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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讲道（190）如夢如幻的大明天朝
六、明代西方传教士看到的明代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情況
1、曾德昭的记录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记载，他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Semedo)，在1613年来华，而后在中国各地传教，曾经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过多年，行程遍及中国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途中写了《大中国志》，1649年又返回廣州，曾经为南明永历帝宫中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后来死于廣州。
其对已经处于连年大災，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时期的明末中国情況的记录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下面是他关于明代人口之多的记录
“我曾在流往杭州(Hamchen)的南京(Nanchim)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等待数量惊人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1]
“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镇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几乎连绵不绝。”[2]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樣，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況确是这樣，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3]
“它（指南直隸应天府）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村落彼此相接，由3英里接3英里不断。虽然现今因皇帝不驻跸于此而人口減少，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4]
“中国人体质好，身体壮实，他们是艰苦的劳动者，他们的上等土地用技术开耕，收获丰富，而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無一尺未开耕的土地)靠辛勤劳作，他们也终于使它有收成。”
“我路过河南(Honum)，看见有人用三块铁犁，即犁头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条畦。又因土壤宜于我们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种子，他们把它放进一个固定在犁的顶端的容器，即方盘内，这樣，豆种随犁头前进缓缓撤播地上，像谷物随磨斗转动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来年期望的谷种，是同时进行的。”[5]
2、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
盖略特•伯来拉在嘉靖时期因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并有海盗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关押在福州监狱里，后被释放，他在《中国报道》记叙的就是其留在中国时期的见闻。关于嘉靖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里也有记录，牵涉到的就是有名朱纨的事件。下面是伯来拉记述的嘉靖时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況。
“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煙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卻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6]
“国内人煙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只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樣。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7]
3、克鲁士《中国志》
克鲁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廣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中国志》的最后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得知，他说到的上帝的惩罚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这时候他肯定在廣州，这一段可以证明：
“我在廣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打听国内发生的天災，他不能用口把情況告诉，就给我一封他收到的信，里面谈到所发生的事，叫我抄录一份再还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写，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给了我。我在一个通晓两国语言的人邦助下，把它译为葡语，其大意如下:山西(Sanxi)和山东(?Sanito)的大老爷向皇帝上奏称这两省发生強烈地震，白昼变得暗若黑夜(他没有说延续了多久)。”[8]
（这也说明無论这些欧洲传教士如何记载大明的富庶繁华，但他们骨子里都是抱著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因为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所以才把中国发生的災害，幸災乐祸说成是上帝惩罚）
摘录的主要是克鲁士关于明代人口、农业和饮食方面的记载。
“我也要在这里给读者们一个必要的警告，让他们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现在卻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给人留下一个和听到的或读到的极为不同的印象，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在眼见中国事物后所证实。
“这必须要眼见而不能靠听闻，因为耳闻不如目睹。这种情況有似舍巴女皇(QueenofSheba}之对待所罗门(Solomon)，当她听说他的智慧之名时，她想亲自去证实一下，便从她的国家赴耶路撒冷，在听到所罗门谈许多事物，眼见他的宫室和政府后，她说:‘赞美那爱抚以色列和立你为它之王的上帝，我所看见的远比他们向我谈到的你伟大。’读者对于我在这里谈的中国事物应有同樣的感受。”[9]
“靠近印度方向的第’一个省是廣东省，省城是廣州城，省名即由此而来。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煙十分稠密。”[10]
“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廣东省包括的海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因为海南人煙稠密，海岸线有五十里格长，但廣东海岸的陆地比〔海南的〕要长许多里格，或者更多。”[11]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煙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著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12]
“沿河小城镇無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廣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減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樣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減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13]
“在河边观赏那数不清的船，来的去的，扬帆的划桨的，是一件很偷快的事。稻田一望無际，远看似好多张帆的船只是穿过陆地，到你朝船走去，船也朝你驶来，你才看见庞大的船身(除帆外先是什么都看不见)，也才看见船驶来的宽阔港湾。”[14]
“中国是一个耕地差不多全部开垦出来的国家。因国家人煙稠密，百姓众多，人们是消费者，极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费，特别是他们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的巨大耗费。此外，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人人讨厌，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一般没有施舍给穷人的习惯。”[15]（引者注：关于没有施舍穷人的习惯应是克鲁士的误会，可能呆在中国时间还不夠长，否则会知道中国也有施舍穷人的现象）
“如我所说，由此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引者注：前面一段话是说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们不想耕耘，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暴君尽可能強征搜刮一切财物，从而無法多劳多得），而在中国则不一樣，人人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著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
“在干土和硬地上，他们种植麦和豆，在既多又开阔的水淹低地，他们种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只有在气侯严寒的高山上，不宜于种植，没有开发。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樣破旧的东西。狗骨头和其他动物的骨头，他们用来制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面雕刻，镶嵌在桌子、卧榻及别的漂亮家具里。他们不丢掉任何品种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织成的粗细破布，他们就制成细纸。他们用树皮、根茎和破丝绸造纸，在丝绸纸上写字，余下的则用来卷在丝绸幅一中”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著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園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16]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無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廣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17]
“土地的富饶及其物产的充足
“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無数的�R，�R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R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無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R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顶盖的过道里，但在这里不卖鱼和肉，因为专一有售卖它们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处售卖活的。”.
“菜園里有很多蔬菜，如大头菜、萝卜、白菜，及各种有气味韵菜，蒜、葱等等，极其丰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们没有的一种李子，核长而宽，他们用来制成果脯。有很多坚果而且很好，还有很多栗，既有种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们的要好，因为他们把壳都去掉，我们的卻没有。”[18]
“虽然有专门开设饭馆的街道（引者注：大概类似现在大城市里美食一条街之类，整条街都是饭店），城内所有街巷几乎都有饭馆。这些饭馆里有大量烹调的肉食。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我看见一家馆子门口挂著一整只烧�R，任人选择哪一部分，因为整只都清洁地做好。把做好的肉摆在门口，几乎吸引了过路的人。在门口有一盆盛得满满的饭，红红的，做得很好。”[19]
“廣州沿城墙外还有一条饭馆街，那里出卖切成块的狗肉，烧的煮的和生的都有，狗头摘下来，耳朵也摘下来，他们炖煮狗肉像炖煮�R肉一樣。这是百姓吃的肉，同时他们把活的狗关在笼里在城内出售。值得一观的是在城门口，进出的人喧嚣，有的带狗，有的带乳�R，有的带蔬菜，有的带别的物品，人人都叫嚷让道。”[20]
“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_菜、水果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须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去了。”
“这个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内陆，有大量的海鱼，以致每天所有市场充斥鲜海鱼，那简直是奇观。但是如果看到他们怎樣以下述方式惊人的勤劳去养鱼，那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無数的很多品种的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樣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总之，来自海上的船看见它们还以为那是坚实的陆地，到接近时才发现那是什么，惊讶有那么多的渔船。我听说共汇集了两千艘船，或多点少点，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但既然人口那么多，当地的船也不会少，这对那些到过中国并在那里居留过的人说，并非不足信，主要因为沿海县份有無数多的渔人。那末，这些渔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渔季结束。”[21]
“中国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盘肴，他们同桌吃鱼和肉，贱民有时把鱼、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盘肴，都摆到桌上，让人人可以吃他爱吃的。高贵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谈话和服饰上颇有讲究。百姓则比较粗俗。”[22]
4、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记录
《出使福建记(1575年6月至10月)》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这是万历三年（1575）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派遣使者到福建和明朝官方通报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
马丁·德·拉达修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的相关见闻记录。
“（中左所附近）那个港的入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23]
“为我们离镇的屋舍已不远了。赶来看我们的人群是那樣多，使我们無法跟他们打交道，不仅在这儿，也在我们途经的一切城镇。来去的时侯，人们都拥塞在我们居住的馆舍和街道，尽管我们一直住在大房院里，有许多院子和房间，我们也不能关门闭户。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強行把他们赶走，但赶走后他们又爬上院墙，聚集在邻近房屋的墙头和屋顶，有时他们留下来看我们到夜晚。”
“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樣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而不是许多镇，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煙都是那么稠密。他们说中国其他地方情況也一樣。唯一例外是廣东(Quemton)省，葡人在那里进行贸易，因地处贫瘠而多山的区域，人口不那么密。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4]
（拉达只去了福建，没有到过廣东，才这樣说，实际上廣东人口密度只会比福建大得多。在其他到过廣东的传教士笔下，福建才是因为山地太多，土地相对贫瘠，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而类似福建这樣的省份都人口稠密到让拉达目瞪口呆，沿路村镇的人口都稠密的可以和城市相比的地步，可以想象明代中国人口多到了什么程度）
“兴泉道派来护送我们到泉州的。他们这樣的队护送我们，擂鼓吹喇叭、号角和短号，一直不停送我们到达泉州，整个旅程用了两天，始终如此。从同安到泉州是三十里格，如我前面所说人煙更稠密了。”[25]
“我们在禮拜二离开泉州，走了六天，禮拜天抵达福州，约四十里格旅程，途中经过很多城镇和大地方。该地区尽管山石崎岖，大部分道路卻很好，路面宽阔。”[26]
（以上是拉达的《出使福建记》，下面是他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把这个国家叫做大明，因为那是它的本名。”[27]
“尽管不可能精确地计算这樣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人口，他们书里也缺乏记载，但仍可从有记录的税户籍及其他事情上，得到一个無穷無尽的人数概念。”[28]
“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樣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Jca一sin)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因此登记的纳税人口远远〔少于应纳税的人口〕。”[29]
（拉达这里说的税户，应该就是明代晚期册藉如黄册之类登记的户口数字，从拉达自己的见闻来看，也证实当时官方册藉户口数字已经和事实相差甚远，不说相差十倍，也在五六倍左右）
“它们的名字。但这些不包括其他百姓，如仅制盐者的七城，书籍中记载它们的村子数量难以置信，据说有1，177,525个村，那怕平均每村不超过三十户，人口也超35,000,000。由此可见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么多了。我们旅经的所有地方确实拥塞著人，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这么多人口的国家。”[30]
（“制盐者的七城”或是指那些从事制盐业的地区，灶丁之类，拉达的数字来自他购买的明朝书籍请人翻译后得到的结果，可能明朝政府对盐业的管理稍微比一般户籍要像樣点，但如果从事盐业的人口就在3500万人以上，这也大到难以想象了，但無论如何明代人口在三亿以上是最低限度的估计了，不可能比这更低。）
“我们不能确实知道现在的皇朝统治了多久，因为我们得不到它的编年史，但他们说现在统治的皇帝叫万历(Bandic),他是第二十位，统治了三年，约三十岁。他们说赶走鞑靼人后又过了大约二百年，如果我们加上修长城前诸王统治的二千二百五十七年，那么可看到这个国家除短期受鞑靼统治外一直完整地不被外族控制，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若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他们在洪水后不久就有了皇帝，而且他们从此后始终没有被异族掺杂。”[31]
“以他们的吃食而论，他们不是大肉食者，据我们的经验，他们的主要食物反倒是鱼、蛋、蔬菜、汤和水果。我们看见的类似我们的东西(除开其他很多不同的品种而外)是:鱼、小麦、大麦、米、豆、玉米和boiona。还有母牛、水牛，他们说内地也有羊，我们也看见�R、山羊，及像我们有的一种鸡，另一种鸡肉是黑的，更好吃，再有阉鸡和黑尾鹉。我们没有见任何野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但他们说内地是有的。我们看见猛禽，也看见鹅和大鸭子，及大量的鸽子和斑鸡。水果有黑白葡萄，但我们没有见葡萄酿的酒，我不信他们知道怎樣用它酿酒。也有许多品种的橘子和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白菜、小白菜、大头菜、萝卜、大蒜、葱和该国特产的其他很多蔬菜和水果。他们有大量的糖，而且他们制造很多上等蜜饯。”[32]
(再一次提到“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而实际上福建多山地，土地贫瘠，这樣的地区尚且没有荒地，明代人口之多可想而知)
“就我们所见，他们的农田是靠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他们把桶安在大水车上，轻易地灌溉庄稼，那怕在山头上也灌溉。我认为他们很少让土地休息，因为当我们到福州时，我们看到所有土地都是如下所说那樣耕作的。稻米有的尚未移植，有的刚移植，有的长得老高，有的长得饱满，有的则正在收割。当我们返回时，看见类似的情況，在头一茬庄稼收割的，别的谷物己种植，而有的地方正在收割。”[33]
（这个记录证明，明代晚期，一年二收乃至一年三收的早熟稻的种植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连福建这里多山地，水利灌溉不易的地区都普遍如此。按拉达亲眼所见，是所有土地都是如此。闵宗殿等人不动脑筋去根据地方志表面的记载，断言整个明代中国总共只有十五个县种植双季稻，正是基本常识不具备的情況下，闹出来的大笑话。）
“最后，土地是很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但百姓是异教，因此遭受不信上帝者的苦难。榮雄永归于上帝，愿上帝使他们阪依并认识上帝自身。阿门”[34]
（这一段话再次暴露了这些思想专制落后的西方教徒，骨子抱有的对大明中国的敌意）
5、《利马窦书信集》摘录
《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啟出版社民国75.6[1986.6]年出版，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一五八四年是万历十二年，可以看看当时利玛窦眼中的明朝中国是什么樣的。这些记录出于利玛窦本人的书信，属于价值最高的原始史料，比后来那本金尼阁篡改后写成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翻译本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更能反映利玛窦本人对明朝的直接观感。
这里主要摘录和人口状況以及农业等有关的部分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35]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無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樣，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再一次证实了，在明代粮食作物，一年两收三收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形了。）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園，并有無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著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著廣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廣东的情形是如此。[36]
（这说明，当时明朝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环境生态也保持得非常好，和后来满清的破破烂烂是決然不同的。）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無比大的城市。”
（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以至于利玛窦说整个中国都象一个大城市）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37]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寶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園，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樣，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樣。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38]
“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樣，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無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夢，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39]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樣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廣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廣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無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廣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無不来中国贸易。”[40]
6、《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这很有名，也是最普及的一本了。不必多介绍，只说一点，这本书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金尼阁，一个比利玛窦还要愚昧的教徒，因此书中他篡改了很多利玛窦的记载，以及用他愚昧狭隘夜郎自大的观念对中国的风俗和人民进行了攻击诋毁。这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当时西方人所处的思想状态，文明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明朝中国。
这本书真正的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文译本才被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其作者一种愚昧的心理状态。
这里和上面一樣，仍旧只摘录和中国当时人口以及农业有关的部分。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無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無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樣在中国找到。”[41]
“作为中国人的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無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42]
（再一次证实了明代中国一年都收的粮作物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普及，一年两收，一年三收是普遍现象。）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南京省、山东省的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
[1]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页
[2]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3页
[3] 第3页
[4] 第17页
[5] 第28页
[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3页
[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4页
[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57页
[9]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41页
[1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63页
[1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64页
[1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70页
[1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79页
[14]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2页
[15]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3页
[1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5页
[1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8页
[1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2-93页
[19]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4页
[2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5页
[2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5页
[2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8页
[2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3页
[24]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5页
[25]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7页
[2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9页
[27]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86页
[28]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5页
[29]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5页
[3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96页
[31]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0页
[3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6页
[3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9页
[34]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21页
[35] 《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启出版社民国75.6[1986.6]年出版，第47页
[36]第48页
[37]第49页
[38]第50页
[39] 第51页
[40] 第51-52页
[41]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页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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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明代城市人口数量的估计
一、对明代城市人口密度的基本估计
对明代的城市人口数量一直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至于低估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把满清的城市人口当作一个上限，然后认为明代的城市化水平一定要低于满清，在此基础上拼湊数字（李伯重、曹树基之类就是如此）；有的是把前面说过的形同胡编乱造连年照抄的明代部分官方册藉数据当作可以参考的数据；还有一种是分不清现代城市和古代城市区别，不动脑筋的把现代城市人口密度套到古代上去。
1、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区别
这几种类型当中，以最后一种最具有迷惑性，也最值得予以针对性的澄清驳斥。
在一些人不动脑筋想当然的概念里，现代城市高楼大厦林立，各种基础设施完善，而古代都是平房或者最多两三层楼，排水供水之类也落后，所以無论如何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要远远高于古代城市。
在这种逻辑之下，只需要把现代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列举一下，然后以此作为人口密度的上限，再乘以古代城市面积就行了。
比如在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排行榜中，印度的孟买最高，每平方公里达到2万9650人，其次是印度的加爾各答，每平方公里23900人，第三，第四名是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城市，中国的上海排在第10名，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是13400人。
若按照这些数据来说，古代城市人口密度应该最多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一万多人才对，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回答是否定的！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区别的常识。
最主要的区别是两点：
第一是城墙。
古代城市也有不带城墙的。其原因多种多樣，一种是政治原因，比如蒙元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下令摧毁地方城墙，并不得再建，到元末才改变。宋朝前期为防止割据再现，也不鼓励地方修城墙。还有经济原因，如没有资金修筑；或者国家太平安定，没有修筑的紧迫性等等。
但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和西方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城市，都是有城墙的，城墙的目的是保护市民安全，有盗匪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城墙就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我们讨论范围所涉及的古代城市，其实指的是以城墙包围起来的区域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包括部分墙外区域在内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当然只有墙内人口过度饱和的时候，才会产生市民大量溢出到城外的现象。
而现代城市没有围墙的限制，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包括市区郊区都算在城市面积里。即便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市区而言，除了居民生活区之外，其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占据的比例之大都是古代城市無法相比的。这种区别就造成了人口密度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一下贝纳沃罗著的《世界城市史》一书中对西方中世纪城市的描述：
“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每个城市必须有一道城墙，随著城市的扩展，又需要设置新的城墙。城墙的建立，耗费了公共事业支出的绝大部分。”
“应该尽量推迟新城墙的建造，直至旧城墙内确实不再存在多余的空间”[1]
考虑到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城市的相近性，这些描述也完全适合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
正因为这种城墙包围保护城内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特点，所以在古代，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在城内挤出一切可能空间来居住，西方是如此，中国则更是如此。不到人口极度饱和，很少会建造新的城墙。（中国明代晚期则是溢出城外的市民人口太多，想造都没有办法造了）
第二个区别是交通。
古代的交通除了依靠人力，就是依靠马骡，而现代社会已经有了汽车等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城市产生的原因本身就是商业需要或政治需要，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集中高密度的人口（非农人口占据绝大部分），集中供应消费物资，減少运输分配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性。
古代交通手段的落后，也是导致城市人口更加密集的一个因子。举个例子，古人跑五公里需要的时间，对汽车来说，足夠跑20公里甚至更多了，那意味著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现代城市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实只相当于古代25平方公里的范围。
当然決定一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有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地理条件，人口繁衍状況，绝对人口数量，消费水平等等。城墙也好，交通也好，仅仅是众多因素中的两个而已。但这已经足以让中古时期的一些城市，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況下，人口密度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现代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事实也能证明我的观点。
贝纳沃罗提供了一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数据，其中人口最多的米兰和巴黎约有20万居民，而当时巴黎城墙（1370年建造）内包围的面积有440公顷[2]，即4.4平方公里。
也就是每平方公里有4万5454人多，比现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孟买都多出1万5千。
还有一篇资料里说15世纪的热那亚，城内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公顷770人，也就是每平方公里7万7千人以上
另外如贝纳沃罗说中世纪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公元762年后建立），其城市是半斤2.5公里的一个圆形，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居民以上[3]。则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万0955人以上。
而实际上中世纪的西欧和明代中国相比还落后一大截，無论人口繁盛程度还是商业繁榮程度都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明代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密度必然还远在西欧之上。
那么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呢？
2、以明代上海为例估算当时城市人口密度
我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找到了一则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18章《郭居静神父和徐寶禄在上海》中有一段话，提到了明代上海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樣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大花園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無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片城市管理”[4]
（说句题外话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看来明代中国的农村就如同花園城市一般，这和清代农村都是污秽破烂可做一个对比）。
也即两万家在城墙内，两万家在城墙周边，还有两万家分布在这一片的外围。每户人家平均五口人，计有三十万人。（注意！利玛窦这里说的三十万并不是当时上海县的全部人口，而仅仅是在城墙附近区域有三十万人。当时整个上海县的人口無论如何已经在百万以上了。实际上明洪武二十四年，上海县已经有五十万人。虽然万历元年，把上海县的三个乡划分出去建立了青浦县，但上海县剩下的区域人口仍旧会在百万以上。而之所以要划分新县，也只能是人口增多的缘故）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这批西方传教士都精通几何算术的，他们的数字概念都相当清楚，对上海城墙和人口数量的记录又是他们亲自到实地观察后的结论，所以这里的提到的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按照利玛窦的记述，上海这座明代不很重要的城市，光是城墙内就有两万家，十万人口的数量，城墙附近也是两万家，加上再外围一点的区域总共有六万户，一共三十万人。（全县人口则估计应该在百万）
那上海的城墙面积究竟有多大呢，利玛窦说城墙总共有两英里长，一英里是1.61公里左右，也即城墙的周长是3.22公里。明代的城市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越是小的城市，城墙形状一般越是规整。但上海城墙形状属于中国古代比较少见的圆形。
《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市的嘉定城、青浦城、上海城，浙江省嘉兴城，河南省罗山城，安徽省合肥城等，都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城市。北方地区的一些小城寨也有圆形的。从全国城市的分布看，圆形的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5]
这段话里所谓上海市，是按照现在的地方建制来说的。明代嘉定县属于苏州府，而青浦、上海、华亭（附郭县）属于松江府。
在崇祯三年出版，由方岳贡和陈继儒修纂的《松江府志》的卷一图经里，有松江府各县城的图，除了府城（华亭县）的城墙是方形的，其他上海县、青浦县、金山卫的县城全都是圆形。
尤其是上海县城的图，其城墙几乎就是一个圆规画出来的标准圆形。[6]
由周长3.22公里，可算得上海城的半径是0.51248公里，由此可算得上海城的面积为0.825平方公里。
在0.825平方公里的城墙内，居住著1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2万1212人的规模。
这是否可能呢？回答是完全可能！
许多明人的笔记里都记载明代城市拥挤的情況，棱次栉比，屋屋相连的，街巷狭窄。0.825平方公里就是82.5万平方米，我们就算假设有四分之一強的面积22.5万平方米是用于城墙内的公共建筑和道路，那也剩下60万平方米可作为居住面积。
城内一共是两万户人家，则每户人家就算只考虑全部都是一层楼的平房，那户均面积也是3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是6平方米。
这和近现代中国城市来对比一下，根据一篇新闻报道中的说法“有关报告显示，在大部分城市，1978年的人均住宅面积只有4平方米左右”[7]。则即便以平房计算，上海城墙内人均居住面积也比1978年中国城市高出百分之五十了。
而实际这种算法还根本没有考虑二层三层楼房，按明人谢肇淛的观察，在当时安徽一些农村地区都已经是“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無楼之屋也”[8]，在南直隸和浙江一些工商业城市内楼房只会更为普及。
实际在南宋的杭州，就已经有这樣的记载“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無空”[9]
甚至嘉靖时期明代边远的甘州城内楼房都有二三层，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记录曾经亲自到明代的肃州和甘州城经商的波斯商人谈话中提到
“房屋构造，与吾国相似，亦用砖石，楼房有二三层者。房顶天花板涂漆，彩色互异，极其华丽。漆工甚众。甘州城内某街，悉为漆工之居也。”[10]
再以扬州为例，《扬州十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匐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
扬州城墙在地方志中的描述“厚一丈五尺，高倍之”[11]，也即高三丈，等于现在的10米。这至少是三层楼房的高度。楼房和城墙在同一个高度上，才可能出现“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这种情況。以此来看，扬州城内普遍都是三层楼房左右，否则不至于紧靠城墙的地方都要修建楼房。
另外《上海市沿革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县城初筑时，只高一丈五尺，也有其他文獻可征。《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记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将萧显登东门外石匠家楼穴壁窥城中，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从二楼壁间就可窥视城中，可见城垣低矮。”[12]
其引用县志这段记载的用意是说上海城墙低矮，但反过来说卻提供了民房为楼房的证据。石匠不过是身份卑贱的工匠，無论财产和地位都無特出之处，尚且居住楼房，则其他平民也可想而知了。
另外其说“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显然与事实不符，即我们前引材料，就足见其谬了。这个石匠的楼房可能是有三层，才被萧显选为登临窥城的地点。此外石匠属于非农人口，其楼房就紧挨在城墙之外，也可见当时墙外人口其实也是属于城市人口范围内。
保守起见，以大部分市民为二层楼计算，则户均面积也达到了60平米。
上海在明代还算不上一线发达城市，《利玛窦札记》中也说“保禄的老家上海在南京省（南直隸），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或县城”[13]。
1978年中国虽然经济不发达，但無论如何，建筑工程方面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越400年前的明代了，因为城市化以及人口繁衍众多，全国城市的人均面积尚且只有4平米，那么明代当时在全国只能算三流城市的上海达到这个水平的3倍，人均居住面积12平米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总之，利玛窦札记中给出的明代上海城墙内的人口数量是完全可信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其本身来自欧洲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意大利，但仍旧会惊叹明代“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
利玛窦的记载还可以得到明人记载的佐证，陆楫（1515—1552）是明代嘉靖时期的上海人，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無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爾。”
仅仅流动商人数量已经有数十万人，城市居民在十万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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