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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2114） 五千年神传文化，其实是蜥蜴吃人的文化
所谓的五千年神传文化，其实是蜥蜴吃人的文化，蜥蜴专制的文化
中国自从秦漢帝制以来，并不是封建社会（商周才是分封而建），而是奴隸社会，与古埃及一樣，是世界最严酷的奴隸社会。
所谓的五千年神传文化，其实是蜥蜴人专制文化，而传统的真正的中国文化，痛苦的挣扎在这种专制下。
占统治地位的儒教，并不是教人做人的，而是教人做蜥蜴奴才的。儒教六经之首《易经》，易的真正意義就是：蜥蜴。
与世界一切其他宗教都不同的是，儒教一直在鼓励自杀，舍生取義，烈女殉夫，克己复禮，克自己不克别人。
儒教自杀理念的殉葬品都被蜥蜴人争相吞噬，儒教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食物。
鲁迅说，中国文化就写著两个字“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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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無论怎樣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著“仁義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著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卻都笑吟吟的睁著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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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食人历史，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古代的食人》作者: （美）郑麒来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有著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愿被食用的历史，心灵的奴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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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反对自由。孔教按照政治权威的需要去压制自由思想，从心灵上桎梏人。孔子反对思想自由，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是说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所在等级的分内事，做好螺丝钉，不需要创造，“述而不作”，重复圣人言就行了，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只能“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这种等级制度用禮固定下来，要求人们“非禮勿视、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动”，凡是不符合禮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总之，反对奴隸们或下级的一切自由。到了现代，演变成“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听，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动”。可见，孔子是反对“自由化”的祖师爷。
“非禮勿视，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动”作为俗世教条不知使多少人放弃了他们的独立性，从思想上自觉戴上这种“禮”的镣铐，使臣民们驯服地、毫無怨言地接受君主的绝对统治而不至于犯上作乱。所以孔子特别提醒君主说:“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调“上好禮，则民易使也”。
《尚书》和《周禮》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可以议论国家大政，而且还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決策(《尚书 洪范》)，这一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晉……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晉”。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決策之例。所以，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与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都失去了。民间的退出，必然使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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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隸。儒家徒说“何谓人，晓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才能称为人，才享有人权。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不禮不仪不廉不耻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者，仍然是人，而且真正的人必须这樣，《老子》说做人必须“绝仁弃義”！
道家才是真正叫人做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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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
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
黑格爾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
笛卡爾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
可孔子反对思想自由，搞什么“思不出其位”那么，孔子配称人吗？
不配，孔子只配称奴隸，他的学说就是奴隸学，或称为儒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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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概念。
人权就是人之为人按其本性应享有的权利，它普适于每一个男女，不分性别、种族、阶级、贫富、国籍，是人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它与外在的权威無关，它先于国家而存在。所以又称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人权是近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人权是个人的，不是集体的，集体人权不是人权。集体人权只是一个比喻意義上的说法。
1 人权是普遍的权利。
人权是超越性别、种族、阶级、贫富、国籍而人人应平等享有的权利。不存在资产阶级的人权和無产阶级的人权。没有少数人的人权和多数人的人权。
2 人权是个人的权利
人权是服务于具体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指社会、集团、政府、民族、国家的权利。
3 人权是平等的权利，是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
4 人权是整体性的权利。
人的基本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向任何一项基本利权挑战就是向整个人权挑战。1968年5月13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德黑兰宣言》，其中第13条宣告：“人权及基本自由不容分割……”。
5 人权是没有義务的权利。
6 人权是是不能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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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扼杀人权 偏爱扼杀兼爱
法国思想家孟德思鸠指出：“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樣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
孟子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孟母为儿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学校。孟轲就学墨门，卻不思进取，最后转投儒家。
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無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無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無君無父，是禽兽也”。
在孟子看来，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管著，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按孟子的逻辑：無君是禽兽，我等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杨朱派主张个人主義。为我学说的核心是“贵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为我”学说极一时之盛，以至“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杨子为什么敢于公开宣传“为我”、“重己”的主张呢？区区一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后的名誉还重要吗？《列子．杨朱篇》中有一段假托孟孙阳与禽子问答阐述杨子“一毛论”的话：孟孙阳说：“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让别人摸一摸自己的肌肤就能获得万金，禽子的回答是“为之”。孟孙阳又问：“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从你身上取下一节肢体，就把一个国家给你承包，你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间”。是得好好想一想，若因这一“失节”弄丢了小命，那国家对自己又有什么意義呢？
孟孙阳总结道：“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多么深刻的见解呀！一个人不过是人类的一分子，就不“贵生”而轻之乎？
中国儒教政客，“先天子之忧而忧”、“毁”人不倦。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樣或威逼或利诱，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价獻出他们的“自私自利”权，以满足自己一姓的最大私欲。面对这樣的天下，杨子公开高举“为我”的旗帜，明卻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不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权。大声疾呼“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这一毛奉獻给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观之，杨子的“为我”“一毛”论实在是君主专制的天敌。在君主及其儒奴们的长期的围剿下，“一毛”论没有容身之地。大音稀声，这就是杨子二千多年来失音的原因吧。
一毛何可拔，天赋此人权。
代代非杨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国先生说：“杨朱是中国古代徹底的人权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损一毫’表现了中国古代徹底的人权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一种了不起的卓识。因为所有专制统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号，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对天下实行独裁统治。……其结果無不是祸害天下，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因为排斥了杨朱的思想，中国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江婴诗百首．江诗党评．诗魂》党治国）。
儒学，不追求事理的根源，不问“为什么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而是直接的宣扬等级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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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统治下，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奴隸专制制度
儒教徹底的摧毁了中国的神学体系，宣扬“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毁灭了中国的传统宗教观，
使中国两千多年前沦落为無神论国家，从此中国的君权再無神权的制约，道德也没有监管。为中国徹头徹尾的奴隸专制奠定了基础。
1。在西欧君主专制时期，至少从制度上还存著一定的制约君权的组织形式，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三级会议、俄国的贵族委员会，存在著一定的合法反对的舞台，而中国的君权则没有制度上的限制与约束。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宗教观念淡薄，無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禮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無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一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
2。中西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都是实行君位世袭制度，古罗马帝国的皇位一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皇帝收其为养子，以此名義传位于后者，很少有传给亲生儿子的；西方有由议会选国王的；但中国卻采取了一种更加直接了当地“以贵”、“以长”而“不以贤”的方式来选择君主，把具有继承资格的人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自然無法顾及对君主在才智德行方面的要求，这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统治。儒家主张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了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儒家学说的苍白無力。
嫡长继承制本来是为了稳定，可嫡长制下的继承人资格最终是根据生母的贵贱确定的，一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因失宠而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的地位，引发流血事件。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乱，甚至暴力流血事件。
3。专制政权由于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剥夺人们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可以任意践踏人权，视生命如草芥。生活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没有和平安宁可言，随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在专制社会里，只存在两种“人”。专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蛮人”，而廣大受压迫的民众则是“奴隸”。
社会生活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基于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不断強化统治者为天的代表的迷信思想。因为在农业社会，人和天比较起来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暗示人斗不过天，所以中国根本就没有人，只有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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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就是让人做“心奴”。
梁啟超把奴隸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獻身的奴隸，心奴又被称为奴才。奴才，奴隸中有才能者也。
《灯下漫笔》选自（ 鲁迅 ）的杂文集《坟》
任憑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樣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漢族发祥时代”“漢族发达时代”“漢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隸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爾。”
2. 儒家教育人为做“心奴”而奋斗！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無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臣”的本義是奴隸，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隸。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隸主義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義”，“天不变，道亦不变”。
法国思想家孟德思鸠指出：“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樣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
孟子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無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無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無君無父，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宁愿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管著，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
按孟子的逻辑：無君是禽兽，我等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義，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榮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隸。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隸，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隸。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無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隸。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卻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3．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隸皆受奴役的专制主義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隸。
帝王不可能憑一已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邦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隸主義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無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隸主義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隸主義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漢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
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人下人”、“奴下奴”通统贬为“小人”，似乎一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不可能成为“小人”了。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正名”：被儒家贬为“小人”者倒未必是小人，以“君子”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
非儒家的“小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隸主義，不愿做奴才，不屑做“君子”。一种认同儒家奴隸主義，羡慕奴才特权，竭力跻身“君子”集团。前者实为大丈夫，后者才是真小人。
儒家“君子”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隸主義，同时竭力否认，认同儒家奴隸主義是因为于己有利。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隸主義，但他非常明白，假装认同儒家奴隸主義正是因为于己有利。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真道学并非真君子，而是真奴才；假道学是伪君子，但并非假奴才。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因而跻身“君子”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無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小人”。
所谓“小人”，并非“人”的问题，而是奴的问题。卑鄙龌龊的“小人”行径，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隸的固有特征，是儒家奴隸主義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
在专制状态下，忠君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而君——独裁者，是窃取了公众权利总魔头。效忠这樣的人只会越来越黑暗。道德基本元素是诚信，也就是真实。在专制国度，媒体被控制，舆论被限制，没有独立的法律，没有独立的调查。专制者只允许世人看到孔雀开屏，绝不允许暴露孔雀开屏后的臀部状态。没有真实，所有的道德只是伪道德。专制者垄断了一切资源。想从专制者手中得到好处，只能用出卖良心交换。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才能赚得盆满钵满。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很容易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世风遂每況愈下。
4．有和無
儒家奴隸主義宣布，一旦“贵为天子”，就“富有四海”。天下人和天下物，都是僭号“天子”的独夫民贼的私产。因为“富有四海”，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有”。漢朝叫“有漢一代”，唐朝叫“有唐一代”，宋朝叫“有宋一代”，明朝叫“有明一代”，清朝叫“有清一代”。但秦朝不叫“有秦一代”，因为壽命太短，仅“有”十四年。元朝也不叫“有元一代”，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天下”，而且包括“天下”以外的许多地区，因此热衷于“夷夏之辨”的儒家不予承认。
或问：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为何有资格叫“有清”？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把儒家集团贬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不让儒家“位极人臣”，于是欲做人上人、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正名”利器，贬之为“夷”，不承认其为“夏”。而“以漢治漢”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于是做稳了人上人、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次动用“正名”利器，宣布满清在种族上固然是“夷”，但文化上已归化为“夏”，“他大清”不妨称为“我大清”，也有资格谓之“有清”。
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有”，不归儒家所“有”，为何儒家喜欢说“有漢”、“有唐”、“有清”？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既然主子“有”，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有”榮焉。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隸，只算一个“無”，也只有一个“無”。对天下奴隸而言，即使是本族主子，也依然不是“我大漢”、“我大唐”，而是“他大漢”、“他大唐”，于“我”何“有”？
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之一部分，就不配称“有”。所以不能说“有魏”，也不能说“有吴”，更不能说“有南唐”，“有北漢”。那些小朝廷只算若“有”若“無”，连“有”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顶多共“有”一部《三国志》或《五代史》。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無不坚信儒家的奴隸主義箴言：“天無二日，国無二君。”只要“天下”还有不臣属于“朕”的奴隸，帝王们就寝食难安，这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天下一统”，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血流漂杵，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朕”才肯罢休。
在天下一统以前，各为其主的儒家，都把其它小朝廷称为“伪朝”，把其它小朝廷的国号称为“伪号”，做其它小朝廷的臣子，叫出任“伪职”。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必然互视为“匪”。“匪”通“非”，意思是不算。不算什么？不算人。为什么不算人？因为只要不是“朕”的奴隸，就不算人。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朕”的奴隸之时，帝王才会有“真命天子”的良好感觉。
5．忠与孝
对任何一个小朝廷而言，天下必有“不臣之民”。所谓“不臣之民”，就是“不属于该小朝廷的奴隸”。所以尽管对某个小朝廷而言，你是“不臣之民”，但只要天下尚未一统，儒家就不认为你有“不臣之心”。因为你尽管不是该小朝廷的奴隸，但必是另一个小朝廷的奴隸。
一旦天下一统，就不允许再有“不臣之民”。儒家认为，天下一统以后，谁若还是“不臣之民”，就必有“不臣之心”。“不臣之心”就是不愿做奴隸，这还了得？儒家宣判：有“不臣之心”者，杀無赦！
儒家奴隸主義特别強调“忠”，要求天下人都做“忠臣”，也就是好奴才、好奴隸。好奴才、好奴隸的首要条件是只做一个帝王( 起码是同系帝王）的奴才、奴隸，而不能做两个异姓或异族帝王的奴才、奴隸，否则就叫“贰臣”，是坏奴才、坏奴隸，要入《贰臣传》。人人都应该学“好”，所以做好奴才、好奴隸，似乎就比做坏奴才、坏奴隸光榮了。儒家认为：不能做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隸，是奴才、奴隸的耻辱；做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隸，是奴才、奴隸的最大耻辱，比做奴才、奴隸本身还要耻辱得多。
被儒家奴隸主義教化洗脑后的天下人不再明白：不忠于自己是人的耻辱，做奴才、奴隸是人的最大耻辱。無论奴才、奴隸是否忠于主子，沦为奴才、奴隸的耻辱都無法洗刷。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隸，与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隸，其为奴才、奴隸并無本质区别。只要是奴才、奴隸，“人”就已经死了。生命仅有一次，死亡也仅有一次。已死者的行尸走肉，不可能再死一次，充其量不过是开棺戮尸鞭尸焚尸，加重其羞辱而已。
由于儒家特别強调奴才、奴隸的“忠”，因此衍生出其它民族所無的奇特理论：人死为鬼，鬼死为聻。所谓“贰臣”，大概就相当于“聻”。“贰臣”不但难以做人，甚至难以做鬼，应该格外羞愧。儒家又把男人的逻辑移用于女人，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两个丈夫，就是女人里的“贰臣”，不但难以做女人，而且难以做女鬼，据说死后要被判官一劈两半，分给两个丈夫云。
“忠”从“孝”类比推演出来，又被置于“孝”之上。“忠”与“孝”是儒家奴隸主義的两大关键词和根本基石。“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单向度的“忠”和“孝”，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是把天下人视为人下人、奴下奴的逻辑结果。倡导单向度的“忠孝”伦理，证明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奴隸主義。接受单向度的“忠孝”伦理，就是接受人格不平等的奴隸主義。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或者人格平等地相互不忠诚。一个人無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一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6．儒与法
顾准说：孔子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樣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孔子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樣了。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儒家的本质是儒奴。主子的奴役被称为“禮”，心甘情愿受奴役被称为“忠孝节義”。中国儒奴思想的标志有：一、顺从。孝的要求是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一个阶梯型的顺从体；顺从的核心是个人顺从家庭，子女顺从父母。二、中庸。孔子把一个人逾越自己的地位，议论国政大事看成是最大的罪，儒家強调的是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安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那份职责就可以了，儒家认为“孝”的禮仪已经给每个人安顿好了位置，逾越这些位置就有罪，就不合禮法，即使你是出于好的动机。三、退避。退避是儒家道德观中的一个核心。儒家主张“邦有道”时，出来做事，用正直来要求自己；“邦無道”时龟避，识时务者为“俊杰”。
儒家的奴隸主義理论偏重于战略，操作性不強，所以在儒家思想已经成型的春秋末期，奴隸主義帝国的一统天下难以建立——于是法家应运而生。法家的奴隸主義理论偏重于战术，操作性极強，所以到了法家思想已经完备的战国末期，奴隸主義帝国的一统天下顺利诞生。
儒家理论教导天下人如何做一个好奴隸——奴性越強越好。法家理论教唆帝王如何做一个好奴隸主——专制越強越好。所以儒、法两家是名为“中华通寶”之硬币的两面：儒家居于正面，主要是奴隸主義；法家居于反面，主要是专制主義。
在帝国职位的分配即分赃中也大抵如此：儒家主要出任大臣——官员，法家主要出任小臣——胥吏。大小奴才，缺一不可。儒家法家，配合默契。儒家使帝王“理直”，法家使帝王“气壮”。儒家使帝王“名正”，法家使帝王“言顺”。名正则言顺，理直则气壮。这就是帝王们战略上更重视儒家，战术上又时刻离不开法家的缘故。儒家的教化洗脑，做通了天下人的思想工作，使天下人相信做帝王的奴隸是“人”之本分，受帝王之奴役是“天经地義”，于是法家奴役起天下人来，就非常顺手了。
《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没有入选儒家《十三经》，因为法家主要是对帝王做思想工作：教唆他们如何做主子，如何奴役天下人——包括儒家、法家在内。如果只能在做主子或做奴隸之间做选择，当然人人愿意做主子，所以法家对帝王的思想工作一做就通，也不必反复做，在先秦就一劳永逸完成了。打从韩非做通了秦始皇的思想工作以后，对以后的帝王就再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
由于儒家奴隸主義擅长用“正名”来遮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实质，而法家专制主義不屑于遮蔽和掩盖，反而赤裸裸地用“刑名”来強调和揭示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真相，对欺骗和麻痹天下人不利，因此帝王们总是把“中华通寶”之硬币的儒家一面朝上，而把硬币的法家一面朝下。于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寶典《十三经》被颁行天下，而专制主義的最高寶典《韩非子》成了秘而不宣的大内秘籍。
《十三经》就是儒家对一代又一代天下人反复教化洗脑的思想工作手册。劝人做奴隸，比劝人做主子困难得多，做通了上一代的思想工作，下一代的思想工作还要从头做起，決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儒家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十三经》把奴隸主義的天然合理性论述得無比深刻，把做奴隸的好处概括得极为全面，把好奴隸的行为规范阐述得非常具体。儒家让天下人觉得：不是帝王的每个人，天生就是奴隸。谁不肯做奴隸，不肯受奴役，谁就该死。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隸，天生就该受奴役，才有机会享受皇恩浩荡，“缓期执行”。谁若胆敢不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隸，天生就该受奴役，就会触怒天威，“立即执行”。
儒家的思想工作最后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绝大多数天下人都认为：不愿做奴隸的人就“不是人”，不愿做好奴隸的人也“不是人”。只要是人，谁会不愿做奴隸？只要是好人，谁会不愿做好奴隸？——这就是儒家奴隸主義对中国人教化洗脑两千年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集体無意识。批判奴隸主義，就不能不研究《十三经》，然而如果在“有清”没有了一个世纪以后，还把《十三经》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寶典，那么若非天生的贱奴才，就是弱智的十三点。
“不是人”的观念，为儒家中国独有。儒家把不是中国帝王之奴隸的人，一概视为“不是人”，一概视为“非人”。非人之人，即鬼，于是儒家中国把“天下”以外的一切同类，都叫做“鬼子”。由于在“人”国只能为奴，而在“鬼”国才能做人，因此不愿在“人”国为奴者渴望移居“鬼”国重新做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只有徹底清算儒家奴隸主義，才能最终埋葬专制主義，才能把中国建成自由人之国。
本篇不全，请参阅 61、五千年神传文化，其实是蜥蜴吃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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