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伟大的历史考古发现之六
《纳爾迈调色板》即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
——中国文獻12处和《纳爾迈调色板》内容吻合
（图片说明）：这一文物出土于埃及南方古城希拉康坡力的一座早期的王陵之中，距今有五千多年历史了。虽然现在埃及学家称这件世界上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为——《纳尔迈调色板》，而实际上，它正是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梦寐以求的，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起源于埃及的，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但遗憾得很，时至今日，中国学者还是对这一纪念“黄帝和蚩尤”的历史文物缺乏正确认识和研究！
作者：赵自強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写这种开创性、革命性的超前论文，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探索的勇气，同樣，读这种论文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不然的话，人们就会用错误的过时的传统理论批判它是胡说八道，并把它当成垃圾而不顾。事实上，它是一把啟迪智慧的钥匙，开卷有益，解谜释疑，引导人们通向未知世界。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大历史学成果！博主恭侯你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当我们有了上面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作为铺垫之后，我们也就一歩一步的攀登上了一层一层的学术研究阶梯，我们也就逐步在接近学术的山顶，我们也就逐步在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也就逐步在接近事实和真理。我们也就会很快的叫中国文化之谜、历史之谜、文物之谜、起源之谜在学者面前豁然开朗，并揭示其真实面目，还原其历史真相！
事实上，当我研读了教授们写的一系列有关“纳爾迈”的著作和文章之后，我既有感概，又有遗憾！因为，教授们只做了简单的看图写话的研读工作，而没有做深层次的比较研究工作。所以，学者们只认为《纳爾迈调色板》是埃及的历史文物，而没有想过，它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文物。
时至今日，世界上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发现《纳爾迈调色板》中雕刻的图像，其实，就是《山海经》、《尸子》、《史记》、《盐铁论》等等中国历史文獻眀确记载的，中国学者夢寐以求的，纪念“黃帝蚩尤之战”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换言之，这也就是说，中外埃及学家只有埃及的“半边”历史知识，而缺乏中国的另“半边”历史知识。所以，中外埃及学家没有发现，不能突破，思想停留在低层次的看图写话的水平之上，即使我们祟敬的历史学权威，他们在研究《纳爾迈调色板》的认识上，也是低层次的，戓错误的！
相反，我卻研究发现，古人在该文物中雕刻的种种图像，都可以和中国历史文獻记载的种种事实联系起来，尤其可以和著名的“黃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情节联系起来。因为如此，所以我敢肯定的说：《纳爾迈调色板》，就是中国古人雕刻的，纪念中国上古历史上黃帝统一中国和擒杀蚩尤的纪念物！
然而，不明真相的学者，肯定会对这种“大逆不道”的奇异说法嗤之以鼻，或批之为快！同时，我相信他们会说：这个家伙说的混蛋话，如果是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中外成千成万的大学教授怎么发现不了呢？难道中外高等学府的那么多埃及学家都是無知的饭桶？只有他是睁著眼晴看世界的圣人？只有他是醍醐灌顶的学术奇才？只有他能发现历史真相？只有他能沖破千年牢笼去发现真理？这可能吗？这是事实真相吗？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我也经常问自己，检讨自己，我比教授聪明吗？聪明在那里呢？为什么比他们聪明呢？关于这些问题，如果要我来回答，我会坦率的说，这主要是因学者们“坚定不移”的“義無反顾”的相信司马迁以来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的传统错误理论，孤立的看待这一历史文物，并认为中国文獻就是中国的，埃及文物就是埃及的，“中埃”两国上古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这是今人雕塑的头上长角的炎帝神农像）
第一：我们先从文獻文物上来看问题，《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第一幅画面是两只带角的牛头。然而，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牛头呢？它包含著怎樣深刻的历史意義呢？它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有著怎樣的关系呢？关于这些问题，其实，中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就是，中国的炎帝神农氏，它是排列在黄帝前面的一个朝代。同时，我们还知道，炎帝的形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像。关于这一点，我国不少历史文獻都有记载。
例如，
《天中记》卷22引《帝系谱》云：神农牛首。
又如，
《太平御览》第78卷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毌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
《史记·补三皇本纪》又云：
炎帝神农氏，姜姓。毌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这樣看来，《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那两只带角的牛头，应当就是为纪念炎帝神农氏而雕刻的。这樣一来，埃及历史文物，也就与中国历史文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了。这可以算做“中埃”两国文獻文物第一个吻合的地方。
第二：我们再从时间上来看问题，众家都认为，《那爾迈调色板》是纪念公元前3100年前，那爾迈为了统一上下埃及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而雕刻的。显然，埃及學家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众家千万别忘记另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我国史学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历史文化，它的源头正是以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统一中国为开端的！就这一点而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到，《那爾迈调色板》反映的时间和统一战争，在这两个问题上，正好和黄帝、蚩尤所处的时代，以及黄帝战胜蚩尤统一中国的历史情节相吻合。
第四：我国诸多古典文獻都记载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黄帝擒蚩尤，后来又将他处死了。关于这一史实，在《山海经》、《史记》、《盐铁论》中都记载为：“黄帝……遂杀蚩尤”。《述异记》、《路史》等记载为：“黄帝诛蚩尤”。
《尸子》记载为：“黄帝斩蚩尤”。我们不论古人说：“杀”、“诛”、“斩”，这三字有怎樣的书写上的不同，但其意義和结果都是一樣的。
而过去，我们单方面的研读这些历史资料，给人的印象和形象都不深刻，今天我们从埃及文物上看到了相映的画面：即“那爾迈”左手揪住“池鱼（瓦师）”的头发，右手高举权杖，欲使劲向“池鱼（瓦师）”头上砸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个“死”字！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獻文物上看到：“黄帝”确实打杀了“蚩尤”！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文獻，简直就是埃及历史文物的说明书！
第五：我们又从“中埃”两国古人相同的书写运笔习惯上看到，《纳爾迈调色板》中被“纳爾迈”抓住头发，跪在地上求挠的战俘，巴里·克姆普认出他“头旁边有一组象形文字，这表明此人叫‘瓦师’”。而王晓焰、漢尼希、朱威烈也认出他“头后面有‘鱼叉、水池’，这两个象形文字符号，表示这是敌人的名字”，我们现在把这个名称缩写一下，就是“鱼池”。然而“瓦师”也好，“鱼池”也罢。问题是，这些译名究竟指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这两个译名都是“蚩尤”名称的音译！为什么说“瓦师”、“鱼池”，就是“蚩尤”的译名呢？
因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2)。
而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中埃”兩国古人在“写算”的时候，其“运笔”习惯是一樣的，即从右向左“运笔”的。所以，这一史料本身就说明了，“中埃”两国古人的“写算”和“运笔”习惯是同源的关系。例如，中国古人在公堂上挂的匾幅：“山如法执”、“法执公秉”、“明光大正”；又如，古阁牌坊上挂的：“阁王滕”、“楼阳岳”、“楼鹤黄”。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些都要根据现在中国人的运笔习惯将它改写为；“执法如山”、“秉公执法”、“正大光明”和“膝王阁”、“岳阳楼”、“黄鹤楼”等等。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然而，写字“运笔”的习惯，一向都是从右向左“运笔”的。只不过到了1954年，中国大陆进行文字改革，才将它改成为从左向右“运笔”写字。而这一书写习惯的改变，仅仅只有50年的短短历史。但还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在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以及海外华侨那里，他们在书籍和牌匾上，至今依旧保存著中国古人从右向左“运笔”的书写习惯。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对证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蚩尤”之名，在这里，应当按照古人的“书写运笔”习惯，反写作“尤蚩”。但是，“蚩尤”和“尤蚩”，不论顺反两者的意義都是相同的。不过一种是古人的“运笔”写法，另一种是今人的书写习惯。
当我们了解了“中埃”两国历史文化中的这一相同而重要的事实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师”、“池”、“蚩”三字，是同音假字关系。故“瓦师”、“鱼池”，其实就是“尤蚩”的标准音译。或者说：同一个人名的三种不同的写法。所以“瓦师”、“鱼池”和“尤蚩”，这三个不同的人名都是指同一个历史人物！当我们揭示了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之后，换句话说，《纳爾迈调色板》中高举权杖的人物就是“黄帝”，跪在地上受制裁的人物就是“蚩尤”。可见，中国历史文獻记载之“蚩尤（尤蚩）”。又和埃及历史文物上雕刻的“瓦师”、“鱼池”吻合了！经过这一研究和解释，我们现在看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对于证明埃及历史文物有多么的重要！
第六：我们再从“中埃”两国相同的比喻上来看问题。王晓焰在《金字塔后面的世界》，漢尼希、朱威烈在《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等书中都说：《纳爾迈调色板》中的“王宫门面”的方形框子里面“刻画著一条鱼”。我们还看到，这一事实同时在埃及底比斯帝西面的帝王谷的王陵中反映得最为強烈。因为，底比斯所有的王陵门面上都有这樣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但是，王晓焰和朱威烈等学者都未把埃及文物上的这一标志性的“鱼”符号，和中国历史文獻记载的“鲲鹏”的“鲲”结合起来研究问题。这樣一来，他们就不知道，埃及古人在“王宫门面”和“帝陵门面”中为什么要画这樣一条“鱼”？而这条“鱼”究竟指什么“鱼”呢？起什么作用呢？
关于这些问题，当我研究了埃及文物，同时，又研究了中国和伊拉克的历史事实之后，我才发现这条“鱼”，在这里，其实是一个比喻。因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海中的鲸鱼，如最大的篮鲸身体有40余米长。然而，埃及东北两面临海，这里多鲸鱼。所以法老知道鲸是动物中最大的动物。因此法老就用海中的“鲸鱼”自喻，把自己比作人中之鲸鱼！而埃及古帝的这种取名方法，正好和伊拉克文物上古帝身穿鱼服，头戴鱼头帽的雕刻形像，以及我国古帝的取名方法相同。
例如，在巴比伦一块青铜饰板上，古人雕刻了两个祭司身穿鱼形长袍的形像（3），他的名字叫：“恩基”。然而，这个“恩基”又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早就邦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恩基”本应反写作“基恩”。然而，“基恩”又是谁呢？其实，这个“基恩”就是“轩辕”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同时，我们还看到，巴比伦人把地下水神和海洋之神“埃阿”，也雕刻成了身披鱼形长袍的形像（4）。除此之外，在一块公元前7一8世纪的雕刻板上，巴比伦人还雕刻了两个身穿鱼形长袍的祭司形像（5）。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物上来看，古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無疑有著亲密的血源关系。
当我们知道了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有用“鱼”喻人的风俗习惯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上古诸帝的名字。如鲧、禹、禺號、禺疆等等。在这里尤其是“鲧”的名字最为明显。因为“鲧”，其实就是“鲲”的同音假字。所以“鲧”之名，就是用鲸鱼——“鲲”自喻。据《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而释文又云：“鲲，音昆，大鱼名也。崔撰云：鲲当为鲸”。由此可见，“鲧”就是指“鲲”，也就是指海中旳“鲸鱼”。所以，“鲧”就是用海中的“鲸鱼”自喻而得名。
有了上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再来说“禹”、“禺”两字的音和意。我们根据语言学和训诂学知道，这里的“禹”、“禺”都通“鱼”字的音和意。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禹”、“禺”就是用大“鲸鱼”自喻。在这里尤其是“禺疆”一名，他又称为：“禺京”。而“禺京”，我们又可将它反写为“京禺”。而“京禺”即“鲸鱼”的音译。研究到此，我们也就看清了，“禺京”在这里明确的把自己比作了海里的大“鲸鱼”！
关于这一史实，郭璞先生在注释《山海经·海外北经》时写得更加清楚：“禺疆，字玄冥，水神也。庄周曰：‘禺強立于北极’，一曰：禺京”。我们经过这樣认真的研究疏理，使我们看到：“中伊埃”三国古帝都有把自己比作“大鲸鱼”的相同取名习惯；而这种相同的观念，就是上古时代“霸主”和“帝王”的观念！可见，“中伊埃”三国古帝的取名观念，在这里再次得到了相互印证和统一。而最重要的是，巴比伦人明确的把身穿鱼服的神人称之为：“基恩”，而“基恩”就是“轩辕”黄帝的译名，这就更加证明了“中伊埃”三国的“崇鲸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亲缘文化。
第七：我们再从“中埃”最早的书吏上来看问题。在《纳爾迈调色板》中“那爾迈”身后雕刻著一个手执“鞋”形东西的矮小人物。王晓焰解释说：“在那爾迈身后的那位小人物是为国王拿鞋子的官吏”。英国学者巴里·克姆普解释说：
“那爾迈身后有一个高级人物，他拿著国王的鞋”。
在这里，由于中外学者都抛弃中国历史文化谈文物画面，一下就出了大笑话。
如果说，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巴里·克姆普先生不了解“鞋”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层含意是指“历史”。这不丟人，也不难为情，因为可以理解和原谅。但是，作为一个出书育人的中国学者，连“鞋”的深层含義是什么也弄不明白！这就是大笑话了！所以，“鞋”的引伸意是什么？拿“鞋”的人物是谁？他手里究竟拿著什么东西？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解释了！
我们从古人雕刻的整个《纳爾迈调色板》上的人物关系来看，事实上，这件文物展示的“鞋”，其实就是“履”。换句话说，古代“鞋”和“履”是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称呼。所以古人将走过的“足迹”称为“履历”。而“履历”，也就是一个人走过的“历史”。所以“执履”就是记载历史。
因此，站在“那爾迈”身后的那个“执履者”，就是“黄帝”的御史——“苍颉”，他的形像正在执笔记载“黄帝”制裁“蚩尤”和参加欢庆胜利的阅兵式。由此可见，《纳爾迈调色板》又把中国历史上“苍颉执履”的事实给证明了。
虽然我们看到中国文獻中关于“苍颉”的史料不少，但有关“苍颉”的文物，在我国卻一件也没有找到。而在《纳爾迈调色板》中古人恰恰把“黃帝”和“苍颉”的形像雕刻在同一件文物和同一个画面上。这就可以同时解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黃帝”和“苍颉”确实是同时代的真实人物问题；另一个是，“苍颉”确实是“黄帝”的御史问题。
据漢代《说文解字·许慎序》云：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又云：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
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濳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
《淮南子·本经篇》云：
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世本·作篇》云：
黄帝使義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一区占星气，伶伧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隸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苍颉作书。沮诟、苍颉为黄帝左右史。
《吕氏春秋·君守》云：
苍颉作书。
我们从中国历史文獻中看到，有关“黄帝”和“苍颉”同时出现在一起的史料并不多，我看到，在《世本》和《说文解字》中有这种史料。然而在文物中，世界上可能仅有《纳爾迈调色板》，这一件文物上把“黄帝”和执履御史——“苍颉”的形像一前一后同时雕刻在一起。
这些史料说明了：中国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文字，并产生了一个独立的行档——史官。这一点被《那爾迈调色板》上的文字和雕像印证了。但这些文獻同时又说：“苍颉作书”，“初造书契”。如果我们将这两句话理解为：苍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御史，并亲自记载了黃帝制裁蚩尤和统一中国的这两件重大事情。这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埃及文物的证明！但要说：苍颉“创文字”——即文字是苍颉创造发明的；或者说：苍颉“初造书契”——即书是苍颉最早编写的。这显然都误解了历史！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御史“执履”，这种事情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标志！既使外国学者看到这一文物画面，也说不清这表述了什么意思！但从这件历史文物上，我们卻可以看懂其意。因为在中国历史文獻里，不仅记载了黃帝和苍颉在一起的事实，并且还记载了“苍颉作书”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恰恰又被《那爾迈调色板》上的国王和御史在一起的“执履”形象印证了！从而使我们看到，“中埃”两国历史文獻和文物，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第八：我们再从“中埃”两国古人处置战俘的方法上来看。在《那爾迈调色板》的背面，第一幅画面上雕刻了“那爾迈”视察斩首示众的十具無头尸体的景象。然而，这种将俘虏斩首示众的仪式，我们同时又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墓葬中也有所见。
因为，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西北岗墓葬中，总共发现了400余俱身首异处的人头骨。而解放前夕，这400余个人头颅，都被秘密运往了台湾中央博物馆。后来经著名学者李济和杨希枚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头骨，正是非洲黑人的头颅(6)。
然而问题是，中国殷墟怎么会出土非洲黑人的头颅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最好，也是最大胆的解释，这就是，这些殷墟出土的黑人头颅，正好说明了“中埃”兩国文化在商代前后就有著亲密的血缘关系。因为，我们从《那爾迈调色板》上看到，埃及砍头示众的野蛮习惯，和中国殷墟出土的身首异处的非洲黑人头颅，两者之间，不仅在处置战俘的作风上，有著异曲同工的渊源关系，同时，中国人类学家已经验明了，400个殷墟出土的头颅中，就有一部分是非洲黑人的头颅。这就肯定了“中埃”两国在上古时期，确实存在著亲密的往来！
第九：我们再从“中埃”两国文獻文物上来看，上古“矮小人种”根据自己的体力，爱用自己豢养来捕食小兎小鹿小羊和鱼儿的，最熟悉的飞禽来做“族旗”的标志。同时，我们看到，在《那爾迈调色板》中，雕刻了四位矮小人物的形像，他们各撑一面族旗，旗帜顶上还各立著一只鸟儿的模型，他们走在“那爾迈”检阅队伍的最前面。
然而，我们又惊奇的发现，这一画面，恰恰又和我国古籍《列子·黄帝》记载的：“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7）的后半句史料，简直可以说是龙凤相配，吻合得天衣無缝！
这就是说，《列子》记载的“四鸟”，完全又被《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旗帜”上的“四鸟”画面印证了！而这四个打著“鸟旗”的矮小人物，很可能就是上古时代的“司幽国人”、“黑齿国人”、“玄股国人”。因为，《山海经·大荒东经》明确的记载说：“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是使四鸟”。“有黑齿之国……黍食，使四鸟”。“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8）。这樣一来，“中埃”两国文獻文物记载和雕刻的画面，也就再一次得到了统一！
（请看：这两顶宋朝皇帝戴的皇冠，多么象《纳爾迈调色板》上纳爾迈头上戴的下埃及的“平顶皇冠”啊！）
（请再看：中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三个奇形怪状的“异体”金文“帝”字头上戴的尖顶帽子，多么象《纳爾迈调色板》上纳爾迈头上戴的上埃及的“尖顶皇冠”啊！）
第十：我们再从“中埃”两国文獻文物记载的，古帝头上爱戴冠冕的形像来看问题。我们看到，在《那爾迈调色板》的正面雕刻著“那爾迈”头戴上埃及的尖顶白冠，背面则雕刻著“那爾迈”头戴下埃及的平顶红冠。这两幅画面反映了“那爾迈”统一了上下埃及的史实。
然而，《那爾迈调色板》上的这两种不同的皇冠，都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到相应的证据。例如，唐宋古帝头上都是戴著平顶的皇冠，其造型与下埃及的平顶皇冠惟妙惟肖，异曲同工。这大概继承了炎帝的遗风。同时，在中国金文古字中有三个奇异的“帝”字，而这三个“帝”字头上都戴著尖顶的皇冠。这三顶皇冠又与上埃及的皇冠一目一樣。这大概继承了黄帝的遗风。
下面，我们再来看中国历史文獻记载的黄帝与冠冕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难看到，我国历史文獻明确的记载了这一重要事实。
例如，《世本·作篇》就明确的记载说：
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9)。
然而，这里的“冕”是什么意思呢？据《辞海》云：“冕，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禮帽。后来专指帝王的禮帽或王冠”。
又据《竹书纪年》云：
黃帝轩辕氏元年，初制冕、服。
《太平御览》卷686引《说文》云：
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纯纩。昔者黃帝初作冕。
《三禮图》云：
黃帝戴黃冕。
《山海经·中山经》云：
祈，璆冕舞。
《淮南子·主术训》云：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
高诱注：
“冕，王者也”(10)
然而，“冕旒”又是什么东西呢？据《现代漢语词典》解释说：“冕旒，即天子的禮帽和禮帽前后的玉串”(11)。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中埃”两国5000年前的古帝，都有戴“冠”的习俗和仪式，这一史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埃”两国文化是同祖共源的血缘关系。同时，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囯历史文獻是准确解释埃及文物的说明书！你看一看，《竹书纪年》和 《三禮图》记载得多么准确，“黃帝轩辕氏元年，初制冕服”，“黃帝戴黃冕”。
第十一：我们再从“中埃”两国文獻文物记载和雕刻的“龙”来看问题。《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了一幅最叫人难以理解和相信的画面，这就是，两个个子矮小的人物，用绳子缚住两只“蛟龙”的龙头，就象牵骆驼一樣，并使这两只“蛟龙”头鼻相对，长颈弯曲成一个“O”字型。
对于这幅图中的动物，很多学者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所以都避而不谈这个深奥的学术“难题”。但我们看到，王晓焰说它似“長颈鹿”，但又不象“长颈鹿”。而就是这樣一幅古里古怪的画面，确实把很多学者难倒了，使他们望而卻步！只有王晓焰先生鼓足勇气解释说：“两名奴隸牵著两只长颈的动物，其颈巧妙地交叉，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调色碟”。其实，这话还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关于这两只“怪物”，我研究了22年，才从文獻文物和实物之中，发现它其实就是古生物学家所说的“梁龙”的刁遗，同时，它也就是中国古人所称的“龙”或“蛟龙”！关于这个问题和事实，我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而证明了“蛟龙”不是神话，而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动物。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名叫：《龙即恐龙，恐龙没有绝灭》。
但我因为缺钱，未能出书，故只好将书中的內容一段一段的在我的博客中发了出来。如果对龙感兴趣的话，不妨读一读。因为网友们读后，赞不绝口，称：“赵自強是研究龙的活百度，比百度还厉害”。
然而，也有一些埃及学家对这两只“怪物”不以为然。于是，他们好奇的问道：这两只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就是中国诸多历史文獻和历史文物反复记载了5000年的“龙”和“蛟龙”。而“蛟龙”又是什么动物呢？其实，它就是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错误认为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徹底绝灭了的恐龙中的一支——“梁龙”的后裔。
对于这一点，《漢唐地理书钞》辑《遁甲开山图》云：
绛北有阳石山，中有神龙池。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龙于此。为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之时，即祀池请雨（12）。
这樣看来，《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那两个个子矮小的人物，就应当是“云阳先生”，或“云阳先生”带的豢龙高徒。
通过这一研究，事实上，我们又把《遁甲开山图》记载的黃帝和黃帝“遣云阳先生养龙”的这两个千古之谜揭开了。因为这两个谜案，都得到了埃及历史文物《那爾迈调色板》上刻画的“那爾迈”和古人豢龙的有力证明。
但龙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多种学科的重大问题，不是这几句话，或几页纸就能够说清楚的大问题。所以，想了解清楚这个问题的朋友，请到我前面的博文中去看一看，这里就不详细的赘述了。
（请看：这个巨人的形象和姿势，真有一点象《纳爾迈调色板》上“纳爾迈”制裁跪在地上的“鱼池”的形象和姿势！）
第十二：我们再从《那爾迈调色板》中可以看到，5000年前，当时的人类起码可以分为高矮不等的五六个人种。其中以那爾迈（黄帝）的个子最高大，蚩尤的个子第二高大。而个子最矮小的是仪仗队前面的那两名旗手，他们的个子仅在那爾迈的膝下；而苍颉的个子在黄帝的肚脐之间。这件历史文物真实的再现了黄帝确实是高大的“巨人”之事实！
然而，关于“巨人”的问题，在中国历史文獻中连续记载了几千年，甚至在众多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仍然不绝于耳。同樣的资料，在国外古籍中也有所见。但有的史料把古代“巨人”记载得实在太大了，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是真实的事情！于是“神话”也就产生了！
例如，《神异经·西北荒经》就把“巨人”记載成身“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的超级“巨人”。同时，我们还看到，印度的《涅槃经》也有同樣的记载，说：“汝等当知，如来正法深旷如海不可测量，又复大海有诸众生身体极大，长万六千逾阇那，或复身长八千逾阇那，或复身长一寸半寸乃至极微”。但《神异经》和《涅槃经》的差別在于，一本书末说明“巨人”的名字，另一本书则说明了“巨人”的名字叫“如来”。而这个“如来”，从语言学和訓詁学上来看，就是“轩辕”的音译。
但是，这种过份的夸张，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無济于事，相反，还使我们不敢相信上古真有“巨人”存在！就这樣，上古真实的“巨人”历史，就被众多学者误认为“神话”。其实，在12000年前的冰川时代，以及后期一段时间里，“巨人”确实具有非常高大的身体！而关于这一点，“中埃”两国文獻文物已经得到“巨人”创造的百吨、千吨重的“巨石文物”的印证！
所以，《老子》云：
天大、地大、王亦大（13）。
《说文》又云：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南唐徐锴《说文系传》大部云：
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古文人也。
清人钱坫《说文解字斠诠》大部云：
大，《系传》作古文“人”也，盖《古文尚书》亦大为人字。
从这四本古籍记載的 “王亦大”来看， 古人把上古“巨人”同“天”“地”相比，足见“王亦大”之事实。然而，关于“巨人”的问题，说得最清楚的要算《淮南子·本经训》了，它说：
帝者，体，太一。帝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14)。
我们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到，古人反复強调：“天”是“第一大”的，“地”是“第二大”的，“王”、“帝”、“人”是“第三大”的。当然，这里不是指所有的古人都“大”，而是专指上古古帝和他的族人“大”。由于“帝王”是由上古“巨人”中的“巨人”，才有能力擔当得了的差事。所以古帝把自己与“龙”相比，或以“鲸”自喻，就不难理解其中“大”的道理了！
你看，《淮南子·本经训》把古帝的形象和诸侯、君子的形像相比，这就显得古帝的身体特别高大。所以文獻称：“帝者，体，太一”。并进一步指出，“帝”的身体大得能双手抱“笼天地”，双脚能踩陷“山川”。这段对“巨人”身高体重的生动描述，几乎把“黄帝”这种“超巨人”写成了重型坦克车，他走过之后，地上就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关于“巨人”身体十分高大，十分可怕的史料，《初学记》卷二引《涼州异物志》云：
有大人生于北边，偃卧于野，其高如山，顿脚成谷，横身塞川，近之有災……唯可遥看。
《尚书大传续补遗》云：
长狄之人，长盖五丈余也。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考异邮》云：
长狄兄弟三人，各长百尺，别之国，欲为君。
《国语·鲁语》云：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
“敢问骨为何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15）。
《会稽郡故书杂集》辑《贺循会稽记》云：
防风氏身长三丈，刑者不及，乃筑高塘临之，故曰刑塘。
《漢书·五行志下》云：
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作金人十二，以象之（16）。
《晉书·武帝记》卷三记：
是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
《晉书·五行志下》卷29云：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足长三尺二寸，发白，著黄巾黄衣。
《隋书·五行志中》卷二十三云：
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立。
我在上面连续引用了十四部古籍中的关于“巨人”的史料，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古代确实有“巨人”存在。
其实，在中国历史文獻中关于“巨人”的史料远不止这些。因为在中国正史、野史、方志、志怪和笔记小说中还有许多“巨人”的记载。例如，宋洪迈的《夷坚志·长人岛》，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人》，褚人获的《坚瓠余集》中的“巨人”，这些就不再一一辑录了。因为“巨人”的问题，我在前面的（149）《大冰期塑造了巨人、巨果和巨型动物》，（163）《大冰期时代，巨人的壽命最长》，（[size=+0]176）《世界大洪水后，巨人百岁开始生育，壽命由此缩短》[size=+0]，[size=+0]（179）《巨人、巨人迹、巨人万岁中的科学问题》，（185）《<山海经>的主题是巨人记载埃及金字塔》等等文章中都做了专题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我们从这一比较研究中看到，“中埃”兩国文獻文物记载和雕刻的“巨人”，再次在这里得到了相互印证和吻合！
但是，我为了更加透徹的说明《那爾迈调色板》记录了一个上古真实的“巨人系统”，我就不得不把《太平御览》引《河图玉版》记载的上古“巨人系统”特别的提出来，作一个具体的研究说明。
我们从《河图玉版》中看到，该文獻原本记载了上古一个从高到矮的完整的“人类系统”。这一记载反映了更重要、更关键、更直接的“巨人”问题，并且它里面的记载与《纳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图像几乎一致。我们看到，这一文獻是这樣记载“巨人”系统的：
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人，长十丈，皆衣帛。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佻人国，长三丈五尺。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中秦国人，长一丈。
然而，最有意義的是，考古学家在埃及恰恰就发现了这件与之吻合的著名历史文物——《那爾迈调色板》。这件精美的浮雕，正好是5000年前纪念黃帝擒杀蚩尤，统一中国的中国历史文物。我们从两者的关系来看，《河图玉版》恰恰印证了《那爾迈调色板》中的“巨人”系统。但由于《河图玉版》残缺不全，所以矮小人种的记载也就遗失了。
现在，我们从这一研究成果中可以悟出两个史实来，第一个是：《那爾迈调色板》证明了“黄帝”确实是“建都”于埃及的真实历史人物。第二个是：证明了“黄帝”确实是高大的“巨人族”之领袖！所以，《云笈七籤·劫运·老君戒文》称埃及为：“流沙中的無量之国”，即具有無比巨大力量的“巨人”之国。为了映证这一事实，古人在埃及塑造了许多“巨人”形像以予纪念。如20米高的狮身人面像一尊，两尊20米高的门农（神农）巨像，四尊20米高的商帝巨像，六尊10米高的小商帝巨像，無数个8米高的商帝巨像，很多个古帝巨大的浮雕像！并且还建有大大小小96座埃及金字塔帝陵。
此外，《河图玉版》还包含怎樣的历史意義呢？它与《那爾迈调色板》还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河图玉版》中的“河”，其实，就是指流泾埃及的尼罗河，而不是指中国的黄河。“图”是指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因为“河图”是埃及的标志，所以中国上古古人把“河图”作为埃及的别名或标志。这就象“毛泽东”是“中国”的标志，“八一起義”是“南昌”的标志，“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标志一樣。再说“玉版”，实际上，它就是指《那爾迈调色板》，或此类的石制《调色板》。因为，廣義上古人把石头统称为“玉”。“版”是“板”的同音假字，可以替代换用。所以“玉版”，就是指古人用石头簿片制成的《调色板》。
经过这樣认真的分析之后，《那爾迈调色板》上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也就被《河图玉版》中的主要內容映证了！故《河图玉版》其实就是解释《那爾迈调色板》的“说明书”，不过《河图玉版》是用文字形式记载黄帝擒杀蚩尤，统一中国，以及当时各种不同的人种的文獻。而《那爾迈调色板》则是用图画的形式把历史事件和当时的人种雕刻在石板上。事实上，两者异曲同工，都反映了相同的历史事实。但十分遗憾的是，这篇关于《那爾迈调色板》的“说明书”中的大多数内容都佚失了，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补充。
由此可见，“中埃”两国文獻文物，再次在这里得到了相互印证和吻合。从而使我们发现，《河图玉版》，这一怪异书名的原始意義，正是《那爾迈调色板》的“说明书”！同时，我们还发现，该书的“诞生地点”、“诞生时间”，以及“身世”，都是出自埃及。因为《河图玉版》和《那爾迈调色板》正是“连环图”的互证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将“中埃”两国文獻文物记载和雕刻的十二个方面的资
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之后，从而发现，中国历史文獻记载的事实，和埃及文物《那爾迈调色板》上雕刻的图像是完全吻合的关系。我们从而可以断言，这种双重证据完全对映吻合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可靠的、科学的！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在“中埃”兩国的历史文化之中，除了上面种种的吻合之外。我们还看到，在“中埃”兩国的历史文化之中，如“兵马俑”是一致的，陵墓前的“人兽俑”是一致的，陵墓前的“华表”是一致的，陵墓中的“棺裹套装”文化也是一致的，甚至“镇墓兽”和“灵魂鸟”文化也是一致的！而在“中埃”兩国的历史文化之中，竟有这么多一致的地方，难道这还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这不是历史的必然吗？其实，“中埃”兩国历史文化中有这么多一致的地方，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这就是，“中埃”兩国历史文化，原本是统一的文化，原本是源流关系，原本是祖孙血缘，原本是一家人！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种解释能够真正说明这些“一致”的原因了！
我们把问题研究到此，也就胜利的证明了埃及历史文物《纳爾迈调色板》，确确实实是中国古人为纪念“黄帝蚩尤之战”而雕制的历史文物。所以，《调色板》中最高大的人物“纳爾迈”就是“黄帝”；“瓦师”或“鱼池”就是“蚩尤”；“苍颉”就是“纳爾迈”身后站立的那个“执履”的“御史”；“豢龙的云阳先生”可能就是那两个用绳子缚住龙头的“矮小人种”，或他的徒弟；而《山海经》记载的“司幽国人”、“黑齿国人”、“玄股国人”，就是《调色板》中雕刻的那四位身体矮小的撑著雕、鹖、鹰、鸢旗帜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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