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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36)： 四说《史记》并非信史——谨答老杜痛驳
芦笛
抱歉之至，刚才才看见老杜大作，还是从余情郎的海盗网站上看到的。可怜余情郎那中文系毕业的才子胸無点墨，可卖弄的便是他的“道德底线”与“救国情怀”，文化是丝毫没有的，所以连对我这理工科干面包，都只有顶禮膜拜并乖乖挨骂的份。给骂得惨了，想还手又没那本事，便只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到处偷拳头打人，羞也不羞？早知有今日，当初为何不发愤学点文化，要变成这种花甲文盲？
勿过余郎也不必沮丧，更不必去高粱杆上一头撞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挨我毒骂的榮幸。而且，花甲文盲有的是，贵本家余含泪新近就被评成“中华第一文盲”。由此可见老芦对中华文化的腐蚀败坏作用。这“没文化”、 “文盲”的恶谥，乃是老芦最先骂出来的，其实是我过去骂小芦的话，后来便用来骂高寒，如今竟然在网上蔚然成风。还有个文盲出来特地写了篇文章，给出了新时代“文盲”的定義，按他那文盲给出的定義，连我都算文盲了，因为我并無理财能力。
其实所谓“文盲”，我在跟高寒在《热血漢奸》吵架时说过了，乃是“文明盲”、“文化盲”，对东西文化一無所知，如余大郎、高寒那些略识之無的大老粗一般，跟理财有什么鸟相干？
有趣的是，国内网友还特地给我来信报告大好消息，说《北京晨报》发表了我的《余含泪妙文赏析》的摘要。我用古狗搜了一下，发现那文章被转贴得满世界都是，还有人说我是什么“民间高手”，居然把本大文豪打成隐姓埋名的民间高手，这都什么事啊？那本是游戏文章，是在加新帖的格子里直接打出的，真正地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竟能流布天下，洛阳为之纸贵，中国是不是真成了文盲之邦？这跟那些国学派的辛劳有無相干？等将来我死了，芦学真成了显学，是不是就连高、余诸共特文盲都要沾我的仙气，跟著青史留名？倘若此，那才是天下第一令人懊丧的事。
废话说夠，谨此拜复老肚子的深揭狠批。
【1。 “文学创作”
老芦多次恶毒攻击人家马迁的史记是文学创作，令本肚怒发沖冠，憑栏处，把栏杆拍遍。首先，人家老马在自序里都讲过了，“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也就是说，他讲的故事有出处，不是自己瞎编的。】
这段引文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吧？上下文在此：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禮義，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禮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漢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獻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据我的穿凿，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司马迁自比孔子，于是壶遂问他，孔子生逢乱世，因此写了《春秋》为天下制定禮法。现在圣明天子在位，你怎么还敢自比孔子，作春秋讥弹乱臣贼子，为民立极？司马迁于是便肉麻歌颂了漢武帝一番，说他写的《史记》不是春秋，只是敘述往事，将其整理系统化，目的是歌颂圣明天子的仁德，记载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迹，并没有像孔子那樣为天下制定禮法（“当一王之法”）。
所以，从前后文来看，这“作”之義，似乎不能理解为“文学创作”，那阵子的原始古人根本也就没有这个概念。哪怕今天的史学家们中，还有许多人分不清想象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猜测与事实的界限，国内著名清史权威戴逸老先生就是一例，而況原始人老祖宗乎？窃以为，那“作”的意思，在此似指“制作禮法”。
【而且，当时许多人，包括对史记很不以为然的班固，都提及史记为“实录”。太炎先生解释说，“实录者，实录当时传记也”，也可佐证老马没有搞文学创作。】
惭愧，本特首不学無术，你说的班固和章疯子的话（拜托勿要用“太炎先生”，我很讨厌此人），我都没看过。不过窃以为，司马迁是否搞了文学创作，似乎只能用他的作品来回答，不能靠他的自称，更不能用姨爹们的评论作为“佐证”。这不是学术考证方式，因为那些姨爹并不是他的同代人，并不曾见证他的写作，这比不得校对辨析参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人物的证词。
司马迁是否搞了文学创作，我已经在旧作里说过了：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6633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616695
在此再小结一下司马迁的文学创作特点：
1）专门记录绝对無可能记录下来的生动对话。例子举不胜举，以下只开出旧作中撮举的几个例子：
? 商鞅与客店老板的对话。
? 卢生和侯生的对话。
? 二世死前和阎乐的对话，与宦官的对话。
? 项羽和刘邦微时见到始皇的感慨。刘邦发迹后对太公的自夸。
? 陈涉微时与打工伙伴的感慨；发迹后伙伴去找他的感慨。
? 项羽死前对虞姬的悲歌；对28骑发表的演说；与乌江亭长的对话。
2）专门记录他人無从得知的主角的心理活动：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壽，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獻其姬。”
3）专门讲述完整故事，绝不会浪费人物以及伏笔。
我已在旧作中给过例子：韩信微时受其辱的亭长、漂母、恶少，统统都活过乱世，熬到韩信作了楚王后再加赏赐。鲁勾践在荆轲刺秦王前侮辱了他，等到荆轲刺秦王后又出来致悼词，等等。
你自己说说这到底是文学创作还是“实录”？硬要说那不是创作而是“实录”的班固和章疯子是不是姨爹？
【2。 “天下放失旧闻”
老芦还恶毒攻击老马的“天下放失旧闻”，是“靠不住的民间传说”。更激起我仇恨满腔。日本一个历史学家，跟老芦一樣，也有同樣疑问，那老东西就沿著司马迁走过的路线，沿途考察一遍，得出的结论是：人家马迁虽然知道很多民间传说，但在书里几乎没有采用。可惜这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我忘记了，他说的话我记得也不一定准确，但大致就这意思。】
这日本学者是姨爹吧？难道他是司马迁的同代人？据我所知，老迁给割掉蛋包子那阵，日本还处在文明前的蒙昧蛮荒时代涅，连文字和历史都没有。那倭人若能来支那考察，最早也是唐代的事。7百多年后，沿著红军的长征路考察一番，竟能得知司马迁知道些什么民间传说而又没有采用？这是什么疯话？
【那么“天下放失旧闻”到底是什么？当然本真达人也不懂。但有一个更达的人章疯子，考据说“苏秦、鲁连辈各有著述，《漢志》载《苏子》三十一篇、《鲁连子》十四篇、《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盖太史公据彼辈自著之书，采摭成文耳”，也就是说司马迁当时收录了很多人的传记，虽然这些书大部分失传了，但在当时司马迁是看到了的。所以要说文学创作，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老马。】
司马迁自己说得清清楚楚：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所以，六国史书都给烧光了，民间獻出的只是诗书和诸子百家，并没有史书（“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除了没烧的《秦记》外，“石室金匮”里的藏稿藏书中没有正式的史籍，只有百家言。其中当然可能包括章疯子考证出来的那些书，但那类书既不是史书，也不是自传。若世上真有什么《苏子》、《鲁连子》与《魏公子兵法》，那也無非跟《老子》、《庄子》、《孙子兵法》一樣，绝不会含有史实和历史人物的传记。含有史料的文獻，只能是战国说客辩士们编写的政治教材，也就是后来刘向编成的《战国策》。那些东西靠不住，我已经说过了。
司马迁的问题，是他的文学创作沖动太強烈，不甘于老老实实朴实無华地记录史实，而要把故事讲得無比生动，并适时加入角色的心理描写。我在上面作出的第一个链接导向的旧作里就对比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与《战国策?范睢至秦》，指出尽管前者基本是抄袭后者，但多出了若干文学描写成分，例如加入范雎故意走错路和宦官发生争吵的戏剧化情节，穿插进角色的心理活动，等等。所以，即使有史料来源，他也不肯老实抄书，非要让他的文学家本能顽固表现自己。
【3。 （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些不见于《战国策》的绝密隐私，请问司马老迁是怎樣打听到的？
据说古代有起居注，也就是王侯将相等高干，家里置左右史，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好让司马迁以后写史记时作为资料参考。当然，当然，就是这个也难以解释史记里生动的描述。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诬告老马刺探别人隐私，老马还有其他途径“实录”别人的东西吗。】
这个比较搞笑。首先，我没有“诬告老马刺探别人隐私”。公共人物無隐私可言，何況是历史人物。我说的是，史迁公布的隐私是不可能刺探到的。例如赵姬有孕，吕不韦隐瞒了这事，把她送给异人，任何现代人都该看出那完全是groundless gossip，無法通过常识验证，而司马迁居然就有本事把这种流言蜚语当成正史记录下来！他当然可能“实录”了谣传，但这种东西只有姨爹才会信以为真。
其次，据我所知，起居注是漢朝才开始的，只限于皇帝，没有什么“王侯将相等高干，家里置左右史，……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一说。战国时代并没这一套，盖帝王的起居注是后人编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所谓“实录”就是根据它编出来的，如《明实录》等，后世便据此编写《明史》。而从《秦记》编得极为简略、甚至没有年代这点，便足可判断当时诸侯国并没有漢朝皇帝才开始实行的起居注。
最后，即使战国时代诸侯就有了起居注，吕不韦在送赵姬时不过是个平民，绝無可能有专人记录他与赵姬的性生活史与赵姬的月经史，怎么可能知道赵姬在嫁给异人时便怀了孕？又有哪个史官知道、乃至敢于记录秦始皇他妈对“大阴人”的狂热爱好？《战国策》所载吕不韦微时与他爹关于各行赢利比较学的讨论，又是哪个史官记录下来的？
無从落实的性丑闻不论，司马迁记录的秦国世代也与《战国策》不一致。据《战国策?卷七?秦五》。嬴政他爹原名“异人”，是秦王的儿子。当时的太子是子傒，王后無子。吕不韦说服了王后的弟弟，让她把异人召回来。异人讨了王后欢心，改其名为“楚”，秦王也喜欢他，于是便把他立为太子，秦王死后，自然是子楚继位。
那么，这秦王到底是谁？很明显，他只能是在位多年的昭襄王，因为他不但有多个儿子，而且还曾如异人一般在赵国做过人质。同段文章就记录了子楚向他的进言： “陛下尝轫车于赵矣，赵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边境早闭晚开。”所谓“韧车”，乃是 “止仕”之意，用在这里，是说秦王当年曾在赵国做过人质。由此可见，这秦王是个老家伙，也可据此导出，嬴政是昭襄王的孙子。
然而据《史记》，子楚是昭襄王的孙子，而嬴政则是昭襄王的曾孙：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三年）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世家》）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吕不韦列传》）
所以，子楚回国时，乃是昭襄王死前六年的事，那阵他爹根本不是国王而是太子。过了六年，昭襄王才死去，子楚他爹继位，三天后就死了（毒死的？）。太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在任三年后死去，由嬴政继位。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秦始皇本纪》），登基时约11岁。
很明显，《史记》与《战国策》在此重大史实上有极大出入。司马迁的记录应该更可靠，因为他手上有《秦记》，所以应是《战国策》出了重大错误。出这个错也很自然，因为子楚他爹孝文王才当国三天就死了。那阵子毫無传媒，消息极不灵通。民间知道朝廷的变故，起码也是半年后的事。新王与老王的国丧连在一起，民间难免把子楚当成昭襄王的儿子。
有趣的是，《战国策》曾栩栩如生地描述，吕不韦怎么怎么先去游说异人，再去游说王后的弟弟，再去游说赵王，最后又怎么怎么教异人穿上楚国服装讨王后欢心，怎么用自己的政治眼光打动他爹，让他爹把自己立为太子。可作者连秦始皇的家族关系都没搞清，连子楚回到秦国时他爹还是太子、并非国王都不知道，可见那些無比生动有力的游说之词，统统是编造的。
这就出了个问题：《史记》的战国史部份大量抄袭战国策，例如范雎游说秦王，直接就是从战国策上抄下来的，只是加上了若干文学描写而已。既然吕不韦的游说之词是向壁虚构，谁又能说范雎的游说之词不是虚构？这种以讹传讹的“正史”，还能有什么可信度？
我年轻时代常有个疑惑：古代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奇男子，伟丈夫？《战国策》、《史记》中走出来的，哪个不是慷慨悲歌、豪迈赴死之士？为何后世便再也见不到这种人了？我一度把这归咎于孔教的昌行，但现在想来，更大的可能还是，無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的作者，都是天才的小说家。中国古人确有惊人的文学才能，在这上头比古代西方先进了一千多年，而令后人回肠荡气的那些游侠与刺客，其实不过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初的感人文学形象而已。
【4。 他在这儿自吹：“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载，漢代“廣开獻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司马迁因职务之便，当然能看到这些书籍，“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就不是瞎吹，也是“天下放失旧闻”的主要来源。】
C’mon，give us a break! 我已经反复说过了，古代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凤毛麟角，而且书写和记录的工具都非常原始，直到晉代都还在使用竹简，哪能有多少古书？“书积如山”倒不稀罕，第一，古人从来喜欢夸张。第二，当时的书籍体积非常庞大，“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也只有在古代才可能，那五辆牛车上拉的竹简上载的信息，可能连十万拜特的容量都没有。“天下放失旧闻”我已经说过了，那就是民间传说，如今所谓“口述历史”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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