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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擔现代知识分子的大任
中国文人古来称士，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五个等级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级处于庶民之上的统治者。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统治者的宗族血统，更多表现在它具有见识上的一己之长。士不再是从前的兵士、卫士，而更多是学士、策士。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百家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子，都属于新崛起的这个士的阶层。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無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文化的原创性，在此后的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成了绝响。继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漢高祖等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帝国，一直到满清帝国的覆灭，这前前后后２０００多年，构成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比西方的中世纪早开始约５００年，卻又晚结束约５００年，比西方中世纪长一倍时间，长了整整１０００年，且几乎是从公元元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这里是否暗含了某种神谕？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国文化只具备一种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爱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备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希伯来人先知所倡导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求知精神。就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但由于二者都在元精神上有所缺陷，所以無论哪一个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也即人类精神受到某种蒙昧困扰的时期；只不过西方文化发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纪只有１０００年，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中世纪则正好是２０００年，从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９世纪。另一方面，無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现在都面临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世纪的开端（２０００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谕，天命所归？读者诸君，能解其中的奥秘吗？还有第三方面，即中国文化正处于冉冉上升之势，西方文化则处于悠悠下降之态，虽然一升一降，卻是無论中西都将享有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端，是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开端，我对这新的千年世纪满怀幸福的渴望，这与耶稣基督所预告的“千年至福”有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多么神妙！回到原话题。由于先秦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巨大的文化原创性的体现，这一时期的确曾经展示过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孔夫子开创了私人办学授徒的纪录，显示了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寶贵的，正是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繁榮，独创了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的精神，并具体植根于孝悌的实践的习俗之中。这种元精神直贯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的历史，虽然在近半个世纪受到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打击。但秦始皇的一统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创的时代，尤其漢武帝时期“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更是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中国中世纪２０００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极权政治的循环，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況２０００年来变化极少，中国人虽然拥有大量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可是并没有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無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的精神根源。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表现出来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语言的趋于统一，文字书法的趋于简便，文艺表现形式的趋于丰富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这２０００多年中对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量的增长是缓慢的，尤其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增长更几乎是毫無长进。先秦时期曾经很有原创性的儒家学派，在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完全变成了只知一味复古述古、一味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兴起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儒家经典更是成了历代读书人攀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夫子的仁爱的主张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们口头上的面子话。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原先在孔子时代曾经具有的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纪时代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种丧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者的無情的打击、迫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读书人把科举入仕看作是自己惟一的出路，从而心甘情愿捐弃
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利，做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读书虫。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漢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明儒王阳明等，一个方面是把儒学改造成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的内容从意義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天理”。另一个方面即是把儒学变成普适的知识，其实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中国人既没有如古希伯来人那樣的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如希腊人那樣的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無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精神根源。除非具有真信仰精神传统和真求知精神传统的西方人用武力粗暴地打破这种中世纪無限的蔓延，中国人恐怕只能永远在中世纪的夢魇中沉睡下去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白的逻辑和历史。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的文人或读书人，他们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散播者。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根本不具备任何稍稍不同于这两种伪精神的语言，即使他们成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贽、黄宗羲，他们也無法自己独创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就将终生染上这种伪精神的印迹而难以消失。要改造伪精神传统只有惟一一种办法，便是开放国门，让西方人进来，让中国人到西方去。更简便的则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中自由流通，任它自由洗濯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迹。阻碍这种办法得到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言，传统的中国文人。要想使中国传统的文人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实在是太难了。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樣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汤因比……可见，在一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为零，也只能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文人尚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擔知识分子大任的肩膀。第一、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不说全部，也至少９０％以上是士大夫官僚，当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于功名，攀龙附凤。也难怪，“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投身科举是中国文人惟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难理解，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权术，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至于处于乱世，投身暴动，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会，那無关思想事，当别论。在中世纪的极权社会，不要说批判社会，即使说话稍不顺极权者的意，轻则遭贬，重则丧身，更严重者甚至株连九族。统治者防口如防川，岂容你批判！第二，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公开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武器，最后至多是恨恨地诅咒：“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没有真求知精神，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论武器，更没有可以令统治者遵守的法律，没有通行全社会的理性的公正。中国人只有刑和禮，而且“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第三，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具有了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才可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不要说中国文人，除了极权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两种活法：要么顺从，要么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极少有可能。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文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因此，只能大量产生文人，不可能产生知识分子。硬要只接受过伪信仰精神和伪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国文人充任知识分子，自然是強人所难。“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無行，同樣自古而然。中国文人实在如同一块难雕的朽木。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西风东渐并行。西方人憑借船坚炮锐的优势強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信仰精神与求知精神的传入与灭国亡种的耻辱和忧愤同时在少数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激起了怒潮。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著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著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人们，以及“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实际上的独裁者们，在近一个世纪中相继表演。在近１００多年中，中国正以蹒跚的步子迈向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国人很艰难；西方人也不轻松。事实上，西方文化正在从它１９、２０世纪的顶峰徐徐降落，与此相反，东亚、中国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笔者对２１世纪开始的新的千年世纪的中国文化还抱著希望。这也是促使作者撰写本书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同时拥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仰“真”、追求“善”、热爱“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仍旧沉浸在伪精神中的中国文人尽快壽终正寝，他们才是新文化诞生的最致命的阻力。顺便说一句，我赞成继承孔子的爱人的精神，还有他具体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内外鼓吹的“新儒家”卻令人遗憾，他们的空论更多叫人感到，他们仍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类。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人作出忏悔。
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
在摩罗一本散文集的编者的话中，编者孤零零地引用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据说，这曾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这种全称判断式的语句的确有毛病，但如果再加上一句补充的话：“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我想，大概就变得准确了。今天人们正在媒体上议论（胡风事件中的）“舒芜现象”，我仍想重新提一下中国文人的卑鄙问题，而不想仅对舒芜先生一个人的行为多加指责。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多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忏悔原本就是人们自觉自主的事情，别人是無法強加的。相反，我倒是更认为，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人作出忏悔。好有一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中国文人共同的卑鄙行为—— 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搞逼供信……直到根本莫须有构人以罪等等，就像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迫害犹太人一樣，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卑劣行径和罪行，而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或某一群体的人们的共同的劣根性。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根性的根源。国文人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最重要的载体，虽然，它也可能是中华民族高尚美德的重要的载体，但这里我们暂不讨论高尚美德，而只谈卑鄙的劣根性。中国文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就已经奠定了行为卑鄙的历史传统。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西方文人的传统是由两位烈士奠定的。一位是宗教先知耶稣，另一位是哲学智者苏格拉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苏格拉底则死在法庭判给的毒酒之下。两个人都死得非常壮烈，没有乞求，没有悔过，更没有自辱，甚至也不想到逃走。两个人都表现出了強烈的个人主体性的人格。由于有这樣的传统，西方历史上文人多数的社会成分是教士或自由职业者。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由孔、孟、老、庄等圣人奠定的。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中国文人的直接的祖先其实并不是孔、孟、老、庄，而是商鞅、韩非、李斯这三个枉死鬼。这三个人既是秦王朝以来兴起的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的集大成的大功臣，又是该体制之下最早的一批枉死鬼。韩非为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官场化社会的历史传统的最早的设计师，最后他死于秦始皇和李斯的共同的陷害之中。李斯是直接邦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功臣，也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为中国文人设计了社会成分的设计师，他最后同樣死于他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他同他的儿子一道被腰斩。他的“以吏为师”一语界定了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的社会成分——官吏、准官吏、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濳官吏。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这樣一群终生围绕官场为之奔走、效劳的官迷，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根性的根源。到了近现代甚至更甚，文人们都只能靠官府发给的薪水过活，而且还要论资排辈。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后备军，死了秦皇又有刘皇、李皇、赵皇、朱皇……另一方面，向下成了灌输愚昧教唆卑鄙的教师。如此直接的历史结果即是中华文明、中国人的思维成就在近代比之西方的愈来愈甚的低下。面对新的世纪，卑鄙的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徹底的集体的大忏悔呢？虽然这种忏悔仍然必须是文人们自觉自主地进行的，没有人能強迫，也不应该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強迫，真正能強迫人们的永远都只能是人们自己的良知和良心。我写此文的原意，無非是希望在新的时代能多有一些新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以取代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無耻、無格的中国文人。这也正是新的世纪中国希望之所在。
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樣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汤因比……可见，在一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为零，也只能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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