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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漢族并非亡于内斗，而是亡于综合实力太弱，亡于儒家思想
漢族并非亡于内斗，满族蒙古族内斗更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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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明史》案，曾静的供词中涉及到了康熙死及雍正即位问题。这一问题乃清宫大谜案，至今历史学家们也议论纷纭，众说曡出。曾静在投书岳钟琪时曾列举了雍正的“十大恶”；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曾静对雍正的这些指责多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监那里听来的。如所谓“……圣祖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十”字改为“于”字，便是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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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
大家看满清内斗到什么程度啊，还有努爾哈赤家族内部大火并大内斗，都是超高量级的。
蒙古内斗，导致成吉思汗不知道他爹到底是谁，因为他娘被好几方日过。
内斗不要紧，斗，可以解決问题，远远比“和为贵”下的虚伪掩藏要好的多。
漢族儒家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漢族之亡，并非亡于内斗，而是亡于综合实力太弱，亡于儒家思想。
不要把儒家的责任，推卸到内斗上，推卸到漢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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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在军营举动异常，伯颜怀疑他有异志，将其扣留，文天祥指责伯颜失信，吕文焕从旁劝解，文天祥痛斥吕文焕是逆臣，吕文焕甚为惭愧。[5]据文天祥《指南录》记载，
吕文焕说：“丞相何故骂焕以乱贼？”
文天祥说：“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
吕文焕说：“襄守六年不救。”
文天祥说：“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
可是，我们看到：
吕文焕死守襄阳六年，南宋官方朝廷一直不救，文天祥有什么脸面让吕文焕“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呢？
是南宋朝廷对不起吕文焕，而不是吕文焕对不起南宋朝廷！
任何人都没有強迫别人“舍生取義”的权力。文天祥也没有资格。
吕文焕是南宋淮南西路安丰军（今安徽壽县）人，小名吕六，与其兄吕文德同为宋末抗蒙将领。出身平民，早年隸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为一员骁将。宋理宗时曾在四川抗击蒙古。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至元四年）十二月，吕文焕以功累擢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抵御蒙古将领阿术、刘整围攻。事实上先前吕文焕已守卫襄阳三年，这次是接替程大元成为正式的襄阳守将。
从1267年（南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十一月开始，蒙古军队就长期围困襄阳城，他们先后在城西南和城东北修筑城堡，控制宋军白河、漢水及陆路交通，在城西和城南立栅，切断宋军东路，又在迎旭门外漢水中筑台阻遏南宋水军。吕文焕急向其兄吕文德求援，吕文德认为襄阳城坚池深，未予重视。吕文焕多次出击，均未能破围。次年九月，阿术采纳刘整建议，训练水军7万，造战船5000艘，以加強水上作战能力，使宋军無法再经漢水入援襄阳。
吕文焕困守孤城，间有张世杰、张贵、范文虎等人入援，但都以失败告终。而南宋官方则一直拒发援兵。
朝廷中不断有人呼吁以高达代替吕文焕。1270年（南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吕文焕以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人奇袭襄阳西北的蒙军的造船基地万山堡，但被蒙古将领张弘范打败。御史李旺向宰相贾似道进言起用高达，贾似道说：“吾用达，如吕氏何？”李旺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尽管如此，吕文焕仍奋力抗敌，到1272年（南宋咸淳八年，元朝至元九年），襄阳城内物资紧缺，对外联系也被断绝，宋朝援兵迟迟不来，史载吕文焕“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
吕文焕是南宋著名降将，因此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很低，背负了卖国贼、漢奸等恶名。
近代小说《痛史》也斥责吕文焕“卖国偷生”、“丧尽天良”。尤其是文天祥痛斥吕文焕这一典故，使吕文焕的形象更加贬低。从历史来考察，吕文焕与其兄吕文德在宋蒙战争中摸爬滚打数十年，最后守卫襄阳达六年之久，终因孤立無援，被迫投降，他为保卫国家、抵御蒙古侵略已经尽力了，他的投降也是無可奈何之举。这一点已经得到当时许多人的理解，比如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便在《醉歌》中写道：
吕将军在守襄阳，
十载襄阳铁脊梁。
望断援兵無信息，
声声骂杀贾平章。
指出吕文焕投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宋朝廷。
《钱塘遗事》也评论说：“独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后，岂得已哉？”
吕文焕在回复南宋朝廷的书信中，也说：“因念张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诈降，犹期后图，可作内应。”“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有大量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这些人被称为“漢奸”，同樣在欧洲的纳粹德军占领区，也有大量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这些人被称为“犹奸（CAPO）”。
漢奸被大量的枪決，但是“犹奸”卻没有任何一个被处死的！不仅没有一个被处死的，犹太人根本没有处罚犹奸的任何习惯与法律制度！因为在西方犹太教義看来：这种事情是犹太民族对不起这个犹太人，而不是这个犹太人对不起犹太民族；是怨犹太民族没有保护好这个犹太人，怨犹太民族太弱了，而不是怨这个犹太人为求生而被迫做出的行为，犹奸也是犹太人，是犹太同胞，犹太教珍惜每一个犹太人。
以色列法院的法官还在法庭上为最著名犹奸布劳特辩护说：“求生是人的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同樣的环境来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当时如果布劳特不与德国人合作，那就意味著放弃‘生’的机会而选择‘死’。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同樣会选择‘生’的机会与德国人合作。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我们自己不能做到的事。”
西方人不要求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而中国人卻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这恐怕就是中西文化的最大区别之一。
中国对漢奸追杀的非常残忍，但是对日本战犯，都是极度优待，国共两党都争先恐后的优待日本战犯，并放弃赔款。
犹太人又正好相反，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已经持续近70年天涯海角追杀前纳粹战犯。他们对纳粹残留的全球追杀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著，前阵子还刚报道个新闻，说一个90多岁的老纳粹隐姓埋名近70年后被摩萨德情报系统逮捕并处以极刑。摩萨德的口号就是決不让一个德国纳粹壽终正寝。他们对纳粹的持续追杀已经近 70年了，而且仍然在持续。
而同时，儒教传统的中国卻“教诲”自己的国民，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待异族要宽松，对待漢族漢奸要严厉。呵呵。我记得以前漢网管理员的头像就是“瞪死你漢奸”，而不是“瞪死异族”。
如果不是吕文焕这个漢奸死守襄阳六年之久，宋蒙战场将产生多大变局，未可定也！
漢人啊，为什么要指责一个为漢族死战几十年，死守襄阳六年，走投無路而降蒙古的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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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刘整
刘整，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人，祖上几辈生活在关中地区。金末时投奔南宋，隸属名将孟珙麾下，寶祐二年（1254年）随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为一些南方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后来守卫襄阳的主将吕文德。刚好此时权臣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無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吕文德当时为策应大使，与四川制置使俞兴勾结，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卻投诉無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
他突然以蜀之沖要的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当时蒙古将领多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辩，不可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決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
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強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無存。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決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那你 说说刘整投降忽必烈后，有一段发 人深思的对话，看过吗？为什么漢奸没有人指责，贾似道比那些投降忽必烈，反过来攻打南宋的漢奸要好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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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的功过评价在某些方面来看是非常复杂的，传统上贾似道是相当臭的，而楼主是完全从贾似道好的一方面看的，贾似道是南宋名将孟珙推荐的，并结合其之后的一些事来看，贾似道是有一定的才华，并不是完全的憑阿谀奉承和憑借贾妃的地位，如楼主所说的其推行的改革，就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江浙的一些地主富户，而他的本意也是为了改革南宋财政。但是贾似道缺点也很大，如嫉妒心理很強，权力欲望重，并且不具备成熟的治国能力，他利用打算法来排斥异己，给南宋军队来了一次大换血，最后保留的唯一可成的上是名将的就是与他友善的吕文德和一邦吕氏部曲，极大打击了南宋军队，他的一些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我记得有考证说最后杀死他郑虎臣就是一浙江富户出身。总之贾似道一定程度上是较有才能的，但他的性格缺点与之后的一系列行为确实加速了南宋的灭亡，以致使其成为千古臭相。
对贾似道派人在鄂州与蒙古议和的这一举动，今人完全予以否定，有的以为贾似道应趁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之际，“奋起抗击，迫使蒙军及早撤军”，而不是派使臣前往求和；有的则直指此为“求降”行为。但南宋末年的一些有识之士，卻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际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给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似道惧以当时用计给许岁币事损其名”，遂“馆经真州十六年”。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师、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计，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来使的错误举动，可谓公允。
面对这种愈形恶化的财政困难，在南宋末期的十三世纪后半，贾似道（一二一三∼七五年）发布了公田法。限制大地主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收买为公田，公田交由佃户耕作，然后以其佃租作为军粮。这种办法，是希望达到抑制土地和调度军粮两种目的。这种办法虽只实施于浙西路（浙江西部），而且遭到地主的反对，但一直实行到南宋灭亡，还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成果，暂时地支撑了南宋末期的财政。
这实际上是一种強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然而这个法子把那些儒生大地主们得罪的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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