻实实在在的沉睡在……诸王之谷”（33）。宫先生的这段错话，显然把埃及金字塔的陵墓说否定了，把夏商历史弄混淆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宫玉海先生其实不甚了解埃及历史，也不了解《山海经》即夏帝“葬经”的性质！換句话说，宫先生不了解黄帝至夏末诸帝国都建于埃及孟菲斯，其帝陵即众多金字塔之事实。同时，他也不明白，殷帝国都建于埃及底比斯，其帝陵建于“诸王谷”的事实。
因为宫先生不明白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些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事实。所以他的文章，也就只能写成零散的、错乱的，矛盾的、臆断的，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文章！
說到底，这主要是他找不到中国人的根在那里，故乡在那里，炎黄和尧舜禹的真正国都帝陵建在那里。因为宫玉海不明白这些事情，更不知道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结束，曾经造成世界大洪水，翻天覆地的大災变迫使中国古人为了避免灭顶之災，跑到赤道上的埃塞俄比亚的昆仑山上避难。
就这樣，中国古人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留下了不少可考的历史文物：如“昆仑天柱”、“轩辕之台”和“西王母石屋”。所有这些物证都证明了，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和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后来，由于世界上统一的火山爆发逐渐熄灭了，洪水泛滥也就慢慢停止了，因此，社会又开始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古帝为了利益发生沖突，这就引起了黃帝、炎帝和蚩尤发生了大战。当黃帝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他就将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了埃及。这个慢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达爾文猜想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历史事实和规律。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博客中发表了50篇文章进行论证，我从第(137)篇文章：《“劫运”记载了12000年前的大灭绝》开始，至到第（233）篇文章：《柏拉图说的亚特兰提斯与“列子”“淮南子”说的五神山比较》结束，基本上都是论述人类“起源”这个大课题的。
我现在可以自豪的说，做这種艰难的“史前”研究的历史学家，世界上可能“仅此一家，别無分店”。然而相反，宫玉海先生没有研究过这些“史前”课题，这就使他说不清中国和人类的“起源”究竟发生在那里。
第三：我们从《山海经•海内经》中看到有“武夫之丘”的记载，并且还在《诗经•江漢》中又发现有“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江漢汤汤，武夫洸洸”的史料。
因为我国史书对“武夫”记载不多，自然，学者对他的研究也就很少。然而，这个“武夫”是誰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怎樣的历史事实呢？其实，这个“武夫”就是“夏禹”的异名。它告诉我们夏禹先生，原来不仅有伟大光榮的一面，同时，他在上古还有阴暗臭恶的另一面。这个“武夫”名字，其实就揭示了他好战，爱穷兵黩武，好杀人的性格。如《山海经》和其它历史资料就记载了他曾经攻打过“云雨之山”和“共工国山”，杀过“相柳”、“防风氏”和“三苗”。这些证据展示了“武夫”凶残的形像。
同时，我们又知道，埃及学家称夏禹为：“胡夫”，或“齐奥普”。而这四个帝名，其实，是同一个古帝的四种不同的写法。而“武夫”和“胡夫”，其实就是语言学和训诂学中的音训和通假关系。换言之，“胡夫”是“武夫”的标准音译。这就进一步佐证了，“武夫”的确就是“胡夫”！
而宫玉海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史实。他说：“新祝融，这就是武夫，埃及胡夫金字塔，就是他修的”（34）。又说：“大禹杀了相柳，也就是法老，在那里修建‘众帝之台’，也就是金字塔群”（35）。
但紧接著，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在《海内经》中，记有‘九丘’，除陶唐之丘外，还有……武夫之丘，神民之丘等，从其位置上看，并非中国，而是中美洲的一些地区”（36）。
从这里我们看到，宫玉海先生并不真正明白“武夫”，就是“夏禹”的异名；“武夫之丘”，其实就是胡夫金字塔的别名。由于文字上稍有一点变化，宫先生就不能理解，刚刚还说：“武夫在埃及修了金字塔”，转眼之间，他马上又变卦了，胡说：“武夫之丘”建在“美洲”。
而宫先生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武夫”能一分为二吗？既在埃及建金字塔，同时又跑到美洲去建金字塔吗？这種极端矛盾的理论，就暴露出宫先生的一些话，往往是鲁莽的臆断的瞎猜的乱碰的。他什么依据也不要，前后矛盾也不管，只憑心机一转。这学问也做得太轻浮了！
第四：宫玉海先生接受了美法两国化学家的思想，认为金字塔是用“混凝土在工地现场浇注的”（37）。但是，宫先生为什么不多看看《山海经》多处关于“禹导积石”和“会稽山”的记载呢？事实上“积石山”和“会稽山”，这两个禹陵名称，都把金字塔由一块块巨“石”堆“积（稽）”起来的事实记载得言简意明，清清楚楚了！
而一位我们寄予厚望的杰出的《山海经》专家，怎能离开《山海经》，完全听信两个不通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的话呢？虽然在《海内经》最后一段确实记载了“鲧窃息壤”的故事。但我们为什么不把“禹导积石”和“鲧窃息壤”的历史资料综合起来研究金字塔的建筑过程呢？
事实上，金字塔确实是古人用一块块巨石搭建起来的，这一点，中国古人在《山海经》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因为“积石山”和“会稽山”，真真切切记載了这種意義。同时，埃及采石场的石料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因为《历史》有不少记载与《山海经》的记载吻合。
但是，古人在搭建好了金字塔之后，确实又在金字塔表面上用古代“水泥”进行了粉刷。而这種古代“水泥”，也就是《山海经》记载的“息壤”。因这里的“息”通“吸”。所以，“息壤”就是一種吸水力很強的象“土壤”一樣的东西。然而，今天的“水泥”，不正是这種东西吗？事实上，古人粉刷过金字塔的例子，恰好就在齐夫林的金字塔上得到了印证。因为齐夫林的金字塔的塔尖上至今还有一小节“息壤”没有脫落。
而遗憾的是，宫玉海对这些事实不甚了了就妄下结论，这当然会错。说到底，宮文中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他不了解《山海经》即夏帝“葬经”的性质，其主要内容是记载埃及的山川地理和金字塔帝陵的。因他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夏都、夏陵、夏人的故乡在埃及，这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所以他在著作中，既说赫胥（38）、伏羲、黄帝（39）出生或居住于“西方”；夏禹在埃及修了金字塔（40），鲧、禹的王宫建于克里特岛（41），周穆王即犹太所罗门王（42）。但他紧接著又声明，说自己是爱国主義者，坚決反对“中华文化西来说”（43）。你看看，他矛盾到这程程度，每每有点重要发现，立刻又被自己否定了。一个人在矛盾中不知该怎么取舍，这樣学问也做得太苦恼了！
我们看到宫玉海的这些失误，主要是他的思想还在《史记》框定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中没有完全解放出来；其次是他用单一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证史，缺乏文物的支持。因而找不到中国历史之根；这樣一来，他只能憑借文獻证据，再加臆测去研究历史。所以，他的思想漂浮不定，找不到历史科学发展的源流规律。
当我们研究了宫玉海先生的成败得失之后，才能给他所著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在当今死水一潭的中国史学界，该书确实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有诸多新观点新发现的；但同时又有颇多矛盾和错误的好书，故值得我们一读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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