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435)： 中华民族能否算个善良民族？
芦笛
今晚本来想写《浅探中国对文明世界的挑战》，其实昨前天就想写了，可又在看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今天看了一天的烂小说，实在没功夫动笔（对了，我那色情小说连载看来又是半截子货了。如果有人愿看我就把它糊弄完，没人看就拉倒了，迄今为止只有小衲和阿越两个色鬼说好，大多数正派同志都拒绝点击），现在时间已晚，只能挑个老金同志引发的比较简单的话题简单说两句，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否能算个善良的民族。
一、民族性格是否存在
许多同志认为，没有统计资料就不能作出“中华民族是个善良民族”的结论，只能作个案处理，哪个民族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说老金提出的此类命题是伪命题，云云。
对此说法我不能同意。同志们说得很对，哪个民族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说某个民族很坏或很善良，似乎是以偏概全，在逻辑上的错误非常明显。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否认民族间如个人之间一樣，也有性格、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差异。
过去我说“中华民族是个极度愚昧的民族”，许多爱国志士就洶洶问我：你芦笛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也极度愚昧？似乎这便一举驳倒了我。但我随即指出，此话并非全称判断而是主体判断，指的是一种主体倾向，并未一网打尽，不留孑遗，这种主体倾向就反映在民族的历史里，也就是如老金说的，看“智慧的结晶”。历史事实就是作此类主体判断的充分依据。
因此，要作出“某民族是一个极度愚昧的民族”的判断，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社会统计资料，看看该民族在历史上做过的事就夠了。敢问敝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曾否做过一件聪明事？有哪个重大災难不是咱们的惊天动地的愚昧引出来的？您要否定这判断很简单，要么举出咱们做过的聪明事来，name but one，要么证明那些惊天动地的蠢事是聪明事就行了。
若您無法否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白痴行为史，那也起码得证明樊教授为毛泽东辩护时提出的“樊弓第N大定理”：“白痴行为的发出者未必是白痴”。因此，尽管毛泽东以“土高炉炼钢”、“亩产万斤粮”的白痴行为流芳百世，以“鸡毛能上天”、“巧妇能为無米之炊”的白痴话语名垂万古，他老人家仍然不是治国白痴。同理，尽管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专干蠢事，它仍然不是一个愚昧至极的民族。如果同志们一定要同意这条樊弓大定理，那我当然也不便反对，可以将原结论改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专干蠢事坑害自己的天才民族”。
我个人认为，民族性格确实存在，这和该民族的由历史、地理、生活方式、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等等決定的民族传统有关。英国与法国一水之隔，两国的民族性格就迥然不同。法国人热情奔放，一沖动起来就喜欢自相残杀，在这点上很像敝民族。法国的邻居德国人则极守纪律注重效率，其火车准时到可以用来对表，闯红灯的人从来就不曾见过，正如在意大利从来见不到一个守交通规则的人一般——您要想守交通规则就永世别想过街。德国人有点像英国人，安静、冷淡、难以接近，而意大利人则是出了名的gregarious，在公众场合大声嚷嚷的分贝数我看并不亚于中国人。这些国家就指甲大的那么一点，而且就挤在一起，彼此之间交流频繁，性格还天差地别，这用白痴“唯物史观”根本就無法解释，还亏马恩是欧洲人，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也算笨得可以：）
因此，我认为，民族性格确实存在，其实就连同一民族之间都可以有性格差别。东北人和上海人的性格不一樣，应该是大家都能同意的吧？又如廣东人是中国最丑最黑最矮最蠢的人，这一事实已经由正宗老廣加人同志反复主动承认并廣而告之，我看可以正式写入憲法总纲了（开玩笑哦，请在座或在站的老廣们勿要认真好伐？我再说一遍：我对老廣毫無成见，并不以为他们比别省的人更糟糕）。
据此，我认为诸位并不能用“缺乏统计基础”来驳倒老金的“善良”说与“勤劳”说。我个人同意他的“中华民族是个勤劳的民族”，或更准确地说，“中华民族乃是世上第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無论生存条件是何等恶劣、报酬何等微薄，都能苦撑苦熬下去。
在这上头，美国少爷兵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请问他们能穿著单衣，背著炒面和用来“取暖”的工业酒精，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急行军，像苍蝇一般在朝鲜的冰天雪地中成批成批地冻死么？请问西方国家或亚洲国家中有谁吃过观音土、榆树葉、草根树皮？80年代初（或70年代末，记不得了）中国首次参加南极探险，壮士们回来后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的“鸭绒被”质量太差，有的地方竟然只有两层布，可人家就是吃大苦耐大劳熬了下来，而装备比他们好到不能比的美国探险队卻叫苦连天逃跑了。
比吃苦耐劳的能力，对生活要求之简单，默默忍受病痛折磨的能力，我还真没见过谁是中国人的对手。您若下过乡，对这点绝不会怀疑。就算您没见过头天才从肝脏里抽出七八百毫升脓液，次日高烧回落、恢复神智立即就出院的农民，也该去结识个把花了几十万RMB偷渡出来的福建农民，看看人家是怎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斗室里的。连鬼子的agents都知道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为此劝告房主不要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否则房子将会 overloaded。
这还不光是农民，本人耐受病痛折磨的能力同樣是鬼子無法想象的，那并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风俗习惯使然，盖本人有完全的医疗保险，只是从小习惯了忍受病痛，并把“吃大苦耐大劳”的大無畏精神当成了英雄气概。
别说是跟欧洲人比，就是跟亚洲人比，咱们在这方面也毫不含糊，凡是东南亚华侨都可以告诉你，缅甸人、泰国人、印尼人、印度人怎么怎么懒。说来也奇怪，中国人信佛教的也不少，为何不会像佛国的人那樣随遇而安，不求进取？
二、所谓“善良”
邋遢道长引用“人之初性本善”，充分显示了国人“思维”的一大特点。我已经反复说过了，那就是把前人的教导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形成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式，以后便如马戏团的小狗做算术一樣，见到“2+3”的算式就汪汪汪连叫5声，卻从来不去想想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会去“验算”。
这毛病倒不是道长特有的，铁木同志也是一个。Light网友在楼下已经告诉他了，只是说得比较温柔。用我的难听话来说便是，他脑膜上结了厚厚的茧壳，或更准确地说是被中学政治课的花岗岩沉积岩徹底覆盖，哪怕是強酸都無法消解穿透，因此到死那天都只能是愤青，如同道长到死那天都是婴儿一般，两人都永远無望长大：）
还是来说正经的吧。所谓“善良”咱们早就在本区讨论过了，我给出的定義是“善就是有利于群体的共同生存”，其核心是利他主義。论本质，它和生物的自私本能互相矛盾，其发生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智能活动结果。其机制荀子早就讲过了：人类作为动物，勇猛不如豺狼虎豹，只能结成社会，因此必须靠洗脑改塑雕凿兽性，靠彼此合作来抵御剑齿虎，捕获猎物。生产力进步虽然使得人类不必再怕凶猛动物，但内斗起来造成的災难更可怕万倍，所以这一套还是不能废弃，否则就会让内斗毁灭了社会甚至全人类。如此简单的道理，只有毛泽东那治国白痴至死不懂。
这就是人为何有善恶两面，它们其实也就是人的社会性与动物性。贪婪、残暴、恐惧、仇恨等等，都是人类的原始兽性，而奉獻、自我牺牲、助人为乐等等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社会性。
三、中华民族算不得善良民族
明白了道德伦理乃是社会对社会成员的模塑结果，则立刻可以悟出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民族道德水平必然不同。民族平均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但取決于社会用什么教義来给成员洗脑以及是否有效，更取決于社会赖以运转的机制。
如果一种社会是靠利用人类的兽性诸如恐惧、嫉妒、仇恨、残忍等等来运转的，那么，这种社会就是邪恶社会，其中绝对不会有白乌鸦。如所周知，纳粹社会是靠“民族恨”立国，而共党社会则是靠“阶级仇”立国，因此这两种社会都是邪恶社会，要说有区别，也只是程度区别，共党社会邪恶之完全徹底，绝非纳粹社会可以望其项背。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纳粹虽然宣扬日耳曼人的优秀，煽动全民对犹太人的仇恨，人家毕竟还没有像毛共那樣，公开把“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敌人像严冬一般残酷無情”当成最高级的美德，反复向全民的脑袋里灌注，以此实行“思想革命化”；把对“阶级敌人”的残暴度当成选拔革命接班人的主要标准；把在整人运动中是否敢于斩尽杀绝当成对人民忠诚度的考验；把“调和、折中、妥协”和“中庸之道”当成“阶级投降”的滔天大罪加以清算，把仁爱、人道主義当成“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痛加批判，直到制造出了足足八亿豺狼（芦某included）而后快。在这种烂污国家要去找善人，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颇拍了些反映文革的烂电影，那公式都是某老干部或是某反四人邦的英雄遭到迫害，怎么怎么得到普通民众的同情和救护。这些無耻捏造令我极度恶心，盖我在文革中只见过大众残暴無情地痛打落水狗，不是将各式各樣的“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是 “反戈一击”，出卖配偶，揭发父母，从未见过有哪个辛格勒敢于同情甚至救助倒霉蛋。谁要是认为我坐井观天，以个人经验概括全局，这就请给出个中国辛格勒的反例来。
最令人毛发悚然的，还是毛共竟然把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变成利用专业知识为“阶级敌人”制造痛苦的豺狼。鱼丈人网友已经在其杰作里抨击过这一历史罪恶了。请同志们去看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的医护人员是怎么利用专业技能迫害甚至谋杀他们的。那都是官方披露的消息，并非阶级敌人捏造。这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必然出现的普遍现象。盖共产党的邪恶理论就是人类只能有阶级感情，不能有超阶级的感情。所谓人道主義只能是“革命人道主義”，也就是阶级感情的体现。同情阶级敌人就是对革命犯罪，因而也就成了阶级敌人。医护人员若对阶级敌人表现出起码的人道关怀，那就是丧失革命立场，就是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就是革命对象。在一个人人充满恐惧与狂热的疯狂时代，革命医护人员必然要和其他行业的革命战士一樣，竞相比赛对敌人的残酷無情，以此来显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無限热爱与無限忠诚、無比坚定的革命立场与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纳粹的医生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党卫军军官，他们出于大夫的职业伦理必须救护病人，共党国家的大夫敢这么干、愿这么干、想到过可以这么干么？
在文革这种胜过纳粹屠犹的全民耻辱发生之后，中国人还有脸冒充善良民族么？莫非有林彪四人邦肩起沉重的铁闸，大众就可以欢欣鼓舞地雀跃著跑进光明的天地去，“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宽”？难道这只是我党犯下的滔天大罪，真的与普通百姓無关？
人当然有好有坏，有善有恶，哪怕在一个村子中都这樣，可为什么大兴县的农民们要群策群力，人人动手，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把全村地富反坏斩草除根，悉数活活打死，连新生婴儿都抛进河里？为什么那些十来岁的少男少女要用铜头皮带把教师活活打死，还那么坦然，那么自豪，至今毫無愧色？为什么马悲鸣参与整死逼死本校教师，至今不知忏悔，还要出来吹嘘“联动”是什么人权运动先驱？而对这种毛共贱族的反攻倒算，大众为何又会庄敬自強，处变不惊？
四、没有人道主義传统的民族不配谈“善良”二字
生活在西方的人都该知道侨居国与母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家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简直到了宗教的高度。咱们有这个传统么？看看历史就夠了。杀人越多的屠夫便越是大英雄。项羽动辄屠城，可他竟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同情的悲剧英雄。在电报中指示“不惜牺牲两万人”保卫四平的毛泽东，至今尚是许多国人的崇拜对象。以空前规模屠杀同胞的“大決战”，成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的英雄业绩，而和合竟然认为以人海战术对联合国军的火海战术，乃是落后国家必须采用的克敌制胜之道，更有大批国人包括八九学运的亲历者们坚定地认为，以杀人换取经济繁榮乃是应该的！
这TMD是善良人说的出来的话么？光憑这些言行，中国人，起码是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就是一个极度残忍自私冷血的族群。
记得某杂志曾登载过一篇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为中国人不拿人命当回事而深感震惊，他采访过的人都认为中国人太多了，死几个没关系。据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这的确是国人的坚定的共识之一。99年我回国，适逢台湾地震，我见到的人都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这特大喜讯，谓老天长眼，给李登辉一个报应，让我听了血都涼了。后来又见到大陆红十字会竟把救災捐赠当成了“统一”的政治文章，让我把再教育中学会的最脏的脏话都骂了出来。因为有这些经验教训，上次四川汶州地震中全民流露出来的反常热情，不免要让我这cynic作阴暗猜疑，怀疑那不过是国人中常见的一过性正義沖动，当不得真。
当然，我巴不得汶州地震中百姓流露出来的是对同类命运的真诚关切，但我实在無法理解，既然百姓如此珍惜人命，为何又会视藏民和台民的生命如粪土？如果说那是“民族大義”使然，为什么又对六四死难者及其遗属漠不关心？这难道不是附加了政治条件的毛共式“革命人道主義”？除了汶州地震那难得例外，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中华民族何时何地表现出她确实信奉过“人命关天”的古训？
总而言之，在学会把人道主義作为压倒一切、超越一切、裁判一切的终极原则前，中华民族不配谈 “善良”二字。如果我不到西方来，为西方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濡染，则我绝对就写不出这篇文章来。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提示若不从西方引入人道主義，则中国人实在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善良民族。
2009年3月15日
【发表点不同意见哈，毛泽东屠长春，主要是因为那里几乎全是满人，满洲国的首都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