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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550)： 中国人迷失了上帝
中国人也有原罪意识
也许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刹那起，人神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商人祭神仪式的盛大与热烈是人类历史上其它民族所無法与之相比的。那忘卻羞耻的裸舞、那在酣畅的酒醉中与神的沟通、那在浓煙烈火中渐化为灰烬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辉煌与惨烈、那依次摆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铜彝器，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欲修复人神关系的迫切愿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还是人，神人两相隔绝的局面并未因此改变。更有甚之，上帝不仅连永久统治天下的特权都没有给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后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上帝信仰随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竟把上帝当成了纯粹西方人的神祗。
发生于商周时代的信仰巨变是极其突然也是令人费解的。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虽然商人的上帝同希伯来人的上帝都具有同樣的至高無上性，但令人無法忽略的是，表现在人神关系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导致上帝后来在中国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希伯来民族的人神关系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并且可以亲耳聆听上帝的话语。而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那儿，人神关系卻是间接的。商人的世界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系统，上帝不仅主宰著天地自然、人间祸福，还统辖著一个由祖先诸神和自然界诸神以及使者组成的帝廷。商王若对帝有所祈求，从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往往以帝廷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祷，先祖“宾”于上帝，再转达人王之所求。（在卜辞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谒见上帝称为“宾”。）在商人的观念里，去世的祖先将直接到达神界，与神处于同一界域之中，人间、神界虽两相隔离，但人憑其与祖先的血缘连接再通过一定的巫觋仪式就可以实现与至上神的交通。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有求于某行政长官，因碍于情面、底气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与自己熟悉同时又与这位长官关系密切的人邦助自己疏通一樣。商人在人神关系上的这种处事方式为以后泛滥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关系学播下了一颗功利的种子。
在已经发现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卻仍然保留了原始意義上的祖宗魂灵崇拜和自然诸神崇拜，这的确令人大惑不解。显然，殷商时代的中国先祖远远缺乏一种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他们没有足夠的勇气与至上神直接交谈。那么，当时的中国人仍深陷于原罪意识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什么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宾于上帝？是什么使他们倾其所有甚至牺牲人类自身的生命近乎疯狂地来朝拜上帝？是什么使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讨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灵，借助于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进的吉言为人类自身讨回一点平安？这让我们更有理由肯定原罪意识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商周之际的信仰巨变的标志之一也许正包括原罪意识的存在与丧失。周代建立之后，人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这同商代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那樣，商周文獻中竟無法找到任何有关宇宙起源神话的踪影。那是因为我们深浸于原罪意识中的先祖耻于谈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创世故事隐藏在每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们只能用疯狂的裸舞来表达他们对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不以裸露为耻的童真时期的向往和怀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琼浆来取悦于神，同时也让自己在迷醉中渲泻内心的忏悔与痛楚。青铜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了猛兽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对人自身的憎恨。遍布于青铜禮器上的饕餮、龙夔等纹饰深刻地表达了先祖那种被神抛弃的痛苦和灵魂中的动荡与不安。那个在史书中被万世唾骂其实一直在为商族的命运忧心如焚的纣王在兵败后登上鹿台，衣其寶玉衣，从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禮品，而人牲又是他们给予上帝的至尊奉獻，玉器环身以焚几乎就是人对上帝的最崇高的禮祭。纣王把自己当成了整个商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人祭的牺牲，这是怎樣的疼痛与隐忍！
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只能来源于上帝。希伯来人在穿越两千年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并在他的伟大救赎中恢复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临一千年前的东方，信心的丧失和对人类命运的強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另一极。中国先祖很快由极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抛弃走上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
这也许是一种通常意義上的文化早熟，但绝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这种早熟为儒家文化——一种虚假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在中国的兴起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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