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张远山论儒家奴隸主義
张远山论儒家奴隸主義
——从儒家奴隸主義到法家专制主義
2006-01-24 张远山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無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隸。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隸主義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義”，“天不变，道亦不变”。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義，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榮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隸。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隸，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隸。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無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隸。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卻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一、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隸皆受奴役的专制主義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隸。
帝王不可能憑一已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邦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隸主義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無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隸主義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隸主義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漢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
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人下人”、“奴下奴”通统贬为“小人”，似乎一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不可能成为“小人”了。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正名”：被儒家贬为“小人”者倒未必是小人，以“君子”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
非儒家的“小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隸主義，不愿做奴?牛?屑做“君子”。一种认同儒家奴隸主義，羡慕奴才特权，竭力跻身“君子”集团。前者实为大丈夫，后者才是真小人。
儒家“君子”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隸主義，同时竭力否认，认同儒家奴隸主義是因为于己有利。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隸主義，但他非常明白，假装认同儒家奴隸主義正是因为于己有利。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真道学并非真君子，而是真奴才；假道学是伪君子，但并非假奴才。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因而跻身“君子”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無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小人”。
所谓“小人”，并非“人”的问题，而是奴的问题。卑鄙龌龊的“小人”行径，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隸的固有特征，是儒家奴隸主義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仅仅批判“小人”和“小人”行径，而不批判制造“小人”且同樣“小人”的儒家“君子”，無助于终结“小人”和“小人”行径。只有徹底批判儒家“君子”的奴隸主義，才能有效终结奴才、奴隸的“小人”行径。只要儒家“君子”的奴隸主義不被徹底消毒，“小人”和“小人”行径就不会绝迹。
二、有和無
儒家奴隸主義宣布，一旦“贵为天子”，就“富有四海”。天下人和天下物，都是僭号“天子”的独夫民贼的私产。因为“富有四海”，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有”。漢朝叫“有漢一代”，唐朝叫“有唐一代”，宋朝叫“有宋一代”，明朝叫“有明一代”，清朝叫“有清一代”。但秦朝不叫“有秦一代”，因为壽命太短，仅“有”十四年。元朝也不叫“有元一代”，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天下”，而且包括“天下”以外的许多地区，因此热衷于“夷夏之辨”的儒家不予承认。
或问：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为何有资格叫“有清”？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把儒家集团贬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不让儒家“位极人臣”，于是欲做人上人、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正名”利器，贬之为“夷”，不承认其为“夏”。而“以漢治漢”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于是做稳了人上人、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次动用“正名”利器，宣布满清在种族上固然是“夷”，但文化上已归化为“夏”，“他大清”不妨称为“我大清”，也有资格谓之“有清”。
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有”，不归儒家所“有”，为何儒家喜欢说“有漢”、“有唐”、“有清”？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既然主子“有”，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有”榮焉。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隸，只算一个“無”，也只有一个“無”。对天下奴隸而言，即使是本族主子，也依然不是“我大漢”、“我大唐”，而是“他大漢”、“他大唐”，于“我”何“有”？
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之一部分，就不配称“有”。所以不能说“有魏”，也不能说“有吴”，更不能说“有南唐”，“有北漢”。那些小朝廷只算若“有”若“無”，连“有”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顶多共“有”一部《三国志》或《五代史》。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無不坚信儒家的奴隸主義箴言：“天無二日，国無二君。”只要“天下”还有不臣属于“朕”的奴隸，帝王们就寝食难安，这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天下一统”，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血流漂杵，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朕”才肯罢休。
在天下一统以前，各为其主的儒家，都把其他小朝廷称为“伪朝”，把其他小朝廷的国号称为“伪号”，做其他小朝廷的臣子，叫出任“伪职”。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必然互视为“匪”。“匪”通“非”，意思是不算。不算什么？不算人。为什么不算人？因为只要不是“朕”的奴隸，就不算人。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朕”的奴隸之时，帝王才会有“真命天子”的良好感觉。
三、忠与孝
对任何一个小朝廷而言，天下必有“不臣之民”。所谓“不臣之民”，就是“不属于该小朝廷的奴隸”。所以尽管对某个小朝廷而言，你是“不臣之民”，但只要天下尚未一统，儒家就不认为你有“不臣之心”。因为你尽管不是该小朝廷的奴隸，但必是另一个小朝廷的奴隸。
一旦天下一统，就不允许再有“不臣之民”。儒家认为，天下一统以后，谁若还是“不臣之民”，就必有“不臣之心”。“不臣之心”就是不愿做奴隸，这还了得？儒家宣判：有“不臣之心”者，杀無赦！
儒家奴隸主義特别強调“忠”，要求天下人都做“忠臣”，也就是好奴才、好奴隸。好奴才、好奴隸的首要条件是只做一个帝王（起码是同系帝王）的奴才、奴隸，而不能做两个异姓或异族帝王的奴才、奴隸，否则就叫“贰臣”，是坏奴才、坏奴隸，要入《贰臣传》。人人都应该学“好”，所以做好奴才、好奴隸，似乎就比做坏奴才、坏奴隸光榮了。儒家认为：不能做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隸，是奴才、奴隸的耻辱；做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隸，是奴才、奴隸的最大耻辱，比做奴才、奴隸本身还要耻辱得多。
被儒家奴隸主義教化洗脑后?奶煜氯瞬辉倜靼祝翰恢矣谧约菏侨说某苋瑁?奴才、奴隸是人的最大耻辱。無论奴才、奴隸是否忠于主子，沦为奴才、奴隸的耻辱都無法洗刷。忠于主子的好奴才、好奴隸，与不忠于主子的坏奴才、坏奴隸，其为奴才、奴隸并無本质区别。只要是奴才、奴隸，“人”就已经死了。生命仅有一次，死亡也仅有一次。已死者的行尸走肉，不可能再死一次，充其量不过是开棺戮尸鞭尸焚尸，加重其羞辱而已。
由于儒家特别強调奴才、奴隸的“忠”，因此衍生出其他民族所無的奇特理论：人死为鬼，鬼死为聻。所谓“贰臣”，大概就相当于“聻”。“贰臣”不但难以做人，甚至难以做鬼，应该格外羞愧。儒家又把男人的逻辑移用于女人，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两个丈夫，就是女人里的“贰臣”，不但难以做女人，而且难以做女鬼，据说死后要被判官一劈两半，分给两个丈夫云。
“忠”从“孝”类比推演出来，又被置于“孝”之上。“忠”与“孝”是儒家奴隸主義的两大关键词和根本基石。“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单向度的“忠”和“孝”，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是把天下人视为人下人、奴下奴的逻辑结果。倡导单向度的“忠孝”伦理，证明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奴隸主義。接受单向度的“忠孝”伦理，就是接受人格不平等的奴隸主義。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或者人格平等地相互不忠诚。一个人無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一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
四、儒与法
儒家的奴隸主義理论偏重于战略，操作性不強，所以在儒家思想已经成型的春秋末期，奴隸主義帝国的一统天下难以建立——于是法家应运而生。法家的奴隸主義理论偏重于战术，操作性极強，所以到了法家思想已经完备的战国末期，奴隸主義帝国的一统天下顺利诞生。
儒家理论教导天下人如何做一个好奴隸——奴性越強越好。法家理论教唆帝王如何做一个好奴隸主——专制越強越好。所以儒、法两家是名为“中华通寶”之硬币的两面：儒家居于正面，主要是奴隸主義；法家居于反面，主要是专制主義。
在帝国职位的分配即分赃中也大抵如此：儒家主要出任大臣——官员，法家主要出任小臣——胥吏。大小奴才，缺一不可。儒家法家，配合默契。儒家使帝王“理直”，法家使帝王“气壮”。儒家使帝王“名正”，法家使帝王“言顺”。名正则言顺，理直则气壮。这就是帝王们战略上更重视儒家，战术上又时刻离不开法家的缘故。儒家的教化洗脑，做通了天下人的思想工作，使天下人相信做帝王的奴隸是“人”之本分，受帝王之奴役是“天经地義”，于是法家奴役起天下人来，就非常顺手了。
《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没有入选儒家《十三经》，因为法家主要是对帝王做思想工作：教唆他们如何做主子，如何奴役天下人——包括儒家、法家在内。如果只能在做主子或做奴隸之间做选择，当然人人愿意做主子，所以法家对帝王的思想工作一做就通，也不必反复做，在先秦就一劳永逸完成了。打从韩非做通了秦始皇的思想工作以后，对以后的帝王就再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
由于儒家奴隸主義擅长用“正名”来遮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实质，而法家专制主義不屑于遮蔽和掩盖，反而赤裸裸地用“刑名”来強调和揭示天下皆奴的奴隸主義真相，对欺骗和麻痹天下人不利，因此帝王们总是把“中华通寶”之硬币的儒家一面朝上，而把硬币的法家一面朝下。于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寶典《十三经》被颁行天下，而专制主義的最高寶典《韩非子》成了秘而不宣的大内秘笈。
《十三经》就是儒家对一代又一代天下人反复教化洗脑的思想工作手册。劝人做奴隸，比劝人做主子困难得多，做通了上一代的思想工作，下一代的思想工作还要从头做起，決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儒家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十三经》把奴隸主義的天然合理性论述得無比深刻，把做奴隸的好处概括得极为全面，把好奴隸的行为规范阐述得非常具体。儒家让天下人觉得：不是帝王的每个人，天生就是奴隸。谁不肯做奴隸，不肯受奴役，谁就该死。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隸，天生就该受奴役，才有机会享受皇恩浩荡，“缓期执行”。谁若胆敢不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隸，天生就该受奴役，就会触怒天威，“立即执行”。
儒家的思想工作最后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绝大多数天下人都认为：不愿做奴隸的人就“不是人”，不愿做好奴隸的人也“不是人”。只要是人，谁会不愿做奴隸？只要是好人，谁会不愿做好奴隸？——这就是儒家奴隸主義对中国人教化洗脑两千年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集体無意识。批判奴隸主義，就不能不研究《十三经》，然而如果在“有清”没有了一个世纪以后，还把《十三经》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寶典，那么若非天生的贱奴才，就是弱智的十三点。
“不是人”的观念，为儒家中国独有。儒家把不是中国帝王之奴隸的人，一概视为“不是人”，一概视为“非人”。非人之人，即鬼，于是儒家中国把“天下”以外的一切同类，都叫做“鬼子”。由于在“人”国只能为奴，而在“鬼??国才能做人，因此不愿在“人”国为奴者渴望移居“鬼”国重新做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只有徹底清算儒家奴隸主義，才能最终埋葬法家专制主義。
只有最终埋葬法家专制主義，才能把中国建成自由人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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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是中国绝对专制主義的总设计师。韩非子告诉秦始皇，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象对待牲畜一樣。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韩非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樣板“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寶，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他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是四只脚的豬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卻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天纵奇才的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奴才。其才足以济恶，其辩足以饰非。
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那么他就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尊严。与韩非相比，庄子考虑自己太多，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他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也同是在为天下所有人的自私而辩护──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韩非的無私，正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韩非的無私，严重侵犯和践踏了人权。庄子主张的“自私”，如果推及一切人，这种“自私”就是“人权”。韩非的“無私”，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这种“無私”就是“贱骨头”和“受虐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虐待狂则強行剥夺他人的自由。
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商鞅向秦孝公獻策，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吴起向楚悼王獻策，楚悼王死后吴起被碎尸。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一书当作寶贝獻给嬴政，一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耻、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無不及。
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一个弟弟亦记之，崔杼才被镇住。齐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君主的权威，比和氏更加忠于主子。
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昏庸的楚怀王而死，岳飞为昏愦邪恶宋高宗而死。专制统治越到后期，越喜欢扼杀有才能的奴隸。岳飞、袁崇焕就是例子。
扼杀人才，必然鼓励狗才。狗才有三个特点：吹牛拍马向上爬；卖友求官喜告密；造谣中伤压同行。专制者不知道谁是异见者，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卖了他人的隐私，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连亲戚朋友都出卖的人，其道德堕落的程度可以想见。
专制的国度没有常态的道德，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处于病态之中。在专制状态下，忠君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而君——独裁者，是窃取了公众权利总魔头。效忠这樣的人作为最高价值观，难道不是病态吗？道德基本元素是诚信，也就是真实。在专制国度，媒体被控制，舆论被限制，没有独立的法律，没有独立的调查。专制者只允许世人看到孔雀开屏，绝不允许暴露孔雀开屏后 的臀部状态。没有真实，所有的道德只是伪道德。
专制者垄断了一切资源。想从专制者手中得到好处，只能用出卖良心交换。扭曲良知才可能青云直上，才可能赚得盆满钵满。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很容易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世风遂每況愈下。覆巢之下無完卵，不改变专制形态。 整个国度都不会有正常的道德，整个民族都不可能有健康的人格。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如此。“非禮勿听、非禮勿视、非禮勿言、非禮勿动”，你还能自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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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和氏是个什么樣的奴才啊！
和氏璧出现后，华夏文化由以正義为贵，转变为以和为贵。
于是，一切邪恶都被华夏文化包庇。中国远古自由真人性的文化被消灭，整个中国充塞奴隸文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不是，你看人家犹太教体系，一神论，其他的都是异教徒，没有任何包容性的宗教，才能成世界最大的宗教。
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無容乃大，要保持自己的贞洁，绝不包容任何异端才能大。
中国两千年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和氏璧就是代表了蜥蜴专制，所以贾寶玉也要“不要这个老什子了”。
中国人士人黎民，两千年来，敢于为别人争取权利，就是不敢为自己争取权利。这是奴隸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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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義”
张远山
2004年以来，“文化保守主義”风头甚健，尤以蒋庆先生允称健将。他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号称“中华文化经典中的必读精华，中华文化的寶藏尽在其中”。我不禁大为佩服：若非通读过全部中华文化经典，而且下过一番审思明辨的汰选功夫，谁敢断言“必读精华，尽在其中”？再细看所选书目，我又深感惭愧：我酷爱的诸多经典竟然無一入选，莫非它们均属不必读的糟粕？
一 误人子弟的混淆视听
读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我就明白了“中华经典”只是挂出的羊头，卖的狗肉卻是“儒家经典”。《前言》虽未明言，但编者毫不含糊地把非儒家的一切中国经典都排斥在“中华文化经典”之外，也把非儒家的一切中国文化都排斥在“中华文化”之外。读经论者盗用“中华经典”的名義推销“儒家经典”，又盗用“中华文化”的名義推销“儒家文化”，实为混淆视听的欺世盗名，其思路与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略無二致，其手段则因偷偷摸摸而更为等而下之，缺乏其宗门先辈那种“事無不可对人言”的“浩然之气”（孟子）。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料圣人已死，大盗依然不止。
一一驳正读经论者盗用名器、混淆视听的蹩脚八股文太费笔墨，也不值得，姑且以《前言》为例（【儒家】均为笔者所加）：
“本《诵本》所选是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必读精华。所谓中华【儒家】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儒家】圣贤義理之学的诸【儒家】经典，即【儒家】六经、【儒家】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所谓【儒家】精华，是指诸【儒家】经典中最能体现【儒家】圣贤義理的【儒家】核心价值，即最能体现【儒家】常道【儒家】常理所蕴涵的【儒家】思想精髓；所谓必读，是指作为一个【儒家】文化意義上的中国人必须了解的最基本的【儒家】经典内容，即不了解这些【儒家】经典内容就不能成为一个【儒家】文化意義上的中国人。……本《诵本》加起来总共十五万字，在中华【儒家】文化浩如煙海的【儒家】经典中只是一个很少的数目，但这十五万字代表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精华，记住了这十五万字，就记住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儒家】核心价值。……本《诵本》具有【儒家】道统上的传承性——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的看法，【儒家】圣贤是【儒家】文化之本，【儒家】文化由历代【儒家】圣贤创造。……本《诵本》是诵读中华【儒家】文化经典精华的系统教本，中华【儒家】文化的寶藏尽在其中矣！……对处于婴儿年龄段的儿童，因不会说话，须父母、长辈或保姆每天定时将本《诵本》读给婴儿听，或定时放本《诵本》ＣＤ朗读光盘给婴儿听，使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得到【儒家】经典的熏习与护持。对处于幼儿年龄段的儿童，因开始学说话，父母、长辈或保姆须定时逐字逐句教幼儿看著本《诵本》诵读，让儿童一开始说话时说的就是【儒家】经典的语言，一开始接触到文字时看到的就是【儒家】圣贤的文字。”
（蒋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倘若读经论者确已秉承儒门“诚”“敬”衣钵，就必须“举一反三”（孔子）地更正其全部文字，襟怀坦白地承认所欲推销的仅仅是“儒家经典”，旗帜鲜明地直言所欲宣扬的仅仅是“儒家文化”。倘若希圣慕贤的读经论者业已抵达“闻一知十”（孔子）的境界，就必须归还盗用的名学公器，把“读经”主张更正为“只读儒家之经，不读百家之经”。只有加上不可或缺的定语“儒家”才能确保非儒家的墨子、庄子、公孙龙等先秦巨子，以及非儒家的鲁迅、胡适、丰子恺等近代诸贤，依然属于“中华文化人”，而不至于不明不白地被剥夺国籍，成为流落异乡的文化盲流，赞成者和反对者也不至于被误导得离题万里。
若有人以“基督教经典”、“基督教文化”涵盖一切“西方经典”和“西方文化”，以“佛教经典”、“佛教文化”涵盖一切“印度经典”和“印度文化”，闻者必笑其無知，然而读经论者公然盗用名学公器来剿灭儒门以外的全部“中华经典”和“中华文化”，卻無人笑其無知，更無人洞悉其奸，被误导的人们反而热烈争论起是否应该读经的伪命题来了。在尚未弄清读经论者的真正主张之前，就贸然加入是否应该“读经”的争论，不仅赞成者是在邦助读经论者欺世盗名，甚至反对者也可能在邦助读经论者误人子弟。
奉劝读经论者在欺世惑众之前，先复习“必也正名”的儒门祖训，再重温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章——至于背诵，我看就不必了。
二 偷梁换柱的儒学伪经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选编了二十部儒书，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十部儒“经”：1、《孝经》；2、《诗经》；3、《书经》；4、《禮记》；5、《易经》；6、《春秋经》；7、《论语》；8、《大学》；9、
《中庸》；10、《孟子》。
第二部分是十部儒“纬”：11、《春秋繁露》；12、《中说》；13、《通书》；14、《近思录》；15、《二程遗书》；16、《象山全集》；17、《朱子语
要》；18、《朱子全集》；19、《传习录》；20、《阳明全集》。
编者《前言》说：“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義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
这里有不可不辨的偷梁换柱。众所周知，孔子前半生学而优欲仕，在鲁国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到处求仕，最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地返回鲁国“整理国故”，不仕而教，编定《诗》《书》、《易》、《禮》、《乐》、《春秋》六部教材——当时并不叫“经”，后世儒生欲自高门户，才奉为“六经”。此儒门“六经”加上宋儒朱熹选编的儒学“四书”，正好十部，可惜《乐》亡于秦火，因此只有“四书五经”，没有“四书六经”。为了调制“十全大补膏”，编者湊上了这部浅陋至极但为害甚烈的《孝经》。
编者公然以《孝经》顶替亡佚的《乐经》，不加解释地称为“六经”，使不求甚解者误以为这就是孔门“六经”。而且整部《诵本》都按时间顺序排列，惟有这部《孝经》例外，越过“四书五经”，被置于《诵本》最前。这部“持外卡”补入的儒学伪经，甚至享受了唯一全文入选的最高待遇。古代经学家曾长期相信《孝经》为曾参所著，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并非曾参亲撰，而是曾参学派的作品，成书时间约为漢初。可见即以时间而论，《孝经》也不配列于群“经”之首，而该列于最末。
编者为何一字不肯割舍地把儒学伪经《孝经》置于群“经”之首加以顶禮膜拜？因为这是编者宣扬的御用儒学的真正基石。中华皇权专制固然由秦始皇开啟，然而能夠创世界纪录地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不变，皆拜此书之赐。漢承秦制，但为秦始皇开创的皇权专制加上了一个根本性的外包装，就是“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所以漢代诸帝除漢高祖刘邦外，庙号中均有一个“孝”字。“漢文帝”、“漢武帝”均为省称，全称是“漢孝文帝”、“漢孝武帝”。《孝经》被漢代帝王列在孔子手定的“五经”和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之后，钦定为儒学第七经——实为儒学“正典”之外的第一伪经。
从此，曾参的“孝”替代孔子的“仁”，成了儒学的第一关键词。由“孝”推演出的“忠”，又替代了孟子由“仁”推演出的“義”。有真价值的先秦“仁義儒学”，就这樣堕落为毫無价值的“忠孝儒学”。漢代以后，《孝经》始终被历代帝王视为“皇冠上的寶石”，一再跻身唐代钦定的儒学“九经”和宋代钦定的儒学“十三经”，唐玄宗甚至亲自捉刀为之做注。然而历代大儒深知这部被帝王视若珍寶的儒学伪经毫無价值，因此《孝经》成了“十三经”里注家最少、引用率最低的儒经。国学大师吕思勉仅用“《孝经》一书，無甚精義”八字，就把它打发了。
这部宣扬“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的儒学伪经，其根本要義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这种既無尊严更無个性的谨小慎微的“孝子”，正是孔子痛恨的“乡愿”，孟子怒斥的“德之贼”。《孝经》不仅是不“必读”的儒学伪经，而且是根本不“必读”的中华文化糟粕。
三 糟粕领衔的御用儒学
既然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经”如此鱼目混珠，对儒学糟粕《孝经》珍若拱璧，那么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纬”由儒学糟粕《春秋繁露》领其衔就毫不足怪了。
继曾参学派的《孝经》导致了儒学的乡愿化以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导致了儒学的巫术化，而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导致了儒学的御用化。从曾参到董仲舒，先秦儒学的发展方向被一劳永逸地徹底改变了：打著“孔孟之道”旗号的儒学，已经徹底丧失了“君子儒”的真精神，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儒”（孔子）。曾参和董仲舒不仅是先秦的“君子儒”劣变为秦以后的“小人儒”的儒门罪人，更是皇权专制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华罪人。
当然，历代儒生中始终存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君子儒”，比如宋儒就开出“诚”、“敬”等新的关键词，试图使一再劣变的儒学重新优化，然而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理论支持下，中华皇权专制愈演愈烈，因此宋儒的卓绝努力和良苦用心终于未能有效扭转儒学乡愿化、巫术化、御用化的堕落趋势，连宋儒的新儒学也被再次御用化，朱熹选编的《四书》成了八股取士的钦定教科书。因此古典中国最终没能走上“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的进步之路，而是走上了“哲学时代↘宗教时代↘巫术时代”的衰退之路。先秦时代与其他优秀民族不相上下、各擅胜场的中华文化，在御用儒学的主宰之下，两千年来日渐蒙昧，日趋衰退，至有今日。
读经论者爱说儒学属于中华文化之“正统”，更爱说儒学在中华教育史上最为“权威”，然而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并非憑借精深学理、通过百家争鸣才脱颖而出，而是投靠专制皇权、通过压制异端才独霸天下。倘若读经论者稍有儒门祖师所说的“知耻近乎勇”，这种以強权为后盾的“正统”和“权威”怎么还好意思提起？自从漢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进呈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条陈以后，御用儒学确曾独霸中华思想的“正统”“权威”两千年，直到帝制灭亡，然而所有的“君子儒”無不以儒学的御用化为耻，羞言“正统”和“权威”，只有“小人儒”才会对使儒学“阔过”两千年的董仲舒顶禮膜拜，無限怀念那失去的好地狱。
两千年中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为专制辩护的御用儒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糟粕，而《孝经》是儒经中的糟粕，《春秋繁露》是儒纬中的糟粕，因此由这两部糟粕中的糟粕领其衔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根本不值一读，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董仲舒以后的御用儒学依附于权力的邦忙、邦闲、邦凶性质，更找不到“日日新”的真儒精神，连最低限度的“与时俱进”也没做到。
看到蒋庆先生为《诵本》所做的廣告：“不欲读者，也应购来沐浴焚化，权当烧纸烧，必有甚大法力。”我不禁大笑。看来董仲舒的巫术儒学，确实是一种源远流长、法力無边的发愣功。若非董仲舒阴魂附体，实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会有人说出如此搞笑的胡话。本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发愣名言中，只有“焚化”二字最为可取。
“文化保守”原本無可厚非，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文化保守主義者”。生于古典中国日渐远去的现代，我也有难以释怀的“文化保守”情结。长期以来，我对鲁迅的主张“不读中国书”颇有腹诽，对胡适的鼓吹“全盘西化”更不赞同。
古典中国博大精深，不朽经典汗牛充栋。文化保守主義者理应保守本国文化之精华，而非保守本国文化之糟粕。倘若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都是学识荒陋之辈，不辨香臭之徒，那么“文化保守主義”就会令中华文化蒙羞，甚至会使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浩劫后正在日渐康复的当代中国，重新走上衰退的老路。
2005年3月8-16日初稿
2005年3月18-22日定稿
（《书屋》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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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为什么在中国得到张扬，因为马克思在西方所看到的不平等的一面在中国的确是太普遍了，西方人不信马克思因为西方毕竟有尊重人类自然属性――平等性的法律背景和宗教背景，西方人相信通过法治可以实现平等而不是通过革命和人治的方式才可以实现平等。古代中国没有人的自然平等观念，若说有，也只有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家言论，而非政治家言论。因此，古代中国是既没有自然属性上的平等，也没有社会属性上的平等。革命成功后，中国強化了人的阶级不平等观念还是没有建立人的自然平等观念，以为了实现無产阶级的平等为名義，毫無顾及的践踏任何一个被扣上阶级敌人政治帽子的普通人的生命财产权成为合法。应该发现中国现今的不幸不是什么制度造成的而是中国人的劣根太強，而这劣根的根源就是
泱泱数万万人口竟然上下五千年历史没有创造出一个“人”的正确概念，这的确也是一个与文明古国极不相配的遗憾，拥有最发达思想体系的中国圣贤们竟然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正确定義，可悲之至，可哀之至。古代中国人的概念是包括黎民百姓与皇族官僚，执政组织统治后，人的概念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即人民与阶级敌人。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过于复杂，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总要戴上多种标签，又是大人又是老爷又是土地爷爷王母娘娘。久而久之，老百姓每个人都在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学生是奴仆是听差的是小人；当官的每个人也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老爷是大人是教师爷是士大夫。既然每个人都被定格了，自然也没有谁知道人还有不分种类而普遍拥有的权利，久而久之，正義也成为一种让中国人感到陌生的概念。
西方的政治让人很明显得以理解，国家象桌子，政府象桌布，总统内阁象茶具，政党是侍者，民众就是使用上述系统的宾客。在中国完全是另一副面孔。政府是老百姓的老板，政党是老板的爸爸，毫無疑问这个爸爸只有一个，老板的家就是国家。正是因为这种结构，爱政府所爱就是爱国，恨政府所恨更是爱国。西方人说人的权利来自于天赋，美国的总统每次就职几乎都要重申这一点。美国人真诚地说，感谢主；中国人流著眼泪说，感谢党。美国的無产阶级得到政府的福利时会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到不是不领情，只是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给的。中国工人退休领取养老金被法律规定为这是社会主義优越性的体现，逢年过节领导都在电视上向贫困户送点救济款，然后记者一采访，老百姓就说“还是执政组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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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本质是儒奴。主子的奴役被称为“禮”，心甘情愿受奴役被称为“忠孝节義”。中国儒奴思想的标志有：一、顺从。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一个阶梯型的顺从体；顺从的核心是个人顺从家庭，子女顺从父母。二、中庸。孔子把一个人逾越自己的地位，议论国政大事看成是最大的罪，儒家強调的是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安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那份职责就可以了，儒家认为“孝”的禮仪已经给每个人安顿好了位置，逾越这些位置就有罪，就不合禮法，即使你是出于好的动机。三、退避。退避是儒家道德观中的一个核心。儒家主张“邦有道”时，出来做事，用正直来要求自己；“邦無道”时退避，识时务者为“俊杰”。
经过儒家文化的熏染，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按“孝道”，子民为父母官的利益应牺牲一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这导致了無官不贪。宣扬“孝道”是为了“不犯上”，上面说什么，大家照著说、照著做就是了。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甘为“革命的螺丝钉”；自己命贱如草，卻对“小草”的命运甘之如饴。在家一切听从家长的安排，在外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结果，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练”得只剩下驯服的奴性，绝没有自信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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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给中国带了了什么？几天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一边是圣人教化，一边出暴君奴才太监。这一点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看不清或不敢承认，不愿承认。但日本有个叫福泽吉谕的人对儒家的见解入木三分。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当儿，日本处在十字路口，是向就近中国学习，还是学西欧的？已对儒教颇有研究的福泽吉谕站出来指证了儒家的虚伪与没落，大力倡导日本脱亚入欧。事实证明福泽吉谕的主张“伟大、光榮、正确”。甲午一战，日本以一岛国击败涣涣清国。为此，日本人民感谢他，纪念他，把他的头像印在日元上。中国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福泽吉谕？因为久在庖鱼之市不闻其臭！
五千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人权。在帝王的眼里，老百姓是一种财富，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切资源一樣，谁抢到江山，就归谁所有。政府把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合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诛或刑，無所不用其极。政府从来不把人作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之稳定作为目的。所有的人，都要为王朝而努力，而任劳任怨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劳作。王朝不是为实现人权而没置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发展卻要以王朝的旨意为座标、为方向、为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非人的王朝体制存在多久，中国人民就会在这种罪恶的制度中垂死地挣扎并且以非人的存在苟延残喘多久。
黑格爾说：“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它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处在幼稚的状态”。
穆勒指出：“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樣，都是专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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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记录了六千次的战争！全体臣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劫持的人质！纲常理论让这种对皇权臣服变的自然，仿佛与生俱来天经地義。在这种社会里，现代社会的一切人权思想甚至神权的存在，都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西方一些不言自明东西，我们想一下都是杀头之罪。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漢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隸，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时候，卻是数见不鲜的。”
面对专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了。中国人凡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做稳了奴隸就是幸运幸福；“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烂衣”。即使统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愿意通过有理有节的抗争打破现存秩序，中国老百姓只愿做沉默的羔羊。
奴隸们受惯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鲁迅指出：辫子作为一种服从异族统治者的标志，一编近三百年；清代的皇帝下令不准妇女裹脚，卻没有结果，小脚又裹了近三百年。革命后辫子剪掉了，深层文化卻几乎未变。阿Q要么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胜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么就想“革命”之后叫别人做自己的奴隸。
奴隸们的起義，其目的不是为了平等自由，而是为了当上奴隸主。新主子的残暴一点不亚于先前的主子，甚至有过之而無不及。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中国人永远不会有自由。人们不知道如何自由，只知道如何奴役。奴隸主的思维是：要想不被奴役，就得奴役别人。做为奴隸的大众会有什么好命呢？
中国历代王朝的交替依据“易姓革命”原理，被引证的史实是“马上得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些农民们狂喊什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几千年来一次次的农民起義的最终结局，不过是奴隸主与奴隸的对换而已。剩下的就是盼著新奴隸主能对他们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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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隸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隸”；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隸而不得”。一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隸的身份。
鲁迅说：“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一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一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
太平天国实行“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無天错，只有臣错無主错”那一套。权力者怎么作践百姓、怎么欺压百姓都是对，都是为了百姓好。如认为“6。4”大镇压是稳定的需要，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镇压就是老百姓应感恩戴德的大善举了。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人無历史，中国之二十四朝史，实一部大奴隸史。”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無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1925 年，鲁迅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状态中，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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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内容是一统[孔子“禮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孟子“定于一”]，包括思想一统、政治一统、生活方式一统，什么都要统管。“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 致士》）。它把自由平等视为乱。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一统”丝毫未动。只是用新的一统代替旧的一统。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来打去还是儒，只是换了包装骗骗不懂行的而已；就象从前换皇帝，大家轮流做，奴役的实质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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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辩者大智。
儒者标榜仁義，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義，绝圣弃智，卻
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滑的狡智。墨者非难儒、道两
家，無私無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辩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
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
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墨、辩之智成为绝响之后，
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
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無不对取代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
由于真正的智慧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席，于是智力水平连普通几何题也解不出的
江湖骗子，就敢于自封智者。徐光啟服膺西方文化，是从翻译欧几立德的《几何原
本》开始的；康熙皇帝敬畏西方文化，也是从解几何题开始的。我敢断言，凡是贬
低西方文化的人，都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反过来也一樣，凡是拜倒在西
方文明现有成就脚下，卻对产生这些成就的原因一無所知的人，也是读初中时解不
出几何题的人。柏拉图学院门口之所以大书“不懂几何者免进”，就是为了预防弱
智者成为以“超级智者”唬人的江湖骗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至今都盛产这樣的
江湖骗子。我认为，凡是会解几何题的人，就不会被禅宗式的江湖骗术蒙得晕头转
向。我敢说，惠能以及所有的禅宗大师，他们的智力都不足以解几何题。不会解几
何题并不可羞，因为他或许是个能夠打破唯理主義的逻辑思维定势的艺术奇才（比
如庄子），但艺术家不该冒充哲学家──正如不懂诗的哲学家不该冒充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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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人当人，儒家“人”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隸。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禮仪廉耻忠孝仁義，才能称为人，才享有人权。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其一，周代禮制的核心是亲亲而尊尊，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禮。因此，孔子的学说不可能将周代亲亲而尊尊的原则抛弃不用。其二，儒墨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爱有差等与爱無差等之争，如果孔子所说“泛爱众”是指“普遍仁爱”，那么墨子提出兼爱说也没有任何意義了。
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是指符合统治要求顺民；否则，就是禽兽了。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杀了不算杀人，这和阶级斗争的“敌人该死，杀敌人不算杀人”几乎完全相同。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左传。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隸起義，在萑苻劫杀了贵族，奴隸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杀死。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拍手高兴地说：杀得好！然后是一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爱。
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災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庄子上记载了奴隸起義领袖柳下跖(即盗跖)，痛斥孔某人是一个巧伪人，是“盗丘”。
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学种菜，孔子说不如种菜的。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禮，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樊迟想学农，被孔子认为是没出息的小人。然后发了一通治民的大道理。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焉用稼”怎能说出口？孔子一年6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
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一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儒家的政治原则是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儒家強调个人的言行都必须符合等级禮仪。所以，中国人习惯于一个等级化的人际关系。
“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孙隆基先生认为“二”与“人”才构成人，“一”只是半人，“一”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一”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复禮为仁”。由無数这樣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
新儒家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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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说林贤治先生也已经意识到鲁迅先生对于体制的建构作用认识之不足，以林先生身上的民间诗人气质，他的内心不会果真这么认同一个建构意義上的胡适，推测而已。针对学界不少人批评鲁迅建构不足的说法，林先生曾说在一个奴性深重的民族，鲁迅先生本人就是最大的立。大致说法如此，我感到这种说法十分深刻。
陈愚先生曾说：鲁迅的建设性，我想主要是建设“个人”，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一个人读不读鲁迅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几乎可以说是给人一种新的勇气和眼光。钱理群先生就曾经说，在文革后期，大批知识分子就是通过阅读鲁迅而走向思想解放的。人是需要通过阅读鲁迅这樣的文化大师走向自我解放，固步自封与解放無缘。回顾几代知识人被奴役的历史，就会觉得，这个民族太需要鲁迅这樣独立个性的人了。由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和经常化的思想改造中，都经历过真诚地或被迫地自我否定的精神历程。也就是说，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丧失了知识分子何以成为知识分子自觉的独立思考批判的特质。让人不解的是，有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心甘情愿接受“精神改造”而成为“驯服工具”的，特别是那些接受过五四洗禮，意然也随波逐流，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不能不让人深思和痛惜。就目前的环境而言，还没有形成纯粹意義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自由知识分子追求思维的的徹底性、精神的纯洁性、价值的纯粹性，追求鲁迅那种特立行品质的路子还刚刚开始。在反思胡风集团冤案的原因时，曾卓说：“胡风本质上是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義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樣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情绪上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樣，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樣，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实际上和过去传统的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谢韬说：“我摆脱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总相信毛泽东弄清真相后会改正的，实际上他从不会想到纠正他干的事，哪怕错了也不会纠正的。我们这种宗教徒一樣的虔诚，是历史形成的。”徐放说：“过去我们对党一直忠诚的，也很崇拜的，现在的人也许不理解，我们其实那时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無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是宗派在整人。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如果多一些鲁迅式的清醒就好了，鲁迅的意義在此显现了出来。受迫害、被摧残的人坦然承认自己也受了左的病毒影响，并痛苦地承认，自己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而那些真正中毒很深的人，卻总是拒不承认身上中毒，总是把自己说成一贯健康。（刘兴雨）现在的知识人对鲁迅的精神意義，总是缺乏深远的认识。在一个奴性深重的国度，怎樣批判自己身上的奴性，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过分聪明的知识人，出于对鲁迅的反感，甚至批判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认为人性不是零部件，可以随便改，随便换。自然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改造人性，不管他姓鲁，还是姓胡，但是当那种恶劣的人性劣根损害了别人的权力的时候，他又無法自我反省，这樣的人性必须要改造，这同樣是一种权力。现在的知识界，远远没有到抛开一切仅仅依靠自我实现精神独立的时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重提鲁迅，意義深远。“鲁迅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们展示自己的痛苦、虚無、绝望，使人不得不去正视、思考历史与现实并重估其价值，这就是啟蒙”。陈愚给啟蒙下了一个好的定義，啟蒙并不象一些半吊子虚無主義者嘲笑的那樣虚妄，它是力求成为个体的知识人的自觉追求。摩罗和余杰带给九十年代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给窒闷的文化空气，开了一个小窗。虽然窗子里仍然还有蚊子苍蝇和臭虫，但是毕竟有了一丝新鲜的空气。也就是那个时候起，我渴望看到类似的文章，特别是青年人的文章。几年来我陆续地接触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是钱理群、王晓明、林贤治、谢有顺、朱大可、汪晖、李慎之、任不寐、槟榔、老酷、王晓华、吴洪森、老村、王开岭、张晓波、羽戈、陈愚、南朵、王怡、陈永苗、周实、梁卫星、范美忠、朴素、崇拜摩罗……这些都曾在我身处困境时，给了我战胜困难的精神啟示，正是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尝试和他们精神上的沟通，我开始渐渐摆脱精神奴役，并且最终毅然走出体制。回想以前，我物质贫穷精神暗弱，而现在不会了。
鲁迅先生的意義主要还是个体意義上的，他至少建构了独异的自己，也就是说他建构的是自己的灵魂。邓晓芒先生也曾经说道：鲁迅啟蒙的价值并不在于唤起了多少民众，而在于他用唤起民众的方式造就了他自己。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著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無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我们其实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硬要鲜活的鲁迅和什么体制的建构挂钩，那只是现代学者的良好愿望。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鲁迅与胡适，两个性格，两种人格，一个处于刀锋之上，一个在刀锋两侧来回徘徊刀锋之上的，体念的是水深火热明灭分明，刀锋两侧的，感受的是乍暖乍寒。（今日清泉）两人的自小的生活环境和个人性格不同，以后所受教育背景也不同。鲁迅从小受苦，经历了封建大家庭的败落，见识人间冷暖很多，肯定要烙下相对孤僻敏感狭僻的特点，不太容易相信，对于人性有更多关注，对于制度政治什么的关注要少。而胡基本上是大户人家，富裕正统生活，決定了他看问题更冷静，理性比较大气点。一个叫很东风的网友说，鲁迅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只牛氓，对于我们这个病重的国家来说，我们需要这樣的牛氓。事实上，無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樣的牛氓，在整个民族的层次上，进行一种深刻的自省与自我批判。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我认为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著太多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改良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时候，鲁迅也许是我们更为需要的，虽然他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现实——又有谁可以呢？但是他至少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尽管这种清醒比迷糊更为痛苦。中国的未来在于国民的觉醒，在于全体国民的觉醒，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也是较为渺茫的，是的，旧的是极为不好的，是希望将它改变，但是我们又能提供怎樣的世界来替代它呢？胡适所倾注的民主憲政从何而来呢？靠国家政权推动改革，固然不错，但是靠一个奴性深重的国民来实现吗？在这个意義上，鲁迅是胡适的前提，鲁迅是药胡适是饭的观点，很有一些道理。
实际上鲁迅这个名字，是与反抗相联系的。鲁迅先生的意義是在与各种势力的对峙中显示自己的，倘若他连对手都消失了，那还有什么意義？鲁迅先生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自啮其身，抉心自食，他要成全的是个独一無二的个体，这樣一个独异的个体，当然与体制等任何桎梏自由的屏障無关。鲁迅与精神有关，苦痛像一张無形的网，笼罩著鲁迅的生命历程，如影随形，处处可见。它曾使鲁迅孤独、寂寞、失落、忧伤、愤懑、彷徨、战斗…… 每《野草》，便觉得阴森森如入古道，可以感受心灵苦闷的煎熬黯淡的情绪和痛苦的情愫，特别中年以后，一种价值和意義的失落，伴随著巨大的虚無感席卷而来，他的肉体和心一起在其间挣扎，并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又全由自己负责，所以不惜以自己为实验，解剖自己，连同肉体和灵魂，一并展示给人看，無论是高尚的、还是已经被扭曲了的。这解剖的刀就是他自己手中那犀利的笔。他用这枝笔描绘出了那些在残酷的压榨下变了形的肉体和灵魂，并且想借助它为彷徨中的灵魂指出一条生的道路，他将自己的这种愿望赋予在《野草》中。“盖世界大文，無不能言人生之闷机┅┅所谓闷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存在的迷茫，肉体的价值，一并集中起来。灵魂的拯救何以可能呢？鲁迅后来说：“我常觉得‘黑暗和虚無’乃是‘实有’。”而当“黑暗和虚無”成为“实有”时，人作为生命存在的肉体已经不再对灵魂具有某种意義上的吸引力。所以，在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这个灵魂的另一种反应形式就会来向肉体告别，但是影是彷徨的，影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鲁迅深刻地体会出灵魂的無措，卻又只能彷徨于明和暗之间，任它向自己告别，留下仅有的黑暗和虚空。渴望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包括灵魂存在的价值，而对那有如僵尸一樣死然而又仿佛仍然存活的地面报之所讥讽和憎恶：“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他认为这地面是假借了精神来充作自己肉身的装饰，但当地火退卻之后便冷卻僵硬。而他又渴望在火热的激情之后，能夠从这僵硬的地面上成长出另一批新的野草来，它们会拥有更顽強的生命力，因为它们战胜了作为肉身的地面，而成长为一种精神过。（ 金瑞锋《鲁迅《野草》之深层意蕴探寻》）客的形象是鲁迅对先前探索的一个总结，他处处体现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因为苦恼疑惑对肉体的拯救，所以过客已经不会再去肓目地珍惜肉体，他的脚走破了，孩子给他布包扎，但是他已经学会忍耐肉体的苦痛，倘带在身上，即便是这樣轻薄的一片，他也会觉得太重，因为不肓目地珍惜肉体，就少了对肉体拯救后的苦闷和彷徨，可以在脚已走破时继续不停地走，“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他太清楚肉体对外面的需求是無止尽的，所以必须完成对肉体的复仇，于是先前见过的野百合，野蔷薇在脑中化为了坟——这肉体死卻后的归宿。在过客的身上，鲁迅还赋予了他突破的精神。老翁知道前面是坟，但坟的后面是什么？他不知道，连见过坟地并在坟里欣赏过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孩子也不知道，并且他们不会走过去，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而过客虽然也不知道，但是他依然要走，他想知道坟后面是什么。然而至于那后面到底存在些什么，卻并不重要的，鲁迅的意愿在于走过这一片坟地！从死卻的肉体上践踏过去的路才是灵魂的路。
林先生认为在一种大国家小社会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该站在社会说话。进了体制，毫無例外的只会增強国家的力量。我十分赞同这种观点，事实上当知识分子真正走进了体制以后，只能出现两种情況：一，积蓄力量，积极融入，不断按照官场濳规则，便于掌握权力，一旦掌握权力以后，又时时想著巩固权力，那种所谓“体制内”的力量在推动改革的说法，我总觉得这是十足的中国逻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掌握权力，但进入专制政治体制里的人，又如何保证自己不受官僚体制的磨损呢？二，默不作声，明哲保身。
孙郁先生在《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一文中认为，胡适不能说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卻不能像鲁迅那樣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徹底決裂。胡适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利用已有的社会机体，进行渐进的变革。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爾、歌德、高爾基、胡适这樣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強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著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無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意味著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两类人，都是非健全的。但在这里，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在灵魂的深与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儿，提示著人们去注意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什么，我们与鲁迅的距离有多长，那么所欠缺的就有多长。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正是很好的注释。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義。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夢，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廣泛性。邓晓芒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知识分子，而“五四”知识分子则除鲁迅外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要有人像鲁迅那樣意识到自己与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差距，并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缺陷乃至“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希望。
鲁迅是那种对于“人权”、“憲政”、“法治”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如此隔膜的人吗？他老先生在一次次的招牌虽换货色依旧的制度的更换中，看到了什么？是人的陈旧观念的根深蒂固。他毅然要做的是思想领域里的啟蒙工作，于是就有人说：“谁有资格改造国民性”。是的，鲁迅是没有象胡适那樣口口声声宣扬什么“人权”、“憲政”、“法治”，但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实行“人权”、“憲政”、“法治”。中国最缺少的就是鲁迅这种敢于拼命捍卫“人权”、“憲政”、“法治”的精神战士，不缺少胡适这樣大谈“人权”、“憲政”、“法治”的学院知识分子。
冉云飞先生说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的话，那么我则认为多读鲁迅则可以捍卫人性。
作者于2005-1-22 11:24:39 安徽界首 yuzhongda@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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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期读者上有一报道：
一日本女记者去非洲某部落采访。酋长盛情接待，开著吉普车带她参观了他的领地、几百头豬、五十多个女人、八十多个孩子。采访结束要离开时，酋长把翻译拉到一边叽哩咕噜一通，还不时用手比划比划，最后气愤地走了。女记者不知所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酋长想用三头豬换她做老婆，看翻译不同意又加到五头。
我相信，不仅酋长，包括他的臣民都认为，传统文化是多么地与众不同而不能让它绝种。其实他们也说不清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有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比其他外来东西优越－－因为他们没见过外来的东西或虽见过而不知所以或虽见过卻因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不愿接受，他们只一致认为不能丢。
你告诉他应该民主自由，他会翻下白眼反问：
“民主自由了又能干吗？”
“能让你们富裕。”
“富裕又能干吗？”
“富裕能让你们幸福。”
“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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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诸子百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上古圣人老子和鬼谷子哪个的能力学识不远超孔老二百倍？
鬼谷子门下的奇人异事英雄豪杰更是辈出！
这不是黑儒家孔老二，而是还原孔老二本来面目，剥掉儒家的画皮！
孔老二儒家才是传统文化的灭绝者！
楼主没有黑道家，楼主支持拥护道家，拥护老子，拥护原版马王堆《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