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惟有儒教鼓励女人自杀；荒谬的人的定義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对自杀，惟有我们这个民族鼓励女人自杀，真是野蛮啊！野蛮来自于儒家教条【杀身成仁、舍生取義】及其信徒。
儒家的《禮记。曲禮下》篇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禮纪。婚仪》篇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 这121人的数量也成了历代后宫妃嫔的常数，当然宫女的数量是没节制的。
代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那时，人们喜欢以天体、阴阳、历数来決定事情的顺序，连后妃和帝王贵族同房的顺序也依照月的阴晴圆缺来決定。月亮每月从初一到十五会逐渐满盈，而后十五天则逐渐变缺，根据这个规律，从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较低的女子开始进到地位较高的，而从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较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较低的。
具体情況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妇，每夜轮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轮九人。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诸侯共有九个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況是，50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还有怀孕的能力；50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相处，同进同退。
大夫有一妻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妻一妾。妻、妾有严格区别，一般情況下，妻子可从晚上一直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著后即行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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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把土地和女性连在一起，把性和季节联系起来。譬如：把少女有性需求称“怀春”，把性交称“春风一度”。古人提倡野合，认为在野外性交，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
孔丘的父亲，曾做过鲁国陬邑的邑宰（相当于县长），他娶了个姓施的老婆，生了九个女孩，就是没男孩。孔纥唯恐断子绝孙，又娶了个小老婆，不久生了一个男孩。不过，好景不长，这个男孩得病成了瘸子。孔纥急得要死，到了六十多岁的时候，又和一个15岁的叫颜征的女人胡混，二人野合于尼山之上，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的意思。后人评述说，如果不是野合而得天地之气，很难生大圣大贤。
孔子也有小老婆。孔子使宰予使于楚。…宰予对曰：自臣侍从夫子以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義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以为夫子也。
顾准说：“春秋时代，诸侯聘妻，女方就以娣(小姨子和夫人的女儿)陪嫁，这些女的是当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讽刺路易十五有情妇；不过路易十五有情妇卻没有3宫6院72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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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地轻贱妇女
漢代人写《忠经》，宣扬“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儒家重忠孝，強调为国尽忠、为长辈尽孝，这就奠定了国家和长辈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腐败。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干道成男，坤道成女”。孔子提出：“女子小人难养也”。在中国，女又为奴，所以孔子把女子小人相提并论。小人即当时的奴隸用劳动养活了世界，可孔子居然说这些小人真难养活和对付。还有比这更無耻的言论吗？
中国女人为什么要自称为“奴”呢？原来中国人“心甘情愿”喜欢奴隸制，我现在为奴，但“30年的媳妇熬成婆”，30年后我就是主婆了。难怪中国人生了小孩子后，听到的恭喜卻是：“你又升了一级”！一个等级制、奴隸性根深蒂固的民族，是無法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因为他心中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儒家的奴隸“孝”道怎能转化为民主文化?
中国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無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強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光从制度含義来讲，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四妻制”都不如。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禮记》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妾的身份卻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禮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那就是说，假如小儿女们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的话，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
妾的本意是女奴隸，《尚书》有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意思是牛马发情逃跑了，男女奴隸私奔了，都不必去追。其中“妾”指女奴隸，“臣”指男奴隸。因此娶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三媒六聘，“八台大轿抬进门”，拜堂成亲。而妾一般是买来的身分微贱的女子，一般从侧门抬进去，也没什么热闹的场面。至于妻和妾生的子女，就更有区别了，禮教中最讲究的是嫡庶，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正妻生的为嫡子，妾生的则称庶子，除非正妻或逐或死，妾被扶正，否则做妾的很难有翻身余地的。
《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 其根本理由是：一则紊乱了上下不移的等级关系，二则破坏了宗法嫡庶次序。妻是嫡，而以妾为妻是以庶代嫡，违背了禮教等级。“是可忍，孰不可忍？”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但事发，两口子要一齐服刑一年半，服完了刑照樣得离异。这樣的法律下，做姬妾的已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儒家经典《禮纪。郊特性》篇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古代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夫死要守节；丈夫可以随意休妻，但是妻子無权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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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人稍有不对就可被休，有所谓“七出”：一、無子。二、淫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仪禮)。但女人若不满意丈夫，可就没有提出“休夫”的权利。有些朝代的皇帝死后，还要妃嫔殉葬。正史孝行传对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扬！女人不过是男人的财产罢了。
凌虐妇女，从天子至庶人，弥不有之，盖妇女居于底层之底层，被视为器物、家畜，生杀予夺，無复人气；尤为可叹者，社会熟视無睹，甚至赞扬此类野蛮行为。
吴起杀妻以求将，人或以为不然，然吴终因此而得将印；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樣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刘备有妻子如衣服之语，为刘安杀妻以其肉奉之而赐金，卻被小说家描绘为仁德之君。
《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引典论》：(袁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刘子袁)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
曹植的妻子为了讨丈夫欢心，她穿了一件漂亮的华服，在曹植面前转著圈子，不料被曹操看到。由于曹操严禁家人穿绫罗绸缎，加上曹操正对曹植一肚子不满，一声令下，一位爱美的女性便命赴黄泉。
魏文帝曹丕即位第三年，颁布了一项《禁妇人与政诏》，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君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曹丕太过分了，剥夺妇女参政之权倒也罢了，缘何还要将“乱之本”这顶凶恶的帽子送给她们戴呢？曹丕干脆用一杯毒酒把妻子甄氏杀了。
十六国之一的前涼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有一天张天锡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宠妾说：“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二人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回答说：“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無他志。”到张天锡病危时，二妾都自刎而死。后来，张天锡的病卻好了。
还有南朝梁时有个叫杜嶷的人，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有一天这个女子收到妾父的来信，正读信时杜嶷回家，妾羞以家事告杜嶷，把信吞了下去。杜嶷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气尚未断。杜嶷看完后，知妾被冤枉，可是妾已经死了。
严武稚年椎杀父妾，無人责之，反由此成名。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传：武字季鹰，幼豪爽。挺之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而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锥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这段文字约占严武传全文1/4，足见儒家如欧阳修者，对这类非人道之行为不仅不加谴责，且持赞赏之态度)！
虐杀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实在太多了。虽然法律规定杀奴婢是犯法的，但与杀良民量刑卻不一樣，只是“杖一百”或“徒一年”，不需抵命。至于一些权贵豪门，法约束不了他们，就更视婢女的生命如草芥。例如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对奴婢稍有过失就杀。房孺复妻崔氏一夕就杖杀侍女两人，埋于雪中。韦皋做了高官后，将岳丈家当年对自己無禮的婢仆全部杖杀，投入蜀江。
唐代开始的缠足文化，令变为小脚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历代文人除了给小脚命名为：香莲、金莲、纤莲、莲趾等，还形成了审美原则：小、瘦、尖、弯、香、软、正。鉴赏等级：神、妙、仙、珍、清、艳、凡七品，之外，更分出了南北的不同审美：“北喜垂钩，南爱翘。由此我们便知道中国女人成为掌上“珍品”之后，就只有被品味著吃掉了。更可怕的是小脚脱离身体，竟成为贡品。明代的张獻忠为祭神，砍了無数女人的双脚，堆成两座金莲峰，由于峰顶要放最小的脚，他只好把身边的宠妾的脚砍下来放了上去。可以想象没有了双脚的女人命运，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一有战乱便自杀保节，成了传统女性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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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爱情。“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乐天的哀叹，是为中国妇女的痛苦而发。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尤为后人称道。
白居易在《追欢偶作》中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即：“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舒芜痛斥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说得这樣得意、这樣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 家妓不仅是主人的玩物，也可供客人娱乐，如侍酒，甚至在主人支使下供客人作枕席之欢。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欢娱”之句。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況当然決不仅限于“元、白”。关盼盼为白居易写诗相逼，不得不为其亡夫张建封绝食殉死。
孔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导致了寡妇因手臂被男人碰而自砍手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一下手臂，便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于是以斧自断其臂，为欧阳修大加赞许。
有人问朱熹寡妇因为無力维生，饿死怎么办？朱熹回答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明清以降，禮教炎威日炽，正史及各地的府州县志，無不专列“烈女”一卷，但大多数人卻连名字也未留下，只有一个“××氏”而已。前为夫姓，后为父姓，表明她们只是作为夫权和父权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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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族有女性自杀殉夫的传统，娥皇、女英因夫死后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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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苏州昆山有一个叫李惠的妇女，19岁时夫亡，也没有生育。她留在夫家決心守节，有人劝她：“没有儿子，老了靠谁？”她说：“丈夫是天，天只有一个。夫死無子，是我的命不好，你们不要用这些脏话来污我的耳朵！”为了“明志”，她几次想自杀，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时，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连入狱。有人又劝她说：“如果你改嫁，离开夫家，这事就与你無干了，你就可免罪了，否则，将死在狱中。”李惠怒气沖沖地说：“我不会因为危难而抛弃禮義，只要能守节，就是死一万次也在所不辞。”她的行为深受官府赏识，明太祖还下诏旌表了她。
有的女子只是许聘于人，并未过门，夫死，也终身守节，或以身殉夫。如据《开封府志》记载，明代开封府杞县有一个女子郑京姐，10岁时许聘给王念祖，不久，王病死。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郑京姐力请父母让她归于王家。去王家后，穿上自备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一如婚仪。禮毕，来到念祖灵柩前哭奠、守灵。５天后，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换上吉服，在柩旁自缢身死。
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已达到了一种迷信的地步，甚至认为只要军队中有女人就注定要打败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颁布了禁令，严禁外国妇女来华，其后世代相传。道光年间这种情況更变本加厉，《东华续录》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军机大臣上书奏请“藩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当时的两廣总督卢坤在《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中明确规定：“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藩妇梢人等至省，应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也”。
1918年，中国有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她试用了九种不同的方法自杀，磨难了98天才成功死去。死后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让人膜拜。政府、民间宗法势力都对践行这些儒家教条的行为都加以引导和鼓励。依照“褒扬条例”，凡妇女至少在30岁到50岁之间不再嫁人或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杀或因遇強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者，都会受到政府褒奖。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对自杀，惟有我们这个民族鼓励女人自杀，真是野蛮啊！野蛮来自于儒家教条[杀身成仁、舍生取義]及其信徒。
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便是無德了。但这个说法用在男人身上卻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这是什么逻辑呢？说穿了，只是用来辖制妇女，压迫妇女罢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辖了，那可怎么办？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女孩子都热衷于傍大款，当二奶，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榮。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独立，是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
690年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其实，俄罗斯也有2个女沙皇，她们是沙皇的老婆，还是德国人，她们当皇帝都没改国号。英国被诺曼人征服后，国王的姓换了好多次，也没有改国名。日本的国名也没有怎么变。中国每次改国号都死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中国人对国家的名字老改来改去呢?
原因是“正名”，为了名正言顺，才改名。因为皇帝有规则，异姓[包括女儿]不得封王，更不能当皇帝。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名也改了。武则天是这么干的，武则天死前卻取消帝号和国号，承认改国号错了。老毛改国号也是错的，他为什么要改呢？是为了当太祖，让人民顶禮膜拜，满足其邪恶之心。
爱改国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继承权的高度排他性。中国文化就是重男轻女，女儿没有继承权，更不用说女婿、外甥有什么继承权了。在西方、日本，女儿都可以当国王或皇帝，英国经常有女婿当国王，惟独中国例外，真是夠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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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农村，仍然流行“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没继承权的，为此引发打官司。女人出嫁，户口很快迁走了；要是招女婿，户口很难迁进来，而且女婿往往是受社会歧视的对象。这表明中国人对异姓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
儒家将忠孝繁殖后代的价值提升到荒唐的地步，而且这个“后代”也仅指男性而言；“不孝有三，無后为大”，中国人对男系血统的重视在全世界第一的，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从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中国文化中的“禮仪”与西方文化的禮仪相比，那是猴子的禮仪与人的禮仪的区别。中国的禮仪只是猴子的禮仪：有吃的东西要先给大王吃，有母猴子先给大王泡，小猴子要对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对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对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这就是猴子的禮仪。
在湖北红安红四方面军的故都七里坪看到的标语尽是：溺杀女婴是种犯罪行为，严禁B超查性别。今天，重男轻女在农村比任何时代都突出，山东招远市的赵玉令杀死了回国探亲的博士女儿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儿不肯承擔傻子弟弟买卖婚姻所需要巨大开销。
荒谬的人的定義
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人当人，儒家“人”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隸。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才能称为人，才享有人权。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其一，周代禮制的核心是亲亲而尊尊，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禮。因此，孔子的学说不可能将周代亲亲而尊尊的原则抛弃不用。其二，儒墨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爱有差等与爱無差等之争，如果孔子所说“泛爱众”是指“普遍仁爱”，那么墨子提出兼爱说也没有任何意義了。
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是指符合统治要求顺民；否则，就是禽兽了。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杀了不算杀人，这和阶级斗争的“敌人该死，杀敌人不算杀人”几乎完全相同。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左传。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隸起義，在萑苻劫杀了贵族，奴隸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杀死。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拍手高兴地说：杀得好！然后是一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爱。
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災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奴隸起義领袖柳下跖(盗跖)，痛斥孔某人是一个巧伪人，是“盗丘”。
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学种菜，孔子说不如种菜的。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禮，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樊迟想学农，被孔子认为是没出息的小人。然后发了一通治民的大道理。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焉用稼”怎能说出口？孔子一年6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
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一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孙隆基先生认为“二”与“人”才构成人，“一”只是半人，“一”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一”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复禮为仁”。由無数这樣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
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儒家的政治原则是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儒家強调个人的言行都必须符合等级禮仪。所以，中国人习惯于一个等级化的人际关系。
新儒家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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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恐怖——辱骂与围剿
儒生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们企图以“德”影响、规劝权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由于要切入权力运作领域，儒家对任何其它思想都以一种惟我独尊的态度一力排斥。孟子就把异端之说喻为“洪水猛兽”，这种独尊的姿态与后来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是一致的，便是以道德主義先确定自己的优势地位，再从道德上斥骂其它思想。
让咱们看看儒经在念什么咒。诗经·相鼠（ 风）
〈原诗〉 〈今译〉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还有皮，
人而無仪， 你作为人卻没有仪表。
人而無仪， 为人而毫無仪表，
不死何为。 不死还有什么意思。
相鼠有齿， 瞧瞧老鼠还有齿，
人而無止。 你作为人卻没有好行为。
人而無止， 为人而無好行为，
不死何俟。 不死还等何时。
相鼠有体， 瞧瞧老鼠还有肢体，
人而無禮。 你作为人卻不禮节。
人而無禮， 为人而不讲禮节，
胡不遄死？ 为什么还不快死？
违反儒教心目中的仪、止、禮，等等标准，就是“禽兽”，就要死、死、死云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憲问》）。
翻译：原壤伸长两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认为伸长两腿坐就是违背了“禮”]骂道：“你小时作为弟弟不懂得谦让，长大了也不讲禮，老不死的，一个害人虫。”骂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骂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他骂做俑的工人断子绝孙，这是婆妇们最恶毒的骂人。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骂人的，愚昧無知的人才骂人。没有知识同别人辩论，就只好耍無赖破口大骂。这是儒家2000多年赃臭的传家寶。
5．君权扼杀人权 偏爱扼杀兼爱
法国思想家孟德思鸠指出：“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樣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
孟子为战国时邹人，父母为墨门中人。孟母为儿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学校。孟轲就学墨门，卻不思进取，最后转投儒家。
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他痛斥杨朱“为我”的实质是無君，否定君权；痛斥墨翟“兼爱”的实质即無父，否定父权。孟子破口大骂杨、墨“無君無父，是禽兽也”。
一副“若自由宁愿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管著，没这个天子，那还叫什么世道！按孟子的逻辑：無君是禽兽，我等追求人权之辈今日全沦为禽兽矣！
杨朱派主张个人主義。为我学说的核心是“贵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为我”学说极一时之盛，以至“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
杨子为什么敢于公开宣传“为我”、“重己”的主张呢？区区一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后的名誉还重要吗？《列子．杨朱篇》中有一段假托孟孙阳与禽子问答阐述杨子“一毛论”的话：孟孙阳说：“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让别人摸一摸自己的肌肤就能获得万金，禽子的回答是“为之”。孟孙阳又问：“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从你身上取下一节肢体，就把一个国家给你承包，你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间”。是得好好想一想，若因这一“失节”弄丢了小命，那国家对自己又有什么意義呢？
孟孙阳总结道：“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多么深刻的见解呀！一个人不过是人类的一分子，就不“贵生”而轻之乎？如被活活饿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孙志刚……。当一个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难时，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杨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种威胁，认识到了轻视“一毛”的必然后果。
中国许多大人物因为意识不到这种威胁，或随波逐流，或为王前驱，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忧而忧”、“毁”人不倦。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软硬兼施耍尽各种花樣或威逼或利诱，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价獻出他们的“自私自利”权，以满足自己一姓的最大私欲。面对这樣的天下，杨子公开高举“为我”的旗帜，明卻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转让的、不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权。大声疾呼“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这一毛奉獻给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观之，杨子的“为我”“一毛”论实在是君主专制的天敌。在君主及其儒奴们的长期的围剿下，“一毛”论没有容身之地。大音稀声，这就是杨子二千多年来失音的原因吧。
一毛何可拔，天赋此人权。
代代非杨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国先生说：“杨朱是中国古代徹底的人权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损一毫’表现了中国古代徹底的人权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一种了不起的卓识。因为所有专制统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号，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对天下实行独裁统治。……其结果無不是祸害天下，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正因为排斥了杨朱的思想，中国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长的皇权专制统治”（《江婴诗百首．江诗党评．诗魂》党治国）。
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梅贻寶以“墨子是大公無私，舍己为人，只当称颂，怎可批评？说墨子兼爱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兽，不言而喻的墨子即是禽兽了！这实在不像讨论学术的口气，世间亦断没有这樣的论理。”梁啟超在《墨子学案》中云：“说兼爱便是無父，因此兼爱便成了禽兽，这种论理学，不知从那里得来。”
孟子为了排挤墨家，破口大骂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说法师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为。真正無父無母的应该是孟轲，禽兽不如是他，而不是墨子。
墨子热心救世，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话。孟轲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卻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儒家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儒家只会加重人民的负擔。墨家过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比儒家高尚的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没落了。真可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墨家的没落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原则，主张“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孔子強调即便在“其父攘羊”的情況下，孝子为了尊亲，也必须“父子相隐”而说谎。结果“入则孝”否定了“泛爱众”。
《孟子》中有多处记载：舜为孝顺父母，而置天下人民于不顾。舜的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反而邦父亲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谋害舜未遂，舜反而将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诸侯。舜对于其它的仇人一点都不手软。孟子特别赞扬舜是“尽事亲之道”的“人伦之至”的典范，黑白颠倒；他主张“父子间不责善”，不讲天理良心、不讲公平正義。孟子认为若为了“徧爱人”而放弃“急亲贤”，就会沦为“無父之禽兽”。孟子为了凸显“事亲第一”的否定了“博爱”这一理想
孔孟儒学把特殊性血缘亲情凌驾于普遍的博爱理想之上，無论在任何时代，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视角看，都是伦理的病态。讲“仁爱”的儒学一直成为专制的邦凶并不是因为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是因为孔孟之经本身就是歪经。
孔孟把家庭私德的小团体伦理[如“忠”]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甚至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普遍利益。这樣，经过孔孟的教化，中国人就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爱，不相信兼爱和博爱。
结果造成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人的死活。不热心公益，不讲公德。自己家里一尘不染，一出大门遍地脏乱。对待亲人，再三禮让，毕恭毕敬；抢公共汽车，则争先恐后，绝不相让。自己的物品，爱护异常；别人的东西或公家的物品，则毫不爱惜。自己的事业，拼命的工作；替别人或公家做事，则斤斤计较，敷衍了事。
自私心理助长了贪污纳贿，逃税营私。自私心理使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能合作。中国人只想到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会想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相反卻会侵占别人或国家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中国人的企业，也只限于家庭；中国人的个体都夠強大了，集体则不堪一击，因为不能团结，不能合作。所以中国社会無正義，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邦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
从古至今，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他们脑海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中国社会还未能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無论人们的出身如何，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基本的人权。中国充其量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社会，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说：“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说：“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無国家观念，無民族观念，無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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