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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98)： 中华典籍的苦难历程
一、 黄帝统一文字，致使鬼夜哭，天降粟．颛顼绝天地通，使其他非王族文化遭到弃毁
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 “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随著文字的使用，记录有文字信息以及符号、图画的载体（亦即图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被集中收藏起来，以供人们查阅和长期保存，于是便出现了图书馆。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晉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从此，这批無价之寶的图书文獻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獻资料的实物。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獻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晉太史屠黍见晉公骄無德義，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獻典籍在2500 年前神秘地失踪了。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孔子收诗三千篇仅录入＜诗经＞３００篇，其余皆毁之，收上古，先秦及三古文章三千余篇，录入＜尚书＞３００多篇，传至今只剩二十六篇造成的损失。
司马迁编＜史记＞把所有他认为不可信或散乱無章，如司马迁曾说：自黄帝以来玉碟皆有其年数．但由于司马迁认为不可信即所谓予不敢言，结果不但未收入＜史记＞而且全被弃毁．文字难读的先秦史料全部抛弃造成了图书损失。
二、隋朝牛弘的“四厄”说和明朝胡应麟的“十厄”说
牛弘的“四厄”说与隋以前文獻的散亡。牛弘，隋人。史称其“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官至散骑常侍秘书监。《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谓：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獻书之路”。其上表之中历数中国典籍文獻的几次大的劫难。
１、秦始皇焚书
这次“焚书坑儒”，其根本宗旨，是李斯所说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在李斯，是欲图确立法家的正统地位，在秦始皇则是其王朝思想的体现。他们的宗旨是：凡是对秦王朝以及对其所奉行的正统思想不利的书籍统统在禁毁之列。这种禁书宗旨，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禁书史的一大主潮。秦之焚书坑儒，开了中国古代禁书的恶劣先例，并且也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帝王专制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秦之焚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其对文獻的破坏，自不待言了。因此，牛弘将秦朝焚书列为书籍文獻的“五厄”之首。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这个教训，对于帝王统治阶级而言，也是十分深刻的。终至元明，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社会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与秦始皇相比的大规模禁书。
２、漢兴之聚书与王莽之乱
秦始皇焚书之后，迄漢之兴，又渐致力于收罗遗书，其最著者，是漢武帝。班固曰：“漢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廣开獻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禮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漢书艺文志序》）当时聚书之多，据刘歆《七略》所说：“武帝廣开獻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廣内秘室之府。”这是当时中央聚集整理文獻的大概情況。除中央以外，各地对文獻典籍的收集，也是相当可观的。据《漢书》记载：“河间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秦旧书，多奉以进獻王者。故得书多与漢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辨；獻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从这些藩王对书籍的聚集，亦可见当时求书聚书风气之盛。这二百余年对书籍的收集整理，至西漢末年，经王莽之乱和赤眉起義之后，又告散亡。
《漢书。王莽传》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兵败而死，讨伐王莽的军队进入长安，仅仅“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無所损。”更始二年，刘玄入长安。次年夏，赤眉军入关，更始投降，“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無行人，宗庙園陵，皆发掘”。（《漢书。刘玄传》）经过这一场动乱的浩劫，漢室所藏的文獻典籍，荡然無存。故范晔《后漢书》中谓：“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禮乐分崩，典文残落。”马端临《经籍考》也说：“王莽之乱，焚烧無遗。”都说明西漢末年的动乱，实是中国文獻的一次大劫难。
３、东漢之聚书与东漢末年典籍的散亡
东漢开国之时，即忙于征书。《后漢书。儒林列传敘》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又谓：“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辆。”其后诸帝，無不以右文为点缀，因而对典籍的征集颇为重视。自此，中秘所藏之书，又趋于盛。然至东漢末年，兵燹四起，厄及典籍。《后漢书。儒林列传敘》还说，自从光武聚书以后，及漢之盛，书增三倍。按这一说法推算，当为六千辆。然“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布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董卓移都，是东漢末年典籍的第一次大散亡。其后，兴平二年（公元 195年）又经李淮．郭汜大交兵，不但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即使“符策典籍，略無所遗”。至此，东漢诸帝百余年之所收藏，班固等之所校定，多达六千余辆的典籍秘藏，又复归于荡然。这就是牛弘所谓“五厄”之第三厄。
４、西晉秘书阁藏书与“八王之乱”
牛弘所谓书之四厄，即在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到西晉沦亡这一阶段。
以上所述，即是隋以前中国文獻聚散的大概状況。
就医药书籍而言，秦始皇焚书时，明令医书在保护之列。但在兵燹战乱中，对医书的破坏，也在所难免。《漢书。艺文志》的“方技略”中，载有“医经”七家 216卷，“经方”11家274卷，说明在战国时代已有相当多的医书，但到了两漢时期，这些书大多也已经無存。东漢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讲到其撰述《伤寒杂病论》的经过时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要说这些当时的参考书后世不能得见，即使《伤寒论》本身，在东漢末年成书之后，不久也几近散亡。赖东晉王叔和整理编次，才得以保存下来。金人代医家成無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集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
再如，魏晉南北朝时期，我国医药方书非常盛行，《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李当之药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阮河南方》、《秦承祖方》、《僧深药方》、《徐王（之才）方》、褚澄《杂药方》及徐叔向《疗脚弱方》、谢南郡《疗消渴众方》等专病方；另有宋武帝《杂戎狄方》、《摩诃出胡国方》、《龙树菩萨药方》等外来药方。但这些医书现在均已失传，只能从一些文獻中探得一鳞半爪而已。
胡应麟的“十厄”说与明以前典籍的聚散，论及古代图书的兴废，明代学者胡应麟有“十盛十厄”说。他概括明以前图书的十大厄运是：
秦始皇“焚书坑儒”，此其一；
王莽改制焚烧书典無数，此其二；
东漢末董卓部将屠长安书被毁尽，此其三；
晉“八王之乱”使政府藏书“糜有孑遗”，此其四；
梁元帝城破前焚书１４万卷，此其五；
隋末宇文化及兵变火烧宫中藏书３７万卷，此其六；（隋朝藏书盛于开皇，不久毁于杨廣之手。）
唐代“安史之乱”使旧籍“亡散殆尽”，此其七；（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不久毁于天寶年间的“安史之乱”（755年）。）
唐末黄巢起義“内库烧为锦绣灰”，此其八；（唐代后期之聚书与唐末战乱）
北宋末年金陷汴京，“秘阁图书，狼籍泥中”，此其九；（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1041－1045年），再盛于宣和（1119－1125年），而遭女真“靖康之災”（1126年）。）
南宋末年元兵侵入杭州，图书尽皆遗散，此其十。（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1174－1189年），再盛于嘉定（1208－1224年），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年）。 ）
三、明代文獻之聚散
１、满清入侵中原甲申之乱造成内府和私人藏书的散亡
四、清代文獻之聚散
１、清初的文字狱对文獻的破坏
文字狱，即因为己著的文字或者因为保留了他人的文字，因文而触祸，因文而罹罪，本人并没有相应的可以治罪的行为。清朝文字狱之酷烈，是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
２、乾隆“寓禁于征”，撰修《四库全书》时对图书文獻的禁毁，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图书的一大厄运。满清修《四库全书》共录入4万多册，而被各种原因遭焚毁者多大75万册之多，实令人痛心不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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