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扑朔迷离的牧野之战
扑朔迷离的牧野之战
●李红军
商周间的战略決战
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封神榜》，让“牧野之战”这个300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几乎国人尽知。
尽人皆知的还有商纣王，一个除了荒淫还是荒淫的暴君。
但历史上的商纣王究竟怎樣？历史真实到底是怎樣的？
很多人更不会想到，这个电视剧里的战争竟然成为中国历史年代学的关键点，也成为中国文明史的关键点。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为何只有“三千年历史”？中国纪年史是在公元前841年，那么此前的2000多年历史是如何排列的？
这些全赖于牧野之战年代的确定。
作为电视剧，过往的事情很容易处理：一天之内，周武王的军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痛快淋漓地打垮数倍于己的商纣王军队，完成商周政权的交替。
但面对通俗化的牧野之战理解，失卻了想像翅膀的历史学家们卻没有剧作家的快意。
3000多年前的一次战役，無论它多么重要，岁月也没有特别关照它，当穿越3000年的时空隧道来到现代时，它的真实面目已被历史长河淹没。
牧野之战究竟发生于哪一年？有诸如天文、历法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在专家意见并不统一的情況下，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战争进行于公元前1046年。
但对于很多历史学家来说，已经进行了两百多代人的争论还没结束：牧野之战到底是怎樣进行的？
正史中的武王伐商
1950年，毛泽东在新乡市视察期间，早起坐车到新乡市郊牧村，遇到一位放羊老人，就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放羊老人诚实答道：“不知道！”
毛泽东替老人自豪地放言：“这就是历史上牧野大战的地方！”
9月初，走在从新乡市前往牧村的路上，新乡市的武王伐纣、牧野大战研究专家苏德榮道出了这个故事。
無法想像毛泽东来到牧村的时候会是什么樣的心情，这个作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笑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伟人，他创造过太多的战争奇迹，在牧野之地上他看到了什么？又会作何感想？
但毛泽东的话让新乡市人吃了“定心丸”：牧野大战就是在新乡郊区牧野乡进行的。
按照相对比较为人接受的史载：公元前1027年（现在被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
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漢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由孟津（现有争议）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所以开进非常顺利，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無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無法立即调回。只好武装大批奴隸，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也有史称70万），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隸，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接著，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隸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義，掉转戈矛，邦助周师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沖驰帝纣师”，猛烈沖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然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这场牧野之战，不仅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还是“兵之胜败在于政”的典型例证。
这场战争也留下了令人熟知的“前徒倒戈”、“反戈一击”等典故。
“血流漂杵”？“兵不血刃”？
有句名言叫“战争即政治”，这是真理，战争总是为著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进行的。
但对于牧野之战的记录和解释更多卻透露出一种思想的需要。可以说，在对待牧野之战的问题上，思想的价值已经淹没了史学的价值。
所以今人在遇到牧野之战时，难以剥离蒙在真实事件之上的历史尘埃。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無贰爾心。”《诗经·大雅·大明》记载了牧野之战实況。随战争的进行，《诗经·大雅·大明》表述战争进一步的情況： “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惟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廣阔無际的牧野战场上，奔腾著威武雄壮的骏马，驾驶著漂亮檀木装饰的战车。看那英勇的师尚父（即太公望）像雄鹰一樣飞驰在战场上，始终忠实地卫护著伟大的周武王。他们齐心协力，奋勇地与商军激战，到早上天亮就宣告天下得到解放。
《诗经·大雅·大明》是周人歌颂其先祖先王“文治武功”的庙堂之乐，虽然其中会有溢美之词，但是“牧野之战”堂而皇之“入登大雅之堂”，牧野之战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一场小邦周取代大国商的王朝兴替之战，这场战争，古代文獻的记载和古代名人学者的评述，出于不同角度有著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认定，《尚书· 周书·武成》在描述到牧野之战的战況时曾说：“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纣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纣王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在牧野卻没有与武王的军队发生沖突；而是前徒倒戈，反戈一击去打击“助纣为虐”的后方自己的军队，战争之惨烈直杀得血流成河，连盾牌都漂了起来。
《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纣兵皆崩畔纣。”所以，武王伐纣，又有“兵不血刃”之说（《荀子·议兵》）。
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 “兵不血刃”与“血流漂杵”，在去古未远的战国时代，虽同为儒家卻也有著不同的解释。主张人性善的战国早期儒家代表孟子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但他在对“血流漂杵”之说不以为然的同时，卻表示了对以仁伐不仁的战争的赞同，并且说“仁人無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而主张人性恶的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子，则大谈牧野之战的“兵不血刃”，“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弥来服”（《荀子·议兵》）。
远超自身价值的決战
几年前，一位国家部委的领导人遭遇了一个这樣的问题：你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只有三千年历史？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个令国人尴尬的问题。中国有纪年的历史，最早是公元前841年。或许一切责任都应归于秦始皇，是他把书都烧了，那被烧的或许就有牧野之战这一页。
因此，中国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个工程中，牧野之战空前地被人们所重视。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能把牧野之战的时间问题解決，则不仅向下可以安排西周列王的年代，而且可以上推商、夏，很多历史的谜团也会渐次揭开。
然而，历史把武王伐商的年份深深地隐藏了起来。这無异于历史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地表的痕迹被岁月悄悄抹去了。
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出土了一个利簋（guǐ），通高28厘米，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反映武王时期时代风格的标准器，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它被认为是武王伐纣的见证物。
中国古代，国家大事有二：一为战争，二是祭祀。商周时期，凡有大事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预知吉凶。
这件利簋的内底就镌刻著周武王在讨伐商纣之前占卦问神的铭文，全文共32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伐纣，在甲子日黎明，对伐商能否取得胜利进行了卜问，兆象很好。就在当天，周师一举打败了商军。到辛未这天（七天以后），武王在驻军处，赐给史官利（人名）以金（青铜），利觉得非常榮耀，遂铸此簋作为纪念。
利簋的发现，澄清了以往历史上的诸多疑惑，但利簋没有确切纪年，虽然根据它去推算，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但战争时间依然是谜。
直到在运用现代天文、历法等进行了精确测算、推断后，专家们最终确定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就这樣，牧野之战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義。
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替阶段，人类普遍经过了一个被称作“英雄时代”的历史阶段，崇拜英雄，崇尚力量、崇尚战场厮杀乃至崇尚狩猎，崇尚生命原始的野性美和生命本真的沖动，崇尚原始的巫术力量，是这种时代英雄的普遍品格。
这一切，不期然在《封神榜》里得到了诠释。
或许是《封神榜》影响太大了，人们只看到了周武王、姜太公等的英雄气概，反过来只把那个商纣王看作恶魔的化身，全不知他曾经也是英雄式的人物。
但殷纣王也没什么委屈的，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只是捆绑在时代的战车上而已。他的终结，是文明对野蛮的替代，是英雄时代的终魂曲。
成者为王败者寇。当人类走向文明，当一种力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时，往往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在这种话语霸权下，除了胜利一方，所有其他势力当然就只有成板上肉了。
没办法，这就是历史。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正在进行时。
胜负已定于战前
一部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演绎了商周之间一次決战的前前后后，但那也不过几十天就让人了解了整个过程。
历史上的周代替商，卻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十几代人的努力。
甭管电视剧演得多邪乎，历史的真实是，这是两个朝代更替的大決战。
应该说，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也曾经历过辉煌。从初兴、中衰、复振直到全盛，商纣王（帝辛）即位后，商朝已经进入了全面衰退、危机四伏的时期。
按照历史上诸多史家的评判，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擔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它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空、蒸蒸日上。经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周迅速強盛起来，其势力突进到江、漢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況的贤士吕尚（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廣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稽）而不征，泽梁無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笃仁、敬老、慈少、禮下贤”的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廣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各诸侯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 “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隸）的法令，保护奴隸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樣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夠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著，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去世，他的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父亲遗志，遵循既定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前史书的普遍说法）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与此相反，当周在发展势力、争取人心时，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说法，纣王卻在加重压榨、盘剥人民并“淫乱不止”。此时，商王朝中大臣们都擔心西周坐大，将不利于商。纣的叔父比干、哥哥微子多次劝谏，纣王根本不听。掌管朝廷祭祀、宴会等奏乐的曲乐官商容有贤名，深得民众爱戴。但纣王嫌商容凡事都要按典章制度办事，有碍他的淫乐，将商容罢官逐出朝廷。众官员见纣王愈来愈乱其祖制国法，不理朝政，和妲己、妃嫔以及几个谀臣在沙丘、鹿台日夜玩乐，都为商王朝的前途擔忧。当周文王征服了黎国以后，更加引起商朝臣们的忧心。大臣祖尹前去鹿台叩见纣王，见到纣王以后，祖尹先是告诉西伯（即姬昌）征黎，招抚流亡，然后才说：“现在人心不安，甚至希望朝廷早日灭亡。请大王想想，现在如何办？”
沉浸在淫乐中的纣王当然不爱听祖尹这樣的话，他说：“我的命生来是由天管的，你说这些有啥用？”祖尹见用社稷安危的话都不能打动纣王的心，只得回去。众朝臣都前往探问，祖尹叹气说：“纣不可谏矣！”
微子见纣不听劝谏，估计终有一天会亡国，就逃到民间隐藏了起来。
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也是多次劝谏纣，看见微子逃走，有人劝他也逃走，箕子说：“我还不忍心离开。”就装成个疯子混在奴隸中，纣王知道后便命武士把箕子囚禁起来。比干见箕子被囚，冒死劝谏，并指责纣囚箕子是不对的。纣恼羞成怒，下令杀了比干，还对比干剖腹挖心。众朝臣见纣对自己的亲人都如此残暴，更加恐惧。于是商王朝中两个管理祭祀的乐官——太师疵和少师疆抱了宗庙中祭祀时使用的乐器逃出商都，投奔了周。
客观而言，当时商纣王不是没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也不是不想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擬定中的军事行动，卻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加上此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热化，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英雄时代的悲壮出局？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徹底胜利，看起来非常容易，似乎是一蹴而就。
按照《封神榜》说，这是“天意”。無论“天意”还是決战中的排山倒海，都掩盖了历史真相，掩盖了历史进程中的艰难和智慧。
从军事上来说，当然有可圈可点之处，胜利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正确选择決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机，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在牧野決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徹底崩溃。
但商纣王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卻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征暴敛，严刑酷法，导致民心丧尽，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無所作为。
实际上，在周文王被拘羑里城演绎《周易》时，就已決定了商周未来的命运。
深得《周易》精髓的周统治者肯定知道，这已经是个传统英雄主義末路的时代，在相当程度上，血与火已经难以抵御智慧的征伐，武力与酒也难以像以往一樣高奏凯歌，一种新的文化、文明已经在母腹中孕育，所以他们抓住了机会。
殷纣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走向农耕文明的时候，一只脚还停留在渔猎时代，它高扬的是蛮横的武力、用残酷的炮烙之刑来展示他君王的威猛，他以曾经的胜利者的高傲在醉与酒的淫乐里恣肆。
时代不会永远停留在过去，不会等著执迷不悟的殷纣王。
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破灭，周王朝新的统治秩序在中原确立，同时西周奴隸制禮乐文明也开始全面兴盛，并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禮乐被确定几百年后，一类新的文明的代言人——史学家们开始审视这段历史，一种善恶是非观于是流于笔端，就这樣商纣王被斥为众恶之恶。
对商纣王罪行的揭露，文字最为形象且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司马迁的《殷本纪》：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做成肉酱）九侯。鄂侯争之強，辨之疾，并脯（煮）鄂侯。”因为历史太过久远，商纣王是否如此，已难考究。
“中国历代，多以信为史，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新乡市对于商周文化颇多研究的苏德榮先生说，“比如纣王，他也有过自己的辉煌，他也曾经有过征伐，曾经战無不胜，但当他失败后，一切都被抹去了。”查找历史，涉及纣王的所有文字几乎没有褒義，看来要给纣王客观的评价，很难。
但有一点似乎也是無法否认的，历代史家乃至儒生为著政治和伦理的目的，不免有点儿夸大其辞，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文王、武王的对立面——商纣王丑化。
实际上，就商纣王同周文王、周武王的关系而言，商败而周胜，除了人心向背的因素，战争的实质实际还是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在《封神榜》里，则成了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谓“恭行天之罚”了。
说到底，历史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谁是赢家，谁也就获得了历史的解释权，获得了美化自己丑化对方的权力。
纣王無道，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周文王、武王好像也不是道德的完美化身。而且有些事情，就是按照古代世界的道德观念，也是不可取的。商纣王無道而贼民，自焚身死，已是报应。周武王攻入朝歌之后，对商纣王的尸体连发三箭，还割下头颅悬于大白之旗，且对纣王的两位妃子采取同樣的残暴行为，实在不是道德高尚者所为。
鲁迅先生在《采薇》中这樣描述：
“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
由4位首席科学家、170余位专家参与，涉及考古、天文、历史、数学等多学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四年的努力，在牧野之战的年份上——还只是从漢至今的200多代人求证的44种年份里，谨慎地得出了武王克商年和克商日（牧野大战）的“首选之年”——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这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科学家有别于普通人的地方。
但这个工程只是解決了纪年问题，对于很多历史学家，探索之路似乎刚刚开始，比如牧野大对決在何处进行？八百诸侯会盟处又在哪里？
这注定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那毕竟是一场战争，战争中的人物早已不知魂归何处，而所有地望的遗迹经三千年的风雨侵蚀，也已不见“芳踪”。
居然有个“鹰扬”村
“牧野之战就在新乡！这是不容置疑的！”新乡市研究商周文化的苏德榮先生说。
听说我要采访牧野之战，他专门提前从在南京召开的国际明史会议上赶了回来。
1994年前，他在潞王陵搞明史研究。
1994年，市政府要搞牧野文化开发，苏德榮才“转行”作商周文化研究，这一作就是十年，十年间，仅仅记录的资料就达200余万字，他自然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具体来讲，新乡牧野乡的牧村、朱庄屯、玉河村一带，就是当时牧野大战的接触点儿！”
走在前往牧野古战场的路上，苏先生说。
按苏先生的指引，我们首先来到了牧村，原以为会看到大決战的碧野万顷，没想到眼前竟如此“狭隘”——牧村已经被城市吞没了，连同它的过去。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问几个村人知否牧野大战，竟谈起关牧村，是那个曾几何时唱得大江南北“思恋家乡小河”的歌唱家——关牧村。
好在也不是全無收获，在村中，竟觅到了兴国寺。
这个庙宇，是漢明帝年间为纪念周武王伐商纣王所建，明万历年间重修，坐北向南，南北长550米，东西宽50米。
据说兴盛时，寺院宫殿翔起，栋宇崇隆，楣楹峻耸，户牖整齐，前后植松柏，四旁培榆杨，行山曡翠西北，卫水萦绕东南，四周农田村舍环抱。
但现时，由于风雨剥蚀及战争破坏，仅存大殿三间，水井一口。明代《新乡县牧村重修兴国寺记》载有“县北牧村，周武王伐商之所”。
离兴国寺不远的畅岗村有太公庙。姜太公尚，佐武王伐纣，定天下，立战功。伐纣时曾驻扎于龟岗（今畅岗），后人在龟岗建庙，以褒其功。历朝《新乡县志》所载“牧野，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存”均指此庙，原建年代不可考，最后重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庙堂年久失修，大部分被毁，现仅存大殿一处，古槐一株，石碑一通，上刻《重修太公庙记》，庙址位于畅岗北街与北干道丁字路稍南路东的高岗之上。
但这些似乎都不是牧野大战的直接证据，看我有些失望，苏德榮先生说：“几年前，我查历史资料时，发现朱庄屯有鹰扬村一说，这与《诗经·大雅·大明》颂扬姜太公的诗句该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记载这段历史的碑，我去过多次都没有发现。”
于是前往朱庄屯。
出牧村往北，不几分钟便到了朱庄屯，几许村民闻听我们要找碑，很是欣然，一老者说：“村里有座庙，庙门前有一石碑，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
碑就在街上随意躺著，趴在石碑上仔细观看，不觉窃喜。
只见上书：“自古村落命名各有取義，朱庄屯取何義而名之也，音鹰扬也……昔太公佐義师陈兵于牧……”
碑文记载了姜太公率兵驻扎于此并和纣王決战的情形，因为姜太公作战犹如雄鹰一樣英勇奋起，这个地方就被称作了鹰扬。
“天啊，我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当苏德榮趴在碑上确认后，激动得一迭连声，“太好了，简直像在做夢！我只是在资料里零零碎碎地查到，没想到居然找到了！要知道，这个碑至少也是个省寶啊，鹰扬一词只是在《诗经》里出现一次，别的资料根本没有记载，这是个对应啊！”
“千万要保管好了！”苏德榮嘱咐村民，“这可是寶贝！不能再放在这里了，要把它保护起来！”
苏德榮是个很有自己学术主张的人，在不同的场所，他都先后表达过牧野大战在新乡的见解，并说有碑为证，但当别的专家问他碑在何处时，他卻拿不出来。
诸侯会盟在获嘉？
不独牧野大战的地点现在存在争议，就连《史记》记载的武王伐纣会盟之地，也存在一些歧義。
“牧野大战的开始，该在获嘉！”
新乡获嘉县文化局纪检书记赵清川说。
“千百年来，史书多记载武王伐纣会盟在盟津，其实，按照历史资料分析，盟津只是武王测试军心、民心的观兵地，而真正伐纣时，武王根本没有到过盟津。其大会诸侯之地，在今获嘉县的同盟山。”
“盟津”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文字的是《周书·商誓》：“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到司马迁《史记》：“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这里说的只是第一次观兵盟津，“辨商其有何国”。武王回答说“未知天命”，就回去了，这以后两年，就伐纣一事来讲，在历史上成了空白。
在获嘉，还有这樣的传说：武王盟津观兵以后，更坚定了他伐纣的決心。但他不动声色，暗与各路诸侯联亲修好，加強联系，闭口不谈伐纣一事，暗中派人熟悉商郊地理情況，并绘制了地形图。其间两年，武王很是繁忙。等到万事俱备，他密派使者告知远离镐京的其他各路诸侯，悄悄到甯地（今获嘉）集中。待大部分诸侯到了甯地周围，武王才以朝贡纣王为名，率兵日夜兼程，向甯地进发。为了使纣王去掉戒心，他有意避开两年前曾经观兵的盟津，在汜水渡河，绕道三转，突然插向甯地。这时各路诸侯早已到齐，并筑成了会盟台（后人称为同盟山），遂推选武王为盟主，誓师伐纣。纣王尚在夢中，武王已兵临城下了，纣王调兵不及，牧野一战徹底瓦解。
“伯夷、叔齐第一次叩马而谏，是武王准备到盟津观兵之时。武王既没有真正伐纣，伯夷、叔齐也就不再诤谏。等武王两年后到甯地大会诸侯，伐纣已成现实，跟随武王的伯夷、叔齐才恍然大悟，于是二次叩马以死相谏。这就是同盟山下因何有‘夷齐叩马处’的原因。至于夷、齐饿死的首阳山，只能在偃师附近，不会在山西永济。夷、齐不能忍视‘以臣伐君’，离开牧野战场隐于偃师附近。”赵清川对会盟之事如此观。
这段离奇的传说，被获嘉人字书口传。他们认为，甯地确实是武王很合适的聚师之地。在此骤然聚师，直捣朝歌，给商纣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不能说不是武王出奇制胜的一步绝棋。在商纣力量还十分強大的时候，武王由姜尚辅佐，采取“暗渡陈仓”的策略，正是周师的高明所在。至于史书记载武王第二次会师盟津，大张旗鼓，惟恐不把风声提前告诉商纣，武王不会那樣干。就当时力量的对比，想取胜是十分困难的。武王采取的是“以虎扮羊”、“瞒天过海”之术，才以弱胜強、以少胜多、一举灭纣的。
“有关资料认为，当时牧野大战的主战场在今新乡市‘牧野公園’附近，中心距获嘉的同盟山三十余华里。由此看出，当时作为整个战场的牧野，是指朝歌从南到西南一块辽阔的平原，很难划出一条严格规整的分界线。而武王军要把牧野作为战场，其战前誓师只能在战场边举行，不可能在战场当中，以此作为‘牧誓’之坛的周武王同盟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佐证。正因为同盟山刚刚处牧野之缘，《尚书·牧誓》才有‘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之说。”
从同盟山周围现存的村名来看，几乎都与当时作战相关，“彦党”，传为武王文官宿处；“东仓”，传为武王之粮仓；“西仓”，传为武王之草仓；“彰仪”，传为武王商议军机之地，并为武王精师宿地。 出获嘉县城，东行五公里左右，便是同盟山了，上山前，新焦公路北侧有一巨型雕像，那便是周武王仿铜雕像。这座小山现高六七米，遗址总面积约21万平方米。
同盟山与武王伐纣密切相连，《元和郡县图志》载：“武王伐纣与诸侯会盟于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武王伐纣，盟于获嘉。”由此来看，同盟山当为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战前盟誓之坛。
同盟山上的武王庙建于周末，现存为明、清风格。山前左右有“姜太公校阅台”、“诸侯演武场”、“诸侯井”、“饮马池”等古迹与遗址。同盟山之武王庙为邑人纪念武王而建。据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石碑载：“斯庙始创于周末，重建于洪武之初。”清康熙二十二年碑文记载：“周武王革殷，不期而会诸侯八百，为坛誓师，实莅此所，王庙在焉。”
现存主要建筑三十余间。该庙为坐北朝南中轴线对称形式的古代建筑群，自南至北有山门三间，二门一间，拜殿三间，后殿三间；拜殿前两侧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大殿东侧有配殿两座各三间；后殿东西两侧有配殿各两座，各三间。武王大殿为单檐歇山九脊造，绿色琉璃瓦盖顶；台基为须弥座式；建筑结构为明代风格。庙门前两侧有石狮一对；檐柱对联引人注目：“积善累仁卜年七百，安民除暴同德三千”。
院内有明清碑刻十余通，大殿前有唐槐一株。香山居士曾为唐槐题云：“吊民伐罪事已空，落日荒台动秋风；八百诸侯今何在？独留乔木恨未穷。”
同盟山下有“夷齐叩马处”，伯夷、叔齐，商时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国君的两个儿子，姓墨眙。武王伐纣，此二人叩马而谏，阻止以臣伐君，武王不听。待伐纣取胜，天下宗周，伯夷、叔齐義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
站在同盟山上，触目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把土地都覆盖了，恍惚间，仿佛感到那是一个个直直站立的士兵，风舞处，他们犹如在摇旗呐喊。
那时，站在同盟山上的周武王心情又是怎樣？
八百诸侯，数万兵士，在一个小小的同盟山周围聚集，那该是怎樣的场面？
这一刻，心中似乎已忘卻辨别会盟之地的真伪，所有的，只是战争前的宏大场面，所有的，只是那段沧桑的历史……
因为牧野之战，新乡的文化底蕴应该说丰厚了许多，实际上，新乡所拥有的不只是牧野之战，设若以牧野之战为圆心，可以发散成牧野文化网。
关键是，牧野文化能不能代表新乡？
2004年2月，新乡文化品牌研讨会召开，为了寻找并尽快确立新乡的城市文化形象定位，新乡人在努力。在这个会上，很多专家建议，以牧野文化作为新乡文化品牌的代表和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的城市形象定位。
这一切的发生，当以牧野之战发生在相当于今天新乡地区的古牧野之地为前提。
先有牧野 还是先有牧野之战？
走进新乡，处处感受到牧野的气息，除了原有的牧野乡、牧村，现在还有了牧野区。
为了更突出牧野文化气息，新乡市还在建牧野公園，据说这个公園将来能夠全面展示牧野大战的宏大场面。
“发掘牧野文化，是我们提升新乡文化品位的步骤之一！”
新乡市一位官员如是说。
“发展旅游，挖掘历史文化成为新乡‘五城’创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城创建办”苏海鹰女士说。
而早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苏德榮还为牧野之战写出个21集的电视连续剧，准备还原武王伐纣的本来面目。
但政府的努力似乎缺少基层的呼应，9月初记者先后在牧野区宣传部、牧野乡党办采访时，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几乎都难对牧野之战说出个一二，就连此战在本地进行都抱有怀疑。
实际上，新乡市政府需要发掘的牧野文化，除了牧野之战发生在新乡外，还有自己的地域自信。
专家刘海文撰文指出：据历史载，早在商代，新乡就有牧野的称号了。郦道元《水经注》说：“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
直到现在的人们，也常以牧野大地来指代新乡地区。牧，从牛，从攴（音扑），本義就是指商周畜牧业经济中对牛、羊、豬、狗、马的人工驯养与放牧。
《周禮·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相传，“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民为利”(《管子·轻重戊》)。《夏商史话》一书认为：“殷人之王，指的就是相土，皂是喂牛马的槽，牢就是关畜牧的圈。”“商族本来就是一个擅长放牧的氏族”。“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不仅能饲养，而且能驯服马牛负重作交通工具”。甲骨文中的牢字的本義就是圈，或者说是圈养牲畜。商王祭祀要用大量的牛羊，所以对养牲畜的畜牧业也是非常重视。这樣，“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郦道元《水经注》 ），这樣一片廣阔平坦、水草丰茂的古牧野之地，应该就是当年商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
据《括地志》记载：“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商王朝发展鼎盛时期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武丁在商代历史上以武功著称，他在位五十九年。
后世商王为他立庙，尊称为高宗，古书中又称为武王，并说他“享国百年”(《漢书·五行志》）。武丁不仅创都朝歌，还对农业、畜牧业非常关心、重视，经常亲自到一些农牧地区去视察养牛的情況，甲骨卜辞里有“王往省牛”。这时，古牧野也是当时武丁始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之一。在《夏商史话》里，孟世凯先生认为：“牧是商王派驻各地管理畜牧的武官。”据此，古牧野之地不仅是商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牧野之称又说明，它还是由商王任命的“牧”进行管理的地方。牧野之名，至少也应该开始于朝歌为商王武丁都城之际。
古牧野之地究竟有多大的覆盖面积？据《括地志》记载：“卫州城，故老云周武伐纣至商郊牧野，乃筑此城。”这说明今天的卫辉市辖区属古牧野之地。《荀子· 儒效》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即是说今天的辉县市的百泉是武王伐纣之师在战争前夜的休整宿营地。古牧野的北界与南端，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说“自朝歌南至清水”，于是，专家认为古牧野之地与今天新乡下辖的四区八县大体相当。
“是先有了牧野才有了牧野之战，如果没有牧野，也就無所谓牧野之战了。”苏德榮先生说，“自古以来，牧村都是这个称呼！”
也是，3000多年了，很多人与物事或许都已雨打风吹去了，但牧村还在，周围的鹰扬村也在，这些村落以特别的方式留住了那段历史。
它们以無声的语言求证著一个历史的真实：牧野大地，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仅代表了早在商武丁时间始都朝歌而形成的商郊牧野的农、畜牧业基地；同时，它又是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的古战场；它还成为与之覆盖面积大体相当的新乡地区的代称。
牧野文化是新乡骄傲的存在
無论怎樣，牧野大地、牧野之战和牧野文化，已经成为新乡骄傲的存在。
而牧野之战，因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特殊性，显得愈加招人眼目，也成为牧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
专家刘海文认为，牧野文化其实代表了以前新乡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内涵。
牧野之战，一个偏隅西土的小邦周竟以区区不足5万人的兵力，将拥兵70万之众的大邑商打败。而且，周师“兵不血刃”，而是让“纣师皆倒戈以战”(《史记·周本纪》)，直杀得助纣为虐的残余势力“血流漂杵”，而指挥这场战争的周武王卻是轻松地“一戎衣天下大定” (《尚书·周书·武成》)。这樣的战争，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不仅是堪称奇迹，而且是近乎于神话。
巧合的是， 商的开国君主成汤灭夏之际，也发生了类似的鸣条之战(古鸣条经现代多数学者认定就在今封丘东，也属于新乡地区)。
《诗经·商颂·长发》描述了汤放桀的整个征战经过：“(汤)武王载旆，有虔兼钺，如火烈烈，则莫我难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吾昆夏桀!”孟子也评价说：“汤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古书上将鸣条之战的汤放桀灭夏和牧野之战的武王伐纣灭商合称之为“汤武革命”。
《周易·革》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的本義是指皮革，制兽皮去毛而为革，因此又有了变更的新義。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们是由“天命”而立国。因此，先秦三代之际“革命”的本義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新兴的王朝变革了天对旧王朝的任命，简言之，“革命”就是变革天命。如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就是商对夏的替代、周对商的替代都是顺应天命和民心的。
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谈到三代禮法制度，坚信三代在禮法制度上是承前啟后的相互因袭，但同时又有所废止和增加即损益；他认为，周的禮法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发展起来的，是最为丰富、最为完善的。所以，孔子虽为殷人之后，卻又极力去赞颂周的禮法制度。
史称“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都发生在现在的新乡，他们通过灭夏建商，灭商建周，完成了三代更替的中间大业。三代更替，逐鹿中原，無论是前朝忠臣关龙逄或微子、箕子、比干；还是后朝开国的明君、重臣商汤、仲虺、伊尹或周文、武王、太公望、周公旦，他们的忠贞不渝或是开拓进取、英勇善战、勤政爱民、以德治国的精神和功绩，無疑都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各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刘海文认为，牧野文化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一统天下”的意识和三代社会的进步。古代中国“一统天下”的意识，可以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始，甚至于更遥远的“人文初祖”黄帝时代。大禹建立的夏朝，就已经是“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统一了万国诸侯；商汤立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武王伐纣，“及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直至春秋战国，还存在著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国。由此可见上古三代的王朝统一，从极为松散到渐趋联系密切，表现出摆脱狭隘的血缘父系家族组织的进步趋向。正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周代比夏、商的一统天下的意识更加強烈、更加明确。而且，统一王朝的确立，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牧野之战周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上继承了“禹克三苗”、“汤放桀”、建立王朝一统天下的进步趋向，使西周王朝成为三代的鼎盛时期；同时，又下啟了春秋战国乃至秦的大一统传统思想的形成和实践。
另外，“汤武革命”被后世视为正義战争的典型范例。孟子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废兴存亡者亦然。”由是，古人得出结论：兵之胜败在于政。以天命观为主导的英雄主義因此退场，以德治国的思想由此萌发。武王伐纣取代殷商王朝，这场历史变革带给人们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认定和对传统天命观的动摇和淡化，周天子在统治阶层内部強调“明德”（即最早的“以德治国），对后世有著极为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古新乡的“汤武革命”还对后世的禮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 “汤武革命”中的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对春秋战国儒家的“仁者爱人”、“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事实依据；对墨家的“非攻”、“尚贤”、“尚同”思想也有直接影响；老子受三代思想的影响，以“道”这个命题，成为完全抛弃宗教神学的第一个哲学家；依据周武王“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军事境界，也是由牧野之战而得出的。
商纣王和周武王不会想到，这么一场一天決定胜负的战争，竟然被人们谈论了3000多年，而且注定还要继续谈下去。
他们更不会想到，以他们为代表的牧野文化，会让一个国家获益良多，让一个地区如此被人关注，也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啟动器。
但似乎牧野之战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未来究竟怎樣？也许只有天知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绝不是《封神榜》里那种可以借助神力厮杀的简单战争，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走近它，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全文完）
（综合顾问：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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