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述了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对南宋四川地区的入侵以及南宋四川政、军、民对入侵者长达51年的抵抗战争。文章阐述南宋末四川战争对整个南宋抵抗斗争的意义，并力图阐述目前海内外研究蒙古军事扩张历史的著述里所忽视或不够重视的余玠堡垒防御体系，以及蒙古的入侵战争导致了汉宋中华四川亚文化的毁灭。
<目录>
（零）序
（一） 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二） 蒙古初期的入侵
（三） 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四） 钓鱼城保卫战
（五） 后期的抵抗
（六）四川、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历史意义
（七）蒙古侵宋战争与汉宋四川亚文化的结束
（零）序
当秋风吹拂着落叶的季节，你可曾漫游在乡间小道上？那远山的深绿，夹带着淡黄和绯红，缤纷之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夕照，正把她最后一抹灿烂，投射到附近一尊灰黑色的石柱上。
你走近石柱，想仔细瞧瞧它是干什么用的？没办法了，上面的字迹早被千年的风雨剥蚀得了�茞�迹，只有在石柱顶部，还剩得有部分残缺不全雕刻的动物形状，怪没意思的，你转身就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看看它时，却发现那石柱，象一个历经苍桑的老人，立在暮色之中，雄浑而沉凝，呆呆地望着你，仿佛要请你稍事留步，他要告诉你什么呢？
这就是石阙，或者叫汉阙，曾经在两汉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乡村和城市里，记载着我们古老的崇敬，如今全国只剩下了几十座，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苟延残喘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一任风雨的侵袭和人们的冷落。
只有石阙，目睹着一幕幕兴亡陵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遍土地上，曾经润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一）四川在南部中国政权里的军事地位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铁骑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然而，蒙古的锋芒却受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阻挡，竟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最后征服了南宋。与曾经称雄一时的金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被蒙古征服的亚洲和欧洲国家比起来，南宋帝国抵抗蒙古旋风的时间最长，蒙古用了22年时间灭金，用了21年时间灭西夏，其他所征服的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抵抗（注 1），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金主曾经对大臣说：“江淮之人号称软弱，我军在进攻蔓青洼时，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投降的，可是我国的河朔州郡，一遇到蒙古军的进攻，马上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注 2）
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南宋作为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国家，它的人民面对着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略，对其文明社会更强烈地认可，从而迸发出对异族入侵更积极斗争的精神。
按照李心传的记载（注 3），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钱税岁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二分之一的南宋钱税收入的一半（注 3），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
两宋经济的繁荣表现在农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两税法的实施（注 4），农民可以用钱来代替以前按粮来上缴赋税，这就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多种经济与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从越南引种了早熟、高产水稻，更多的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结果在北宋末期，人口总数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出现了特大城市，如北宋的开封有户25万，按最低每户5人的比率计算，达125万人，南宋的临安有户39万，人口达195万人，长江流域里还出现了其他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如成都、苏州等城市（参见第七节注10的#3），而同期的伦敦有户2万，罗马有户3万5千，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与之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象两宋那么多的具有巨量人口的城市。（注 5）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世界性的海上贸易给两宋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据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注 5）
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化加速，使得两宋的城市开始逐渐脱离了汉唐时期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营地的地位，变成了一座座烦嚣的商业城市。政府给予城市居民更多的福利，使得城市出现了雏形的市民集社集会活动。同时，由于印刷工业的繁荣，闲暇时间的增多，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人数（参第七节，两宋书院与登科数目同前后朝代的比较）的增加，使得宋代市民生活更加文雅和舒适（注 6）。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民比前代更加认识到自主性。当北宋末，在金人兵临城下岌岌可危的局势面前，面临朝廷两党的争吵和昏庸的官僚政治，以太学生陈东为首，多达十余万人的东京市民、青年学生的政治请愿，迫使北宋当局起用被罢免的主战派官员李纲（注 7）。除此之外，由于印刷作坊生产的繁荣，唐时的官方邸报在南宋时变成了广泛印刷或传抄的小报，使得普通百姓也能及时知道对敌斗争的军情和庙堂上的决算。这就说明了，两宋对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抵抗运动，已经不仅仅是前代王朝在朝统治集团自家的事情，而成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也就不难推想到两宋人民对蒙古抵抗坚决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因素，是南宋政权内政的稳定，与建立了超过前代的战争防御体系。
南宋帝国看似软弱，但在对内的行政管理上面，却达到了前代王朝所未能达到的高度效率。首先，南宋政权如同北宋政权一样，在政治上相对民主，它基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内乱，由此使得它的经济规模为前朝所未曾达到，因此，能够为防卫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其次，虽然在后期防卫蒙古的入侵中，由于贾似道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破坏，给了蒙古入侵者以机会才得以突破防线，终至灭亡，然而，南宋还是避免了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的压力下，两党的争吵而不能作出即时有效的对付措施。关于南宋在军事部署上的管理，读者可从后面几节的论述里窥见一斑。
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南宋和北宋一样，在军事上孱弱不堪，似乎两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懦弱的帝国，不错，南宋在向游牧政权进攻时，确实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然而南宋在防御北方强权的进攻时，却表现得异常出色，不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抵抗北方强权最坚韧持久的政权，特别应该考虑到，它后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具有世界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
南宋的军事力量在面临强敌蒙古军队时，作为一支防御力量，其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南宋军事力量建立在对金人的浴血抗战中，它总结出一套防御漫长边境线上敌军入侵的经验。同时，南宋建立了军民联防的防御体系，正规军队和“义兵”的结合，比起前代的兵制来，防御能力有了提高。总的看来，南宋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多，至少它未曾出现北宋军队在遇见强敌进攻时那样的全线崩溃现象。
南宋政权在绍兴初期稳定以后，朝野就不断地对防守金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观点。同时，抗金将领里，早期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麟，后期的孟珙、赵方、赵葵、王坚、张珏等在不同的前线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取得了不同的实战防守经验，这些地区分别是华中的襄樊地区，华东的两淮地区，以及秦岭山区，和后来的川东地区。同时，南宋的文官也积极参与了对战争防御或进攻的理论讨论与具体指挥行动（注 8），前期以危难中击败金完颜亮大军的虞允文最为突出，后期则是余玠对四川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和布置，除此之外，南宋政府也曾征求过普通平民对防卫政策的看法（注 9）。
本文不准备深入、全面论述南宋军民对蒙古侵略抵抗持久的课题，而将把笔墨集中在讨论南宋后期，四川军民对蒙古的防御上。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参图1.1），可以看见南宋的地图形状就象一只碗的侧面，这只碗的碗面对着北方，碗的西部就是四川。南宋首都临安在碗的东面靠着东海，与四川的距离最为遥远，按照当时的里数，临安（今浙江杭州）和成都的距离超过两万里，以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注 10），控制起来并非易事。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并非一直在南方政权的管理之下，它一时间独立，一时间属于北方政权，可是在南宋时期，除了后期在蒙古的军事打击下导致残破，南宋政权一直都把四川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四川是南宋王朝主要财赋来源之一，更重要地，就是南宋朝野都认识到四川是南宋抵御北方蛮族政权的上游要塞。
秦国灭楚采取了司马错的战略决策，首先兼并了巴蜀，然后顺流出峡，占领了楚国的上游地区。灭蜀以后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也是采纳了镇守荆州地区的将军羊祜的建议，在巴蜀地区建造舰只，最后以高屋建瓴之势，由益州刺史王浚率领的舰队，一举突破了孙吴的建业外围防线。东晋时期，镇守荆襄地区的大将军桓温，为了北伐，也是先从长江峡口溯江西上，灭亡了西晋末在巴蜀割据的李氏成汉国，然后才敢以水载舟，水陆并进，挺进关中平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由此总结道:“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注 11）
因此，四川在古代战略的地理位置上对于保卫南中国十分重要。
南宋建炎末，正当金人铁骑来势汹汹，蹂躏苏、浙、徽、赣，湘的大遍地区之时，南宋负责西部防守的大员张浚起用吴玠率领原统帅曲端所部。吴玠领导关陕和四川军队，在秦岭北坡的和尚原与大散关等地同金军数战皆胜。以后，吴玠之弟吴麟率部在秦陇山区继续抵抗入侵者，使金人不能进入四川膏腴之地（参图1.2），直到1141年和议的达成。
从1165年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算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注 12）以外，四川出现了承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注 13）三千万缗（注 14），淳熙（1174--1189 AD）末，全国总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注 3），由此可知，四川竟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
除了正常的田赋以外，四川还向中央交纳茶、马、绢、布、酒、盐、巩、商税（注 15），南宋中央在四川设茶马和绢麻等榷局，专门管理四川的税收。四川向中央政府提供这样高的税额，难怪南宋当局对四川的治理和防卫给予了高度重视。
注释
1。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仅用了两年时间（1218-1220），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1251-1259），征服俄罗斯，建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1220-1235），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1235-1240）。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中亚向叙利亚推进，直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木路克卫队所挫败。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三》。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
4。780年，楊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它的得名來源於其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以戶稅和地稅代替了租庸調，捨棄了以丁身為本的原則，實行“唯以資鄉為宗”的“戶稅”，即按資產的多寡定出戶等，再按戶等高低徵稅。這是一種貨幣稅，但在真正實行的過程中，仍以實物稅為主。到了唐穆宗時，政府才明文規定，兩稅既可以納錢，也可交納布帛。
宋代仍沿用兩稅法，夏稅所輸納稅物，一般折為布帛，故夏稅所輸者，也稱為“稅絹”。
5。Richard Hine,(1996) ’The Late Empire: The Sung’, Richard Hook, New York.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
7。《宋史。陈东传》。又，南宋太学生多次联名向皇帝上书对国事的看法。
8。参《名臣奏议》里的关于南宋攻防的论辩。又参辛弃疾、叶适、陈亮、陆游等人的策略。南宋朝有如此多的大小文武官员、布衣学者参与对国防的讨论，实属晚清以前所仅见。
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淳祐二年），六月。。。寻诏敕四川官吏军民等息条陈大计以闻。”
10。吴昌裔（# 1），《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一，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呼叫难闻，全籍置邮，以通气脉。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
11。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下》。
12。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AD）正月，吴麟之孙，守卫四川北线的兴州(即沔州)帅吴曦接受金主的诏命，称蜀王，率十万兵发动叛乱，叛乱被粮官杨巨源联合四川安抚副使安丙，以及吴曦的部将讨平，吴曦叛乱仅历时四十一日，事见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吴曦之乱》。
13。宋代的赋税依据货物的不同，用不同的单位，对于茶、盐、商税，用的是钱税，单位是缗。但在计总税收时，则不用单位的硬加在一起，参《宋史。食货志》：“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
14。按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名臣奏议。卷一百》）所述，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四川每年税收为三千三百四十二万，在孝宗淳熙时期，为三千六百六十七万。
1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又据《宋史。葛洪传》：（四川）“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
# 1。清嘉庆《三台县志》：“吴昌裔，（吴）泳之弟。好程、朱书，研释不倦。举嘉定十年进士。历监察御史。遇事敢言，虑蜀拈危，条陈规模，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四事以进。徙为大理少卿。以宝章阁侍制致仕。卒，谥忠肃，有《储鉴》、《蜀鉴》、《四书讲义》、《容台议礼文集》行世。”又参《宋史。吴昌裔传》，按：吴昌裔和吴泳兄弟是南宋宁宗、理宗朝著名川籍官吏。
（二）蒙古初期的入侵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1228 AD），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注 1），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注 2）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注 3）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注 4，参图2.1）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注 5）。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注 6）。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注 7，参图2.2）
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 AD）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注 8）以宝章阁侍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注 9），“西连蕃（代字，上棘下人）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注 10）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参 11）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注 12），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AD）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注 13）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注 14），蒙军遂围青野原，义军统帅曹有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端平三年（1236 AD）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注 15），而致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敌人。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注 16，参图2.3）。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 - 1239 AD），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这是自秦国张仪筑巴郡郡治城以来（注 17），对重庆（注 18）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重庆后来代替了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注 19）。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注 20），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 AD）、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参图2.4）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注释与参考
1。宝庆三年，南宋四川关外四州，即西和、成、阶、文四州陷落一事，不见于诸史，今据李曾伯（# 1）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名臣奏议。卷一百》）：“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其中的“五州”，当指关外四州与天水军。
2。两宋全国的大行政区以宣抚使和制置使管理全国主要行政大区，如四川、陕西等，宣抚使是文官，制置使一般是武官（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官制二》）。大行政区下面有一条或几条“路”级行政单位，如四川下面有四条路：利州府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府路。路以下地方行政区被划为州县二级，州级有府、州、军、监之分：重于州者为府，轻于州者为军。“军”不是军营，大安军在今陕西勉县大安镇，是南宋保卫四川北境利州东路的重要驻军和民政地点。
又按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利州路自南宋绍兴十四年被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治兴州，即沔州，东路治兴元府，嘉定以后，四川安抚使和制置使多坐镇这两处，以措置四川北部的防务。
3。三关，即鱼关、仙人关、武休关，其中，鱼关和仙人关属沔州防区，鱼关在今陕西徽县北；仙人关在今陕西略阳西北，此二关保卫着古时北线入川的主要通道，即秦岭西麓山口。武休关属兴元府防区，在今陕西留坝县南，扼兴元府北通往凤州的支路。
4。关于宝庆三年蒙古侵蜀的详细战况经过，诸史皆未详载，可参考李曾伯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该书收在《四库全书珍本》里。
5。 参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和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五》。
6。考异，《纲鉴易知录。卷八六》载：宝庆三年，“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陈寅死之。”，但李曾伯《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未载陈寅死事，又按《宋史。陈寅传》，知陈寅系绍定初任西和州知府，故可考定绍定四年蒙古军曾陷关外四州。《纲鉴易知录。卷八六》关于陈寅死于宝庆三年说误。
7。参脱脱，《元史。按竺迩传》。
8。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今四川蒲江县），南宋后期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他和同时期的真德秀一起，上承程朱理学，下启明代理学。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九经要义》、《鹤山全集》等。他宦途坎坷，屡遭贬斥和排挤。为官清廉，以革除弊政为己任。魏了翁具有强烈的救国、御外、忠君思想，敢于直陈国事，在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他逐渐滋长了追求哲理和淡泊的生活志趣，多次辞官回乡，旋被朝廷徵起。在回故乡期间，他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在蒲江创办“鹤山书院”，并执教其间，他以身体力行来教诲自己的学生和治下的人民。他穷古博今，自成一家，主张“道器一致”，体用不二。他在西蜀的传教，使许多省外学子慕名而来。晚年的魏了翁在出任湖南靖州（今湖南靖县）知州时，在当地又建立起“鹤山书院”，和以前的张栻一起，对于在湖南推广文化事业和传播理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卒于任。
9。民国《泸县志》：“隋炀帝大业初，置泸川郡泸川县。（唐高祖）武德元年，改为泸州。（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灭蜀，遂为宋有，因后蜀之旧仍曰泸州泸川县。。。。（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升本路（潼川府路）安抚使。”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泸州》。
1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六》。
12。《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六》载绍定五年(1232 AD)十一月，蒙古遣王楫与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会谈夹击金事，史嵩之派邹伸回报蒙方，双方达成协议，宋以粮草支持蒙古军队，蒙古则同意在灭金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绍定六年十月，孟珙按约以米二十万石接济蒙古塔齐尔部（亦参《元史。太宗本纪》）。但《元史》并未说和约让宋河南的事，事实上，南宋方面也不认为蒙古会践约，但守卫边疆的将帅与宰相郑清之等朝中大臣却一致认为应该乘机占领黄河南岸以作更深入的国防屏障。但是，中原由于蒙古、金、李全（见下节注 4，李璮条）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丘墟，宋军全子才、赵范、赵葵等部，自淮河岸边向西出发接收所过的州县都绝少人烟，荒草漫生在县衙大院里，结果迫使宋军不能就地补充后勤，只能等待从宋境来的粮草。到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事见周密：《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取材自当时的随军幕府日记，又参于忠信：《三京本末》。
13。白水关，在今凤州通往略阳（沔州）的川陕公路上，仙人关西南20里。
14。青野原，在沔州南。
15。脱脱，《宋史。忠义。曹友闻传》。
16。蒙军端平三年侵占成都后的撤军原因的另一说是，当蒙军深入到四川腹地以后，驻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宋将和彦威与张珍率军五千出金州以北的十八谷口山径袭击长安附近的家计寨，使得蒙古不敢久驻成都，事见《昭忠录。和彦威》，佚著者名，载《守山阁丛书》。
17。关于彭大雅修筑重庆城一事，宋史里多所贬斥，认为彭为加固重庆城，大量聚敛财富，驱使大批人力，以至民怨沸腾，最后被理宗罢了官，但若从彭大雅的深谋远虑（注#2）来看，应该说彭大雅对重庆城修建的成绩是主要的。
18。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儀城江州”，置巴郡，郡治在江州。汉、晋因，梁置楚州，隋改渝州，北宋称恭州、南宋因。南宋光宗藩邸，光宗即位后，改称重庆，置府，治夔州府路，重庆一名沿用至今。
19。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 AD），朝廷任命余玠为四川宣抚使知重庆府，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278年，凡35年间，重庆第一次成为历史上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一直到1278年重庆沦陷于元为止。1363年，红巾军将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后在成都称帝）凡五年，统治全川，后及云南。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首都于重庆，称陪都，凡八年。1949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再迁至重庆，至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为止。1949年12月1日，重庆成为西南行政区首府，兼管四川，至1952年8月12日恢复四川行政区为止。1997年3月14日，重庆从四川省独立，成立重庆直辖市，拥有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专区、涪陵专区和永川专区。
1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重庆府》：“彭大雅代之，急城重庆，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狡悍如蒙古，旦夕不能以得志也，岂非地有所得必争欤！孙氏曰：‘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卒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耳。’”
#1。李曾伯，字长儒，理宗淳祐时入仕，官至四川宣抚使，福建安抚使，资政殿学士，宋史有传。
#2 邵桂子，《雪舟脞语》：“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吏更谏不从，彭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茪ㄔi筑之理。’既而城成，僚属乃请立碑以记之，大雅以为不必，乃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犹�荇~，真西蜀根本也。”
（三）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茪擗�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茼獢A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茪j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茩�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茪H烟，也就是��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茩滿A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茪@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茤珣o，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
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参图3.1）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蚅窗A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参图3.2）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
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注 27）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本系旺古族，原金驻巩昌地区（今甘肃陇西地区）守军统帅。绍定五年，蒙古攻围金巩昌，他多次向宋驻沔州统帅赵彦呐求降，赵为其向宰相郑清之求准，而郑不从其请，遂向蒙将阔端投降。汪世显父子后来成为蒙军侵蜀的主要将领。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
3。赵闻礼选《阳春白雪。卷七》（北京图书馆藏）辑余玠（号樵隐）词《瑞鹤仙》一首：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茪H，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冷。勾引愁绪，半演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隐。
又，曹学全（人旁，以下同），《蜀中广记。重庆府巴县附郭》载余玠七绝《黄葛晚渡》：
龙门东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暂息肩。自是晚来归兴急，江头争上夕阳船。
4。脱脱，《宋史。余玠传》。
5。端平三年（1236 AD）三月，驻守襄阳的赵范部将王文（上有日）、季伯渊等焚烧襄阳城楼、仓库，向蒙古投降。蒙军遂南下，陷枣阳军、德安府（今武汉汉阳），攻江陵，被孟珙击败。嘉熙三年（1239 AD），京湖制置使孟珙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荆门），遂乘胜收复襄阳、樊城。
6。余玠设招贤馆招纳四川地方人材，按明正德《四川志》：“招贤馆，在治（重庆府）左（今重庆巴县东），宋余玠建。其供帐一如帅府，下令：‘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县，以礼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谢之。”
按：招贤馆今已不存。
7。位于乌江北岸的贵州遵义，最早叫平夷县，西汉置，东汉、蜀、晋因，在蜀汉时属南中地区(参《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所注平夷县条下)，隋属阳明郡，唐置播州，属黔中道，两宋因（北宋时播州州治在贵州桐梓），属夔州路，在四川行政区内，元归四川行省，明属四川省，清初置遵义府，划入贵州省。
8。曹学全，《蜀中广记。名胜记之遵义府遵义县记》：“二冉，宋末播州名士冉进（王旁）、冉璞也，有文武才，前后辟召皆不赴。余玠安抚四川，筑招贤馆，兄弟往揭。玠与分庭抗礼，久�茤�试。使人窥之，惟相对据地，以垩画山川城池状，因献城钓鱼山之策者。”
二冉墓遗址在今贵州遵义市郊东十里，见清道光《遵义府志》。
9。参法人多桑（C. 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对蒙古军队的战略战术的叙述。
10。青居，清嘉庆《顺庆府志》：“青居山，治（顺庆府治）南三十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居山，府南三十五里。山势高耸，其上宽平，嘉陵江水绕其下。宋淳祐中，兵乱，余玠帅蜀，徙府治于此。”
11。大获，清乾隆《苍溪县志》：“在县东南（三十里）大获山。宋绍定中，郡（都）统王坚所筑。淳熙（祐）六年，制置使余玠城此为阆州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东大获山上。因石岩为之，中通四门郡十里。宋绍定中，都统孙臣、王坚所筑。”
12。苦竹隘，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志》云：在小剑山顶，四际断崖，前临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宋置戍于此。”清雍正《剑州志》：“小剑山，在大剑山西北三十里。与大剑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州人谓之后山门。”
13。神臂山，清同治《合江县志》：“在县北六十里。北临江渚，险固可凭。宋淳祐中，四川制置使余玠，知泸州曹致大迁筑。”
14。多功城，清嘉庆《巴县志》：“《通志》：县西四十里，宋淳祐中筑。”
15。云顶，清嘉庆《金堂县志》：“云顶山故城，，宋淳祐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筑，积栗守隘，民赖以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南五十里。本名石城山。状如城，顶平，可十亩许，有神泉。唐天宝六载改为云顶。宋淳祐六年，余玠帅蜀，城云顶以备外水，为利州治所。”
16。虎头，清乾隆《富顺县志》：“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宋末淳熙（祐）中徙城于此，遗堞尚存。”
17。西柳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万）县西北。”
18。钓鱼，历史名塞钓鱼城，本嘉熙四年（1240 AD）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增修重庆城时，遣将甘闰初修，淳祐三年（1243 AD），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建议，并命他们大修为城池。后再经守将王坚、张珏加固，成为一座坚固的要塞。
钓鱼城屹立在重庆以北的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自建城以后，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肩负着保卫四川首府重庆的重任，抵抗了蒙古军队多次进攻而不动摇，使蒙古军队死亡上万名将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钓鱼山，州西北百九十里。涪（渠）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志》云：今山在州治东，隔江五里，屹然形胜。”
按：钓鱼山周环约十三里，面积2.5平方公里，高400米，山上旧有大小泉眼九十二口，冬夏不竭（今已干涸），三面临江，一面是陡立的峭壁，下有山涧。
1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闻玠贤，（冉氏）兄弟相率诣蜀。玠宾礼之，馆谷加厚。居数月，�茤狳央A玠乃更辟别馆以处之，且常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余，请见玠，屏人曰：‘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连（王旁）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守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土之心。”（# 3）
20。九顶，清同治《嘉定府治》：“凌云山，城东，隔江，一名青衣山，又名九顶山，宋人亦称为小九凝。”三龟，“三龟山，城东北三里东山之右以形似而得名。”紫云，清嘉庆《犍为县志》：“子（紫）云山，县南二十五里。汉扬雄尝徙居此。。。。至淳祐中，余玠筑城其上，并置戍，因改名子云城。”
21。余玠所惩治的悍将叫王夔，王夔在淳祐二年蒙古侵蜀的战争里守卫汉州（今四川广汉），曾以火牛突破蒙军包围脱身，后镇守嘉定，在任期间，��恶不作，采用各种屠刑拷掠富民以搜刮钱财，以至怨声载道，号为“王夜叉”。余玠诱杀王夔一事，见民国《乐山县志》。
2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三》引淳祐十年六月诏书。
23。关于淳祐十年余玠出师兴元府与元军交战一事，《元史。太宗本纪》不载。《元史。汪德臣传》云：“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元史。郑鼎传》云：“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围。”，这两段描述是有差别的，前者说余玠被蒙军吓退，后者说打败了宋军。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在陇西城南，今存）云：“蜀将余玠寇汉中，公合诸郡，昼夜星驰。玠闻公来，设虚寨而遁。”总观上面的叙述，不是余玠被元军吓退，便是被打败。（# 1）
此次战役的细节《宋史。理宗本纪》也未载。《宋史。余玠传》说：“十年冬，玠帅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军与之战。”，此说和《元史。郑鼎传》大致相同，惟不言胜负。《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则说：“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师捣兴元，不克。”《宋季三朝政要》说：“后至兴元，�茈\而还”，站在宋人立场（其实，元丞相脱脱编撰的《宋史》也并未站在宋人立场上，我们后面讨论王坚的立传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谈到）上看，这场战役也是语焉不详。总的看来，是说没打胜。
所幸的是，《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对于这次战役描述颇详尽：“辛亥，四川制置史余玠轻我师寡，身帅兵入寇，败我利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壁其军中梁山（按：中梁山在今汉中市西南二十里），兜銮夜烛，城为之赤。潜遣裨将烧绝栈道，遏我援继，自帅大军围而攻之，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还叛与敌。公誓死拒守，督战益急，杀伤过当。城中将吏，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会都元帅图思来援，��从得涂，值三人自军所逃还，许贳其死，令导由他山利道出陈仓。玠闻兵大至，焚围遁去，公袭战，悉止，还所俘，亡。”
这段碑文讲的是，余玠的战役计划安排得当，他乘兴元府空虚进兵围困兴元府城，在战役进行中，先打败了蒙军元帅王进，再烧绝了栈道，断敌人援军，最后发挥了攻城术，几乎要光复了兴元府。同时，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纷纷站出来，支持宋军，由此可见蒙古方面的不得人心。蒙古大军如果不是赦免从汉中前线当了逃兵的三个军士为其带路，也就��从支援汉中守军。后来大军来了，余玠撤退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敌人的后方，后勤问题也应该考虑。事实上，从最后的叙述可以看到，余玠领导的宋军在撤退中根本没有受到损失，虽然汉中没有占领，但也给了敌人打击，长了与蒙古军队屡战屡败的南宋军队的士气。又，《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介福）神道碑》所述与上略同。
按1973年在贵州遵义出土的《宋沿边宣抚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杨文神道碑碑文》（《贵州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后缺字若干）于罗村，再战于肯（左木旁）子头，三战于（后缺一字）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可知余玠淳祐十年对汉中的战役并不是一�茤�获，从“播州土司”杨文被徵随余玠北伐汉中的事迹里看出，余玠曾在进攻汉中时，先后三次突破敌军防线，“俘获颇众”。
从1973年“播州土司”杨文神道碑碑文里他处所描述的杨文将军击败、击毙蒙军将领和俘虏蒙兵的事迹里，我们可以发现元丞相脱脱为首诸人在编撰《宋史》中对蒙古方面的有意回护。在《宋史》里，很少叙述宋军在战胜蒙军时的详细战果，奇怪的是，在叙述宋金战争时，却详细列出了宋军的战果，另一方面，在根据元朝的国史所编撰的《元史》里，却具体罗列出蒙古的战绩。
24。宝祐二年六月，诏没收余玠家产充公。十月，诏夺余玠资政殿学士职位。宝祐六年八月，追复余玠官职。
25。清乾隆《苍溪县志》：“余公祠，县三十里大获城。宋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筑城屯粮以防寇患，全川宁谧，立祠祀之。”此祠今已成大获古刹。又，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忠义祠里余玠神位犹在。今湖北蕲州广济县太平村有余玠衣冠冢，墓址在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青蒿村余公林。
26。按《宋史。张梦发传》，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南宋朝廷上书三策，所采用的就是余玠的堡垒防守战术经验。这三策是：1。筑堡封锁住汉江口岸；2。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3。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便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张还画了形势图上呈，被贾似道压住不发。
27。西方研究蒙古史的著述除了伯希和以外，都没有提到余玠的堡垒防守体系及其创建，主要著作有多桑《蒙古史》（1824年在巴黎出版）、晚清洪钧《元史译文遗补》、格鲁桑《蒙古史略》（1944年出版）、弗郎克《中华通史》（1930年出版）等都未提到余玠及其创堡垒防御体系。（# 2）伯希和的《通报》也未具体指明，这就不能不使西方学者在看待蒙古军事扩张问题上眼光局限，特别因为钓鱼城保卫战使蒙古主蒙哥丧生，导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进兵中败于十倍兵力的埃及马木路克部队，从而使蒙古侵略的潮水退潮这一重要历史意义受到忽视。
# 1。《元史》在叙述蒙古方面的败绩时，多所曲笔和回护，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清赵冀《廿二史札（代字）记。卷二十九。元史回护处》指出了《元史》为了回护而出现的多处自相矛盾的情况。
# 2。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湾书店1964年版。
# 3。李作舟，《鱼山曲》：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
（四）钓鱼城保卫战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注1）
宝祐元年（1251 AD）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注 2）
从宝祐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祐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祐六年（1258 AD）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注 3，参图4.1）。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注 4）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注 5）；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方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参图4.2），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注 6）宝祐六年（1258 AD）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祐六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注 7），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注 8），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注 9）、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祐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注10），宝祐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注 11）。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
开庆元年（1259 AD）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注 12），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的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注 13）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注 14，参图4.3），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注15），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注 16）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注 17）巴州温汤峡（注 18）。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注 19）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注 20）。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见下节讨论）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注 21），合州围解。
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注 22）。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注 23）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注 24）
注释
1。蒙古利用占领云南之便，企图偏师进攻南宋腹地的战略并不是成功的。就在忽必烈围困鄂州之际，兀良合台部从已占领的交趾北进兵，北上占邕（今广西南宁）、桂阳（今湖南郴州西），连破辰、沅二州后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目的在应援忽必烈对鄂州的攻城，并两路夹击南宋华中军主力。十二月，蒙军在包围潭州后，受到宋军向士壁部的拼死抵抗，乃撤潭州围，引兵向东、南方向进攻。1260年4月（景定元年二月），蒙军破江南西路瑞州（今江西瑞金），兴国（今江西兴国县），转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在衡州受到宋军向士壁、刘雄飞的阻击，由于万里孤军深入，道路险阻，缺乏后勤支援，只得退军，自长江湖北黄州境内北渡，忽必烈事先命张杰在黄州汉江新生洲渡口架设浮桥，以利兀良合台部队渡河。当兀良合台军在北渡时，贾似道用刘整计，命夏贵率水军冲断浮桥，使蒙古后卫军在受到重大损失后北还（# 1）。以后，蒙古再也没有从云南向南宋进军。
2。蒙古占领云南引起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南宋宝祐二年（1254 AD），潼川边境传来警报，为了防备蒙古军队自乌蒙地区（时属四川潼川府路，今云南昭通地区，# 2）偷袭四川泸州防区，从而破坏四川战略防御体系，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令潼川路安抚使朱异（左示旁）孙措置叙（宜宾）、泸方面，筑凌宵城为屯兵峙粮之所（# 3）。
3。综合毕沅《续资治通鉴》、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宋濂《元史。宪宗本纪》、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多桑《蒙古史》、蒙兀儿《史记》。
4。李璮，李全子。李全于南宋宁宗时在山东起义，后来淹有山东青州、济南、江苏徐州、楚州（淮安一带），严重地削弱了金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李全先归顺南宋攻击金，后攻击蒙古，失败后投降蒙古，在进攻楚州（今江苏清江市）的战役里，被宋将赵葵、赵善湘等击败，死于扬州城郊。由于李全，金、蒙古在山东、河南东部与淮北的连年征战，使得这块广大地区几乎成了�茪H区。由于后勤补结的困难，也由于李璮拥兵自重，观望蒙古上层集团的内部斗争形势，李璮在淮东的进攻进展缓慢，在攻占了海州、涟水军以后攻势即停顿下来。其后，在得知忽必烈即位的消息后，李璮向南宋方面归顺，四个月（6/1260 AD）以后，被蒙古史天泽军包围于济南（南宋救援李璮的青阳梦炎军至山东后不敢进），城破后死之。
5。这四路分别是：穆格由洋州（今陕西洋县）入米仓关（四川南江县北与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口）；孛里叉万户由潼关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自己则由陇州（今甘肃陇县）进军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秦岭关口）（# 5）；以及先已经在四川进攻成都等地的纽璘五万军队，估计总兵力约为十万。
6。按：据《名臣奏议。卷一百》载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在宋金对峙时期，驻守四川的南宋军队约十万，端平蒙古侵宋以后，四川宋军只能征集三万人。又按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国论时政书》，余玠守蜀时期的四川守军不及七万，估计以后大致也是这个数目，再按曾任四川督抚的李曾伯的《可斋杂稿。乞调重兵应援奏》，最多也只能调集四川以外的兵力二万人临时援川。那么，宋军最多临时征集九万人（对比注 5）守卫全川一百多个堡垒，每一堡垒要对付数十倍的敌人。因此，我们在重新看待当日宋蒙战争时，应该理解南宋方面的这一客观困难。
7。宋濂，《元史。纽璘传》：“率步骑号五万，战船二百艘，发成都。遣张威以五百人为前锋，水陆并进，谋锁重庆江（面），以绝吴、蜀之路。。。。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纽璘将步骑而南，旌旗辎重百里不绝，鼓躁渡泸（马湖江，即宜宾段金沙江），放舟而东。”
8。白水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北二十里，自陕西文县东流经龙安府青川，所历剑州境而入县境，东南流至县东三里合嘉陵江。”又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嘉定元年（1208 AD）》，此处所指“白水江”当指流经今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水江与流经阶州（今甘肃宕昌县）的白龙江在甘肃境内的碧口交汇以后，流至昭化与嘉陵江交汇的白龙江下游段，但因白龙江改道，今天却在广元以北一百里外的白水镇北与嘉陵江交汇。
9。鹅顶堡，在川北昭化长宁山，清道光《昭化县志》：“长宁山，一名照山，一名峨头，县在治南二百二十里，宋将王佐守御处。”“其地四面险峻，外有石城围之，顶上大坪一区，可屯万人。”
10。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11。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1254年（淳祐二年），蒙古兵围合州，为王坚所败。”
1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13。关于吕文德救援合州的战役，《元史》多所回护，《续资治通鉴》也仅记录吕文德军最后在嘉陵江与蒙军会战时失利。由于《宋史》缺吕文德传（注 23），我们谨以《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 6）、《元史。纽璘传》、《元史。李进传》、《元史。史天泽传》、《元史。速哥传》等史料加以综合，叙述这次战役的大致经过如下：
1259年1月，纽璘军顺长江东下，占领重庆下游的涪陵。遂在涪陵西南六十里的蔺市，利用长江冬天水枯的机会，架设浮梁，以阻断南宋方面自长江下游应援重庆与合州的水师。理宗对蒙古方面在涪陵蔺市的行动非常重视，多次与臣下讨论攻破浮梁的计划。4月，诏：“如能出奇斫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同月，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率水军西上以突破涪陵蒙军封锁线。
6月，吕文德舰队到达涪陵江面，与纽璘军激战。此时长江上游雪化，夏水泛滥，将浮桥的系桥处淹没，形势对吕军有利。吕文德用将领曹世雄、刘整的计谋，冲断纽璘架设的浮桥，宋军包围守卫浮桥的蒙军火尼赤部，几乎全歼其部，火尼赤战死。纽璘亲率舰队与吕文德舰队战，又被吕击败（《纽璘传》说纽璘大败吕军，接着说班师，明显地歪曲事实），只得率残余舰只向重庆嘉陵江口撤退。吕军数战皆胜，攻破浮梁防线后，乘胜追击纽璘残部，7月，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
吕文德军在进入重庆后，即以舰队沿嘉陵江北上，准备突破蒙军封锁，解合州围。这时蒙古军中瘟疫流行，对蒙古方面不利，蒙哥已经有了撤退的想法。吕文德以战舰千艘，水陆昼夜向蒙军发起攻击，沿江攻破敌人的据点。7、8两月，与蒙军先后战于三槽山（# 7）东、西，蒙军方面迎战失利，退守黑石峡（# 8），这时，吕军已经接近合州。
8月，宋军战舰三百余停泊在黑石峡东，蒙军战舰七十余停泊在峡西，相距一里多。蒙古方面拥兵二万，夹嘉陵江而阵，估计南宋方面不过五千兵力。蒙哥骑着马站在东山（# 7）顶观战，史天泽指挥蒙军的战斗。宋军用轻舟五十为前锋，冲击蒙古的舰队。史天泽以击鼓为号，两岸蒙军鼓噪呐喊，同时以岸边的火炮轰击江中的吕军先锋舰队，前锋舰只不能支持，溃乱后回撤，将停泊在下游的主力舰队冲乱，于是史天泽军命令上游舰队出动，乘胜攻击宋军，以后连续三次接仗，宋方损失一百多艘战舰，死伤千人以后，退守重庆。史天泽追至重庆后退兵。
14。关于钓鱼城战役的详细过程，按《元史。宪宗本纪》：“（开庆元年）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军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即汪德臣）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丁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
按胡昭曦、唐唯目，《钓鱼城史实考察》：这里的“一字城”，在今钓鱼城下的颜家门，是钓鱼城的最外围防线，它通往嘉陵江边，是钓鱼城对外运输的出口。钓鱼城堡垒一共有八道门。当蒙哥军攻占一字门后，就向镇西门攻击，镇西门是八门中最突出的一门，且其下有较宽阔的平坝，利于骑兵活动，但因镇西门地势高峻，蒙哥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再进攻八门中的东新门、奇胜门，仍然不能占领，于是蒙哥转过来进攻城外的镇西门小堡，也不能成功。大雨二十日以后，又回头攻击护国门，但护国门比镇西门更高峻险要，蒙军攻击时很英勇，曾一度登上了护国门外城，又被宋军杀死甚众，只得退军（参《元史。董文蔚传》）。再次攻击外城的马军寨，虽然杀死寨主和守城者，但王坚及时赶到支援，蒙军的云梯又断，攻击还是不能成功。从《元史》的零星传记里的叙述还可以看到，王坚不是被动地守城，他不时采用夜战骚扰蒙军，或者让合州周围的各个小堡的守军袭击敌人，使敌军在钓鱼城战役里�茠k进展，而又疲于奔命，最后加上暑热和瘟疫流行，使得蒙军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15。考异：按《元史。汪德臣传》：“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尽，几为飞矢所中，遂感疾。。。。卒不起，年三十有六。”这是说汪德臣并未为飞矢所中。而按多桑，《蒙古史》：“为飞石所中，因得疾死。”今取多桑《蒙古史》所述。
16。按明万历《合州县志。�茼W氏记》：“北兵围逼其城，意城中�茪禲A急攻之。一旦至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荂C城内知其计，置炮于其所。次日，宪宗亲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面饼百数，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上桅者远掷，身陨百步之外。即遣鲜活之鱼及饼以赠，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17。考异：按多桑，《蒙古史》：“时军中赤痢盛行，因染疾死。”付郎克的《中华通史》在注释蒙哥死一事上，引马可.波罗《东方见闻记》：“不幸因疾而死，相传所染为痢疾，一说由于剑伤。”由于马克.波罗来中国时，正值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间较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须注意，马克.波罗所述仍属当时流行的传说，而非官方记录。《东方见闻记》又述：“大汗因箭伤膝而死。”又云：“受伤地是一座要塞，名叫Caaju。”而此处的“大汗”被马克.波罗认为是成吉思汗，经Yele的考证，成吉思汗是善终的，因此只可能是蒙哥，Caaju即合州（更准确地说，Caaju是钓鱼堡）。按明正德《四川志。钓鱼城记》，蒙哥是中炮风而死的，所谓炮风，大约是受到炮击的震动，跌倒中风后死亡。又按《重庆志》，言其中飞石而亡，但《续通鉴》则坚持认为《重庆志》把汪德臣的死因误为蒙哥的死因。存疑。
18。民国《合州县志。新建王张二公祠堂纪碑》。
按：温汤峡在今重庆缙云山北温泉。
19。综合史料所载，死于1259年钓鱼城战役里的蒙古军将领有：巩昌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汪德臣、前锋将拔都儿、襄阳军马万户李桢、宿卫伯颜、万户耶律阿海、亲王博里察二子（任蒙哥近侍）、斡罗思（官职不详）。
在1258-1259年蒙哥侵蜀战争里，死难的南宋官员与将领有：都统张实、都统杨立、都统王佐父子、都统徐昕、都统段元鉴、知府杨礼、副都统施泽善、推官赵广、都统韩勇、都统詹侯、步卒周荣。
20。蒙兀儿《史记》论蒙哥1258-1259年征蜀：
“向使当日分兵之议，命一将入蜀，牵制上游；一将渡江淮，直捣宋临安行在；自帅大军向荆、鄂，居中制驭，虽成功与否不可知，其于庙算，庶几校详乎？顾乃计不出此，车驾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事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者！”
21。《纲目》：“诸王大臣用二驴，蒙以缯彗，负之以行。”马克.波罗，《东方见闻记》：“护卫蒙哥遗体还鞑靼地域之士卒，在途见人辄杀，如是被杀者约二万人。”
22。关于是否因为是宋军的抵抗，使蒙古占领鄂州的企图未遂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争论。按《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密遣人去蒙古军，请称臣纳币，元军许之，然后拔营而去。但按毕沅的考异，认为贾纳币是真，称臣为讹。（# 4）。也按《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退军还是因为蒙哥的死讯传回，在北方，阿勒达尔、托里奇等阴谋立额纽布格为王，郝经劝说忽必烈吸取金完颜亮的教训，不要因为图南边的战功而丢掉了王位的大事，才决定回师。（# 5）所以说，宋军继续抵抗下去，即使不议钱币的事，忽必烈也得撤兵，而且鄂州城里的高达和吕文德是有能力守下去的，并不在贾似道送不送钱币给蒙古。为当时计，最好的办法是把蒙军拴在鄂州，不让其北返，引起蒙古在王位继承上的内乱，以便削弱蒙古的力量，可惜南宋君臣鼠目寸光，看不到军事、政治的配合作战。
23。王坚（？- 1265），河南邓州人。初�蚸s珙军，以收复襄阳有功，后拨归四川守军。淳祐十二年，以收复兴元府有功，升兴元府防御使兼任合州知州，领导合州军民在钓鱼城英勇抵抗蒙古大军的进攻，致使大汗蒙哥身死，�茈\而返。南宋王朝以王坚的坚决有效抵抗，百战弥厉，为蜀中之冠，诏以褒奖。寻论合州解围之功，加王坚宁远军节度使，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兼知合州节制军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景定元年（1260 AD），诏征入朝，拜侍卫步军都指挥使。1264年，被贾似道排挤外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安抚使，明年，王坚郁郁以终，赐谥忠壮。
王坚在合州钓鱼城保卫战里出色的功绩，使他�虓\于挤身于我国历史上保卫民族文化的英雄行列里，其中如东晋领导八千晋军在淝水击败前秦大军进攻的谢玄，唐安史之乱战争里保卫雎阳的许远、张巡，南宋抗击金军的岳飞。
然而象这样一位为南宋立下重要功绩的人物，《宋史》里竟然��传，甚至他的儿子王安节也在《宋史》有传，而王坚的传却付之厥如，不仅如此，南宋后期一些抵抗蒙古侵略的将领都缺乏传，而《宋史》向以史料丰富著称，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清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史缺传》也注意到王坚未被列传，不知是否因宋末战争销毁了有关材料？
24。明杨慎（升庵），钓鱼城怀古：
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雎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茩飢L。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1。宋濂，《元史。兀良合台传》。
#2。按《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即位之年，征伐大理国的统帅忽必烈命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进军大理。忽必烈后返燕京，兀良合台则留镇云南，继续征讨白蛮等国，宝祐四年（1256 AD）八月，兀良合台率军征四川潼川府路所属的乌蒙（今云南东北昭通地区），将战火直烧到泸州防区的西南边境（今四川宜宾地区屏山县境内），渡马湖江（今称金沙江），夺取宋军战舰200艘，顺流直下重庆，在合州与汪德臣军会师。
考异：《元史》此处所载兀良合台由乌蒙进军四川，东下重庆与汪德臣军会合一事未载于《元史》其他地方，《宋史。理宗本纪》仅载：“（宝祐四年）秋七月甲寅，知叙州（今四川宜宾）史俊调舟师与大元军战，凡十三合，诏俊官三转，仍带阁门行宣赞舍人。”大约可以推想，兀良合台并未顺江下重庆，是因为受到史俊的阻遏，不然，史俊不会被加官三级。要是兀良合台果已到达合州，则他如何回到云南？因为按《宋史记事本末。蒙古南侵》，当年八月，“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会鄂。”，这和兀良合台东下重庆的时间是有冲突的。按《元史。安南传》，兀良合台于次年十一月，“兵次交趾北”。
#3。清嘉庆《长宁县志》。按；凌霄城在今四川宜宾地区兴文县境，西北距县城二十里，筑于1255年，用于防守占据云南的蒙古军队从背后袭击泸州防区。又按清嘉庆《长宁县志》，该城建成后，军民坚守此处长达35年，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九年。
#4。于慎行，《读史漫录。第十三卷》。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五》。
#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宋史的珍本，北京图书馆现藏明刻本，另台湾文海出版社有影印本，与明刻本略异。
#7。三槽（又作曹）山见于《元史。李进传》，具体地点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是合州州治以南的东山。东山距合州五里，两峰对峙，俯瞰嘉陵江。
#8。黑石峡的具体位置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就是东山两峰所夹的嘉陵江峡谷。
（五）后期的抵抗
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撤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那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 AD）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
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注1）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但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注 2）投降蒙古。上面说了，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的重要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1262 AD），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注 3）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路线。
景定四年（1263 AD），蒙军进攻嘉定不克。
度宗咸淳元年（1265 AD）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茠k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
度宗咸淳二年（1266 AD）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
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1272 AD）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注 4）。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收复了兴元府。
咸淳九年（1273 AD）（注 5）六月，元军筑堡马鬃山（注 6），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鬃山堡和旁边的虎头山，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上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献计攻取襄阳的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鬃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茠k建马鬃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蛈野\，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
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胜利，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注 7，参图5.1）
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德祐元年（1275 AD），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南宋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德祐二年（1276 AD）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但是，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1277 AD），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在城里大肆剽掠，政令不一，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四川军民却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1278 AD），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茠k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注8，参图5.2）。
德祐元年（1275 AD），张珏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调任后，王立任合州安抚使，继续与军民坚守钓鱼城。在艰难的形势下，王立出兵收复了青居堡、遂宁全境。张珏被俘后，王立继续领导钓鱼城军民抗战，明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一月，在大军重重包围下，为了保全避难在钓鱼城里数万军民的生命（注 9），通过他的义妹，实际是元西川行院枢密副使，王相，太子侍读李德辉的姨妹（一说胞妹）向李谈判投降，条件是让合州人民不被屠戮。李在请示过元世祖忽必烈后获准满足了王立的条件，于是合州以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注 10、11）从1254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前后25年的时间里，击退蒙古军队上百次进攻，使蒙古军队死伤超过万人，使蒙古大汗和重要将领身亡在四百米的峭壁下，最终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征服她，这不能不是反抗蒙古军事扩张历史里的一个奇迹。
至元十六年（1279 AD）二月，元军张洪范部围南宋王朝残余于广东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上，陆秀夫怀抱年幼的宋卫王投水死，同赴水死的有杨太后以下后宫、大臣数十人，死亡将士官民达十余万人，南宋的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注 12）。
注释
1。贾似道执政以后，南宋的法令败坏，赏罚�茬飽A有功反受打击，于是将士离心，叛变投降蒙古者纷纷。元世祖忽必烈在临安占领以后，问投降的南宋将领：“尔等何降之易也？”，将领回答说：“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权，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1）。1261年，四川潼川安抚副使，防卫川南重镇泸州的刘整，因为与四川驻军领导俞兴有矛盾，正逢贾似道在开展边疆国防费用的查帐工作，俞借清查之机，派工作组调查刘整的财务问题，刘整遣人到临安申诉，但上诉不达，刘整害怕受到清算，于是向蒙古投降。刘整原是孟珙的骁将，勇而有谋，是南宋后期将领里不可多得的人材，受到南宋统军的吕文德的妒忌，所提出的策划都被阻塞，功劳也被吕掩盖不报。刘整投降蒙古以后，给蒙古军事布署作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议，这些建议里最重要的是，集中全力攻占襄阳，使南宋失去主要的防守支撑点，然后顺汉水南下，占领南宋全境（# 2）。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他和阿术统军规取襄樊。刘整看出了蒙古攻宋的弱点是水军力量比宋军差，于是就在汉水上训练水师，制造战舰。同时，他运用了余玠的堡垒战术，在汉水岸边筑白河口堡和鹿门山堡，其中，白河口堡（# 3）在襄阳东北汉江支流白河、唐白河交界处；鹿门山堡（#4）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下游东岸边，此二堡扼襄樊汉水上下游水道，切断了宋军对襄樊要塞的主要粮草供应，使宋军在襄阳保卫战里付出了极大代价（# 5、6）的五年后失败，然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灭宋。
2。考异：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战乱前泸州所辖户数，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后，这个户数不可能再保持，否则十多年后，元灭宋时四川的户数就不会只有十二万（见第七节注 21）。
3。武胜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武胜县）治东一里，旧名飞来峰，蒙古主蒙哥攻钓鱼城于此，因改今名。”
4。碉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碉门砦，县（荣经县）西北五十里，即和川镇，雅州西通蛮路也。。。。中统初，为宋所废。”
按：碉门寨是蒙古军所筑的堡垒，1273年为宋将咎万寿所焚毁。
5。咸淳九年（1273 AD）正月，元将阿尔哈雅部攻陷汉水南岸樊城，二月，陷北岸襄阳，宋军统帅吕文焕在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后向元军投降，襄阳遂在围城五年后失陷。
6。马鬃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州（合州）东北百五十里，宋咸淳九年，叛将刘整献计于蒙古，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头（在马鬃山西，与马鬃山遥相望）二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
7。按唐唯目，《张珏所筑“宜胜山城”的位置初探》（载《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1980），从景定五年（1264 AD）至咸淳八年（1272 AD）的八年时间里，蒙古军队对钓鱼城的进攻采取了术速忽里的建议，以围攻和侵扰相结合，同时在武胜、渠州、开州一线驻守劲旅，使宋军上不能到达嘉陵江上的武胜，沿渠江又不能到达渠州，而元军则可侵扰合州旧治涪江对岸的南坝，及嘉陵江下游的沙市、葛树坪等地，使得钓鱼城和重庆的联系一度阻断，钓鱼城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珏修建了宜胜山城，据唐唯目实地调查的结论，宜胜城遗址当在今合川县纯阳山，该山位于合州旧治北二里，与钓鱼山隔嘉陵江相距八里，与钓鱼山构成犄角之势，陆路扼西北方向武胜来犯之敌，水路控西南方向遂宁沿涪江而下之敌，并能阻止敌人自三江口登陆进攻钓鱼山。宜胜山城修筑成功以后，蒙军侵扰合州的行动减少了，敌人开始在合州附近处于被动局面。
8。考异：按宋濂，《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二月。。。甲戍，西川行院不花率众数万至重庆，营浮屠关，造梯冲将攻之。其夜都统赵安以城降。张珏舣船江中，与其妻妾顺流走涪州，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而按脱脱《宋史。张珏传》：“（重庆）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珏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珏率兵巷战不支，归索鸩饮，左右匿鸩，乃以小舟载妻子东走涪。中道大撼，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珏踊跃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万户铁木儿追及于涪，执之送京师。。。。珏至安西赵老庵，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不得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弦自经厕中，从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元二史不符处》认为这是元史的曲笔。又，清吴省钦《书“宋史。忠义。张珏传”后》力辩《元史。世祖本纪》为非，引《元史。李德辉传》证明张珏是自尽死的，文天祥被俘后写的诗《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 7）诗序：“蜀之健将与咎万寿其名，咎降，张独不降。”
张珏（？- 1278），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号为“四川（九虎）将”。在钓鱼城保卫战里，与王坚同心协力守卫钓鱼城。从景定四年（1263 AD）起，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守卫合州，一直任职到德祐元年（1275 AD），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领导四川军民保卫合州重镇。德祐元年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直到第二年逝世。张珏雄武有谋略，善用兵，喜欢出奇设伏，刘整为蒙古设计马鬃山堡垒，妄图破坏钓鱼城的战略地位，被张珏偷袭，使其计划破产。在合州工作期间，勤于训练战士，对武器装备很重视，器械必精良。管理军队有方，即使是家奴出身的战士，只要在战斗里立了功的，也一视同仁，给予奖励，而对自己犯错误的亲属，一样处罚不徇私情，所以深得部队官兵的爱戴，故能人人卖力。四川自经开庆元年的战争以后，民生凋敝，后来蒙古驻四川军队常常骚扰合州附近的人民生产，张珏以兵保护人民耕种生产，同时教育农民垦荒和储藏粮食，结果公私兼足。在赵宋朝廷已经向元军投降后的二年后，元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张珏还光复了泸、涪、重庆十多个州县。张珏的纪念神位今天还在合川钓鱼城历史遗迹忠烈祠里。
9。按《�茼W氏记》（# 8）：“（蒙哥）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段话，并不见于《宋史》和《元史》。该文后面在谈到合州守将王立投降的经过时再说：“汪总（即汪良臣）帅蒙古兵曰：‘我等攻守此城十余年，战而死者以万计，宪宗皇帝（即蒙哥）亦因此城致疾而崩。临终遗诏：‘来降必因攻困致毙，赭城剖赤’当上为先帝雪耻，下为亡卒报仇。’李相谕慰未决。又数日，朝使适至，奉诏旨：‘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茈ゥC。”
这段话说蒙古大臣李德辉顶住了压力，没有屠杀合州人民，后来得到元世祖的诏书支持，合州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元史。李德辉传》谈到李德辉逝世，王立率合州吏民帔麻带孝，为李德辉送葬，哭声震山谷，这一事从侧面印证了元军本来要屠尽合州城的。
10。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11。关于合州的保全经过，海内外学者多所研讨，按明朝时，合州人民纪念保卫合州的南宋将领余玠、王坚、张珏，同时也纪念保全合州人民生命的元官吏李德辉、为人民而不惜牺牲当时很注重的名节的王立，以及其义妹（元将领熊耳之妻，王立恢复泸州时为所得，更确切地说，应是王立的情妇# 9），这说明了合州人民把保卫民族文化与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危看得同样重要，这也应该是南宋人民自主意识增强的结果，这与发生在明末抗清的江南一些城市的守军将领，为了保全自己的气节而不放人民出城是有区别的。
12。按嘉庆《长宁县志》，建成于1255年泸州防区的凌霄城，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又九年。
#1。宋濂，《元史。世祖本纪》。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八》。
#3。白河口，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四十里，今白河与唐白河交汇处，今属双沟镇。
#4。鹿门山，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南三十里，汉江下游东岸边，今属欧庙镇。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
#6。周密，《齐东野语。二张援襄》。
#7。文天祥，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8。明万历《合州志。卷八》。
#9。元姚燧，《牧庵集。贞贺公（仁杰）神道碑》：“又明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 AD），制使张珏遣王立潜师袭泸，取之，醢应春，杀戍千将户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
这一段文字说明了熊耳夫人娘家姓宗，当王立攻占泸州以后，将熊耳之妻掳为己有，甚嬖之，故熊耳夫人宗氏当是王立情妇。因为是李德辉的姨妹，要利用与李的关系谈判钓鱼城事宜，只能叫做“义妹”了。由于贺仁杰是帮助李德辉在元世祖面前说清楚王立杀梅应春案件的重要大臣，因此，这段文字所记载的熊耳夫人宗氏与钓鱼城守将王立的关系应该是确切的。
（六）四川、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历史意义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 AD）起，迄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注 1）。在蒙古入侵以前，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利州路北部边陲地区，除此以外，巴、蜀、汉（注 2）从春秋到此前，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注 3）。南宋末，游牧民族对四川的入侵不象它在其它中原地区那样容易得逞，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这中间除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外，还有四川人民善于利用山地地形与蒙古进行长期周旋，另外，南宋中央也对四川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才使得四川军民能够抵抗蒙古铁骑的侵略长达51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古时期欧亚各地抵抗蒙古旋风的奇迹。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荅遄C（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茪�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茤~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以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
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
宪宗神勇世��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茪j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荍靬琱坐O，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茪H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
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茈峈Z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荅遄A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蚳謘A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
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祐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荋屆A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七）蒙古侵宋战争与汉宋四川亚文化的结束
然而，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注 1、2、3、4、5、6、7、8、9、10，11），城郭被焚毁或被遗弃而荒废，连年的战争和人民为避乱向省外的迁徙（注 9、12、13），致使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庭院漫生蒿草，官舍狐兔作窟。
自西晋末入蜀就食的秦陇流民李特的賨人起义（301 AD-347 AD）结束，迄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1228 AD）为止的880年的时间里，四川，包括今陕西汉中盆地，曾发生过的动乱，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久（注 14）。延续了880年的基本和平，特别在唐末五代中，前后蜀政权下的和平，使得秦建巴、蜀郡以后形成的巴蜀亚文化，在五代和两宋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茪o土之旷”（注 15），“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注 16），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注 17），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注 18）了。北宋崇宁时（1102-1106 AD），眉州有户约7.3万（注 15），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1265 AD）时，“眉州荒废已久”（注 19）。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荍鼎~，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注 19），“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茤狾哄C”（注 20）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注 22）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
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的80万人口（估计数，扣除了今陕、甘两省的人口数，参注 21的讨论），约占全国人口（注 23）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注24、# 16），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 16），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注 21）及其占全国人口（注 25）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茪籈簬�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注 26）。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注 27）。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汉中人），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注 28），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注 29）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注 30）与丝绸文化（注 31）。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中原（注 32），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注 33），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注 34）。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
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注 35），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
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注 36）。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
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注 37）。
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
两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注 38）。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注 39），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
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
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
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
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
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鸣谢>
本文的初稿在《新文化》上发表以后，注注、丰年、自在啼兄提出了宝贵意见，鼓励笔者进一步对初稿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注注兄特意购买了旧书，胡昭曦、唐唯目两先生合著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并借给笔者在修改里参考。笔者谨此向上述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谢。
（初稿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写于美国马州盖城Gaithersburg, MD 清轩，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西郊兰园小舍）
注释
1。多桑，《蒙古史。第二卷。蒙哥时代》：“自窝阔台死后，蒙古军之屯驻南境者，屡侵入四川、湖广、江南，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
2。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玠）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3。《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4。《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5。民国《名山县志》：“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分兵南侵，。。。王虎、张觉相继战殁，杀戮最惨。”（《蒙顶智矩院碑》可见）。
6。嘉庆《汉州志》“（嘉熙三年）城破，死者十万余家。”
7。《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六八》：“（文州）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8。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茪@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10。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 1）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 2）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3、# 4）。
11。历时五十一年的四川抗蒙战争里，部分文献所涉及的阵亡、殉难南宋官员、将领（# 5）、普通人士有：
利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以上官吏）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以上将领）
隆庆部卒周荣，及其战友马徽，白端、汉州士人蒲东卯、司户吴崇启、资州豪侠邓贤全家、泸州士人刘霖、泸州义军领袖罗廷唯。（以上平民）
12。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故奉训大夫衡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杨君墓志铭》（《四部丛刊》）：“蜀士大夫在故乡时，深苦兵寇之祸，故在东南者皆走岭南。及世祖皇帝神武不杀，稍稍北还。”
这段文字说明了，元世祖忽必烈执政后，政策有所放宽，但人民仍然害怕战争的屠杀，只有少许回到故乡。
1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岩愕，瞬息以死。淳祐三年，蜀益蹙，避兵来南，其物故与端平�蚕搳C宋主悯其流离，悉擢列在位，大者辅政机、备福纳，外为阃臣，郡将、经术、史学、四方取以宗则。”
这段文字说明：一。顺流东下逃难的四川知识分子，在逃难途中死亡率很高，甚至达到80%-90%；二。南宋理宗和度宗对待四川逃难到江南、临安的士大夫望族的礼遇甚高，给了他们的官职和地位，也反过来说明了四川当时的文化程度是不错的，例如史学家李心传就是这样去首都研究史学的，另外，数学家秦九韶全家也是同时期迁徙去江南的四川士大夫家庭。理宗以后，逃难到临安的四川人士在首都组织自己的集社，每年二月三日，纪念乡土神--梓潼帝君的诞辰。（# 6）
14。从347年东晋桓温占领四川，结束李特、雄、寿、势建立的成汉政权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为止，880年里，四川所发生过的动乱主要有18次：
347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占领巴西全郡，时间持续4年。
365年，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引兵进围成都。叛乱被朱序平定，时间持续2年。
373年，前秦符坚出兵攻取东晋梁、益二州，邛、笮、夜郎，时间持续不到1年。
375年，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反前秦，时间持续2年。
385年，秦晋淝水之战后，东晋派兵伐蜀，攻克成都，梁、益二州复归东晋。时间持续1年。
405年，谯纵领兵入据成都，杀东晋益州刺史毛璩。从407年到413年，刘裕数度攻谯纵，卒为刘宋朱龄石讨平，时间持续8年。
432年，许穆之（司马飞龙）领导的益州农民起义爆发。许被杀后，赵广、程道养等继续以司马飞龙名义起义。时间持续5年。
553年，西魏乘蜀中空虚，派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时间持续不到1年。
580年，北周外戚杨坚“入宫辅政”。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坚。时间持续不到1年。
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20万，分三路进攻西川，战火曾一度烧到成都城下，被唐军击走。时间持续不到1年。
806年，唐西川节度使刘辟拥军叛乱，时间持续不到1年。
831年，南昭犯四川，陷成都外城，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后撤退，时间持续不到1年。
870年，南诏大军入犯西川，强渡大渡河，进围成都，后被迫撤军求和。时间持续不到1年。
882年，阡能起义，时间持续不到2年。
925年，后唐庄宗命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时间持续2月。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彬率6万人分道伐蜀。时间持续仅66天。
993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攻占成都，建大蜀。时间持续3年。
1206年，南宋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安抚使吴曦降金叛宋，旋被讨平。时间持续仅41天。
15。脱脱，《宋史。地理志》。
16。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战争发生前的四川人口为1,400万。此处估计为1,100万，见注释 21。
16。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1953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17。宋濂，《元史。李忽南吉传》。
18。宋濂，《元史。刘元礼传》。
19。宋濂，《元史。汪惟正传》。
20。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九》引嘉熙元年(1237 AD)三月诏。（该诏书为吴泳所拟）
21。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 7，#8），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 9），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 8）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 11），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 11），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觖峇虜禲C”（# 12）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为0.9万（# 13）。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
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数�荅悁a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 14），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 15），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这样的减少令人震惊。
22。按《元史。食货志一》，元世祖末（1294 AD），全国岁收粮12,014,708石，四川116,574石，陕西229,023石，甘肃6,586石，云南277,719石，江浙4,494,783石，江西1,157,448石。经过战乱15年后的恢复，四川上缴粮食仅占全国总岁收的0.01，比江浙省与江西省差得远，甚至比云南低，几乎要和贫穷省甘肃比高低了。由此可见宋末战争对四川经济的严重破坏。
23。按《元史。地理志一》：“平宋，全有版圆。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24。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一章。明朝人口的实质》，明初洪武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相当精确的。明洪武二十六（1393 AD）年四川的户数是215,719，口1，466,778（# 16），平均每户6.81人。
2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在“表三”里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AD）的户数12,670,901代替淳熙二年（1175 AD）的户数。
2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佞幸列传。邓通》。
27。班固，《汉书。文翁传》。
28。源远流长的巴蜀巫文化，早在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代表的鱼凫文化特征中，便显示出它的强烈特色。由于三峡与楚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巴的巫文化与楚的巫文化的一脉相承关系。楚国的巫文化曾经提供了先秦以前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里的浪漫主义与庄子哲学，它们后来和中原儒家道家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秦以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则主要由巴蜀巫文化所提供，同时渗透着其特有的神秘主义色彩，所以，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彭祖都生于四川就不奇怪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道教会产生于蜀，秦以后的司马相如、李白分别都是所在朝代的代表性浪漫主义文学家也不奇怪了。因此，巴蜀亚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是秦以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源头。
29。除了陈寿以外，蜀汉地区还向西晋王朝提供了不少学者、官员，如文立、李宓、何攀等，参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
30。最早记载饮茶来自西汉王褒《僮约》里的“武阳卖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三国末，饮茶的习惯开始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北朝时期，饮茶习惯开始推广到北方。又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产茶地。这便是顾炎武在《日知录。荼》里说的：“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唐时四川名山的蒙顶茶号为天下第一，参李肇《唐国史补》。
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
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31。丝绸的起源从考古记录看，最早是从浙江河姆渡文化开始的；从文献记录看，则来自巴蜀文化，例如，古蜀国传说里的蚕丛国，以及黄帝正妃西陵（在四川盐亭县）氏嫘祖。
32。战国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33。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
34。北宋时期，政府在成都设立府锦院（1083 AD），专门管理生产丝织制品。成都生产大批优质的织锦产品，除了满足皇家需要以外，还作为与辽金互换货品的重要输出品。一直到蒙古的三次占领成都，特别是嘉熙三年阔端、塔海的屠城，才使大批有特殊技艺的织锦工失散或杀害或掳走，以后，成都的织锦业衰落了，到了明代，它的地位为江浙丝绸业所代替。张献忠屠城成都，又将残存的传统蜀锦工全部杀害，从此以后，曾经在全国雄踞千年以上的蜀锦工艺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了。（参李劼人，《成都是一个古城》）
35。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
36。唐天宝十四载（755 AD），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第二年陷长安，唐玄宗幸蜀至成都。唐中和元年（881 AD），黄巢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成都。
37。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
38。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39。叶梦得，《石林清话》：“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
40。秦九韶（公元1202∼1261），十三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字道古。十八岁为乡中义兵首领，豪宕不羁。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沿江制置司参议官。因贾似道荐，出知琼州。复以吴潜荐，为司农丞。吴潜罢黜，贬梅州而死。性机巧，通数术、天文、乐律、营造。淳祐七年在临安（1247）完成《数书九章》，对中国和世界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
4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七》。
42。按《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荂芋C又按《文献通考》、《蜀中广记》：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
43。按《府学经史阁落成记》：成都官府藏书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按《蜀典》：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宋史·彭乘传》载：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又按《书鹤山书院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
44。从1279年元平定四川全省起，迄1354年徐寿辉将倪文俊带兵入川为止，元王朝在四川统治凡75年。如果将凌宵城的陷落（1288 AD)起算，则元朝在四川完全行使统治仅有64年。
45。傅璇琮、龚延明， 《宋登科记考》。
46。《眉山三苏祠》引《三苏研究文集》。
47。杨慎，《杨升庵遗集》。
48。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1995）。
49。四川在两宋时期书院仅占全国第六位以及前面所述的登科人数占全国第四位，显然和她的人口在当时全国人口里所占的位置和其文化繁荣程度是不相称的，考其原因，很可能是在51年的战乱里，由于蒙古的入侵所造成的连年战争，把四川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最发达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战场，书院不可能再在这些地区存在了，学子正常的读书环境也失去了，这期间，最多仅有少数简陋的临时官学存在于南宋控制地区的堡垒里，这对四川的书院和登科数目�蚨籀y成了严重影响。
嘉熙（1240-）末，孟珙在任四川宣抚使（坐镇三峡口）期间，目睹四川、襄樊地区难民的流离惨状，在湖北建立了两所书院，提供给逃难的读书人以学习场所，据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自吾有兵难，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于荆鄂之间，四民皆穷，而士为甚。故制置使孟公珙肃衿之，各即其所，聚而筑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则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馆蜀产，南阳以舍襄人。。。（上奏朝廷拨出学田以支持这些学子的生活费用）居�茪L何，蜀产之归试者冠其省，襄人试于大庭，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功。”
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即使在战乱中，南宋政府仍然对蒙宋战争中流离失所难民的教育很重视。
5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
#1。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2。考异：按同治（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枋《程氏传》，说：“元人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三卯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于是赵枋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
这一段文字显然来自于注 2，惟其中加上了“元人”贺清权成都，与赵氏原文“贺靖权成都，录...”意思大异，这样的修改，失去了赵氏原文里更真实的意义。
赵氏原意是，贺靖在成都主政时，记录了成都屠杀事件的死亡人数，城外未记录下来。
考贺靖其人，明嘉靖《池州府志》：“丁黼字文伯，。。。中镝死菜畦内，时端平（此处应为嘉熙）三年也。兵退，贺靖复成都，收葬，闻于朝，赠光禄大夫、显谟大夫。。。。”
又据宋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又闻贺靖在白水”。
再据嘉庆《汉州志》：“刘可当，汉州通判，权州事。元兵至，与一宗室太保率兵守城。太保出城，往罗山谒贺靖借兵归。”
再据胡聘之篆《山右石刻丛编。张藻：梁秉钧碑》（碑现存于山西平遥县）：“嘉熙二年，蒙古军复破成都而去，。。。成都、汉州败军之将复立其城。”
因此，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所述，贺靖在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地时据守在白水，即今剑门关以北，嘉熙三年时驻守在汉州西的罗山，应该是时任成都制置使丁黼的部将，他和其他被蒙古军击败的宋军将领，在阔端撤离成都后，从新占领了成都。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贺靖废而显忠乃管兵”，知贺靖曾被解除军职。
综上所述，贺靖实有其人，复成都后，他对成都城内被蒙古军队屠杀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而不是旧《成都府志》里说的是元人笔记记载的更二手资料。赵枋所引《三卯录》的这段文字，从语气来看，极有可能是熟悉朱异孙的人写的，甚至是朱本人写的，因此，这段保存在《史母程氏传》里的关于蒙古军队屠成都城的史料，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3。按《新五代史》，后蜀孟知祥投降北宋军队时所上缴的户籍为五十万四千零二十九户，依平均每户5人的保守计算，成都在五代末的人口约为250万，这应该是成都在古代人口最高数字，而在两宋时期，中经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变乱，成都的繁荣有所减低，南宋时期蒙古侵蜀以前，由于四川未曾有过战争，大批中原人士避难于此，成都呈现出又一次繁荣。其间只发生过短时期的吴曦叛乱，但吴曦叛乱仅局限在汉中地区，成都未曾波及，且吴曦叛乱还未造成战争和变乱就被讨平。经端平三年阔端军队的短时期占领（但未见屠杀的记载），成都人民开始逃亡，人口应该有所减少，但估计在嘉熙三年的屠城时，人口达到140万以上还是可能的。
按明正德《姑苏志。卷一》，德祐元年（1275 AD），苏州有户数329,603，按最低每户5人计算，约165万人，苏州在南宋时是和成都规模等级的城市（甚至可能户数比成都少），苏州能达到超过150万，成都也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因此，《史母程氏传》里所记载的蒙古军队屠杀成都140万人一般可信。
#4。《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荓o免者。火光照百里。”
按：《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荓o免者”，可作为#3的一个旁证。
#5。宋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公论时政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被敌祸，十有余祀，精兵劲卒，死亡什八。”
这段文字说明了，自从蒙古初期侵蜀，迄余玠治蜀之初，四川的军队因战争而减员达80%。
#6。元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社会》。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绍兴户数》。
#8。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与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他们都同意，两宋的户数是比较准确的，惟平均每户人头数变化很大，难以确定，这也可从#10看出来。何炳棣认为：“宋代的户数对复原全国人口总数是有用的。”而且，何炳棣也得出了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包括宋、金在内，中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一千万。
#9。这是最保守的比例，参愚人：《谈谈东汉以来全国和四川人口及其他》（《新观察文库》）。这个每户为5人的最保守比率，在何炳棣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坚持的（# 8）。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
#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数》。
#12。脱脱，《元史。地理志二》。
#13。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巩昌路有“户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二”，而成、西和、阶仅占其中十五州里的三州，可估计有户数约0.9万。
#14。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成都路：户32,912，口215,888；广元路：户16,442，口96,406；潼川路缺；重庆路：户22,395，口93,535；夔州路：户20,024，口99,598；顺庆路：户2,821，口95,156；绍庆府：户3,944，口15,189；叙州路缺。因为叙州路在宋、元以前人口很少，所以我们忽略去它的户数。因为原属潼川府路的包括泸州在内的许多大县，现已属重庆路，此时的潼川路仅有州二、县四，比顺庆路规模还小，我们可以用顺庆路的数字作为它的近似数字，但是，顺庆路的户数有偏差，与其口数比较起来，户数过少，我们用其人口数反过来估计其户数，顺庆路的人口数是95,156，如果以每户5人计，则其修正后的户数是19,031，最后，我们得到潼川路的估计户数19,031。我们由此算得总户数为152,810。
#15。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兴元府属三州有户2,149，口19,378。
#16。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及《明史》。
#17。Hungerford, T. W. (1974), Algebra,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Heidelberg, Berlin.
#18。Ireland, K. and Rosen, M.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3.4 in A Class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umber Theory,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p. 34-3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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