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你敢研究历史学中的这对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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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用戶匿名發帖 發表於 2017-1-9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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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你敢研究历史学中的这对矛盾吗》

    作者:赵自強


    我国学者被“文革”搞怕了,尽可能迴避风险,不去碰那些有尖锐矛盾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是一种相当困难,相当烦心的科研工作,尤其是研究中华文化起源问题,早就有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就是,司马迁在2100年前的《史记》中提出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和1654年德国的“洋鬼子”,基爾什爾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

    面对这对不能同时成立的尖锐矛盾,我们是不能鱼翅熊掌兼得的,只能弃一取一。而这种选择对错难测;这不仅是课题难,关键是政治风险大。因为政治这种东西,常常翻云覆雨,动不动给你扣上卖国贼,不爱国的大帽子。这樣一来,你还敢研究这种危险课题吗?

    但是,这个禁区又是历史家不能迴避的基本问题!因为你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就必须研究起源问题,并回答这对矛盾谁是,谁非?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的问题!

    在实践中,如果你用爱国不爱国的老尺子,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那么,司马迁的理论就是真理,基爾什爾的理论就是谬误。如果你用追究事实真相的新尺子,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那么,司马迁的理论就是谬误,基爾什爾的理论就是真理。这一点,我在第一篇“博客”中作了专题陈述。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之后,政府就在本世纪初,命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攻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但很遗憾啊,八年过去了,这两个“工程”离完成,还遥遥無期呢!

    由此可见,这两个“工程”的难度很大。因为它们并非今天才有的问题,而是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已经研究了2500年的“老大难”。由于这两个千古之谜难于解決,这就使我国上古史研究陷入了迷茫、徘徊、窒息,甚至死亡的困境中。面对这种困境,我在第一篇“博客”中刺激了一下死水一潭的史学界,以十分鲜明的态度,重新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真实可信的问题。而这可不是猜想,更非臆断;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

    因为我对“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和“西来说”,这对矛盾作了长期研究,比学者们研究“两个工程”的时间,还要早十四年。总起来算,到现在,我已经研究了22年。研究方法也和众家截然不同,是将中国埃及文獻文物,以及古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由于方法得当,资料吻合,两个“工程”在我的研究中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我把研究成果简要的写成了《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是在外国发生的》一文。其中黄帝至夏朝,这15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商朝5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底比斯的;西周3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东周一分为二,宜臼(周平王)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巴比伦的,他弟弟伯服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土耳其的;西秦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直到公元前384年,秦獻公东征诸侯国,12年后,即公元前373年,秦獻公将“七雄”赶入中国,并迁都中国咸阳。从此,中国国都正试建于现在中国境内。

    这些史实,既有大量中国文獻记载,同时又有确凿的埃及文物证明,并且还有中埃两国许许多多相同相似的图画和象形文字映证。可是,学者们受司马迁的错误思想束缚,末研究过埃及资料,观念凝固在两千年前司马迁的错误思想中,不敢前进一步,甚至连祖宗遗留的文獻资料也不敢相信,疑古学家否定一切的“学术成果”,不是这樣吗?由于我们的种种错误,学者们连埃及出土的我国文獻记载的真实文物也不敢研究。就这樣,我们在司马迁的熏陶下,思想被“伟人”的错误理论弄得神魂颠倒了。

    你想啊,搞历史研究连记载历史的三个基本要素——文獻、文物、古文字,都不去研究比较,这学问做得糟糕不糟糕,还怎么谈得上研究历史呢?那成果怎能不错呢?

    好在现在改革开放了30多年,政府出题叫我们研究“两个工程”,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不听相反意见,看到《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是在外国发生的》题目,就嚇破了胆。这种水平,如何搞研究呢?

    从今天史学研究的成果来看,一部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可以象数理化一樣,反复用文獻文物验证的历史,是有科学规律可寻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学术权威跟著“伟人”,把我国上古历史搞成了一部虛無飘渺的神话史!这就使我们的上古史研究,在司马迁的错误基础上,雪上加霜。

    而今天走到这种学术困境中,并不明白,我们的思想,还象欧洲中世纪人的僵化思想,自己不敢思考,不敢研究;还看不得新东西,新观点,新理论;怕事实,怕科学,怕真理。你想啊,精神状态如此糟糕,听到相反意见,就象白天见鬼,嚇得魂飞魄散,这种人,怎能沖破困难,去发现真理呢?

    事实上,我们要想研究真实的历史,反映客观的过去,揭示尘埃埋藏的事实真相,就必须用一切方法,包括独辟蹊径,另起炉灶,“反客为主”,甚至从相反的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既然用了八年时间正面久攻不克,即就应当再从侧面或反面研究,怎能一根筋的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为什么不从批判的角度,重新研究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不从称赞的角度,重新研究基爾什爾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为什么不化点时间研究研究埃及出土的文物和古文字呢?硬要用先入为主的偏见去看待末知的上古历史呢?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说:“啟蒙运动的信徒,是兴趣观点不拘一格,抱怀疑态度,要追究答案的人,他‘把偏见、传统、古典、权威,一致赞同。总之,一切令群众敬畏之物,都踩在脚下。他敢自己思考,跃升到最明白的通则之上,检验它,讨论它’”(1)。

    林恩·亨特又说:“19世纪末的历史学者认为:科学化的历史是客观的,因为它不涉及哲学或理论,最优先考虑的是事实。法国史学家莫诺在1900年的‘第一届国际历史学者大会’的开幕会议中告诫自己的同行说:‘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是虚有其表的骗人的道德教训。要事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一概不要’”(2)。

    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必须“敢于自己思考”问题,“追究答案”,把“一切令人敬畏的,权威、传统、偏见,踩在脚下,去检验它,讨论它”。我们“要事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一概不要”。

    不论他是司马迁,还是基爾什爾;也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代表真理,我们就拥护他。他说的是谬误,我们就批判他,概莫能外!因为科学和真理是無私的,無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

注释:
(1)(2)(美)乔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历史的真相》第25、6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