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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毛泽东《贺新郎·读史》本事考略
为方便计，迳录《贺新郎·读史》如次：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無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词写得深沉阔大，气势恢弘。“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昔日赠送毛泽东的两句诗，恰可形容这首词的作风。以雄奇瑰丽之词，一笔写尽几千年的历史，而且还要将此历史推而翻之。词并不艰深难懂，但其间暗藏的本事，解诗者历来不察。
据吴旭君回忆，这首词作于1964年春，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办公之余，一直在读司马迁《史记》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见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第381页，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吴旭君是毛泽东的护士长，长期在他身边做医护工作，也曾邦他保存诗稿。她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许多解析毛诗者正是据此断定，词的写作与毛泽东阅读这两种史书密切相关。至少，这两种史书是毛泽东写作此词的“引发点”（张贻玖《藻耀而高翔，文笔之鸣凤――学习〈贺新郎·读史〉的体会》，同上书第384页）。
吴旭君所忆或许是事实，但解析毛诗者拘限于此，则必生误导，致使词之本事隐而不彰。众所周知，毛泽东喜读史书，几乎無一日不读史，单憑毛泽东某个时期读某几种史书的事实，不足以说明他制作某诗的“灵感”和“动向”。还是应当细读原词。细读之下，可以认定，《贺新郎·读史》之本事乃出自《庄子》“杂篇”之《盗跖》。以下一一略考之。
“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下简作“《诗词集》”）注云：“用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诗词集》系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编，乃是公认的权威本，坊间所见诸多鉴赏本，其注释均沿袭此本。其实，早在《诗词集》面世之前的1990年，在一篇“学习《贺新郎·读史》”的文章里，萧涤非先生已点明“人世难逢开口笑”出自杜牧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见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第26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诗词集》注此句，或参考了萧说。不能说萧涤非说或《诗词集》注释有误，但它毕竟未曾追根溯源，直探此句的原始典实。《盗跖》里盗跖痛骂孔丘有言：“人上壽百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也。”（《盗跖》原文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下同）杜牧句“尘世难逢开口笑”即出典于此，毛诗“人世难逢开口笑”，看似直接化用杜牧句，实则亦出自《盗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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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流遍了，郊原血”。《诗词集》不注，其他几种重要本子，如臧克家主编本，吴正裕主编本，均不出注。而考诸《盗跖》，即可见毛诗此句之来历。《盗跖》里盗跖又痛骂黄帝曰：“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另一处也有大致相同的骂法：“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涿鹿”一说在今河北涿州（属保定市），一说在今河北涿鹿县（属张家口市），不知孰是。最可注意的是“涿鹿之野”的“野”，《说文》：“野，郊外也。”“冂”部又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冂。”“涿鹿之野”的“野”，在毛诗里化作了“郊原”，“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在毛诗里就提炼成了“流遍了，郊原血”。又《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战蚩尤曰：“蚩尤作难，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不见“流血百里”的血腥渲染，此亦可证制作《贺新郎·读史》的灵感触发，并非直接源自《史记》。
词下片有句“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無涯过客”。《诗词集》注前句曰：“传说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具体说法不一，总之都被认为是最高尚最有才能的神圣人物。”大而化之，并未深究。臧克家主编本，吴正裕主编本，同此。而实际上，此句对于考索《贺新郎·读史》之本事最是要紧。《盗跖》里的盗跖先是禮赞从有巢氏至神农氏的历史，称其“無有相害之心”，乃是“至德之隆”，爾后痛骂黄帝以降一干神圣人物，其中谓：“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強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另一处则略有不同：“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六子”，成玄英疏云：“谓黄帝、尧、舜、禹、汤、文王也。”“六子”江南古藏本一作“七子”，刘文典曰：“黄帝、尧、舜、禹、汤、武王、文王，合为七人，江南古藏本是”（见刘氏著《庄子补正》第80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帝、尧、舜代指“五帝”，禹、汤、文武是为“三王”。“五帝”“三王”在《庄子》里乃是经常被嘲讽的对象，如《秋水》：“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盗跖》的“五帝三王”，表面看去，确与毛诗“五帝三皇”略微有异，但只要不是过于拘泥，略其形而取其神，则二者仍有共通之处。毛诗“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無涯过客”，要在“神圣事”和“骗”，衡诸《盗跖》，正与毛诗相通。《盗跖》明言“世之所高，莫如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又称“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这是说“五帝三王”本非神圣，世人信伪迷真，大受其骗，当解构神圣，恢复其本真面目。
下片接下，“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诗词集》注了“盗跖”、“庄?”、“陈王”、“挥黄钺”，又概述说：“是用来概括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其他本子，大抵与此同。这里出现了“盗跖”，按理，解者会自然联想到《盗跖》；果真如此，顺“盗跖”以索之，词之本事也就昭然若揭。《盗跖》假盗跖之口呵圣骂孔，要在解构儒家之神圣事，同时张扬道家的自然之道。尽管盗跖并非道家眼中的“风流人物”，但他酣畅淋漓的痛骂，骂人所不敢骂，骂人所不能骂，像毛泽东这樣激进的非孔人物，每读此篇，必大呼痛快。或许正是盗跖痛骂孔子的形象，直接刺激了这首词的制作。
以上是细读文本以考索本事，还可以将视线移开，对毛泽东与《庄子》之关系略加检视。毛泽东一生喜读《庄子》，熟读《庄子》，也经常在诗文里援引《庄子》以为典实。1918年4月，罗章龙东行日本，毛泽东慨然赋诗，为他送行。这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七言古诗，毛泽东一连用了三个《庄子》典故：“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鲲鹏击浪”用《逍遥游》典；“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米”，“将宇宙看?米”用《秋水》典；“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我返自崖君去矣”用《山木》典。可见青年毛泽东对《庄子》的喜爱与熟悉。到了晚年，出自《庄子》的典实，仍常见于他的诗文和谈话。作于1965年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乃是以《逍遥游》里鲲鹏与“蓬间雀”的对话结构全篇。
写作《贺新郎?9?9读史》的1964年，毛泽东的谈话也曾多次涉及《庄子》。是年2月13日，旧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计十六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郭沫若等，还有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会议的主题是谈教育问题，但开始时有一段闲聊。毛泽东笑称章士钊是“桐城遗种”，而自己则是“选学余孽”，因为他“现在不看《古文辞类纂》了，看《昭明文选》”。《文选》赋体下有木华的《海赋》，毛泽东称赞《海赋》“写得很好”，又由《海赋》联想到《庄子》的《秋水》，毛泽东说：“《庄子》秋水篇很可以看一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38―239页，1967年，無出版单位）同年8月24日，毛召集于光远等人专谈日本学者坂田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泽东说：“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同上，第289页）“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乃惠施一派所谓“辩者”的观点，出自《庄子·天下》。
毛泽东一生器局闳大，超迈高绝，想来得之于庄子者实多。庄子主绝对的相对主義，高踞“道”的境界，居高临下，于是齐一万物，宇宙即是?米，一切不在话下。庄子的这种相对主義，毛泽东的早年思想即有鲜明呈现，其读泡爾生《伦理学原理》批注云：“观念即实在，有限即無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即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9―270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里，也曾多次用过庄子的相对主義。卫士张仙朋跟著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毛泽东看了看天，忽问张仙朋：“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张自然答曰“住在地上”。毛泽东又问：“我们算不算神仙？”张又答曰“不算”。张卫士被问得有些摸不著头脑了，毛泽东说：“告诉你，我们住在地球上，人们都说神仙是住在天上，但是，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也把我们看作是天上的神仙吗？”又有一次在北戴河海滨，毛泽东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申说了“中国人即洋人”的道理：“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我们不也是他们的洋人吗？”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20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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