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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59)：楚辞里的神话体系，长江荆楚文化是比黄河文化更古老的华夏文化源头
华夏先民祭祀楚辞里的神话体系，为什么和后来的几乎完全不一樣？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呀什么的……
楚辞里的神话体系，为什么和后来的几乎完全不一樣？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呀什么的……
原来我们的先民祭祀的是这些神呀！
屈原的楚辞应该是直接承源自上古的神话体系！但是，这些也不排除有被后世儒教篡改的可能。
总之，这么突兀的出现一个神话体系，实在是太……
这说明儒教对我们的神话体系做了极大的改动！
其实，华夏文化的源头，荆楚文化日益在考古发现中展现出了重要地位，甚至有学者提出，长江荆楚文化是比黄河文化更古老的华夏文化源头，同时，黄河作为一个地上河，似乎表现出某种外来的趋向，动辄改道肆虐。
长江，更是哺育华夏文化的摇篮，长江非常温和。
经过蜥蜴人孔子儒教大规模删书烧书之后，华夏文明被拦腰截断。
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屈原，会感觉屈原的出现，是个怪异的现象———屈原似乎是个無父無母的生命。屈原是中国诗史之第一人，前面似乎并無可以借鉴者（之前的都被烧了）：从侠義的诗史角度来说，诗、骚相继，诗后而骚，诗三百似乎就是屈原楚辞的唯一借鉴，也是屈原之所以能夠得以产生的唯一源泉。但诗、骚完全是两个系统，鲁迅在《漢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则诗、骚之间，不仅长短不同，幻想与写实的不同，也有著瑰丽的与平朴的不同，以及意旨含混与因自成体系而旨意甚明的不同等等。那么，屈原何以在华夏诗史前無古人的状況下，突然能出现如此伟大的诗人，产生如此丰富的诗作？
屈原楚辞之散文性质和诗体性质，需要给予重新审视。也就是说，只有不仅将诗三百作为屈原的借鉴物，而且，要将先秦散文的诗歌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得到答案。
笔者曾以《水调歌头》小词来阐述这一观点：
“遥想兮屈子，仰首兮问天。日月列星安属？地何倾东南？后羿羲和谁载？上下未形何在？遂古初谁传？孔子敬神远，幸赖楚骚焉。乘骐骥，折若木，伫幽兰。叩天求女，王榭空去楚辞悬。反顾高丘無女，可叹众芳污秽，独立几多年？源头非雅颂，左传庄周篇。”
有学者认为，诗三百体现了由对神衹的禮拜（神话时代），到人类的觉醒（史诗时代），再到个体觉醒（情诗时代）的三部曲，其实，《诗经》仅仅体现了后两者，那就是由雅颂的史诗，到国风的情诗，体现了由人类之“类”的群体“大我”到个体“小我”理性的觉醒，而最为原始的人类应该有的对于神衹的图腾崇拜，反而在诗三百中难以寻觅。其中的原因，可以猜测，是“古者诗三千”太史公《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章太炎认为，此非虚言。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
因此，华夏文化原本会应该拥有图腾崇拜原始文化的诗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经过孔子的编辑取舍，遂使诗三百成为重视现世文化（相对于神衹），重视历史文化（相对于现实）的儒家经典，遂使后人永远失去了体会原始图腾文化的机会，也使华夏民族成为了重视现世不重神灵，重视人伦不重宗教，重视实际而缺少浪漫想象的民族。
《禮记·表记》：“周人重禮尚施，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因此，诗三百实际上是周代诗歌集成，并没有反映周代之前的敬鬼神的文化，华夏文化，因此也就是周代文化的后羿。远鬼神而近人，是周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神话性渐次減弱，神话变为历史，神衹变为祖先，天帝变为人王。帝字 “原来是只指天帝而言的，这直到《诗经》的《雅》、《颂》中还都是一律如此。……可是《尚书》中就已经把人王都称为‘帝’，如‘稽古帝尧’之类，这就是以人王取代天帝地位的一种方式，而其过程则是逐渐地把人王上升到天帝的左右。”
诗三百由于有了孔子的编辑，有了儒家文化的淘汰筛选，使华夏远古文化中的神话成分消亡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屈原楚辞，不承北方系统的诗三百，而越过《诗经》直接上承远古神话精神，正是对于这一缺憾的极好弥补。屈原“博闻強记”，在他心中，应该不仅博闻強记了许多周代之前的历史传说，其中包括“日月列星安属？地何倾东南？”之类天文地理方面的远古想象，也包括“后羿羲和谁载？上下未形何考？遂古初谁传？”之类的人文历史。而且还应该有许多三百篇之外的“古诗”，即周代之前的诗作也未可知。后羿、羲和之类的人物，是完全的神话，还是历史之记载，或者是历史人物的神话写作？这些事情作为结论暂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屈原将他们的故事一一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了下来，从而使孔子“敬而远之”的神话文化的煙火，得以延续承传。
屈原、宋玉的《楚辞》，尤其是屈原的《天问》，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荆楚地区的神话故事；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有相当多荆楚地区的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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