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5、汉儒宋儒焚书是历史事实、始皇焚书是儒家谎言
《庄子》、《竹书纪年》都在宋代又一次大散失，我早猜想在宋朝有一次大焚书，果然如此。
宋儒禁书焚书－－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文獻的巨大破坏与伤害
禁书非自宋始，尊儒亦非自宋始；但为了尊崇儒教而禁毁其它学说之举，卻始于宋代。
从思想史上看，宋朝正处于儒家学说重兴的重要时期。五代以后，思想界一扫漢魏以来群儒衰微、释老风行的局面，诞生了汇聚佛道两家学说的新儒学——理学，先后出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两宋的儒学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和上升阶段。在宋代官、私、坊所刻印的大量图书中，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儒经和正史，为使儒家经典得以精刊细校，两宋统治阶层“虽重有所费不惜也”（宋高宗语，见李心传《朝野杂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
在这种形势下，赵宋统治者一方面不惜工本地大量刻印儒经和正史，另一方面对一切异端思想则严加禁毁。宋徽宗大观二年（１１０８）朝廷下诏：“诸子百家非無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那些专供晚进小生“文场剽窃之用”的“程文短晷”，只有经国子监严格审查过的才可印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宋会要辑稿》１６５册）。这是一道非常严刻的禁书令，竟然把诸子百家之书统统列成了禁书。
更有甚者，为了纯正经术，“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就连陶濳、李白、杜甫都被列入了异端，士大夫“传习诗赋”也要定罪。据葉夢得《石林燕语》记：“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 李、杜、陶濳遭了禁，作诗也要打板子，这樣地维护儒学正统，可以说发展到無可复加的地步了。
#
至于那些鼓动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书籍，则更是禁毁对象了。北宋徽宗年间，政治腐败，民间出现了利用宗教舆论进行宣传的印刷品。崇宁三年（１１０４）湖南出现了《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开封发现了伪撰的《太平纯正典丽集》，河北也在暗地流行“传习妖教”的经文。统治者如临大敌，连下严旨：“速行禁止”，“缴纳焚讫”，“当官弃毁”，“根究印撰之人”（同上）。
赵宋统治者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军国大事只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人民根本無权过问；一旦有人敢于撰文著书议论国事，便是“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奸妄小人”，就要“严行根捉”。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颁行的奏章中说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内容“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就要“严切禁止”，所刻书籍也要“当官焚毁”。可见在国防机密幌子下颁行的禁书令，很大程度是为了防范下层人民的。
尤其在赵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时候，就更需要大兴禁书之举，以掩盖自己的行径，压制人民群众的抗议呼声。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的大奸臣秦桧。史载，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他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图书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都在禁毁之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这樣的禁例只能说是在民族斗争背景下对人民群众的一种镇丄压。
宋代除政丄府大规模的禁书焚书之外，一些权臣还依杖权势，肆意禁毁文籍。其中最典型的是秦桧“禁野史”之举。据《宋史·秦桧传》载，秦桧曾以“私史害正道”为名，多次“乞禁野史”。为強行此道，动辄便将民间藏书家“所藏书万卷焚之”。宋人王明清曾敘述了家藏野史的遭遇：在“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的形势下，其父王銍所著的《国朝史述》以及史稿杂记，均被迫交纳给秦桧，“悉化为煙雾”（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挥麈后录》卷七）。秦桧所禁者还不仅限于野史，就连日历、起居注、时政之类的官方档案文件，“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挥麈后录》卷一）。秦桧之举無疑是宋代当朝史料的一次浩劫。
综上所述，外加儒家有作假传统，由此就能夠推测被当代人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记载”能有多少是“真本”了。
#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家谎言；漢儒、宋儒之焚毁、篡改非儒家典籍是历史事实。
#
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秦始皇于他48岁这一年的冬天，下令“坑杀”了儒生460余人。尽管这件事与一年前（即他47岁时）发生的“焚书”之举是两码事，二千余年来卻被牵強附会地粘在一起，从而使秦始皇形成了一个既“焚书”又“坑儒”的天下最坏的暴君！为说清“焚书”与“坑儒”并無直接联系，秦始皇既未“焚书”也未“坑儒”。笔者仍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为据，将这两件事的详细情況缕析于下，供廣大读者決断：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3年，在全国统一已有八年，贯徹各项新政也已有七年之久的冬末年初（秦始皇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在全国形势较好的情況下，秦始皇在咸阳宫赐宴百官，为他的四十七岁生日举行庆典（在此之前，史料从未有过他举行贺壽大典的记录）。就在这次聚会上，来自齐鲁，时任仆射，分管教育的博士周青臣，首先致辞称颂了秦始皇的功勋，他说的原话是：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無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听了周青臣的赞颂，《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始皇态度的记录，仅有三个字，这就是：始皇悦！
平心而论，周青臣的话不仅回顾了秦国的过去，即：“他时秦地不过千里”，也谈到了现在，即：“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还谈到了希望，即：“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無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从而得出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结论。他的话不仅说得好，更与壽诞喜庆的氛围一致 “始皇悦！”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就在秦始皇高兴，与会百官也欣然颔首之际，博士淳于越卻认为周青臣的话是：谀词误国。接著便谈出了他的并非“谀”词的见解。他的原话是：
“臣闻商周之王千岁余，封弟子功臣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按淳于越的说法，商、周两朝都是以分封弟子功臣为“枝辅”，国运因而长达“千岁余”的，这首先就引起了秦始皇反感！因为他知道，商朝只有五百多年；周朝包括春秋、战国接近八百年，而淳于越卻说：
“商周之王千岁余！” 此外全国统一后，在施政管理上是沿袭分封弟子功臣的老路，还是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早于七年前已作过一次争论。实行郡县制以来也没发现重大弊端，为什么一定非要实行分封，国运才能长久呢？再就是，秦始皇早已认为自己的功勋，已超过三皇五帝，更烦人厚古薄今，拿商周“古制”来压他……尽管他对淳于越所谈的内容和态度十分反感，其所提问题的严肃性与所处的场合，与壽诞盛宴的氛围也大相径庭，但他还是采取了比较宽容而慎重的处置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的记载是：始皇下其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大家再讨论一次。
数日后，丞相李斯便以淳于越食古不化，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攻击新制；还以他们“人闻令下，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罪名，向秦始皇呈上了一篇《焚书令》的文稿。秦始皇再三斟酌后，提笔在其上批了三个极醒目的硃红大字：“制曰：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淳于越本人在秦始皇壽宴上胡搅之后并没有受到处罚，这不能不说是秦始皇对儒生的大度和宽容。否则的话，仅憑一句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秦始皇功勋的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有十颗脑袋也是不夠砍的。
第二，在探究焚书一事的过程中，笔者吃惊地从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是：“制曰：可。”三字中，解读出秦始皇作此艰难決定时的心态，很能说明他決非是狂妄变态至丝毫不计后果的“暴君”；而是一位才智超群，令人敬仰的明君（关于 “制曰：可。”三字的写法和符号，笔者核对过《史记》的三种版本，全都一致）。
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为什么是：“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制曰”和“诏曰”在实质上到底有没有区别？为什么“制曰”和“诏曰”虽只一字之差，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秦始皇执笔批示“焚书令”时的内心世界——是不计后果的暴戾恣睢？还是充分显示了极高领导艺术及文化素养的杰作！这就得先从“制曰”二字的含意说起。
原来 “制曰”的含意，仅为皇帝对某事的看法。尽管由于“制曰”仍出自他的手笔，也可以将其视为：“命令”，但与“诏曰”纯属命令的严肃性相较，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长时期来，特别是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仅是“皇帝诏曰”、“立即下诏”、“诏告天下”……与体现著皇权威仪的“诏”字有关的说法。
因此对“制曰”与“诏曰”的区别，除一般读者不太清楚外，即使在知识阶层，对其两者之间在含義上的差别均不甚了了，甚至毫無所知也是大有人在的。
为说明“制曰”与“诏曰”的区别，并由此准确地分析秦始皇此时的心态。在“诏曰”即“命令”，已为人所共知的情況下，笔者特选取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所作《兰亭序》的评价文字为例，来加以说明。唐太宗对《兰亭序》看法的表达方式是：
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呼！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煙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註：《晉书》中有《王羲之传》。李世民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文字，都是他亲自写的。
从而不难看出，秦始皇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来批示李斯上呈的“焚书令”，在政治上一定有著极深的蕴意。因为文化素养极高的他从“焚书令”稿的内容中，既看出了李斯的才干和忠心，也看出了“焚书”的后果极其严重。从而选取了这个暗藏玄机和奥秘，并充分显示著其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的“中”性批示。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暴君”观念的影响下，尚無人对其中深意有所感悟——即：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功德無量的“制曰：可。”，及时而有力地扑灭了一场即将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的焚书烈火。诸位如果认为此言过“玄”，或纯属“無稽”，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此事：
第一，从漢兴后并未反应典籍奇缺，官民复刻、抢救典籍的情況看，“焚书令”即使下达也许和当年的“逐客令”一樣，刚一颁布又迅即废止，也決非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废除“逐客令”已被载入史册，而废除“焚书令”则需要后人从多方面探究而已。
第二，再一种可能的情況是，由于秦始皇的批示，并非是坚決执行的“诏曰：可!”李斯面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制曰：可。”決無胆量，也無权以“丞相之尊”下令全国烧书。因为这毕竟不是“丞相”做得了主的大事。这种情況不仅与实际相符，从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制曰：可。”既为李斯留足了面子，同时还表达出了秦始皇不同意焚书的观点。因为李斯的苦心及“焚书令”稿中，确实蕴含有维护秦朝，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显然是应该保护的。例如：李斯对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所进行的批判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秦始皇以极高的领导艺术，巧妙地以“制曰：可。”表达了他既不伤害李斯的尊严和情感——不草率地否定他起草的“焚书令”文稿；又表达了他不同意焚书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件大事上，生动地看到了他全面审视，顾全大局的良苦用心、及蕴意深远，充分显示看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啟迪意義，难道还不深刻吗？
就这樣，一场在中华大地上即将燃起的焚书烈火，在火苗刚一露头的一时候，便被秦始皇睿智地摁灭了！
综上所述，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以及秦亡前后，诗书典籍并不奇缺为证，秦始皇并未下令焚书的罪名，不是可以澄清了吗？
看似简单的“制曰：可。”卻蕴含如此生动的哲理及玄机，您的心不感到震撼吗？！
在探究秦始皇“焚书”一案，并证实此案虚假的过程中，笔者的另一发现是：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一次性质极其恶劣、损失也极其惨重的焚书——这就是漢兴后的焚书！此说的依据在于：尽管我国有文字为据的历史长达近五千年之久，秦朝以前或秦朝以后的史料都还比较完整。惟独秦朝的官方史料，至今卻杳如黄鹤，成了断代文稿的稀罕之物！对此，过去的说法一是项羽离咸阳时，一把大火全都烧了；二是年代久远已無据可考！然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是说不过去的。之所以这么说，其理由在于：
第一，项羽烧咸阳，并没有烧秦都属下的各郡县。秦王朝的许多政令，如果只存留在皇宫中，而不下发让各郡县官员贯徹执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各郡县用以作为施政依据的政令文书，于秦亡后都到哪儿去了呢？？？秦朝治下的诸郡共有46个之多，县则可能有近千个，而秦朝只存在了15年！在正常情況下，这些文书即使有少数毁损，其中的大多都应该是保管得很好的！秦亡后这些文书怎么全都消失了！！！
第二，关于年代久远。这只要看一下早于秦朝的诸子百家的大作，至今仍存留于世；与秦始皇同时代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尉缭的兵书《尉缭子》；韩非及各大家学派的著作也都存留于世……即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年代久远”，秦国文书無法寻觅的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秦朝文书無一传世的实际。笔者从而得出：漢兴之后也必然发生过焚书，而且是专焚秦朝施政文书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由于秦亡漢兴已属事实，刘邦完全可以严令让秦朝的属官，在他派人监督下将秦朝的文书付之一炬！经此一劫后，秦朝的文书十之八九已经销毁；漏网的十之一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消失怠尽，就在情理之中了！
试想，1975年在湖北省云夢县发现的竹简，如果墓主喜不将其深埋地下，这些竹简的命运不也早化为煙尘了吗？须知刘邦是不会让它们长存于世的。
长时期来，人们在谴责秦始皇的“焚书”之举的同时，卻忽略了探究秦朝文书何以無一传世的真正原因？至于史料中因从無刘邦焚书的记录，便认为笔者此说纯属無稽。笔者则奉劝各位只要冷静地想一下，在秦亡漢兴已属事实的情況下，谁敢将此事录之于史！更何況即使先前写了。后来又抽出销毁的事，历史上发生得还少吗？
万幸的是尽管秦朝的文书已無处寻觅，司马迁卻为后人记录了秦始皇于全国统一5年后，立即下令贯徹执行《使黔首自实田》法令。对于这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即由奴隸制社会，进入到封建制社会的标志性大好事，如果司马迁不如实记录，秦始皇于全国统一后，立即下令解放奴隸的桂冠，就一定会戴到刘邦的头上去。如此一来，哪怕秦始皇在世，这扭曲历史的大案，也是休想翻过来的！
一部秦朝史几乎都由西漢官吏——司马迁、贾谊、董仲舒等人来写。他们笔下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这不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第三件，“焚书”一年后（即秦始皇48岁的年末），发生的炼丹方士卢生、侯生因炼不出“仙药”而逃亡一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记录：
“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拂用。……天下之事無大小该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相传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告之，以惩后。”
炼丹术士卢生、侯生，在发生“焚书”一年后讲述的，被司马迁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话，说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讲了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及荡平诸侯拥有天下的过程。
第二，攻击秦始皇任人惟亲，执法严谨的狱吏都是他的亲信。
第三，秦始皇对齐鲁博士七十人，只是虚情假意地装装门面，根本不予重用。
第四，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不批完不休息（“石”为重量单位，每“石”为一百二十斤。秦史专著中，说他每天必批一百二十斤竹简的依据，皆出于此）。
第五，以秦始皇贪恋权势为借口，来掩盖他们根本炼不出“仙丹”的事实。在害怕追查的情況下，便悄悄地逃跑了。
第六，秦始皇听到他们逃亡后，命御史专案审理此事。结果参与炼丹的方士们相互举报牵扯，犯禁者共四百六十余人，全被秦始皇下令坑杀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卢生、侯生，原本是一伙欺骗秦始皇，可以为他炼制不老仙丹的方士（或称“术士”），司马迁于原文“始皇闻亡，乃大怒。”后，用了一句：“使御史悉案问诸生。”此言之不实，只要看一下，一年前对搅壽宴的淳于越他都没有处分。此时卻莫名地要“悉案问诸生”，这显然是虚假的。以后又进一步以使人极感惑然的“诸生相传告引”顺理成章地将原来仅涉及卢生、候生等少数人的一般案件，扩大为涉及“四百六十余人”的大案。
再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把这些人变成“诸生贤儒”了！尽管“方士”或“术士”因有文化，也可以称“生”，但以使案件变性的“诸生贤儒”名之，显然是不对的。这哪里还有一点“以法治国”的严肃性可言！
如果有人提问，这四百六十余“诸生贤儒”中，有名有姓的代表人物为谁？不知司马迁将如何解答。因为秦始皇连搅闹壽宴，教训他“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淳于越，他也没杀呀！
二、从“坑儒”手段之拙劣，再谈“坑儒”之不实
近年来随著对秦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对“坑儒”的数量之多，和手段之拙劣提出了质疑。因为四百六十余人毕竟不是个小数。而手段卻是：“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毕至焉，方相难不決，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無声”。
虽然这个“史”事，流传甚廣。但许多学者都已指出：这个“史”事显然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秦始皇“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的目的。更何況他有理有权，何必行此偷摸伎俩，做此见不得人的蠢事！也许正是居于此一看法，毛泽东于一九七三年在致郭沬若的七言律诗中，还写下了“焚坑事件要商量”的诗句。
此外，再从丹药不可能拿来当饭吃，以及炼制丹药因具有一定的诡秘性而用不了多少人来看。既便互相攀扯，也是扯不出460余人来的！更何況遵从秦始皇之命“悉案问诸生”的“御史”，也決不会糊涂至完全相信这樣的案子会涉及460余人！否则的话，这件事完全有“资格”被司马迁记录于“酷吏列传”中（“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录的“酷吏”，全都是漢朝官员，秦官则無一人入选！）。
就这樣，从方士卢生、侯生的逃亡一案中，司马迁先从……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再到密种瓜于骊山，坑杀“诸生贤儒”。随著概念的转变，一步一步把对骗子卢生、侯生等人的惩罚，由“诸生”推进到“诸生贤儒”，终于让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然而“坑儒”一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秦始皇決定“坑杀”这些儒生之际，长公子扶苏挺身谏言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对此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是：“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尽管在《史记》中，关于公子扶苏的事迹除此次的谏言外，没有任何纪录。不少史家仍认为秦国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秦始皇没有早立储君。如果早立扶苏为太子，就一定能将秦朝的时间往后延长许多年。章太炎先生在《秦政记》中就说：“假如秦始皇活得长一些，他死后由扶苏继承帝位，既或是三皇、五帝，也不会比得上秦国的兴盛。”
然而从司马迁的记述中，人们卻看不出扶苏在大事上有什么才干！致于为什么会这樣？答案只可能是扶苏确实無才，否则的话就是司马迁记错了!按司马迁的记录，对于发生在全国统一已达9年之久的秦国来说，扶苏的一句“天下初定……”是不夠确切的——甚至是糊涂的。因为九年时间虽不太长，但比起二三年、四五年来说已经不算短了。更何況就在这九年中秦始皇所做的工作，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所取得的成果是如此地巨大，怎么会不得人心呢？
此外，方士卢生、侯生等人，既承诺为秦始皇炼制丹药。最后因無法兑现而逃匿，是有悖于“君臣大義”的。而秦始皇诛杀“欺君罔上”的卢生、侯生等方士，是清除巧舌如簧不能“侍君以忠”的奸佞，完全符合秦法中早有规定的律令。从而更进一步说明，扶苏的上述言论是有悖于“事皆決于法”的治国理念的。
可从秦始皇在盛怒的情況下，仍派他“北监蒙恬于上郡”来看，秦始皇对他的这位长公子仍然是关切和信任的。因为文中的一个“监”字突出地说明了，扶苏外派的身份是作为“监军钦差”，去“监督”蒙恬建造长城的！因此，从逻辑上推断扶苏为儒生求情的话，应该也是假的 (“坑儒”之事，本来根本就是一桩假的)。
然而，从扶苏后来还是死在上郡看，笔者以为，其原因根本不是为替“儒生求情”，而是为紧随而来所发生的另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即对“天降陨石”的看法，与秦始皇发生严重分歧，而被迫离开咸阳去上郡“监军”的（详情参阅第七章——关于天降陨石）。司马迁之所以这樣写，其醉翁之意仍然是为“暴政亡秦”提供“事实”依据，该是没有问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