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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先秦诸子百家对儒教的批判
晏子对儒教的批判
《晏子春秋》曰：景公伐鲁，得东门無泽，公问鲁年穀。对曰：“阴冰厥阳，冰厚五寸。”公问晏子。晏子曰：“君问年穀，答以冰，禮也。阴冰厥阳，冰厚五寸者，寒温节。寒温节则政平，政平则上下和，上下和则年穀熟。臣恐疲兵而無成，君盍(盍，何不也。)禮鲁以息吾愁怨”遂不伐鲁。
齐景公打算把尼溪一带的田封给孔子。
晏婴劝阻说：“凡是儒者都能言善辩，是难以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为臣子，他们重视丧事，过分追求哀榮，为了葬禮隆重，不惜清家荡产，不能让这种人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谋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周王室衰微，禮崩乐坏已经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制定繁琐禮节，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不完，一个人毕生探讨也搞不清楚，大王如果起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风俗，恐怕不是引导百姓的办法。
出处:史记 孔子世家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晏子春秋》，司马公知道《晏子春秋》是晏子本人自著，所以在撰写《史记》的时候采用了《晏子春秋》的记载。
#《墨子》用事实揭露孔丘是怎么祸乱天下的《墨子 非儒（下）》《非儒》上、中皆佚，在两千年历史中，被儒教焚绝了。
……
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禮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無以违之。是若人气（11），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12），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教用繁杂的禮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樣贪婪地看著，象阉豬一樣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著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著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夠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13），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14），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無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無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義莫大矣！”
【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不（对他们）射箭，敌车走人了岔路则邦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邦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邦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社会。不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
【又说：“君子象钟一樣，敲了就响，不敲就不响。”回答说：“仁人事上尽忠，事亲尽孝，有善就称美，有过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现在若敲他才响，不敲不响，隐藏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对君亲有大利，不问也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兴，就象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发动一樣，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亲都在，不问不说，这实际是大乱之贼。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作儿子就不孝，事兄就不恭顺，待人就不贞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君上如果说了于己無利的事，就高拱两手，往下低头看，象饭塞在嘴里一樣，说：‘我未曾学过。’用他虽很急，而他已弃君远走了。”】
夫一道术学业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義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義，都是大则以治人，小则以任官，远的博施，近的修身。不義的就不居，無理的就不行。务兴天下之利，各种举动，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从我所听说的孔某的行为，从根本上与此相反。】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15）。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16），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義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17），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義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義之也（18）。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樣？”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獻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義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義。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義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義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19），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20），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壽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禮（21），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22）。其道不可以期世（23），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24），孔某之诛也。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禮节以显示禮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禮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無法行他们繁多的禮节，累积财产也不夠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禮，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災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丘能把天下搞乱到这个程度，根本不是所谓什么不得志者）】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決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義。”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葉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豬，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您）为何与陈蔡时的（表现）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義。”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義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
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
注1：《非儒》中所讲的事情，在《晏子春秋》中也记载了。
注2：《非儒》上、中、有对儒教更深入的解剖，但是已经被儒教焚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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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
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
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非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
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
子也。
（上天兼爱人，比圣人兼爱人要博大；上天施利于人，比圣人施利于入厚重。君子爱小人，比小人爱君子博大，他施利给小人，比小人施利给他要厚重。
认为厚葬是爱父母而厚葬，其实并不是爱父母；认为厚葬是对父母有利而厚葬，其实对父母并没有什么利益。认为教儿子学习音乐是爱儿子，因而爱儿子強使其学习音乐，以为是对儿子的爱。认为音乐对儿子有利，而有利于儿子強使学习音乐，其实对教育儿子并没有任何益处。）
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而性，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
诸陈执既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
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
暴人为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
（把残暴人的作为说成是天意，天性，以歌颂天意而阿谀暴人，这是歪曲天意。各种陈旧的执著的歪理邪说既已传播，若我再为他加以阐明，等于我在传播歪理邪说；如果没有传播，若我再为他加以阐明，也等于我在传播歪理邪说。暴人自私自利，而卻说这是上天的意志，那就是天之以人之谬误为真理也，人们如果迷惑在这樣的“天性”中，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儒教就是把一切外族入侵的残暴作为说成是天意，以歌颂天意而阿谀暴人，这是歪曲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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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15）。”
子墨子曰：“执無鬼而学祭禮，是犹無客而学客禮也，是犹無鱼而为鱼罟也。”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16）。”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
【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禮。”
墨子说：“主张‘没有鬼神’的观点卻劝人学习祭禮，这就象没有宾客卻学习接待宾客的禮节，没有鱼卻结鱼网一樣。”
公孟子对墨子说：“您认为守三年丧期是错的，那么您主张的守三日丧期也不对。”
墨子说：“你用三年的丧期攻击三日的丧期，就好象****的人说掀衣露体的人不恭敬一樣。”
公孟子对墨子说：“某人的所知，有胜过人家的地方，那么，可以说他是智慧聪明的人吗？”
墨子答道：“愚者的所知，有胜过他人的地方，然而难道能说愚者是智慧聪明的人吗？”】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無闻，目無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壽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
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
【墨子对程子说：“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
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兴，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上厚葬久丧：做几层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樣，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听外事，眼睛不见外物，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以弦歌、击鼓、舞蹈，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同时又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壽、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減变化。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这足以丧亡天下。”
程子说：“太过分了！先生诋毁儒家。”
墨子说：“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而我卻说有，这就是诋毁了。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而我说了出来，这就不是诋毁了，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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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文学艺术 第 2 6 卷 第4期
浅论《韩非子》对儒家孝道的消解
高 丹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韩非子，战国末年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为实现治国理想，他公然向儒家传统展开挑战，以说服当权者以仁爱治国之路根本 是空谈。他消解了儒家所谓的孝道理论，以时代为借鉴，重新审视以往的孝道观念，从而对比宣扬了法家一派的现实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韩非子；儒家；法家；孝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57（2011）04-0022-03
先秦典籍中，诸子在阐释道理或宣扬观点时常常用“父
”来说明举例。儒家一派，曾子《孝经》开篇便说“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孟子在《滕文公章句》里批判：
“杨氏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爱，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等等。这些都是从正面来反映思想家们的孝道观念。
1，孝悌忠顺愚民，造成天下大乱，是以有弑君，有曲父。
《韩非子》里《忠孝》篇中的出言可谓惊世骇俗。他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義，乱后世之教者也。”
《韩非子》中还说：“《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
天下都以孝悌忠顺为道，卻不知正是这些孝悌忠顺之道引起了天下大乱，都以尧、舜之道为效法，因此有杀君逆父的行径。因为舜本为臣，后来卻以提拔他的尧为臣等等，这些罪行都是讲孝悌忠顺之道所造成的。
2，《六反》：“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男受贺，女杀之”的陋习不光在先秦时期，至今在偏远的农村依然存在，虽然同出于父母的怀衽，待遇卻如此悬殊。这樣的父母在乎的是子女能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因而显得心肠毒辣。
再者，春申君因宠妾之言，谓其子戏其妾而杀其子，韩非亦以此为例说：“纵是观之，父之爱子也，尤可毁而害也。”（《奸劫弑臣》）
《外储说左上》：“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
可知，韩非并不认为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無条件的慈爱，甚至在危害父母利益之时，父母对子女可以杀之，可以“毁而害也”，可以“或诮或怨”。[6]
由此，我们看到，儒教宗法孝道的虚伪和巨大危害。
远鬼神+周易男尊女卑+宗法孝道=中国父母杀女儿和利用儿子，还觉得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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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对儒教的批判
9，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说三】
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義，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義，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義，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
显学第五十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於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禮之。
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禮之。
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於臧获，行直则怒於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無定术，行無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無乱乎？听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無资。”今夫与人相若也，無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無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徵敛於富人以布施於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禮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禮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於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禮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無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於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強。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榮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義，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於人，故明君务力。
夫严家無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学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与壽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听学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徵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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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德经在批判“仁義禮”的基础上，摆脱社会的一切伪装而回归自然，是对华夏天道核心灵魂的最准确把握和最好解读。而孔子正是继承了周易中“仁義禮”的社会污染，而极大地“发展”了“仁義禮”的教義。因此，华夏天道真正传承是老子，而不是孔子。
孔子也讲“道”，但不是老子“道法自然”的科学精神的传承，恰恰是老子批判的“仁義”之“道”，禮教之“道”的传承。
墨子是辩证法科学精神的忠实继承者，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廣泛的发挥，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发展，而且特别发扬了“道”的积极应用方面，而扬弃了“道”的消极避世方面，极大地弘扬了实践上的尚俭和笃行精神。
毛泽东说，孔子是唯心主義的，荀子是唯物主義的。这就指出了荀子和孔子的根本区别。当然荀子的唯物主義还残留著儒教的痕迹，还远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这正是他转向法家——先进地主阶级的代表的起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他可以正面面对社会由奴隸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而站在了法家一边。特别是他和同时期的孟子的公然对立，用性恶论批判孟子的虚伪的性善论，等于宣布了和孟子继承的儒教正统的分道扬镳。著名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高足弟子。因此，荀子实际上传承的不是儒教，而是在儒教的外衣下传承的老子的“天道”。
如果说，老子，墨子，荀子，主要是理论上批判奴隸制，批判儒教，那么，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要求则主要侧重于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服务，集中表现在“法不阿贵”的对奴隸主贵族的革命精神上，和“舍身求法”的獻身精神上。管仲，商鞅是早期的法家，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理论的完成者和实践者，而秦始皇在封建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建立和一系列社会大变革上功不可没。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主流是古典唯物主義和辩证法，是笃行和尚俭的科学精神，是历史上先进阶级的革命獻身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而不是儒教的“中庸”“折中”“调和”“和谐”“倒退复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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