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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重新认识被满清贬低的大明朝
明朝当时思想界的开放和活跃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和地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明朝思想界之开放活跃，眼界之宏大，简直令人匝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竟然在数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在明朝统治下，重新出现，明朝思想家远远走在了同期西方思想家的前面，说是百家争鸣半点不夸张。
你会明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大思想家的出现，实在不是無本之木，甚至可以说，这三个人不过明朝思想界在满清杀戮之后侥幸存留下来的只鳞片爪。
在数学上，明朝的中国数学家先于牛顿发明了导数的数学工具，而这个数学典籍的意義直到最近才重新被认识到。
在工业上，煤矿开采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象煤矿瓦斯排除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入西方，还有锌的发现，锌铜合金的冶炼，都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
科学上，在明末，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领先于世界的大科学家，比如瘟疫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
而明朝成祖、宣宗等都亲自带兵出塞北征。明武宗甚至亲自上阵砍杀蒙古兵。
明朝和西方国家也交过战，英舰被明军大炮轰退，葡萄牙海军和明军水师交战皆败退。
正是明朝的表现，让西方几百年不敢碰中国。
明成祖五次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在其他朝代根本做不到。说来有意思，蒙古当时最強盛的就是鞑靼和瓦剌，明成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看见哪个強盛起来，他就去攻打哪个?一开始是鞑靼比瓦剌強大，所以明成祖第一次出征蒙古就攻打鞑靼，结果把鞑靼打屁滚尿流，实力一下子衰弱下去，结果在瓦剌和鞑靼的争斗中，瓦剌开始占优势，明成祖看见瓦剌有可能统一蒙古，于是又进行第二次亲征蒙古，结果又把瓦剌打的屁滚尿流，这一下的瓦剌的实力又被他打的衰弱下去，结果鞑靼又开始占上风，并且不太驯服和听话，于是明成祖又第三次亲征，结果这回鞑靼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和明朝的军队的交战，连老窝都不要，一直逃到北边，这樣鞑靼在蒙古的实力和威信又衰弱下去，以后明成祖第四次，第五次出征，基本都是鞑靼和瓦剌一路奔逃，根本连和明朝的军队接触都不敢接触。
中国历史上無论是漢朝还是唐朝，对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都没有占据如此大的优势，匈奴突厥基本还是可以漢唐的军队进行一些交战，而到了明朝，卻出现，蒙古军队被明朝军队打的心胆皆碎，望风而逃的局面，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情形，明朝当时国力的強大还可以从明成祖一边在北方连续不断的发动对蒙古的亲征，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另一边在南方，对越南也进行持续不断的征服，每次都是把越南造反的那个领袖给抓住，好象是明朝的张辅特别厉害，几乎在越南百战百胜，每次越南叛乱，都是派他去平定的，但由于明朝的军队不象满清的那群没有人性的杀人魔王那樣会采用屠城手段，所以越南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明朝政府为了少伤人命，还是放弃了对越南的直接统治，但明朝可以在南北两边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都是获得胜利，这也就可见当时明朝国力的強大，不仅如此，明成祖时代不仅能夠同时供应大规模的战争，还能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其规模比秦始皇可要厉害的多)，比如为了迁都，在北京的皇城紫禁城就全是明成祖时代一手建造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就全都是明成祖时期造起来的，此外在南京还有大报国恩寺的建筑，据说是建筑的奇观，外国的传教士看见这个报国恩寺的壮观宏伟，都惊叹不已，好象明朝的文人王世桢还作诗歌颂过这个建筑，总之这个建筑是非常宏伟的，可惜这个建筑在太平天国时期似乎被曾国藩的禽兽军队烧毁了。另外还有武当山的建筑群，也是非常宏大的工程，在山上进行这些建筑所需要的工程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也都是明成祖时期造的，现在武当山的建筑群似乎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另外还有就是大运河的疏浚工程，这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也是明成祖时期干的。当时明朝不仅能夠同时发起大规模战争，能夠进行极其庞大的建筑工程，而且还派了郑和七下西洋，下西洋的船队往往都是几百只庞大的船只组成，简直象海上移动的城市，每次下西洋这些船队上都装满了各种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国力的強大，漢唐根本连明朝的零头都比不上。明成祖还组织了永乐大典的编撰，总字数达到了几亿多，而且和什么四库全书不同的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都原樣照收，没有任何修改删減。现存的几百卷永乐大典，仅仅是当初原来的3%，可象永乐大典规模的庞大。
进行了这么多的战争，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工程，还有如此大规模官方远洋航海，明朝当时卻依然保持非常強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明朝的鼎盛时期，在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大规模航海活动，大规模建筑工程活动的情況下，依然保持国力的強盛，这就远远超过了漢唐所谓盛世。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建筑的只有秦始皇和隋朝可以类比一下，但这两个朝代都是因为無力承擔这樣的压力，而迅速崩溃。所以从事实的角度，非常清楚，中国历史上最強盛的朝代，正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竭力贬损的明朝
@转贴：漢唐连零头都比不上--重新认识被恶意贬损的大明朝
明朝，是一个应该如漢、唐、宋一樣令人神往的朝代，而它的真实一直被一层面纱所笼罩，这就是其末期的那段辛酸的衰亡历史，那段历史被加注了许多误解，也产生了许多迷团，让我们至今也無法完全看到全貌，但明朝曾经的榮耀与辉煌、曾经拥有过耀眼的文明所释放的光辉不应该被那段衰亡史所掩盖。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大明王朝在今天成为了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朝代，但她卻有著许多不为人知的榮耀……
最近有许多人用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形式鼓吹清朝是盛世，并含沙射影“中华文明”本来就保守、封闭，落后于西方是理所应当的，用“清承明制”来为清朝时期的历史性大倒退开拓，并将清朝期间的倒退归咎于明朝，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本身，这些帖子就是要驳斥这种用心险恶的说法。
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廣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啟《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爾隐居荷兰。
而明朝在同一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官方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西学，研究西学，翻译也是高峰，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爾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義》；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爾+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義》、《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憲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可惜在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災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满族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
“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榮，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清朝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清朝的文字狱卻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無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清朝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可清朝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仅此一项可以窥见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时间之早。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獻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而明朝的“定辽大将军”的铸造技术卻被誉为可比1860年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
而后来《天工开物》在全国绝迹，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封舟一代不如一代：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丈，宽2。8丈，深1。5丈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明朝末期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而若用俞大猷（1503-1580年）《洗海近事》中记载的：“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的吃水深度来要求，那么这些清朝封舟都将成为濳水艇或半濳船。由此可见，清朝时期的倒退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明朝天啟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为六个型号：
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
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
三号哨船；
四号冬船，也叫海沧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
五号名鸟船；
六号名快船。
而到了清代，主力战船成了鸟船、赶缯船，据《皇朝通典》记载，这些船的身长约在七丈到十丈之间，即20米到30米之间，宽6米到7米之间，深2米到2。5米之间，排水量算下来就在100~150吨左右，也就是说清朝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仅排到第5号。
1793年，英国马嘎爾尼使团到清朝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無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爾尼发出过这樣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而其实那艘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爾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爾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爾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獻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然是明朝火炮……
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清朝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居然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奴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直到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需要说明的是东西方是各自独立制造的开花弹，明朝的开花弹是自己研制的，故应为“中国有利器三百年矣”）……这一切实在令人费解，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好歹也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啊，难道真是“清风不识字”吗？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禮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禮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榮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無用之书，而且他決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明朝时期就翻译过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爾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还有《坤舆格致》这种全面介绍矿藏知识的典籍，可张之洞居然在引进冶炼设备的时候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看到这些我们不禁感叹——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了入侵，在清朝黑暗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之后在清朝统治下足足开了两百多年倒车~！
@《利马窦札记》中对明朝中国的高度评价
《利马窦札记》大家想必看过，那里面对当时明朝中国的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札记属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向教会官方提供的资料，所以还是有许多官话套话，感情也比较收敛
他的书信里的言论，应该说更真切也更直白一些
我摘录一些相关段落，给大家做参考，这是从图书馆查到的，摘录在笔记上，已经是很久以前做的笔记了，非从网络上搜来，轻松复制粘贴一下可比，
p52-53
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卻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卻全用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门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p48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無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樣，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園，并有無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著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著廣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廣东的情形是如此。
p49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無比大的城市。
……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p50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寶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園，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晉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樣，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樣。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正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p51
……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樣，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無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夢，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
p51-52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樣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廣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廣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敘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無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廣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無不来中国贸易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对应的是中国的徐光啟，徐光啟（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卻大不一樣。徐光啟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啟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著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笛卡爾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爾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爾在荷兰未受到天主教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決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20年。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实在是一目了然。
1627年，波義耳出生在一个爱爾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義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的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啟。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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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育生于公元1536年的河南沁阳，卒于公元1611年。他是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然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隐居在山王庄镇的九峰山下，濳心于天文、历算、乐律和音乐艺术的研究。
朱栽育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在音乐，数学、天文历法、美术、舞蹈、哲学方面都有惊人的建树，但他最值得骄傲的当数他在音乐方面的杰出成就，被西方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是其最大贡獻。1997年江*主*席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经盛赞我国历史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獻的三位科学家，其中就有朱载育。他说：“朱载育首创的十二平均律，后来被认定为国际通行的标准音调。”
一般来说，要理解十二平均律的含義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学、计量学以及声学、律学等知识。也正因为它的深奥才不为一般人所知。所谓的十二平均律，是一种律制，把一个八度分成十二个相对均等的音程，每一个音程是一个半音，两个音程是一个全音十二平均律一经出现，世界上有十分之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平均律的。比如说被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就是依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发明的。十七世纪，朱载育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2开十二次方”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巴赫根据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钢琴。现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十二平均律仍被廣泛应用。此外他根据十二平均率的理论反复研制、创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发音准确的乐器--"弦准"，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朱载育一生濳心研究术数乐律，不仅是现代音乐理论的先驱，而且还是现代科学的开拓者。他创造36个"世界第一"。他第一个发现了平均律原理；第一个创造了弦准；第一个提出了"舞学"；第一个在数学上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的方法；第一个解決了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方法；第一个在算盘上进行开方运算。在天文历法方面，精确地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值，判定出当时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他一生著述甚丰，有《琴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等已收入其名著《乐律全书》。另外还有《韵学新说》、《先天图正误》、《律吕正论》、《嘉量算经》等。
朱载育在著书立说之余混迹于乡间百姓之中，撷取民间音乐和乡土文化之精华，被世人称为“布衣王子”，因此也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民间传说故事。
相传，朱载育于1546年被封为世子后，曾经历过王室内部倾轧、父亲被削爵并遭受禁锢的家庭变故。作为一个品行独特的奇男子，朱载育虽然心情沉痛，卻不以权势为意，“筑土室于宫门外，席藁独外者十九年”，一直到他父亲得到昭雪、复爵、还邸。这以后，朱载育仍然寻师访友，和音乐艺人、乐工、学者们相互探讨艺术和学术，专心于著述，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自1591年父亲去世后，他更连续七次上疏，要求把王位让给曾经与他父亲结仇的一系后人，并且因此得到万历帝“让国高风”的褒奖。百姓知道他的让国事迹，卻仍在民间传说中称他为“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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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的很对，只是现在中国人都认为胜利者都是先进、正确的，所以都不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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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路对。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所谓“识时务者”，还有后世那些为历史圆谎的愚蠢的知识分子。
明史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人为的误导了，真实的有明300年，有很多和我们看到的所谓明史也许完全不一樣。随著人们思路的开放，相信真实的明史会渐渐被人们认识的。康熙就曾经评价朱元璋“治隆唐宋”，同时期的外国人的有几所记录的明朝社会也不是简单的后来教育所说的“黑暗，专制，……”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想了解更接近于真实明朝的明史了，那些简单的“东厂明朝”的思维应该会逐步的被人们所唾弃，代之的会是一个更真实的明朝。
多些这樣的评论才好。那些一根筋就会说明朝就是黑暗的论调过于简单了。左公宗棠当年平叛新疆的时候，发现挖出来的火炮比自己的清军还要先进，唏嘘不已。明朝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轮回，要真是本身就腐朽不堪，何以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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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并不会导致一个朝代的灭亡，满清那么腐朽，从一开始就是满族人全民族贪污漢族的，不一樣统治那么长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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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徹的。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廣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況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榮，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禮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
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啟，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樣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爾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榮，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夠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爾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爾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樣的令人厌恶丑陋。
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
“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園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園里，它们看来很希奇。”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樣，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況确是这樣，決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無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廣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著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樣，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無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廣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無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温良多禮，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廣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沖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禮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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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樣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樣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樣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卻是这樣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产茶葉、磁器、 丝筋，为西洋各国及爾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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