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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554)：上帝爱中国
怎樣知道上帝爱中国？
中国5000年历史中，上帝一直都在关怀中国。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人世，为了拯救人类，但是，由于人类的自私和犯罪，拒绝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在旧约圣经约拿书中，上帝派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叫他们悔改，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宽恕了他们。但是三百年后，尼尼微城里的人有开始堕落，于是上帝就毁了这个城市。中国人近二千年都没有悔改，上帝对中国是多么仁慈。
第一次没有悔改：景教在中国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当时叫景教。景教在中国只有二百余年，为什么？当权者心硬，没有认罪悔改！当时的景教在中国不准讲罪性，传教士只能逢迎王室，依附权贵，讨人喜悦，得以建许多教堂，但是缺少真正的信仰，最后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佛道斗争中，武宗下令灭佛，祸及景教，景教徒被驱散，景教在中国内地渐趋灭绝。
第二次没有悔改：康熙最后拒绝基督
有人说，康熙皇帝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种说法是偏颇的。虽然从康熙皇帝所作的诗词中看出，康熙皇帝对基督文化有所了解：
《基督死》
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叁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诗生命之寶里，似乎得到更为明确的印证:
天上寶日月星辰，地上寶五谷金银。
国需寶正直忠臣，家需寶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寶，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無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夢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著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中，我们看到康熙皇帝确实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心愿。但由于圣经反对拜偶像，而康熙坚持认为应该尊重中国的风俗，由于禮仪之争导致到康熙皇帝最终没有选择天主教，最后把这些传教士赶回去。这樣的结果究竟是罗马教廷对中国传统禮仪的态度所造成的呢，还是康熙自身的内心状況所造成的?学者们认为是后者，因为他無论对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宽容，有多少期待，对圣经和天主教教義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儒、萨满、藏密教徒的异族君主。当西方宗教文化伤害到这个所谓的“道统”时，他仍然毫不犹豫他选择本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而放弃外来的所谓“道德文明”。
第三次没有悔改：太平天国变了味
名落孙山的洪秀全回家得了一场大病，做了一个奇怪的夢，此后，从一本《劝世良言》的书认识基督信仰，并创立拜上帝会。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于金田村起義，有众万人，不二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并建立太平天国，信徒有七千多万人。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仅仅短短十三年后就被镇压？难道是上帝的無能？太平天国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运动，曾经拒绝他洗禮又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著的《洪秀全革命真相》认为，是一群強盗借助上帝之名攻打另一群強盗，打完胜仗的目的不过为了分赃和享乐。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吹毛求疵，最后不仅不同情反而围剿，这是历史的遗憾。我们無法评价哪一种观点的对错，但是从洪秀全在南京11年腐化生活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天平天国统治者的心灵深处，依然是中国人享受君王之命的心态，企图通过宗教手段实现自己过上君王的富贵生活，在内心的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第四次没有悔改：中国人拒绝孙中山
如果说，基督信仰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是因为最高首脑的从根本上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原因，那么，上帝又给中国人一个恩赐，给中国人赐给一位基督徒总统。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基督教伴随孙中山走过了一生，十八岁时受洗为基督徒，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学校教育中，除中央书院外，均属于教会主办的学校，充满宗教色彩。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时除了正常的功课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唱诗班，早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祝祝祷，星期日在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的禮拜，他都参加。 1896年10月10日伦敦蒙难时，孙中山走投無路，万念俱灰的情況下，“一意祈祷，聊以自慰”。“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析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忧色，不期然而在，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终于奇迹的获得了拯救。他深感这是上帝施恩的结果。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美国。有一次会见牧师卢祺沃博士之父亲，主人欲为这位革命领袖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辞再三，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需吃一碗面即可，并首先祈祷，“向神感恩”，说“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赖上帝之恩助”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地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念念不忘教会之功。他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他在法教堂欢迎会上也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阙，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無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矣。” 直到病危，他还深情地強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晚年，孙中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主张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強调提高人格，进行自我的道德锻炼和培养，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就是要通过刻苦的磨炼，“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情，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情，都一概革除。” 他把高尚的情操，“顶好的人格”看成是“人类天职”。认为人类进步的极点，在于不断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炼到神圣地步。強调“欲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化到了极点。” 其次，孙中山从基督教“上帝就是爱”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他认为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应坚持“互助的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仁義道德者，互助之用也” 。他歌颂尧、舜、禹、汤、文、武的所谓“仁民爱物”、“爱民若子”是“仁慈的好道德” 。他认为外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義和平”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这里所说的仁爱，就是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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