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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评论（43）被挟持的毛主席
毛主席是一个坚決的漢民族主義者，批注二十四史，唯独不注元清史，因为在毛主席看来，蒙元满清是中国的亡国时期。
振臂一呼，百万红卫兵云集麾下，可是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樣的一个毛主席，竟然是被犹太人建立的共产国际秘密黑幕挟持。毛主席的漢民族主義理想也一直被压抑……
1949年底，在大陆政权成立伊始，毛主席被专列带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为了不让毛主席搞民族主義，不做铁托第二，关了毛主席的禁闭，开大会批斗毛主席。在毛主席被禁闭期间，整天不得出门，不能见斯大林，也不能见其他人。按毛主席自己的话说，他在莫斯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在斯大林开大会批斗毛主席时，毛主席不敢吭一声。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只是“在鼻子里笑他们”。
在中国现代史的降敌人员中，还没有那一位被敌方批斗过。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事先日本人没有斗过他；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登基，事先日本人也没有批斗他。只有毛泽东，让俄国人批斗得像孙子。之后共济会高级大师，犹太教徒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自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在莫斯科仅只二十几天的时间里，毛主席被晾在一边，由周恩来亲手签订了66项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补充协定，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侵华要求。这些条约的卖国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当年签署的条约。
在这二十几天里，签订的条约、协定等文书目录如下：
“中苏联合公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补充协定》”；“
关于重申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换文”；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议定书》”；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议定书》”；
“关于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定的（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签定的）相应条约和协定失效的换文”；
“关于苏联把它在东北接收的日伪工商业及财产、原俄国在北京的兵营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换文”；
“中苏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
“中苏互相交换邮件和包裹的协定”；
“中苏创办四项合营公司的协定”；
50份“经济合作项目”。
以上合计共66项。
其中《补充协定》及两份《议定书》都是绝密的，也就是见不得人的，是偷偷的卖国文件。李鸿章仅只是出卖一个筑路权，有一个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出卖领土账。周恩来签定卖国文件的质量，李鸿章绝对望尘莫及！签订的这些契约时，周恩来是用尽全身的解数，替苏联反对中国政府，必欲打倒之而后快；周恩来签订这些契约：完全是苏俄要什么，就给什么；对中国的领土、财富、主权，敞开大门大出卖。
周恩来出卖的中国领土计：
外蒙古154万平方公里；
唐努乌梁海 17 万平方公里；
新疆 160万平方公里；
中国东北 100万平方公里。
合计共 431万平方公里。
这43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半个中国的领土，也相当于120个台湾的面积。为讨好苏联，周恩来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無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之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承认江东64屯为苏联领土；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乌苏里江江域靠苏方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
在周恩来的把持下，1950年《人民日報》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廣播电台对全国的廣播词》：“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義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邦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1950年人民日报标题《我们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如果反动派这樣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作者胡绳）”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领土虽然多，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没有人说普京是大俄罗斯主義，但是在周恩来的眼里，中国地大物博，尽中国之物力，结共产国际之欢心。
毛泽东也不得不在1950年7月3日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爾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著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多次想用政治手段搞倒周恩来，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二把手周恩来靠著共产国际，有绝对的优势。
文革是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悲壮抗争，但是仍然失败了。而且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党羽坏事做绝，可是每一个反周恩来的都被说成是反毛主席，然后今天他们卻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
今天，提起文革，我看到很多满族人抱怨说老舍这么好的满族文学家被毛主席迫害死了，可是，他们卻从来不提我们漢族被老舍迫害死的俞平伯、胡风、丁玲、陈企霞、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仅在50年代，文联主席老舍就几乎亲身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1999年2月，“老舍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开放，但是，被它迫害死的那些漢族文学家，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是不是很惊心呢？又是一个满族文学家老舍，还是中国文联主席，《正黄旗下》就是它写的。
在东北，我小时候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当时，主要就是满人批斗我们漢人啊，我们漢人一个个的被批斗……我看不上了，我带著我的小伙伴们爬到高处向下撒尿，那些满人以为是下雨呢，抬头看见几个小孩，于是，他们就沖上来要抓我们，他们当时的手电筒都照到我脸上了卻说没看到，然后我下去跑著一跑一带，跟小伙伴们把批斗会场上的人都给沖散了。
《神通大法》里对这件事情有记载的，很详细，《小传》里也提到过，可是后来佛学会不让你们看小传了。
那两篇文章如下
郭沫若谈外蒙古独立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義与帝国主義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邦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義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樣，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夠固执著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義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廣播电台对全国的廣播词》（节选）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
我们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
胡华
问：“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呢？她为什么要独立呢？”
胡答：大家知道，蒙古曾侵入中华建立过蒙元。明太祖即位后蒙元灭亡，满清兴起后，又被满清占领统治。蒙古人民长期在本族统治阶级和异族统治的奴役压迫下，过著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
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蒙古是不是解放了呢？没有的，相反的它更成了帝国主義侵略争夺的对像。当辛亥革命十月中国武昌起義时，蒙古的统治阶级――王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独立”的名義，投入帝俄的怀抱。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義卻利用了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蒙古，和苏联红军作战，到一九一一年才被苏联红军击溃。谢米诺夫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義又利用了中国北洋军阀安福系将军徐树铮侵入蒙古，在那里建立了亲日的军事独裁。安福系在中国北方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温根男爵，盘踞蒙古。蒙古人民受这樣长期的侵略掠夺，什么时候才起来革命获得解放的呢？
为了反对帝国主義的劫掠，为了解放蒙古，蒙古贫苦破产的牧人和廣大的下层职员、喇嘛、便在卻伊巴桑等蒙古革命者领导下，在一九二○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游击战争。
侵略者统治著虽然用各种野蛮的屠杀，死刑和迫害来对待蒙古革命者，但蒙古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游击队卻日益壮大，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便举行了一个游击队和恰克图附近的盟族的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的革命政府，会上并以大多数決议，请求苏联的邦助。
在三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间，蒙古革命游击队便攻占了恰克图，不久，又先后击溃了中国北洋军阀侵略军万余人，日寇扶植的白俄温根男爵反动骑兵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曾出兵援助蒙古革命游击队，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蒙古已宣告了独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的国共合作的廣东革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是承认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承认了“民族自決”的原则。“那末，正式承认蒙古独立问题为何一直拖到一九四五年呢？承认经过如何呢？”由于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坚持大漢族主義，所以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邦助下，内部已建设的很強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有也很大的贡獻，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内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t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邦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对日宣战，配合苏军，联合东北抗日联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建立了卓著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这是義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決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決”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仑电）。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決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義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成人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樣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
[注：胡华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名誉系主任。]
人民日报1950.02.24
人民网上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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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2】
张家康
2012年07月11日10:04来源：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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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斯大林对自己的压抑时，毛泽东尤为动情地说：“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气。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他尤为欣赏斯大林破除迷信的风格。他说：“学习马列主義，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多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義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老虎口里的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即“倒向社会主義一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求社会主義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支持。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当日，斯大林便接见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别墅里，斯大林对他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十多天不予会见。毛泽东想起四年半以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联签定所谓友好条约时，斯大林的态度远比现在热情得多。毛泽东恼火了，他对苏方人员说：“你们让我来莫斯科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难道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斯大林知道后，才带著莫洛托夫等，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当面表示歉意和苏中友好的诚意。
毛泽东也清楚这次访苏的艰难，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他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決定于解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他说，所要解決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苏两国要解決如此重要的问题，可是，斯大林卻将毛泽东置之别墅，不闻不问，使中苏会谈一开始便冷了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随访的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回忆：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況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
中苏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著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可是，这种友谊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殚精竭虑，周密思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毛泽东对此一直记忆犹新。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次年３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说：“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義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
１９４９年的苏联之行，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不愉快的远足之旅。几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又再次旧事重提：“……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煙，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中国人奴隸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義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老鞑狗老舍（舒舍予）死有余辜
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義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無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不妨先看看胡风事件中他的表现。
胡风事件是一桩典型的文字狱，可老舍对其卻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先是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義，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擔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接著老舍又自己操刀写下《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
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著人民供给的粮食，卻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著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其邦凶形象，至今读来仍栩栩如生。
再来看看老鞑狗老舍对另一桩冤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赤膊上阵。
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种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
威胁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義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義”。最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
看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会发现这种讽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让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無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徹底认罪”。老鞑狗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
老舍平时对丁玲看不惯，要煞煞她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做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
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做个干干净净的人！”
老舍对那些正派文人的疯狂迫害，有时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譬如，当时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就曾回忆：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卻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老舍的原文是这樣的：“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無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義。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此“上纲上线”，足以将丛维熙送进地狱！这岂是一个厚道人所应做的？
吴晗作为独立史学家时的观点如何？请看：
吴晗（历史学家）(原载上海１９４６年《民主周刊》第四十四期)
在二百多年前，清朝政府为了贯徹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清朝政府为什么这樣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憑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啟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減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減三分之二。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整个中国“县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妇”，惨状让三百余年后的我读来仍阵阵心痛。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以致有人说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就是缘自明清之际。
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那时中国亡了，东方没有一个像樣的国家可以代表东方文明；清朝又在中国的故土上压制严论，禁止结社，导致中国的科学停滞不前。原本已经出现的资本主義经济、思想萌芽，在清军南下的铁蹄下無奈地枯萎了。对于無知的蛮族来说，当然越愚蠢的人民越容易统治，于是中国故土上的人民就一天天愚蠢下去了，又怎么能和西方竞争？满族人由于害怕漢族反抗，故意让漢族军队（所谓绿营）训练松弛，装备原始；而满族的八旗兵又军纪败坏，只会胡作非为，毫無战斗力。这正是在西方军队的打击下，清军会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中国重新开始发展，正是在光复之后。也就是那时候，中国才算复了国。由此点看，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正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斯大林非常痛恨蒙古金帐汗国对俄罗斯几百年的统治，所以数次命令外蒙不许祭祀成吉思汗，并不断将外蒙俄罗斯化，现在的外蒙古文字已跟内蒙文字完全不同，俄式蒙文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源出新疆的维吾爾老蒙古文和源出西藏的八思巴蒙古文。
——李洪志
斯大林禁止蒙古国祭祀成吉思汗，可是中共这边呢：
中国共产党延安公祭成吉思汗全文
中共党人在延安举行移送成吉思汗陵寝至甘肃兴隆山时举行的万人迎陵公祭上发布的祭文。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向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题词：纪念成吉思汗，中华民族的英雄！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腾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漢，如出一辙；器然反共，实则残良，漢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蠢然附敌，漢有漢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容，抗战到底，大義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聚色；而今而后，两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纳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党仁不让，大旱盼霓，国人之望；清涼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尚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夠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夠独立自成一国”。
原文：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決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決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邦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義、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假如你承认外蒙独立，那么蒙古族就跟朝鲜、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一樣属于跨国民族，也就变相承认外蒙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国民党方面的行为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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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移灵记
马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日益暴露，其中重要一步就是策划满蒙独立。日军和内蒙叛乱王公，企图先将成吉思汗陵内圣器文物，抢到包头。
驻守榆林的国民革命军86师师长井岳秀一方面派精兵保护，并到成陵视察。过绥德，吊蕲王韩世忠祠有感，赋诗一首《蕲王故里》：
蕲王祠宇野花秋，回首雕山峰上头。
旧业未能归赵宋，中兴空自说张刘。
江皋桴鼓红颜恨，湖畔骑驴国士忧。
往事那堪常记忆，北风塞外使人愁。
井岳秀带著秋、空、愁、恨、忧的心情，远望成陵，它是一个复式蒙古包，高约一丈五尺，两个包上有铜顶子，光辉闪烁，包内安放成吉思汗灵柩，为长方银棺，第二个是皇后灵柩，包内祭典可容数十人。
整个移灵工作则是在井岳秀去世后的民国28年（1939）完成的。关于这次移灵，陕西地方志中记载颇多。
据陕西《乾县县志•大事记》，“民国27年(1938)5月，成吉思汗灵牌车过乾北上甘肃。”（《乾县县志》记述的这一时间可能有误，整个移灵工作是在1939年进行的，应为民国28年）
榆林，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离蒙入陕的第一站。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格外重视。他们分别发出通知，要求榆林党政民学商等各界热烈欢迎、祭奠成吉思汗灵榇。据陕西《榆林市志•大事记》，“民国28年（1939）5月，成吉思汗灵柩路经榆林街时，观众如堵，停灵于城内三義庙，榆林军民隆重祭奠。”
据《陕西省志•大事记》，“民国28年（1939）5∼6月，成吉思汗灵柩内迁。日寇侵占绥远后，妄图抢走成吉思汗灵柩。国民政府根据蒙族请求，決定将成吉思汗灵柩内迁青海省塔爾寺移葬。迁移事宜由蒙藏委员会蒙政长楚明任护送专员。灵柩迁移中要经过延安。延安在十里铺设立迎灵办公室。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在十里铺举行万人迎灵、祭典仪式，谢觉哉、柯庆施、滕代远、王若飞、莫文骅、高自立以及国民党肤施(今延安)县党部、县政府高仲谦等参加迎灵祭典仪式。主祭谢觉哉，曹力如宣读祭文。”
按照抗战时期的战区划分，陕北米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防区。6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代表延安各界早早地来到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等待成灵迁移队伍的到来。
下午4时30分，成灵西迁车队入米脂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举行了祭奠仪式。谢觉哉在祭奠仪式上宣读了激情满怀的祭文，他代表中共中央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強敌，直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灵车当晚宿于陕北米脂县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第8团派出一连官兵与护灵宪兵一起，合力警卫成吉思汗灵榇。
据《西安市志•大事记》，“民国28年（1939）6月25日，成吉思汗灵柩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内迁甘肃榆中兴隆山，途经西安，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钟楼下主持公祭仪式，参加公祭和迎灵的达20万人。”
成吉思汗回归故里是在解放后，195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上恳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爾多斯伊金霍洛的报告。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批准了这份报告。周总理高度重视，他批示道：拨付80万元专款以新建成吉思汗陵園宫殿；自治区政府擬成立建陵及请灵委员会。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被安厝在1939年西迁时的陵地里，忽兰哈敦灵榇重归小伊金霍洛，象征民族精神的苏鲁定雄壮地耸立在属于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经劫难的成吉思汗之灵，回到了鄂爾多斯，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们身边。
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成吉思汗灵榇回迁之后规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巴音昌霍克河两岸，阿拉腾甘德爾山梁，人群似海，祭禮如山，彩旗飘扬，歌声回荡。再也不是西迁时的悲涼，再不是逃难时的凄惨！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亲自主持大祭，他在大祭开始时发表激情漾溢的讲话：“同胞们！今年的大祭，是在中国人民赶走日本帝国主義，新中国的红旗迎风飘扬的日子里举行的！这足以告慰于大汗的在天之灵！”
作者单位：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
师父，石头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毛主席去世的那天你手上的枪走火了，是你的上师们要你出来传法呢还是要你复兴皇漢?!
——道友
师父，我有点不明白，不是说毛泽东是犹太人吗？我以前听过一个弟子说毛泽东后来的是替身，不是真正的，不过他们没有详说，不知是不是这樣
——道友
好呀。
其实，日本当时是想毁掉成吉思汗陵墓，破话蒙古风水。
而遭难最深的炎黄子孙，国共两党，当时竟然都保护起成吉思汗陵了，诡异！
蒙古的祖先是苍狼白鹿，不是炎黄子孙。
——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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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的苍狼白鹿起源传说
位于前郭爾罗斯的苍狼白鹿廣场
对于蒙古族的起源，很久以来都是“苍狼白鹿”的确传说流传的最廣的。其实这和大多数民族以信奉图腾的思维意识来认同自己的归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的传说。
雪雕—苍狼白鹿
据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漢译为苍狼和白鹿。也正如《蒙古秘史》译注者所说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
苍狼
另据波斯蒙古王朝著名历史著作《史集》记载：北方草原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结果蒙古部落大败，大屠杀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一个叫额爾古涅-昆的险谷隘地，在那里他们结成了两对夫妻，经过世代繁衍之后，人口逐渐增加。传说两家一户叫捏古思，另一户叫乞彦。后来，他们历经几代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呼伦贝爾草原。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乞彦氏族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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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狼白鹿
本词条没有图片特此配文獻图片两张(2张)苍狼白鹿是蒙古人远古的图腾观念。《蒙古秘史》等史集都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战争。蒙古部落被他部所灭，仅幸存两男两女，逃到名为额爾古涅昆的山中。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孛儿贴赤那（意为苍狼），他的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他们率领本部落的人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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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时是想毁掉成吉思汗陵墓，破话蒙古风水。
而遭难最深的炎黄子孙，国共两党，当时竟然都保护起成吉思汗陵了，诡异！
这是在犹太人的指挥下干的，因为蒙古是犹太一支。
——李洪志
201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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